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杜兰特：思考当下之不如意

Will Durant 少数派悦读

思考当下之不如意

文／威尔·杜兰特

选自／《追寻幸福》，中信出版社

你们说，太阳下山之后就是浪漫的月光满地，但是它对消除人类的痛苦无济于事。工业和政治的罪恶、家庭生活和个人命运的灾难始终存在。即使我们看着秋日的树林或火红的天空，剥削和腐败依然存在，人类仍然会走向丧亲、战争、疾病和死亡。

的确，对那些必须忍受命运残酷切割的人来说，鼓吹乐观是一种侮辱。但即使是他们，也会渴望生活，会用希望来安抚自己，直到最后还在为疾病寻求慰藉，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不好也不坏，只是在好与坏之间会有些不偏不倚的摇摆。大部分日子都是中性的灰色，快乐与痛苦总是来来去去，它们是生活图景中意外的巅峰时刻。光明时刻与黑暗时刻哪个占主导地位，部分取决于伟大的上天机遇，部分取决于我们自己。有些人生来就像生病的姑娘一样，抱着病痛不放，啜饮着同情心。有的人则身体健康、头脑清楚，愉快地克服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一旦伤口包扎好，他们就将其抛诸脑后，无论是生活的要义还是教训，他们都会有意识地宣称欢迎。

至于我（因为这些事都是不可辩驳的个人问题），最近几年不可思议地幸运，我承认我的偏见是在为现实说好话。我试图把别人的痛苦看作自己的痛苦，但是天性让我这个自杀式的计划没有成功。上周，我得了传染病，好几天我烧得像朵红玫瑰，心情抑郁得像痛苦的牧师。现在麻烦过去了，身体逐渐恢复让我高兴过了头，我带着对生活的热情在街上跳起舞来。感谢上天赐予我们阳光与草地、清新的空气和环抱的绿树，赐予我们女性温柔地迎接孩子们的拥抱。在这种非理性情绪支配下，我可以从各种事物中得到补偿性的慰藉。

你们谈到了经济世界的紧张、残酷和不公正？我对此有所了解。但我不会忘恩负义，因为工业时代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舒适和力量。仅仅是我们使用的水管，对一个中世纪的国王来说都算是奢侈品了。我们得到了公共卫生系统和医药进步的庇护，可以抵御上百种疾病和流行病的侵袭。那些病痛曾经威胁到每一个生命，使一半人都早夭了。我们谈到了贫困，它是真实存在的。它曾经无处不在，并对我们虎视眈眈。现在我们必须到贫民窟去才能看到它的毒害性。我们遇到的大部分人看上去都能丰衣足食。以前有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是死于饮食过度而不是营养不良呢？我们谈到了人类的奴役，这也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在那些被帝国统治侵犯的土地上。但是和一个世纪以前相比，现在的欧洲或美国还留存了多少呢？由于对欧洲移民和出生率的限制，美国的劳动力价格日益昂贵。而随着发明的增多和水资源的利用，机械力的价格日益便宜。只要再过一代或两代人，上升的人力成本将会和下降的机械力成本持平。那时亚里士多德的梦想就会实现，“织布机能自动织布”，奴隶制将过于昂贵而无法生存。

这里正在造一幢大厦，除了几个疲惫的苦工外，看不到一个建筑工人。反而是这些铁匠、泥水匠、木匠、瓦工、水管工、电工的薪水超过了一般的商人。在车站，我看见卡车载着行李，过去这是由疲惫的人力拉着的。在底特律，我钦佩地站在一旁看两个男人在没有帮手的情况下，以每天三个街区的速度挖一个八英尺宽的大沟渠，他们一个人操纵着巨大的蒸汽铲，另一个人用万能的脚趾头移动一辆五吨重的卡车。如果我去告诉他们中任何一个人他是个奴隶，他也许会告诉我，我只是个教授。他们的工资让许多教授羡慕。但是同样在他们今天愉快胜任工作的这个地方，五十年前一百个移民为了一份还不够买面包、洋葱和啤酒的工资，要长时间地辛苦劳作到筋疲力尽。曾经充满了潮湿的蒸汽和肮脏的油脂污垢的工厂里，清洁电力占据了支配地位，一切都像新英格兰的老式家庭一样整洁。数以千计的设备保护了工人的生命和四肢，保险可以在他发生意外或生病的时候提供帮助。社会组织和发明给予他的可能还没有涵盖他应得的全部，但是远远超过了他在此地的父亲和远在海外的兄弟。纺织工仍然在贫困中挣扎，矿工依然被奴役，这些罪恶的现象不会让勇敢的人感到沮丧，只会使他们成为勇于抵抗的威尔伯福斯和加里森。人不要因邪恶而哀鸣，而是要磨尖牙齿，以牙还牙。

