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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九十回顾谈今生

王鼎钧 少数派悦读 2021-09-29

王鼎钧,1925年出生于山东兰陵,1949年到台湾,服务于(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曾担任过多家报社副刊主编,1979 年应聘至美国的大学任教,之后定居纽约至今。王鼎钧的创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著作近四十种。从六十年代早期的作品到1975年《开放的人生》,再到八十年代初期《作文七巧》,其“人生四书”、“作文四书”等作品在台湾销行极广,至今不衰。自七十年代末期起,王鼎钧开始了《碎琉璃》等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1988年出版《左心房旋涡》。从1992 年至2009 年,王鼎钧历时十七年陆续发表“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2013年在大陆出版)。


人到某个年龄就只能谈他自己了,可是要想谈得好很不容易。有学问的人说,人有三个“我”,一个是别人认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是自己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两者之外还有一个“真我”。别人眼中的我,自己心中的我,有很大的差别,至于那个“真我”是什么样子,据说没有人知道。所谓知己,就是“别人眼中的我”正是“自己心目中的我”;所谓错爱、谬爱,就是“别人眼中的我”高过“自己心目中的我”;所谓怀才不遇,就是“别人眼中的我”低于“自己心目中的我”。
  

谈到“文学与人生”,我们的前辈都说文学表现人生,批判人生,都说作品从生活里面产生,但是高于生活,既然文学与人生互为表里,那么谈我的文学我的人生,也就等于检查我的全部。世上最难做的题目就是写“我”,我说过,我是一个固执的人,追求完美,不能忍受缺陷和丑陋,写任何文章都字斟句酌,用狮子的力量搏兔。我说过,我是一个内向害羞的人,文章也中规中矩,结构严谨,文章里没有豪言壮语,也从不贪天之功,贪人之功。我说过,我是一个喜欢服从权威的人,喜欢用演绎法写文章,从来没打算立山头,开门户,从来没想过改变现状。我说过,我是一个勤能补拙的作家,我的天分不高,学习的环境也不好,我是困而学之,勉强而行之,知其不可而为之。
  

生活是时间的延长,生命的轨道像一根线,每个人都画了一根线条,我的这一根线就是漂流。据说当年我在襁褓之中,算命的先生批了我的生辰八字,他说我的命属于“伤官格”,不守祖业。“不守祖业”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说,父亲去查书,知道不守祖业可能是漂流,变成异乡人,无家可归,也可能是败家,做个败家子,倾家荡产。那年代西方工业国家的产品到中国来倾销,淘汰中国的手工业,造成农村经济破产,紧接着中产阶级崩溃,没等我长大成人,我家的祖业就败光了,轮到我,就只剩下漂流这一个选项了。我十二岁那年离开祖父留下的四合房,以后离开我们那一县,离开我们那一省,离开中国大陆,完全离开中国,越走越远,再也没有回去,这是我给“漂流”下的定义。
  

漂流是什么?漂流就是割舍,当年我们唱过一支歌,“母亲啊,谢谢你的眼泪,爱人啊,谢谢你的红唇,别了!这些朋友温暖的手。”今天还有没有人会唱这支歌?我一直寻找会唱这首歌的人,我们当年一起唱这首歌结成同盟,后来也互相把对方割舍了。想当年那些第一次离家的孩子,背包特别大,特别沉重,这个也得带着,那个也得带着。以后长途漫漫,脚不点地,背包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一面走一面丢。夏天行军,把冬天用的东西丢掉;晴天行军,把阴天下雨用的东西丢掉;人人穿草鞋,把妈妈做的布鞋丢掉;两只手可以捧水喝,把随身携带的水壶丟掉;最后,他有一条腰带,妈妈在里面缝了几块银元,爸爸亲手给他捆在腰间,叮嘱他千万不要离身,实在走得太远,实在走得太累,实在走得万念俱灰,也在攀山越岭的时候把那条腰带解下来,往那万丈山谷里头一丢。还有什么可丢的没有?身上每一块肉好像都是累赘。我们在漂流中学会割舍,人不需要他不能拥有的东西。
  

