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九十回顾谈今生
人到某个年龄就只能谈他自己了，可是要想谈得好很不容易。有学问的人说，人有三个“我”，一个是别人认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是自己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两者之外还有一个“真我”。别人眼中的我，自己心中的我，有很大的差别，至于那个“真我”是什么样子，据说没有人知道。所谓知己，就是“别人眼中的我”正是“自己心目中的我”；所谓错爱、谬爱，就是“别人眼中的我”高过“自己心目中的我”；所谓怀才不遇，就是“别人眼中的我”低于“自己心目中的我”。
谈到“文学与人生”，我们的前辈都说文学表现人生，批判人生，都说作品从生活里面产生，但是高于生活，既然文学与人生互为表里，那么谈我的文学我的人生，也就等于检查我的全部。世上最难做的题目就是写“我”，我说过，我是一个固执的人，追求完美，不能忍受缺陷和丑陋，写任何文章都字斟句酌，用狮子的力量搏兔。我说过，我是一个内向害羞的人，文章也中规中矩，结构严谨，文章里没有豪言壮语，也从不贪天之功，贪人之功。我说过，我是一个喜欢服从权威的人，喜欢用演绎法写文章，从来没打算立山头，开门户，从来没想过改变现状。我说过，我是一个勤能补拙的作家，我的天分不高，学习的环境也不好，我是困而学之，勉强而行之，知其不可而为之。
生活是时间的延长，生命的轨道像一根线，每个人都画了一根线条，我的这一根线就是漂流。据说当年我在襁褓之中，算命的先生批了我的生辰八字，他说我的命属于“伤官格”，不守祖业。“不守祖业”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说，父亲去查书，知道不守祖业可能是漂流，变成异乡人，无家可归，也可能是败家，做个败家子，倾家荡产。那年代西方工业国家的产品到中国来倾销，淘汰中国的手工业，造成农村经济破产，紧接着中产阶级崩溃，没等我长大成人，我家的祖业就败光了，轮到我，就只剩下漂流这一个选项了。我十二岁那年离开祖父留下的四合房，以后离开我们那一县，离开我们那一省，离开中国大陆，完全离开中国，越走越远，再也没有回去，这是我给“漂流”下的定义。
漂流是什么？漂流就是割舍，当年我们唱过一支歌，“母亲啊，谢谢你的眼泪，爱人啊，谢谢你的红唇，别了！这些朋友温暖的手。”今天还有没有人会唱这支歌？我一直寻找会唱这首歌的人，我们当年一起唱这首歌结成同盟，后来也互相把对方割舍了。想当年那些第一次离家的孩子，背包特别大，特别沉重，这个也得带着，那个也得带着。以后长途漫漫，脚不点地，背包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一面走一面丢。夏天行军，把冬天用的东西丢掉；晴天行军，把阴天下雨用的东西丢掉；人人穿草鞋，把妈妈做的布鞋丢掉；两只手可以捧水喝，把随身携带的水壶丟掉；最后，他有一条腰带，妈妈在里面缝了几块银元，爸爸亲手给他捆在腰间，叮嘱他千万不要离身，实在走得太远，实在走得太累，实在走得万念俱灰，也在攀山越岭的时候把那条腰带解下来，往那万丈山谷里头一丢。还有什么可丢的没有？身上每一块肉好像都是累赘。我们在漂流中学会割舍，人不需要他不能拥有的东西。
割舍对我的文学生活有帮助。对于我而言，文学好像是个任性的小姑娘，她不嫁给你，但是也不准你和别人恋爱，你必须对她绝对效忠而又不求回报。这就得能够像剃度出家一样，斩断尘俗的牵罣，然后升堂入室。我们的前辈常说“繁华落尽见真淳”，我认为繁华落尽就是割舍。漂流时期的割舍是一种训练，文学写作的预备训练。当年和我一起学习的小青年，成绩比我好，后来为什么都不写了？因为他入世越来越深，他的文学和许多是非恩怨、许多文学以外的目的缠在一起，他不能割舍那些东西，最后割舍了文学。
我的漂流是战争造成的，战争制造英雄，战争也制造流民——四方漂流的人。战争告一段落，所谓“战争状态”继续，一直覆盖了我的壮年和中年，我们在精神上、心理上仍然漂流。中国人口大规模地移动，几千万人的八字难道都是“伤官格”？当然不会，当年第一颗原子弹毁灭日本广岛，八万人死亡，这八万人各有各的生辰八字。有人说过，战争来了，人不必算命，因为命理在正常的社会里有效，在战争时期无效。
当年炮火连天，大家都说是非常时期。非常就是不正常，就是反常。在正常的社会里，人的打算是怎样跟别人一块儿活；可是战争相反，人的打算是怎么让别人死，或者跟别人一块儿死。平时做人，坏人也得冒充好人，战争时期做人，好人也得冒充坏人。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不但生辰八字不灵，《论语》《孟子》也不灵，《马太福音》也不灵，许多格言都得反过来说，例如助人为烦恼之本，损人利己为快乐之本。战争时期做人，你平时的信念、信仰、信心大半错误，可能危险，立即反其道而行，大致不差。我是基督徒，可是内战期间我是无神论。我认识一个老兵，他身经百战，我问他在战场上怕不怕，他说不怕，为什么不怕，他说不管战况多么激烈，部队不会全部阵亡，枪一响，有人先死，有人后死，也一定有人最后没死，死人越多，我就知道我活到最后的机会越大，我反而觉得安全。这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想法，完全出乎你我意料之外。