如果我们对历史知之甚多，期盼就会少一分，安慰就会多一分。视角是关键。在知晓了理念、个人和国家命运的无常之后，我们就不会把希望全部寄托于乌托邦主义，也不会在哀叹人类已经了解并克服过的种种恶习中自暴自弃。如果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好高骛远，把自己束缚在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中，发誓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剥削和贪污他就永远不笑，那么他的誓言是永远不会得偿所愿的，他的沮丧只是不成熟的标志。让他学习一下恺撒时代的政治，他就能更好地谅解当下。让他想一想麦洛、克洛狄乌斯及其党羽的血腥暴力，他就会为自己庆幸，今天的候选人不是拿着刀而是拿着钱袋子。如果他哀悼公民自由的减少，那么当他满怀信心为此斗争时，他就会想起强大的政府是如何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追捕伏尔泰的，进步的雅典人是如何驱逐阿那克萨哥拉、毒死苏格拉底的。

至于爱情，也是因为我们的不成熟才会希望它永久长存。基本的生物常识告诉我们，一旦交配，支撑着爱情的幻想就会逐渐消退，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智慧了。如果我们在女性身上寻求的不是组成一个家庭的品质，而只是那些挑起我们疲惫肉体欲望的视觉魅力，我们怎么可能好好相爱呢？我们不能把金子花在罗蕾莱身上，不能指望既得到她的温柔，又能保住我们的钱包。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摩登女郎成为一个忠贞的妻子、一个好母亲，甚至是一个安全的厨师。雅克，如果你能找到一个端庄的女孩，就去娶了她。我向你保证婚姻是场战争，但是结婚总比烧钱好。战神玛尔斯的地位要比墨丘利高。

可以肯定的是，一两个孩子很快就会到来，让你夜不能寐、日不能歇，但是这些麻烦会给你带来一种新奇而莫名的幸福感。开着劳斯莱斯也不会有推着婴儿车走在街上那一半的兴奋和快乐。让那些爱挖苦的人嘲笑你吧，道理在你这一边。胖乎乎的小手臂会给你一个美好的夜晚。而此时，你那些不动感情的朋友却在公园的长椅上或是带家具的房间里打着哈欠，一天到晚想着怎么打发时间。忠爱孩子的人都不会是悲观主义者，因为孩子们的歌声和笑声可以驱除他工作一天的疲劳，孩子们灿烂的青春岁月是他日益衰老的回报，使他勇敢接受挑战、回避死亡。这世界上再没有比孩子更让人快乐的了。

如果一个人积极生活，即使是疲倦也是美好的。难道你没有享受过老老实实劳动或比赛后获得胜利的那种酣畅淋漓的快感吗？亲爱的悲观主义者，多动动身体：去近身肉搏而不是袖手旁观；去亲手制作，哪怕折了手指；去打理个花园或工作室，这样恶魔不会找上你；去参加社区生活，为对抗现存的罪恶做出你的努力。大自然、文学和慷慨布施都能使你获得平静，变得深刻，因为森林、书本和受益人不会回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那么去和天才们交朋友，让他们成为你的座上宾，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彼得罗纽斯、普鲁塔克、奥马尔、瓦萨里、拉伯雷、蒙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培根、斯宾诺莎、莫里哀、伏尔泰、博斯韦尔、吉本、斯特恩、歌德、叔本华、拜伦、济慈、雪莱、巴尔扎克、海涅、福楼拜、勒南、圣贝夫、丹纳、尼采、萨克雷、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爱默生、梭罗、惠特曼和阿纳托尔·法朗士。这些名字为你提供了一份书单，可以让你成熟、让你欢笑，也会教你知道最坏的、相信最好的。要是这些花了你五百美元怎么办？你在百老汇的黄金海岸不是花得更多吗？

这些人和我们一样深知生活的弊病，但是他们学会了理解、宽恕和拯救。他们赢得了智慧，使生活井然有序，他们的幸福超过了悲伤和痛苦，但可能是在质量而不是数量上。他们知道悲观主义只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已。我们很高兴知道这个世界还不够美好，我们不会明目张胆地摆出自我中心主义，要求全世界遵守我们的标准，或是对别人的品位嗤之以鼻。生活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如果生活看起来一文不值，那么可能是我们自己搞糟了。如果生活看起来愚蠢而微不足道，那么可能是我们自己荒谬的人生哲学造成的。

但是你们会坚持问：我们难道都要死吗？当然。正如太阳今晚会下山一样，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白天照常升起。每一种快乐都有结束的时候，但仍然是有价值的。就像玫瑰对我们来说如此甜美，也许正因为它经受不住阴晴圆缺的变化。你只有热爱生命，才有权利去抱怨死亡。对一个诚实的悲观主义者来说，死亡才是乐观的理由。你们不应该对死亡如此反感，正如弗雷德里克对一个飞行中的战士说：“混账！难道你想长命百岁吗？”三十五岁时，我们会过于哀悼死亡，有种“舍我其谁”的错觉，认为自己不需要回炉重造。但是到了四十岁，我们看待问题就会更具哲理。假如我们积极生活，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生命将足够长久，死亡也不会太困难。也许我们已经承受了严重的病痛，那将是我们最后的痛苦。假如我们可以活到有用的极限，然后像凋零的树叶一样自然死亡，那就是求仁得仁了。我们会和孩子们、朋友们告别，就像老印第安人要求他狩猎为生的族人抛下他任其死亡时所说的：“你们应该去有肉吃的地方。我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负担。我走不动了，只想去死。你们要坚强，不要想着我。”我们必须为更优秀的人腾地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