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怀疑论者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是苏格兰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虽然现代对于休谟的著作研究聚焦于其哲学思想上，他最先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成名。他所著的《英格兰史》一书在当时成为英格兰历史学界的基础著作长达60至70年。历史学家们一般将休谟的哲学归类为彻底的怀疑主义，但一些人主张自然主义也是休谟的中心思想之一。研究休谟的学者经常将其分为那些强调怀疑成分的（例如逻辑实证主义），以及那些强调自然主义成分的人。休谟的哲学受到经验主义者约翰·洛克和乔治·贝克莱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法国作家的影响，他也吸收了各种英格兰知识分子如艾萨克·牛顿、法兰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等人的理论。
一直以来，我喜欢怀疑哲学家们的任何论断。我发现，对于他们的结论，我更习惯于质疑，而不是赞同。他们似乎无一例外地会犯同一种错误：他们过于宽泛地运用原理，根本不考虑事物的多样性，不懂得多样性乃是大自然全部进程的丰富结果。哲学家自鸣得意地提出一个原理——或许它的确能解释很多自然现象，然后就将它无限扩大，去解释一切事物，将每一种现象都归于它，哪怕其推论往往最牵强、最荒谬。由于我们思维的肤浅和狭隘，我们不可能认识大自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我们却想象大自然的进程与我们的思考有着同样的局限。
对哲学家们的这一缺陷，特别是他们关于人生、关于幸福之道的推论，再怎么质疑也不过分。他们之所以误入歧途，不仅由于他们理解力的局限，还由于他们情感的褊狭。每个人的情感中都有一种情感是支配性的，其他各种欲望与性情都从属于它；除偶尔例外，这种支配性的情感支配他的一生。他们想不通，为什么有些东西自己觉得索然无味，却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它的魅力自己完全无法察觉。在他们看来，自己所追求的事物最有意义，自己所钟情的事物最有价值，自己所走的路才是唯一一条通向幸福之路。
但是，这些人的推论是偏颇的，只要他们愿意稍加思索，就会发现有很多显而易见的事实与观点，足以使自己醒悟，去拓宽自己的原理和法则。他们难道没有发现，人的性情多种多样，人的追求五花八门，每个人似乎都对自己的一生心满意足，视被强迫过邻人的日子为最大的不幸？他们难道没有切身体会到，由于性情的改变，有时使自己快乐的事物，有时却使自己不快；而且，自己再怎么努力也记不起来，从前是什么样的趣味与爱好，使那些事物让自己着迷，今天却让自己感到无趣甚至厌恶？除了性情不同外，每个人还会根据自己的经历判定，到底是应该选择城市生活还是乡村生活，到底是应该过有所作为的生活还是追求快乐的生活，到底是应该出世还是入世。他们都懂得，各种生活都有其可取之处，多样化的、搭配合理的生活才是一切称心如意的生活的主要源泉。这样一来，生活模式的取舍，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这些难道真的都是随心所欲的偶然结果吗？一个人在决定自己的人生时，难道只需听任自己的喜好与性情，完全不需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思考哪条路是最可取的，哪条路最有把握通向幸福？由此，一个人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难道真的没有差别吗？
我的回答是，差别大了！如果一个人遵从自己的性情去选择某种人生，而另一个人在他的影响下，也听从那种性情去选择那样的人生，追求同样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前者成功的可能性要比后者大得多。财富是你最主要的目标吗？如果是，那你就该不断提升你的职业技能，勤奋敬业，不断扩大你的朋友和熟人圈子，减少享乐与消费，决不可慷慨大方，时刻注意通过节俭多聚多敛。你渴望受人尊重吗？那你就应该既避免傲慢自大，也不能惯于曲意逢迎——你的傲慢会激起他人的傲慢，你刻意的卑躬屈膝会引起他人的鄙视。
