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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努力做一个不退场的跑者

阎连科 少数派悦读 2021-09-29


努力做一个不退场的跑者,这是我在战胜死亡恐惧之前的一个卑微的写作希望。——阎连科


时间与生命 

文/阎连科


生命与时间是人生最为纠结的事情,一如藤和树的缠绕,总是让人难以分出主干和蔓叶的混淆。当然,秋天到来之后,树叶飘零,干枯与死亡相继报到,我们便可轻易认出树之枝干、藤之缠绕的遮掩。

我就到了这个午过秋黄的年龄,不假思索,便可看到生命从曾经旺茂的枝叶中裸露出的败谢与枯干。甚至以为,悦然让我写点有关作家与死亡、与时间的文字,对我都是一种生命的冷凉。但之所以要写,是因为我对她与写作的敬重。还有一个原因,是朋友田原从日本回来,告诉我了一个平缓而令人震颤的信息,他说谷川俊太郎先生最近在谈到生命与年岁时说道:“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

谷川俊太郎

富有朝气、卓有才华的诗人兼翻译家田原,年年回来总是给我带些礼物。我以为他这次传递的信息,是他所有礼物中最为值得我收藏的一件。在日本的亚洲文学,或说世界文学,大江健三郎、谷川俊太郎和村上春树,约是最为醒目的链环。他们3个人中,诗人谷川俊太郎年龄最长,能说出上边的话,一是因为他的年岁,二是因为他的作品,三是他对自己作品生命的自省和自信。

由此我就想到,于一个作家而言,关于时间、关于死亡、关于生命,可从三个方面去说:一是他自然的生命时间,二是他作品存世的生命时间,三是他作品中虚设的生命时间。

自然的生命时间,人人都有,无非长短而已。正因为长短不等,有人百岁还可街头漫步,有人早早夭折,如流星闪逝。这就让活在中间的绝大多数,看到了上苍对人的生命之无奈的不公,滋生的人类生命本能最大的败腐,莫过于对活着的贪求与渴念,因此膨胀、产生出活着的无边欲望和对死亡莫名的恐慌。

我就属于这绝大多数中最为典型的一个。在北京,最怕去八宝山那个方向。回老家最害怕看见瘫坐在村口晒阳的老人和病人。

十几年前,我的同学因为脑瘤去世,几乎所有在京的同学,都去八宝山为他送行,唯独我不敢去那儿和他最后见上一面。可是结果,大家去了,在伤感之后,依然照旧地工作和生活,而我却每天感到隐隐的头痛头涨,严重起来如撕如裂,于是怀疑自己也有脑瘤,整整有半年时间,不写作,不上班,专门地托亲求友,去医院,找专家,看脑神经、脑血管和大脑相关的各个部位。

单各种CT和核磁共振的片子拍得有一寸厚薄。医院和专家,也都不惜你的钱,看见小草就说可能会是一株毒树,不断地引领你从感冒的日常遥望癌症的未来,直到最后在北京医院求见了一位80多岁的脑瘤专家,他在比对中看完各种片子,淡淡问我:“你看病自费还是报销?”我说:“全是自费。”他才朝我一笑,说你的头痛头涨,还是颈椎增生所致,回家按颈椎病按摩去吧。

实话说,我常常为死亡所困,不愿去想人的自然生命在现实中以什么方式存在才算有些意义。躲避这个问题,如史铁生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清弄明的执著一样。比如写作,起初是为了通过写作进城,能够逃离土地,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些,让自己的生命过程和父母的不太一样。

后来,通过写作进城之后,又想成名成家,让自己的生命过程和周围的人有所差别。可到了中年之后,又发现这些欲望追求,与死亡比较,都是那么不值一提,如同我们要用一滴水的晶莹与大海的枯干去较真儿。

诚实坦言,直到今天,我都无法超越对死亡的恐慌,每每想到“死亡”二字,心里就有种灰暗的疼痛。会有种大脑供血不足的心慌。就是两三年前,北京作协的老作家林斤澜先生因病谢世,我找不到理由不去八宝山为他送行,回来后还连续3个晚上失眠烦恼,后悔不该去那个到处都是“祭”字、“奠”字和黑花、白花的地方。

