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生来”就有偏见？
生活中的偏见无处不在，群体间的对立和冲突并不新鲜，这顽固的偏见是如何传播的呢？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给出的答案之一是“顺应”。
人类的“懒惰大脑”选择顺应文化传统，包括民族中心、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等。在家庭环境中通过“肌肉记忆”或微妙态度的习得，让社会中固化的偏见不断传承下去。正是因此，打破偏见才需要人们把自己置于文化传统的对立面，无畏的大声疾呼、通过“冒犯”引发思考与争辩。
现代社会的文明，便是在人类一次次打破偏见的战役中进步的。
本文摘自《偏见的本质》，戈登·奥尔波特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偏见的产生及影响进行了细致的阐释。
▍顺应
有人将“文化”（culture）定义为，那个为生活中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东西。
只要生活中的问题还与群体关系有关，那这个答案很可能是民族中心主义的。这是自然而然的。每个民族都倾向于加强内部的联结，将自身民族最辉煌时期的传奇流传下去，并声称（或暗示）其他民族不如自己所在的民族那么出色。这样的现成答案是为了民族自尊心与团体的生存。
这种民族中心的思维方式就像是祖母的旧家具，人们有时尊敬它，珍视它，但更多的时候，人们仅仅认为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偶尔，这个答案会得到与时俱进的更新，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从一代传承到另一代而已。它的存在是为了发挥特定功能，它熟悉、令人安心，因此是好的。
▍顺应及其功能意义
现在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顺应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还是对那些这样做的人们具有深远的功能意义？它只是表象的，还是更深刻的东西？
答案是，我们对文化传统的顺应有着不同的层次。有时，我们几乎无意识地遵从传统，或者仅仅有一些浅层的认同（例如，靠道路右边行走）；有时，我们会发现一种对自己意义深远的文化传统（例如，拥有财产的权利）；有时，文化所传播的生活方式是人们格外珍视的（归属于某个教会）。在心理层面上，人们能够发觉在自己所顺应的事物中，自己对一些的认同多于对另外一些。
下面的研究很好地阐释了顺应民族中心传统时，两种不同程度的自我介入。研究来自《美国士兵》（The American Soldier）：
在战争期间，研究人员对大批应征空军的男性进行了调查：
（1）“你认为空军中的白人士兵和黑人士兵应该被分到同一个机组，还是应该分开编组？”大约五分之四的人选择分开编组，即“隔离的机组”。
（2）“你个人是否排斥与黑人士兵在同一机组服役？”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北方白人和三分之二的南方白人表示他们有个人化的反对。
考虑到样本中南方士兵与北方士兵的比例，我们能够妥当地认为，在赞成隔离政策的士兵中，似乎有一半人自己并不排斥与黑人共事。如果这个结果可以代表整体上民族中心主义的水平，那么我们可能会猜到，大约有一半的偏见态度只是单纯出于对传统的顺应，维持现有的文化格局而已。
而另一半偏见态度则并非仅仅基于顺应。显然，其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动机——对个体具有功能意义的动机。他对与黑人共事有着“个人的排斥”。对他而言，现状不仅仅是习惯使然。纯粹的顺应者想说的其实是，“为什么要去改变这种状况呢？”而功能主义的顺应者实质上则是在说，“种族隔离这一传统对我生活的稳定有序至关重要”。
当然，将所有偏见都归结为要么是“纯粹的顺应”，要么是“功能意义”是错误的，所有的偏见都是两者不同程度的混合体。实际上给定的偏见案例可能是位于纯粹顺应和纯粹功能意义之间的。
▍社交入场券
许多采取顺应态度的人的动机往往只是想要避免争执。他们发现自己身边的其他人都怀有偏见，于是他们也随声附和。为什么要显得无礼、冒犯人呢？为什么要挑战社区的惯习？只有固执的理想主义者才会执意让人不愉快。人云亦云好过扫了大家的兴致。
一位商店老板出于安宁（和利润）的考虑，拒绝雇佣黑人做店员，他说：“毕竟还是有一些风险的。为什么我要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我的顾客们会怎么说？”
许多顺应性质的偏见是属于“礼貌而无害”的类型。在一群外邦人的晚餐谈话中，出现一两次对犹太人的谴责并不稀罕。大家纷纷点头，并继续下一个话题。一群共和党人可能会将对民主党政府的不满当作交谈的调剂，反之亦然。在许多城市中，当人们无话可说时，辱骂爱尔兰政客总是一个能够填补空白的安全话题。在谈话中抨击特定群体就如同我们谈论天气一样空洞。
类似的聊天——如果事实上的确没有说出多少内容——被称为“寒暄”，其中说出的话本身并无意义，仅仅是为了避免沉默，并强化社交凝聚力而已。
当然，有时这种顺应的举动背后也有更多的利害关系。
一个贫穷的女孩进入了一所都是富家女的私立学校，为了得到学校里“风云人物”的接纳，她积极地应和她们对学校中一两名犹太女孩的偏见。在这种案例中，她的顺应是出于对更多安全感的需求。
