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瞧这个人
2003年，《记忆的风景：木心的艺术》画展上的木心
“我爱敬木心的理由之一，是不愿看到他成为身后有传记的人。”
瞧这个人
——《木心先生编年事辑》序言
文｜陈丹青
现代中国作家的简历，以我所知，恐怕是木心的自撰为最简扼，仅三十六字：名字、生年、籍贯、学历、客居地——
“木心，1927年生，原籍浙江乌镇。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1982年移居纽约。2006年返回浙江。”
他去世后的再版本，添上他归来到逝世的年份，也才够五十字吧。
现代中国作家出书最迟者，就我所知，恐怕也是木心：五十六岁抵纽约之前，他从未在大陆发表过一个字。首册简体版文集在大陆面世，他已七十九岁。
木心是谁？但凡初闻其名，初读其书的人，都会有此一问。当今市面，这几十字会是何种效应，木心当然知道，怎么办呢，他一再引福楼拜的话，叫做：“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
中国作家而特意称引这句话，木心之前，似乎没有。这是他的立场，他的游戏，他的公然的骄傲，也是他的经历所含藏的苦衷。而在晚年访谈中再次说起同样的意思，他忽而笑道：“艺术家真的要隐退吗，他是要你找他呀。”
这是真的。木心的每句话周边必会站着别的意思——“他要你去找他呀”——梁文道说起过有趣的观察，他说：“五四及今，读者读罢书还想趋前面见的作家，除了鲁迅和张爱玲，第三位，便是木心。”
鲁迅与好些晚辈作家的行谊，不消说了。张爱玲却不肯见人，至少，很难见，木心与她同调。
二〇〇九年，我亲见晚晴小筑门外站着一位愣小伙子，从广西来，苦候终日，天黑了，老人就是不见。其时秋凉，这孩子穿着T恤，木心唯嘱咐给他买件单衣。纽约期间，我也亲见不少访客被木心婉拒。二〇〇三年，耶鲁美术馆为他办了体面的个展，他居然不去开幕式，记者找他，他也推阻。
一个毕生不为人知的作家，迟迟面世，却刻意回避读者，国中文界殊少这样的个案。西方倒是不罕见，最近的例，是备受瞩目的意大利女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她不进入宣发出书的任何环节，从不露面，以至她的整本访谈录不断被问及为何如此。
木心非但不露面，回归后几乎不接受当面的采访。直到他的葬礼，各地赶来的上百位青年才见到他，而生前介绍自己，这个人只肯给几十个字。
其实他越是这样子，读者越想见他。
他不写回忆录。他说，回忆录很难诚实。但有谁到了中年晚岁而不回想自己的往昔吗？遗稿中，我发现他在世界文学史讲稿最后一页，写着平实而简单的记述——那年他大约六十六岁——某年在哪里，某年到哪里……这是他唯一的“年表”，自己看看，没有发表的意思。
木心的全家福
近时木心遗稿拟将出版。在数十册小小的本子里，不下十次，他零碎写到某段往事，同样简洁。譬如抗战期间避难嘉兴的一段：
小学四年级
租住燕贻堂
出入天后宫弄
秋季运动会
一百米短跑冠军
看上女生了
她叫盖静娴
她是不知道的
结伴拔草的男生姓周
头发黑得发乌香
级任老师特别好
钱之江，现在还记得
忆写往事，木心鲜少渲染，直陈年份、地名、街名、人名。遗稿的好几处页面写满名字，譬如：
“方圆、老熊、六十、兆丁、陈妈、春香、莲香、顺英、秋英、海伯伯、管账先生、教师、阿祥、祖母、母亲、姊姊、我、姊夫、剑芬溶溶十九人。”
这是他历数幼年的故家——也就是乌镇东栅财神湾一八六号——总共多少人，其中大半是仆佣。
“这样一个家，我只经历了五年，之后，在杭州、上海过了四十多年，美国二十五年。”
显然，他在自言自语，毫无示人的企图。他曾说，老了，记性差，忘了某事某人、某书某词，硬想，保持想，直到想起，能锻炼记忆力。那些年我俩交谈，话到嘴边，想不起，下一回见，他会喜滋滋说：呶，想起来了呀！于是一字字说出，有时到家就来电话，报告他豁然寻回的记忆，哪怕几个字。
遗稿中另有两组更“庞大”的名单：一份应是上海艺专的同学姓名；另一份，是他寄身近三十年的工艺美术工厂员工。锻炼记性吗？我想，晚年木心是在不断反刍行将过完的一生，而当转头面对外界，就那么几十个字。