你会说，这些为人处世的格言，每个父母都会教给自己的孩子，每个有思想的人在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时都会遵循。那我问你，你还想要什么？你向哲学家请教，是把他们当作油嘴滑舌之人吗？你是想在通常的审慎和判断力之外，还获得一点魔法或者巫术吗？你可能会说，是的，我们找哲学家就是为了咛听教诲。我们想知道如何选择目标，而不是如何实现目标。我们想知道，我们应该满足什么欲望，顺应什么激情，沉迷什么趣味。至于其他的问题，我们相信常识，相信这个世界的一般处世格言，用它们指导自己的行为。
那么，我很抱歉，我不该自命为哲学家。因为你们的问题让我感到很为难，并且感到任何回答都是危险的：我若回答得过于严肃认真，就会被人看作是老学究；我若回答得轻松随意，又会被说成是在宣扬邪恶和不道德。然而，为了满足你们的愿望，我还是打算对这一问题略抒己见，我只希望你们能和我一样，不要太在意。也就是说，我的回答既不值得你嘲笑，也不值得你动怒。
如果说我们从哲学中能学到什么可以值得信赖的原理，我认为唯一确定无疑的是，事物本身谈不上什么高贵与卑贱、可爱与可憎、美与丑，所有这些特性都不过源于人的喜恶性情的特殊构造与搭配。一种动物所喜爱的食物可能是另一种动物感到恶心的东西；让一个人感到高兴的事物，可能让另一个人感到不快。人的所有肉体感官，都有这样的差异。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还会发现，人的思想也是如此，思想与肉体相依存，感官与欲念相表里。
若要一位热恋中的人告诉你他恋人的特点，我会告诉你，他找不到词语来描述她的魅力，并且会一本正经地问你，你是否见过女神或者天使？如果你说从没见过，那么他就会说，你不可能体会到他心上人的那堪比仙子的美是什么样子：她的身材如此匀称，面容如此姣好，气度如此迷人，性情如此可爱，举止如此轻盈。但是，从他的这段话里，你除了知道这个家伙在热恋外，其他什么也不能感觉到。你只知道，异性相吸是大自然加在一切动物身上的普遍法则，现在这个法则使这个家伙被某个特定对象的某些品质所吸引，并从中体会到快乐。同样是神造之物，不仅在不同的动物眼里，而且在不同的人眼里，都只不过是平凡之物，他们根本就无动于衷。
大自然赋予一切动物对自己后代的偏爱。无助的婴儿一睁开眼，立即唤起双亲深深的疼爱。尽管在别人看来他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生灵，但在双亲的眼里，他胜过世上一切最完美无缺的事物。这种感情发自于人性最原始的内涵与构造，能为最无意义的事物赋予价值。
再进一步推论，即便人的思想独立地发挥作用，形成褒贬喜恶的感觉，认为某个事物丑陋可憎，某个事物美好可爱，我敢说，即便如此，那些品质也不是事物本身的品质，而完全属于人的思想的褒贬喜恶的感觉。我承认，对于一个不爱深思的人来说，讲清楚这个道理是比较难的。因为事物的属性在不同人的思想中，要比在不同人的肉体感觉中，更趋一致。相比人体的外在部分，人在内心能形成关于事物本性的更逼真的观念。在精神趣味方面，批评家有原则可循，他们的推理与辩驳要比美食家和香水品赏家更可靠。然而，我要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一致性，并不妨碍人们对美与价值的感知的多样性，而且，教育、习俗、偏好、成见以及性情，都会不断改变我们这方面的趣味。对于一个不习惯意大利音乐，天生就没长一双欣赏其复杂性的耳朵的人，你永远无法改变他对苏格兰音乐的偏爱。除了自己的趣味外，你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行为的合理性；至于那些反对你的人，他们的特殊趣味似乎总是只能让你更加相信相反的结论。如果双方都冷静一点，就都会承认，对方可能也是对的；在很多能证明趣味的多样性的事例面前，你们双方不仅会承认美与价值都具有相对性，而且会认为它们存在于人的愉悦感之中——这种愉悦感乃是特定的对象在特定的心灵中结合心灵的特定组织与构造而生成的。
人的感觉具有多样性，而且这种多样性是可被认识到的。或许，大自然意在以此让我们感知她的权威，让我们明白，她只需改变人的内在肌理，而无需改变外在对象，就能够为人的情感与欲望带来多么惊人的变化。这个道理，似乎人人都明白；但惯于思考的人正是从主体的属性上，得出更令人信服的、至少更具普遍性的结论。
在推理过程中，人的大脑只不过是在造访那些对象，就像它们活生生地立在那里，人的大脑既不对它们有所增添，也不对它们有所删减。如果我思考托勒密或者哥白尼体系①，我只是在根据自己的探寻，努力弄清楚行星的真实位置；换句话说，我只是在自己的观念中确定行星之间的关系，并且努力使这种关系与行星在天空里的真实关系相一致。由此看来，在这种思维活动中，似乎总有一个正确的——尽管通常不为人知的——关于事物属性的标准。结论的对与错不会根据人的理解力的不同而改变。尽管所有的人都认为太阳在动而地球不动，太阳也不会是因为这些推论挪动哪怕一寸，这类推论永远是虚假而且错误的。