没人希望被主流群体孤立，特别是青少年。即使只是别人讲话语气的轻重，也可能对他造成影响。一名大学生这样回忆他在预科班的第一天：
一名年纪较大的男孩对另一位同学说道：“你不知道哈利（Harry）是个犹太人吗？”我之前从没接触过犹太男孩，并且我并不在意哈利是不是犹太人，他看起来挺让人喜欢的。但是这名年长男孩说这话时的语气就足够让我与哈利保持距离了。所以此后我就开始回避哈利。即使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排挤犹太人。但逐渐地，我接受了偏见。虽然很奇怪，但我感受到一种对哈利的抵触感在我的心中逐渐生根发芽。就我个人而言，我并没有和他或其他犹太人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经历。
这个案例十分有趣，因为作者接下来还向我们呈现了这个几乎存在于所有男孩心中的偏见其实只包含很少的个人因素（功能意义）。
这些男孩在经济上都无须烦恼。他们都不到17岁，因此也没有社会名声方面的考虑。他们与哈利的成绩都很不错。他们也没有经受任何明显的挫败，所以并没有对替罪羊的需求。
这些男孩们只是单纯地持有一种固有的、非理性的偏见，他们无法解释这种偏见，也无法抛弃它。他们的偏见是继承自家庭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做对他们有什么实际上的好处吗？
为什么即使在没有具体功能意义的情况下，一个孩子也会怀有现成的偏见？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但是，首先，让我们来考虑一个具有显著高功能意义的极端文化服从的案例。
▍文化中的民族中心主义核心
刻意维持一种民族中心主义信念以作为文化的重要部分，是一种不那么极端，但更为广泛存在的顺应形式。“白人至上”这一信条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是一个核心的主题。
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德·托克维尔就对美国南部文化中的这个特征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廉价易得的自豪感似乎是主导群体的特征。
在南方，再贫穷的家庭都有奴隶。南方各州的公民是某种家庭中的独裁者。他在生活中获得的第一个观念就是，他生来就是发号施令的人，而他所养成的第一个习惯，就是他的命令不容违抗。他所受到的教育使他养成了傲慢、轻率的性格，喜怒无常、横行霸道，他放纵自己的欲望，遇到挫折就不耐烦，一旦遭遇了失败，就很容易气馁。
▍顺应的基本心理
世界上所有的社会都会自然而然地将孩子纳入父母所在的种族和宗教群体。亲子关系使孩子们被期待去继承其父母的偏见，同时也成为针对其父母的偏见的受害者。
这个事实使得偏见看上去像是一种遗传特质，似乎与生物学上的遗传因素相关联。由于子女与其父母属于相同的群体，所以种族的态度是由父母传递给孩子们的。这是普遍的、自然的，像是能够被遗传似的。
其实，态度的传播是一种教育的过程，而非遗传。正如我们所读到的，父母有时会故意将民族中心主义灌输给孩子，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们这样做是无意识的。以下摘录展示了孩子眼里的这一过程。
从我记事以来，我就对那些反对我父母看法和感情的人有着强烈的反感。我的父母经常会在晚餐桌上谈论这些人。我觉得是我父母表达这些意见，贬斥其对手的时候自信而理所当然的语调影响了我，使我确信他们是无所不知、充满智慧的。
一个年幼的孩子很可能将其父母视作是万能的（因为他们似乎能够做到孩子们自己要费很大劲都难以完成的事）。为什么不该把他们的判断当成正确的判断呢？
有时，家庭圈子也包含了其他的一些看起来无所不知的亲戚。
在我6岁左右，我的曾祖父住在我们家。他格外憎恶南方人和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在听到他频繁谴责这两个群体之后，我确信他们一定是让人讨厌的。
下面这个例子中，被教导的偏见则是更直截了当的那种。
我对犹太人的偏见来源于我父母对犹太人的态度。我父亲做买卖的时候，和几个犹太人做交易吃了亏，他至今对此耿耿于怀。我也会避开天主教女孩，因为我父母说，如果所有人都成了天主教徒，那世界将会是一片混乱。
宽容的态度也能够从家庭和邻里的习俗中学到：
每个孩子都需要顺从他所在的群体以获得群体的接纳。在我长大的社区中，和我成长的家庭中，顺应并不包括要对其他群体怀有敌意。所以，我并没有习得偏见。
如果我们采取一种进化论式的观点看待以上事例，那我们可能会说这些顺应具有“生存价值”。小孩子是弱小无助，仰赖父母照料的，在基本价值的问题上他们只能与父母保持一致。这是唯一能让他得以生存下去的模式。如果父母是宽容的，那孩子也是宽容的；如果父母对特定群体怀有敌意，那孩子对这些群体也将怀有敌意。
但我们一定不能由此推断出，孩子们会意识到自己正在模仿父母。他当然不会明确地对自己说：“我必须顺应我家庭的行事方式才能生存。”在心理层面上，对其家庭态度的习得是一个更为微妙的过程。