割舍对我的文学生活有帮助。对于我而言,文学好像是个任性的小姑娘,她不嫁给你,但是也不准你和别人恋爱,你必须对她绝对效忠而又不求回报。这就得能够像剃度出家一样,斩断尘俗的牵罣,然后升堂入室。我们的前辈常说“繁华落尽见真淳”,我认为繁华落尽就是割舍。漂流时期的割舍是一种训练,文学写作的预备训练。当年和我一起学习的小青年,成绩比我好,后来为什么都不写了?因为他入世越来越深,他的文学和许多是非恩怨、许多文学以外的目的缠在一起,他不能割舍那些东西,最后割舍了文学。
  

我的漂流是战争造成的,战争制造英雄,战争也制造流民——四方漂流的人。战争告一段落,所谓“战争状态”继续,一直覆盖了我的壮年和中年,我们在精神上、心理上仍然漂流。中国人口大规模地移动,几千万人的八字难道都是“伤官格”?当然不会,当年第一颗原子弹毁灭日本广岛,八万人死亡,这八万人各有各的生辰八字。有人说过,战争来了,人不必算命,因为命理在正常的社会里有效,在战争时期无效。
  

当年炮火连天,大家都说是非常时期。非常就是不正常,就是反常。在正常的社会里,人的打算是怎样跟别人一块儿活;可是战争相反,人的打算是怎么让别人死,或者跟别人一块儿死。平时做人,坏人也得冒充好人,战争时期做人,好人也得冒充坏人。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不但生辰八字不灵,《论语》《孟子》也不灵,《马太福音》也不灵,许多格言都得反过来说,例如助人为烦恼之本,损人利己为快乐之本。战争时期做人,你平时的信念、信仰、信心大半错误,可能危险,立即反其道而行,大致不差。我是基督徒,可是内战期间我是无神论。我认识一个老兵,他身经百战,我问他在战场上怕不怕,他说不怕,为什么不怕,他说不管战况多么激烈,部队不会全部阵亡,枪一响,有人先死,有人后死,也一定有人最后没死,死人越多,我就知道我活到最后的机会越大,我反而觉得安全。这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想法,完全出乎你我意料之外。
  

战争就是破坏,这话也没错,我们都说百年树人,树人要百年,战争破坏一个人只要一旦。欧阳修说,“人难成而易毁”。我对自己的成长没有规划,像水一样流到哪里算哪里,大江东去,浮萍不能西上,我在漩涡里一圈一圈地打转,一小段一小段挣扎。不能改变环境,只有改变自己,我是千刀万剐、割断千丝万缕。一九四九年我脱离战场,漂流到台湾,我的世界已经破碎,我居然还想当作家。别人只看见我没有天才,没看出我没有完整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作品是作家的小宇宙,破碎的世界不能产生宏大的完整的作品,我是困而学之,勉强而行之,知其不可而为之。难怪我不能写小说,写长篇小说你要有一座森林,我只有满街的落叶,难怪我一出道就写杂文,号称短小精悍的八百字专栏,我是把一片一片落叶捡起来,没有统一的精神面貌。我有自知之明,那些文章我不保存。
  

用今天的说法,我到了台湾需要“人格重建”,那时候,“人格重建”这四个字还没有在台湾出现。我只知道我是一只野兽,受了伤,需要找一个洞穴藏起来,用舌头舐自己的伤口。台湾不是我的洞穴,台湾是一架探照灯,老是对准我照明。我转过身去求孔子,求基督,他们开的药方能治标,不能治本。看样子我得的是糖尿病,人跟病同生共死。天下事难测难料,我在大陆的时候没想到能到台湾,我在台湾的时候没想到能来美国。我居然能漂流到地球的另一半,跟我的前半生头顶上不是一个天空,这一次可以大割大舍了吧,可是不能,我肩上扛的、手里提的,仍然是那一堆碎片。
  