但是，判断事物的美与丑、可爱与可憎的品质，与判断真理与谬误是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人的大脑里不仅包含对对象的考察——就像它们站在那里不动一样；人的大脑还在考察之余，体会到一种好恶褒贬的情感，这种情感将美与丑、可爱与可憎的判断附加在对象身上。现在，很明显，这种情感必须依靠大脑的特定肌理与构造，它使得这种特定的形式按照特定的方式运作，在大脑与其对象之间产生共鸣与一致。改变人的大脑或外部感官的构造，情感也就变了，尽管形式没变。情感与对象不同，情感源于对象之于人的思维器官的作用，人的思维器官变了，结果必然会变。同样的对象被置于完全不同的大脑面前，不可能产生同样的情感。
不需要懂得多少哲学，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得出结论，情感与对象在哪些地方明显不同。有谁不懂得，权力、荣耀、复仇，这些并不是人们想要的东西，它们的全部价值来自于人的激情的结构，是人的激情结构激发了人们对这些具体目标的追求？但是，就美而言，不论是自然美还是道德上的美，人们一般认为情况有所不同。人们认为，那令人愉快的品质就藏在对象身上，而不是在人的情感里；而这只是因为，人的情感还不够强烈有力，还不能以某种明显的方式，有别于人对于对象的认知。
但是，略加思考就能将情感与认知区别开来。一个人可能十分了解哥白尼体系的全部圆形与椭圆形，以及托勒密体系的全部不规则的螺旋形，但却不觉得前者比后者美得多。欧几里得充分解释了圆的每种性质，但没有在任何著作里提到圆的美。原因很明显，美并不是圆的性质。圆的美并不在于圆周的任何一点都与圆心距离相等。它只是这种图形对心灵造成的印象，心灵的特殊肌理或构造使这种图形容易产生这种感受。不论是在圆上寻找这种美，还是通过某种数学推理，或者通过你的感官，在那一图形的全部属性里探寻这种美，都是徒劳。
数学家在阅读维吉尔的作品时，除了对照地图验证埃涅阿斯（Eneas）的航行路线外，不会体会到其他快乐。他可能完全理解那位非凡作家所使用的每一个拉丁词的意思，对其叙述的一切也都清楚明了。他甚至可能比那些没有如此精确研究过这部诗作所涉及的地理学的人更理解这部作品。因此，他洞悉诗中的一切，但是对其中的美却浑然不觉。因为严格说来，美不在于诗作之中，而在于读者的情感或者趣味之中。一个人即便对天使也能做很好的科学理解，倘若没有这种优雅的趣味，能自己感受到这种情感，对这种美将仍一无所知。①
那么，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判断一个人快乐与否，并不是根据那个人人都追求的目标的价值，而仅仅根据他追求那一目标时所带有的情感，以及他在追求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功。目标本身绝对谈不上价值。目标的价值仅仅来自于人的情感。如果那种情感强烈、稳定，而且获得成功，这个人就感到幸福。没有理由怀疑，一个小姑娘穿着新裙子去参加学校的舞会，一个演说家用他的口才征服了无数听众的情感，改变了他们的决定，这两人所感受的快乐是一样的。
因此，就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在生活方面的幸福而言，全部的差别在于情感，或者快乐感受上。这种差异巨大时，就产生了幸福与不幸这两个极端。
要想获得幸福，人的情感既不能过于猛烈，也不能过于分散。在前一种情况下，人的思想永远处于躁动不安之中；在后一种情况下，人的思想会陷入令人难受的慵懒和懈怠。
要想获得幸福，人的情感应该是温和、友善的，而不应该是粗野、猛烈的。后一种情感给人的感觉不如前一种情感给人的感觉舒适。谁会说敌视与仇恨、嫉妒与报复与友谊、仁爱、和蔼以及感恩是一样的呢？
要想获得幸福，情感必须是欢快愉悦的，而不应该是低沉抑郁的。容易看到希望、感到快乐的人是真正的富人，容易感到恐惧与悲伤的人是真正的穷人。
在享受某一对象的过程中，人的某些情感与性情会不如人的其他情感与性情那么稳定、持久，其产生的快乐与满足也没那么长久。比如说，哲学家的献身与诗人的狂热，都属于高尚精神、大量的闲暇、良好的天赋、勤学好问的习惯等的一时产物。即便具备所有这些外部条件，抽象的、不可见的对象，比如自然宗教才为我们提供的那些对象，也都既不可能长时间地激发人的心灵，也不可能片刻融入人的生活。要使感情变得持久，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法，去影响人的感官或者想象力，必须接受某种关于神的历史的以及哲学的论述。
尽管人的性情千差万别，总体上我们还是可以放心大胆地说，快乐的生活不可能靠自身维持长久，而是很容易就让人感到餍足或厌恶。最能持久的娱乐活动可以说都渗入了参与者的专注与小心，比如说赌博与打猎。一般说来，事务与行动填补了人一生所有的大块空闲。