这个过程常被称作“认同”（identification）。这个术语是广泛而没有清晰定义的。但它表达了自身与他人在情感上进行融合的感觉。认同的一种形式是无法与爱和亲近相区分的。一个爱父母的孩子很容易失去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特性，并按照父母的态度“重塑自我”。父母表现出的一切感情都被孩子因循，孩子们热切关注着父母的每一个暗示。无论是在游戏中，还是在严肃的场合，孩子都按着父母的榜样行事。年幼的男孩小手紧紧抓住他的父亲，模仿父亲的一切行为。然而，这样的模仿不仅限于外在的言行，还包括心里的想法——敌意与排斥也不例外。
我们无法描述这一过程中涉及的所有微妙之处。似乎通过认同的学习所涉及的本质上是一种肌肉的训练或姿势的模仿。假设有一个孩子对父母的言行态度无比敏感，每当父母谈论隔壁新迁入的意大利家庭时，他就会感到一种紧张或生硬的感觉。而这使得他自己也不由得紧张僵硬了起来（他感知世界的方式是机械的——其感受会在身体活动上表现出来）。孩子的压力来源于其父母所说的话。在经历了这样的联结之后，每当他听到（或想到）关于意大利人的事情时，他可能都会感到一丝紧张（一种初期的焦虑）。这个过程是极为复杂微妙的。
会引发认同行为的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爱。即使在由强力而非由爱所主导的家庭中，除了父母，孩子仍然没有其他人可以用作力量和成功的榜样来追随。通过模仿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孩子常常能够获得父母的赞扬和奖励。即使没有奖励，他也会模仿父母以获得自信。孩子学他父亲的样子——耸肩、咒骂——这使他感到自己是个大人。
社会价值和态度是认同最易于发生的领域之一。孩子一开始是没有任何“自己的态度”的，因为所有的话题都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他只能去吸收别人的言论。孩子第一次遇到某个社会问题时可能会问他的父母，应该对此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他会说：“爸爸，我们是谁？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并且孩子会欣然接受父母给出的答案。从那时起，他就接纳了他的群体身份，以及与这个身份相关联的现成态度。
▍冲突与反叛
虽然对家庭氛围的顺应无疑是造成偏见的最重要的单一因素，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孩子一定会成长为其父母态度的镜像，父母的态度也并非始终与社区中盛行的偏见保持一致。
父母传递给后代的是他们自身版本的文化传统。他们可能会对社区中目前流行的刻板印象心存怀疑，并将这种怀疑的态度传递给孩子。他们也可能会有几个自己特别偏爱的偏见。除非孩子在他的家庭之外吸纳了其所在社群的观点，否则他的偏见模式将全然反映其父母所施加的特质。
有时，孩子本身也会有所选择。虽然在早年，他缺乏对抗父母价值与态度的经验和能力，但是他也会对此产生一些怀疑。在一个案例中，一个已经吸纳了其曾祖父对南方人与爱尔兰人的偏见的6岁儿童，从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对此感到矛盾了。
有一天，我在和舅舅一起玩耍，我一直愚蠢地说个不停：“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允许你和你那个爱尔兰佬住到我们的街上来。”然而，在我了解到我和善的舅舅其实是爱尔兰人之后，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恶心。在当时我就确定曾祖父对爱尔兰人的偏见一定是错误的。如果像比尔舅舅这么好的人也是爱尔兰人，那爱尔兰人一定是个非常棒的民族。
我们不知道那些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从未修正过从父母那里继承的民族中心偏见的孩子的比例有多大。可能每有一个彻底转变观念和态度的反叛者，就相应地另有好几个顺应者，他们只对父母的传授做些许轻微的调整，就能够满足其自身之后的功能需求。可以肯定的是，尽管一直有反叛，但种族中心主义还是一代代延续了下去。虽然它可能会稍有变化，但通常不会被丢弃。
由于家庭是偏见最主要和最早的来源，我们不应太期待学校里的跨文化教育能产生多大的效果。一方面，学校几乎不敢站在父母教育的对立面。如果他们这样做，就会陷入麻烦。而且，也并非所有的老师都是没有偏见的。即使是教会或国家——尽管它们都以平等为信条——也无法轻易消除家庭所产生的那些更早、更亲密的影响。
当然，家庭的首要性并不意味着学校、教会和国家应该停止实践或教授民主生活的原则。合在一起的话，他们的影响至少可以为孩子建立一个次要的模型供他跟随。如果他们成功地让他质疑了自己的价值体系，那么更成熟地解决冲突的机会，就比这种质疑从未发生过的情况要大了。学校、教会和国家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它们的累积影响又可能会继而影响下一代父母。在这方面，我们记得今天的大学生比20年前的学生更不愿意将陈规定型的判断加之于国家外群体身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难道不是因为家庭外的影响逐渐影响到了学生或家长，或者两者都影响到了吗？
本文节选自《偏见的本质》
[美]戈登·奥尔波特 | 著，凌晨 | 译
原作名: The Nature of Prejud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