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错误极其严重，但他不是敌人
我们应该清除亚里士多德吗？
文|阿格尼斯·卡拉德 译|吴万伟
他为奴隶制辩护，反对人人平等的观念，但他不是敌人。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不仅没有谴责奴隶制，他还为奴隶制辩护；他不仅为奴隶制辩护，而且在辩护时还说这种制度有利于奴隶。他的观点是，有人天生就没有能力追求自己的利益，最适合被当作别人的“有生命的工具”来使用。“奴隶是主人身体的组成部分，是与整体框架分割开的有生命的部件。”
亚里士多德的反自由主义观念并不仅仅是这些。他相信女性没有能力做出权威性决策。他判定在他的理想城市里要禁止既非奴隶也非女性的体力劳动者成为公民或接受教育。
当然，亚里士多德并不孤单，康德和休谟都提出过种族主义论调。德国哲学家弗雷格（Frege）有反犹主义观点，维特根斯坦的性别歧视论调则毫不隐讳，大胆得令人吃惊。读者应该将这些论调搁置一边或忽略不计，把注意力集中在著作的其他地方去发现有价值的观点吗？
这种捡选策略在康德、休谟、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等人身上可能奏效，理由是他们的核心哲学贡献与其偏见没有关系，但是，我认为这个策略不适用于亚里士多德：他的不平等观念根深蒂固。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价值或者长处——他眼中的美德——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习得之物。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那些不能（妇女、奴隶）获得美德或者还没有获得美德的人（体力劳动者）根本无理由要求拥有美德者的同等尊重或承认。
在我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我觉得他不仅没有天生的人类尊严概念，这种观念本是现代人权承诺的思想基础，而且他的哲学与其格格不入。亚里士多德的不平等主义不像康德和休谟的种族主义偏见，倒更类似笛卡尔的非人动物的观念：笛卡尔将非人动物的特征概括为没有灵魂的、受直觉驱使的自动机（automata），这个事实是其理性二元论的直接后果。我们不能将其有关动物的评论当作“脱口而出的言论”来对待。
如果清除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罪恶而将其从卓越的位置上清除出去，或许值得说一说清除亚里士多德的问题。他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千年，其伦理学著作作为全世界各地哲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一直在大学里讲授。
亚里士多德的错误极其严重，与历史上的那些试图为排除某些群体的人——女性、黑人、犹太人、同性恋者、无神论者等并剥夺其做人尊严辩护的“坏家伙”相比，他更加恶劣得多。因为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他根本不承认有包含这些人的人类整体概念。
但是，我还是要为亚里士多德辩护，支持其在哲学课程中的重要地位，我要指出学习他的思想能带来的好处。他能帮助我们辨认出自己的平等观念的承诺基础是什么，他的伦理体系或许抓住了真理，如追求卓越智慧的重要性，这也许应该被纳入到我们自己的理想中。
我想更进一步，代表亚里士多德提出更强烈的主张。阅读亚里士多德不仅利大于弊，而且可以说根本没有成本。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理由去清除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并非我们的敌人。
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我也是搞哲学的，我们这些人必须同意在最根本问题上存在激烈分歧的可能性。哲学家坚持这个理想，竭力做到从来不把对话者作为充满敌意的对手来对待。但是，如果有人提出了直接与我们的道德情感截然对立的观点，你怎么能避免敌意呢？答案是从字面上接受他的观点，也就是说，纯粹将其话语当作其信念内容的承载者来对待。
现在有一种话语如果仅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可能就错了，因为其功能是要传达发送某种信息。广告和政治性演说就是这种信息发送的例子。比如静坐清除、抗议或者公开道歉等很多都属于这种“发表声明”之类。这种话语的存在是要完成超出交际之外的某种任务；在信息发送言论中，总是有些旨在追求探索真理之外的目标。将字面意义言论转变为信息发送言论的方法之一就是附加上一系列签名：请愿书就是一种非字面意义言论的例子，因为更多人相信某些东西并不意味着它更真实。
虽然字面意义言论使用了说服他人的方法——论证和证据——等系统性探索真理之法，但信息发送言论往往给接受者施加某种非理性压力，比如，公开道歉信常常能给受害者一方施加一种社会压力使其接受道歉，原谅加害者者至少表现出某种宽恕的姿态。信息发送言论常常存在于某种权力争夺活动之中。在情感高度投入的政治氛围中，越来越多的言论变得痴迷于信息发送的活动就像受到磁铁般的吸引，人们说出的任何话语很难不让人怀疑他在玩弄某种把戏，一种招致对方反击的动作。
比如，“黑人的命也是命”和“所有人的命都是命”之类话语在当今政治权力斗争中已经拥有的不同的隐含意义，以至于起到了阻止任何熟悉这种斗争的人再去从字面意义上使用或者聆听这些话的作用。但是，如果一个不熟悉该背景的外星人来到我们身边说出任何一种话语，那将很难想象任何人会觉得它讨厌，因为我们现在使用这些词语的背景将被移走了。
事实上，我能想象这样的场景，如果外星人说妇女比男人低劣一等，我并觉得遭受冒犯。假如这个外星人在其星球上没有性别概念，他是花费时间在我们的星球上观察后得出女性低劣的结论。只要这位外星人说话时保持尊重，我将不仅愿意听他说出来，而且会有兴趣听听他的论证。
我阅读亚里士多德就是将其当作这样的“外星人”。他的伦理学途径是经验性的——也就是说，它是基于观察得出的——他观察周围的人，看到了奴隶世界，看到妇女和体力劳动者受奴役的世界，然后将这种处境刻写在伦理学理论中。
当我阅读他的作品时，我看到了一种世界观——仅此而已。我并没有看到他的话语背后隐藏的罪恶意图或不可告人的动机。我并不将其解读为性格恶劣的标志也不是试图传达某种危险的信息，竟然需要我即刻驳斥或保持沉默以便保护弱者。当然，在某个意义上，很难想象一种比他表达或论证的观点更危险的观点了，但是，我一直在论证的危险性与其说是字面内容倒不如说是信息传送的背景。
让言论变得真正自由的是有意见分歧却并不引起敌意的可能性，这与其说是我们说了什么话的问题倒不如是我们的说话方式。“清除文化”仅仅是我们可称为“信息发送文化”的符合逻辑的延伸而已，其中任何言语行为都被分类为朋友或敌人，其中字面意义内容很少被传递出来，同时似乎认定那些听话人都是没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在此背景下，甚至高喊“言论自由”的呼吁也能招徕非字面意义的阐释，被理解为鼓吹者获得或者巩固权力的最有效方式而已。
我承认亚里士多德与我们在时间上的巨大差距让人很容易将其当作“外星人”对待。而我深受古代伦理学吸引的原因之一恰恰就是很难将这些作家卷入当今的权力斗争。当我们谈及当今高度情感投入的伦理学问题分歧如性别身份辩论时，我们甚至在哲学家们身上发现了怀疑、动机再猜测、请愿——信息发送文化的标志。
我并没有宣称，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友好分歧的可能性对改善我们在与当代人的很多更难解决的分歧方面提供任何直接指导，但我的确相信亚里士多德的案例揭露了这种改善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当我们渴望言论自由时所真正渴望的，就是说出自己字面意义的想法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