现在,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继续写作,我就对人说:“写作是为了证明我还健康地活着。”我不知道这句话里有多少幽默,有多少准确,只是觉得很愿意这样去说。因为我不能说:“我写作是为了逃避和抵抗死亡。”那样会觉得太过正经,未免多有秀演。可把死亡和写作,把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和文学联系在一起时,我实在找不到令我和他人都感更为贴切、更为准确,又可信实的某种说辞。

我常常在某种矛盾和悖论中写作。因为害怕和逃避死亡才要写作,而又在写作中反复地、重复地去书写死亡。我说《日光流年》是为对抗死亡而作,其实也可以说是因恐惧死亡而悠长的叹息。《我与父辈》中有大段对死亡浅白简单的议论,那也其实是自己对死亡恐惧而装腔作势的呐喊。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间、什么年岁可以超越对死亡的恐慌,但我熟悉的谷川俊太郎先生,在年近80岁时说了 “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那样的话,让我感到温暖的震撼。

这句对自然生命与未来死亡的感慨之言,我希望它会像一粒萤火或一线烛光,在今后的日子里,照亮我之生命与死亡那最灰暗的地段和角落,让我敢于正视死亡,如正视我家窗前一棵树木的岁月枯荣。

如果把人的自然生命视为一条某一天开始流淌、某一天必然消失的河流,于作家、诗人、画家、艺术家等等相类似的人而言,从这条河流会派生出另外的一条河流来。那就是你活着时创作出的作品的生命时间。

曹雪芹活了大约40几岁,而《红楼梦》写就约近250年,似乎今天则刚入生命盛期。没有人能让曹雪芹重新活来,腐骨重生,可也没有人有能力让《红楼梦》消失死去,成为废纸灰烬。卡夫卡41岁时生命消失,而《城堡》、《变形记》却生命蔓延不衰,岁月久长久长。

他们在活着时并不知自己的作品会生命久远,宛若托尔斯泰活着时,不对自己的写作和作品充满信心。一个画家不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长命百岁,并不等于他不理想着自己的作品生命不息。

一个作家之所以要继续写作,源源不断,除了生存的需求,从根本去说,他还是相信,或者侥幸自己可以写出好的乃至伟大的作品来。如果不怕招人谩骂,我就坦然我总是存有这样侥幸的莽撞野愿。

但我也知道,事情常常是事与愿违,倍力无功,如一个一生长跑的运动员,到死你的脚步都在众人之后。你的冲刺只是证明你的双脚还有力量的存在,证明你在长跑中掉队但没有选择放弃和退出。如此而已,至多也就是鲁迅歌颂的“最后一个跑者”罢了。

在中国作家中,我不是写得最多的,也不是最少的;不是写得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我是挤在跑道上没有停脚者的一个。跑到最前的,他在年老之后,可以坦然地站在高处,面对夕阳,平静而缓慢地自语:“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因为他们在时间中证实并可以看到自己作品蔓延旺茂的生命,而我于这些证实和看到的,却是不可能的一个未来。何况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阅读的时代。何况已经有人断言宣布:“小说已经死亡!”\'

在我来说,我不奢望自己的作品有多长的生命力,只希望上一部能给下一部带来写作的力量,让我活着时,感到写作对自然生命可以生增存在的意义。

今天,不是文学与读书的时代,更不是诗歌的时代,可谷川俊太郎的诗在日本却可以每部印至3万余册,一部诗选集印刷50余版,80多万册,且从他20岁到79岁,60年来,岁岁畅卖常卖。这样我们对诗人已经不可多说什么,就是聂鲁达和艾青还活着,对今天日本人痴情于某位诗人的阅读,也只能是默默敬仰。

这位诗人太可以以“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的姿态面向未来。 而我们一生对写作的付出,可能只能换回当年滥俗的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如此虚胖的豪言,也是写作的一种无奈。

作品的存世,只能说明我们活着的方式。希望自己写出传世之作,实在是一种虚胖的努力,如希望用空气的砖瓦,去砌盖未来的楼厦。但尽管明白如此,我还是要让自己像堂吉诃德一样战斗下去,写作下去,以此证明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某种方式。

“决然不求写出传世之作。一切的努力,只希望给下一部的写作不带来气馁的伤害。”这是我今天对写作、对自己作品生命的唯一条约。

努力做一个不退场的跑者,这是我在战胜死亡恐惧之前的一个卑微的写作希望。

节选自阎连科散文集《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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