读者不会放过他。学者更不会放过——定居桐乡的夏春锦，可能是试图追索木心生平行状和家族谱系的第一人。为读者，也为文学研究，他苦寻资料，试图拼接木心简历之外的一生。
我如何看待这份工作呢？以下的意思，自知不能说服人。
我不认为读了文学家的生平，果然能认知“那个人”，甚或有助于理解他的文学。生平、文学，不是核对的关系。一份处处求真的传记，可能布满——也许是——善意的错讹，即便再详实，也不可能破解卓越的小说、神奇的诗，何以卓越，何以神奇。
西人云：作品有时比作者更聪明。艺术家最为隐秘而珍贵的一切，全然凝在作品里、字面上。倘若好到不可思议，这不可思议的种种，分明裸露着，却未必见于他的生平。
真的。倘若我是木心的侄甥，仍无法获知为什么他能写出“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交往二十九年，有时，我巨细无遗介入他的日常，他开口，我便知道会说什么，但我还是不明白何以他在赠我的诗中写出“仁智异见鬼见鬼，长短相吃蛇吃蛇”。
木心逐字解释了——还特意说，“蛇”的读音应作“啥”——但于我而言，仍是谜。我喜欢谜，为什么要破解它？
为人立传，很难很难，甚或难于文学。作传者的功力，品性，大诚恳，简直等同创作。恕我直说，我不记得看过可读的中文传记，并非作传者不良，而是，恕我妄说，自引入西洋人“传记”体写作迄今，现代白话文水准尚未准备好书写体贴入微而知守分寸的传记。
我并非是为木心专来说这番话。我也不曾与他深谈过：为什么不写回忆录，为什么不要相信传记。我是以自己的经验，或曰“痛感”：艺术家之为艺术家，是苦心交付给作品的另一个自己，为什么读者总想离开书页，掉头找“那个人”？
我不认为谁能写谁的传记。人，人的一生，何其复杂，而况木心。早年我曾热心读过一二册《鲁迅传》，丝毫不令我豁然明白鲁迅，那是另一人的想象，另一人的手笔，读过即忘，而每次读鲁迅的随便哪篇短文，我好似和他面对而坐。
这一层，木心说得痛快，近乎板着脸：“不要写我，你们写不好的。”但我知道，木心身后必有人要来写他，琢磨他。这是令我无奈而近乎痛苦的事：我目击他如何守身如玉般，维护私己。他渴望尊敬、荣耀、文名，但绝不是希求一份传记。除了他留下的作品，我不指望世人了解他，认真说，我也并不自以为了解他——那才是木心之所以是木心。
以上的话，我愿如实说给春锦听，也说给读者听。我爱敬木心的理由之一，是不愿看到他成为身后有传记的人。我不得不坦言，春锦发来的书稿，我不曾读，在我的恒定的记忆中，那个长年与我倾谈言笑的人，才是木心。
没见过木心的读者，怎么办呢？好在眼下这本书是“木心先生编年事辑”，不是传记。尤使我宽心者，是谢泳先生为此书写的序言，他以中国“年谱”这样一种传统体例，肯定了春锦的工作，他说：
年谱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独特体例，和方志一样，均是西方历史著述体例中不曾出现的文体……年谱的学术生命力要高于专著，专著如非名著，很难打败年谱……这是第一部关于木心先生的年谱，虽然春锦谦虚，只用了“编年事辑”的书名，其实这就是一部合格的年谱……以后再出新谱一定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后的木心研究也绕不开这部年谱。如果木心研究可以持久，这部年谱也就不会过时。
这是平实剀切的话。我不是学者，我该从自己与木心的漫长交谊中，退开几步，放下己见，顾及众多爱木心的人。而春锦所做的一切，正是念在日渐增多的木心读者——三十多年前，木心毫无声名，我俩在曼哈顿人流中且走且聊，或在各自的厨房煎炒烹煮，相对抽烟，万想不到桐乡有个孩子，名叫夏春锦。
今木心逝世十年了，春锦做这件事怕也快有十年了吧。身为同乡晚辈，春锦的工作，允为美谈。
陈丹青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写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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