战争就是破坏，这话也没错，我们都说百年树人，树人要百年，战争破坏一个人只要一旦。欧阳修说，“人难成而易毁”。我对自己的成长没有规划，像水一样流到哪里算哪里，大江东去，浮萍不能西上，我在漩涡里一圈一圈地打转，一小段一小段挣扎。不能改变环境，只有改变自己，我是千刀万剐、割断千丝万缕。一九四九年我脱离战场，漂流到台湾，我的世界已经破碎，我居然还想当作家。别人只看见我没有天才，没看出我没有完整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作品是作家的小宇宙，破碎的世界不能产生宏大的完整的作品，我是困而学之，勉强而行之，知其不可而为之。难怪我不能写小说，写长篇小说你要有一座森林，我只有满街的落叶，难怪我一出道就写杂文，号称短小精悍的八百字专栏，我是把一片一片落叶捡起来，没有统一的精神面貌。我有自知之明，那些文章我不保存。
用今天的说法，我到了台湾需要“人格重建”，那时候，“人格重建”这四个字还没有在台湾出现。我只知道我是一只野兽，受了伤，需要找一个洞穴藏起来，用舌头舐自己的伤口。台湾不是我的洞穴，台湾是一架探照灯，老是对准我照明。我转过身去求孔子，求基督，他们开的药方能治标，不能治本。看样子我得的是糖尿病，人跟病同生共死。天下事难测难料，我在大陆的时候没想到能到台湾，我在台湾的时候没想到能来美国。我居然能漂流到地球的另一半，跟我的前半生头顶上不是一个天空，这一次可以大割大舍了吧，可是不能，我肩上扛的、手里提的，仍然是那一堆碎片。
在纽约，我接触到佛教。谢天谢地，世界上还有个佛教，我把那一堆碎片交给他，他为我缝了一件百衲衣。百衲衣也是一种完整，而且菩萨不用针线，天衣无缝。那些年，大环境改革开放，有长期的和平，非常时期回到了正常，《论语》《孟子》又管用了，《马太福音》又管用了，我也恢复了有神论，有神论无神论都有缺点，有神论的缺点，无神论可以补救，无神论的缺点，有神论不能补救。历史只是匆匆忙忙地转了一个弯儿。山川壮丽，物产丰隆，我吃儒家五谷青菜，吃佛家的山珍海味，吃基督的牛油面包，我的人格重建就在这段时间完成了。我豁然贯通，知道人生是怎么一回事，也知道文学艺术是什么，我这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才有能力写回忆录。这一段心路历程，一言难尽。总而言之，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儒家给我接生，基督教给我喂奶，
生活给我跌打损伤，佛法给我治疗。大环境提供了最适合疗养的气候，我能定、静、安、虑、得，能恢复健康。医院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最有秩序的地方，可是我不能永远住在医院里，出了佛教这个医院，我回去站在孔夫子的大门口，对南来北往的人说，基督很好，佛陀也很好。
这时候，对一个作家来说，我已经过了我的高峰期。写散文，我还可以拉长，写小说，我很难堆高，编剧，我不能缠紧。拉长，堆高，缠紧，不仅是有没有这个技术，不仅是有没有这个天分，更是你还有多少生命力可以燃烧。我能知不能行。孔夫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说等一等，不能起而行，可以坐而言，古圣先贤讲承传，不能承，可以传，朝闻道，夕传可矣。我不能收割，可以撒种，让后人收割，我毕竟也收割过。《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现在知道撒种为什么流泪。两座山中间有一片高原链接起来，两个伟大中间有无数的平凡链接起来，用文学史的眼光看，也许我们都是链接。
当年巴尔扎克想到巴黎去搞文学，他的一个长辈对他说，你要想清楚，艺术里头是没有中产阶级的，他的意思是说，搞文学艺术，要么就成为大家，要么就什么都不是。我是文学里头的中产阶级，也许我可以证明文学也可以有中产阶级。也许我可以证明，人可以经过学习经过训练成为作家，但是他的成就有一个限度。我坚决相信中国还会有伟大的文豪产生，就像《旧约》里头那个老祭司，坚决相信弥赛亚会来。在他没来之前，我们的责任就是守护祭坛，准备迎接。直到有一天他来了，他一定会来。
这些年，我在纽约，只要有人找我谈文学，我知无不言；只要给我时间，我言无不尽。有人说，哥伦比亚大学是什么地方，NYU（纽约大学）是什么地方，你也敢来说长道短，我不揣冒昧；有人不喜欢听，说我讲得滥，我不计毁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揣冒昧，不计毁誉”，这是我的“四不”，这是我对文学播种，对社会回报，也是给未来的大文豪织一条红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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