在纽约,我接触到佛教。谢天谢地,世界上还有个佛教,我把那一堆碎片交给他,他为我缝了一件百衲衣。百衲衣也是一种完整,而且菩萨不用针线,天衣无缝。那些年,大环境改革开放,有长期的和平,非常时期回到了正常,《论语》《孟子》又管用了,《马太福音》又管用了,我也恢复了有神论,有神论无神论都有缺点,有神论的缺点,无神论可以补救,无神论的缺点,有神论不能补救。历史只是匆匆忙忙地转了一个弯儿。山川壮丽,物产丰隆,我吃儒家五谷青菜,吃佛家的山珍海味,吃基督的牛油面包,我的人格重建就在这段时间完成了。我豁然贯通,知道人生是怎么一回事,也知道文学艺术是什么,我这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才有能力写回忆录。这一段心路历程,一言难尽。总而言之,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儒家给我接生,基督教给我喂奶,
  

生活给我跌打损伤,佛法给我治疗。大环境提供了最适合疗养的气候,我能定、静、安、虑、得,能恢复健康。医院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最有秩序的地方,可是我不能永远住在医院里,出了佛教这个医院,我回去站在孔夫子的大门口,对南来北往的人说,基督很好,佛陀也很好。
  

这时候,对一个作家来说,我已经过了我的高峰期。写散文,我还可以拉长,写小说,我很难堆高,编剧,我不能缠紧。拉长,堆高,缠紧,不仅是有没有这个技术,不仅是有没有这个天分,更是你还有多少生命力可以燃烧。我能知不能行。孔夫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说等一等,不能起而行,可以坐而言,古圣先贤讲承传,不能承,可以传,朝闻道,夕传可矣。我不能收割,可以撒种,让后人收割,我毕竟也收割过。《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现在知道撒种为什么流泪。两座山中间有一片高原链接起来,两个伟大中间有无数的平凡链接起来,用文学史的眼光看,也许我们都是链接。
  

当年巴尔扎克想到巴黎去搞文学,他的一个长辈对他说,你要想清楚,艺术里头是没有中产阶级的,他的意思是说,搞文学艺术,要么就成为大家,要么就什么都不是。我是文学里头的中产阶级,也许我可以证明文学也可以有中产阶级。也许我可以证明,人可以经过学习经过训练成为作家,但是他的成就有一个限度。我坚决相信中国还会有伟大的文豪产生,就像《旧约》里头那个老祭司,坚决相信弥赛亚会来。在他没来之前,我们的责任就是守护祭坛,准备迎接。直到有一天他来了,他一定会来。
  

这些年,我在纽约,只要有人找我谈文学,我知无不言;只要给我时间,我言无不尽。有人说,哥伦比亚大学是什么地方,NYU(纽约大学)是什么地方,你也敢来说长道短,我不揣冒昧;有人不喜欢听,说我讲得滥,我不计毁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揣冒昧,不计毁誉”,这是我的“四不”,这是我对文学播种,对社会回报,也是给未来的大文豪织一条红地毯。





王鼎钧先生今年已经95岁,他一个人走完了中国现代史的历次重大转折,他的回忆录“写尽了20世纪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马国川说:王鼎钧先生记录了一代中国人血泪辛酸,和中华民族最重要的集体经验和历史教训。但愿这些经验和教训时时警醒后人,让中华民族最后能够以尽可能少的代价抵达光明的彼岸。

北大教授王奇生说:大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小,小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大。史学家的回忆录重实不重文,而文学家的回忆录重文不重实。王鼎钧却能兼具其长而兼避其短。

王鼎钧在台湾被称作“一代中国人的眼睛”,他的作品家喻户晓,几乎达到“凡有井水处,即见鼎公书”的境界,”但是在大陆却长期被忽略,以至于近乎绝迹。为此先知书店诚意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三次上架,三次售罄,最新补货,感兴趣的书友,可识码收藏。
本文选自《活到老,真好》,王鼎钧/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转自公众号:私人史。

▍延伸阅读

王鼎钧:讲理

王鼎钧:与生命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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