但是，当人有心情享受时，往往又找不到享受的对象。就这一点而言，人的那些追求外部对象的情感，不如我们本身就有的情感更能使人感到幸福；这是因为，我们既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接近那些对象，也不能保证能拥有它们。就幸福感而言，求知优于求财。
有些人拥有强大的思想力量。他们即使在追求外在对象时，也不会受到失望情绪的影响，而是用最愉快的心情，重新开始，勤奋努力。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思想调整更能使人获得幸福。
根据以上对人生的简短而不完全的勾画，最能使人幸福的心灵是有道德的心灵。换句话说，有道德的心灵能引导人的行动和劳作；使我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真情；能坚强我们的意志，去面对命运的打击；能使我们的情绪保持适度；能使我们从自己的思想中体会到快乐；能使我们乐于走进社会、与人交流，而不是沉迷于感官享乐。同时，即便最疏忽大意的人，在推理时也应该明白，人的各种性情不是同样都能使人幸福，人的一种情感或习性可能令人极为满意，而另一种情感或者习性却可能令人极为厌恶。实际上，生活状况的一切差别都取决于人的思想；没有哪种境遇本身会比另外的境遇更好或更坏。好与坏，不管是自然上的还是道德上的，都完全是相对于人的感觉或情感而言的。如果人能改变自己的感受，就不会有不幸的人。人应该像普罗特斯①那样，通过不断改变自己的体型和样子，规避各种打击。
但是，大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我们的这些能力。我们不能选择自己心灵的肌理与结构，就像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肉体一样。一般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方面的些许改变就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一条小溪在陆地上盲目追随它所流经的各种起伏波折；同样，人的无知与愚昧也是由于他们的自然禀性造成的。所有这些，都全然被排挤到一切哲学思考以及所谓“心灵的良药”之外——人们对这二者的效果过于夸大了。但是，即便对于智慧的、有思想的人，天性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人并不总是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全部技艺与勤勉去矫正自己的性情，塑造出自己心仪的那种高尚品格。
在思考人的行为过程时，不管什么人，只要不心存偏见，都会发现，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受肌体结构与性情的引导；就塑造我们的趣味与情操而言，大道理其实影响甚微。一个人如果有很强的荣誉感与道德感，又有着适度的激情，他就自然愿意依道德法则去行动，即便偶有偏离，也很容易、很快就回到正轨。另一方面，一个人如果天生就一副怪异的心理结构，性情冷漠而不善感，对仁爱与品德无动于衷，对同伴没有同情心，不需要赞誉和掌声，这样的人注定不可救药，连哲学也无计可施。他只能从那些低级的、感官的对象上，或者通过放任自己的邪恶性情，才能体会到满足。他不思悔改，不愿意控制自己邪恶性情。他甚至对好的品格不具备感知力与趣味，不懂得见贤思齐。就我而言，我不知道对这种人该说什么，或者用什么观点打动他。如果我告诉他，内心的满足来自于值得赞许的、仁爱的行为，来自于无私的爱与友谊所带来的优雅愉悦，来自于好名声与品行端正所带来的持久快乐，他会说，这些快乐都或许只针对那些看重这些的人而言，就他而言，他发现自己属于禀性与性情完全不同的人。那我就只能说，我的哲学对此无计可施；我除了悲叹这个人的不幸境况外，别无他法。但我要问，对此，难道其他的哲学就有办法，或者就有可能通过某种制度，使所有的人都品德高尚，不论其天生的心灵结构如何怪异？我的经验告诉我，事实恰恰相反。我敢断言，或许，哲学的益处，主要是通过间接方式，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实现的，而不是立竿见影的。
可以肯定，关注科学与人文的人，会性情更温和，更有人情味，会更加珍视蕴涵了真正美德与荣誉的美好情感。一个有品位、有学问的人不论染有什么缺陷，都不至于是一个不诚实的人；那样的事的确很少发生。他好学穷思的思想习惯一定会克服他内心追逐利益、私欲膨胀的激情，同时一定会赋予他更强的生命庄重感与责任感。他会更加充分地体会到人与人在品格与做派上的高下之分；通过反省，他的这种感受非但不会减弱，反而会得到加强。
除了这些对人的脾气与性情的潜移默化之外，学习与实践还很有可能带来其他变化。教育的巨大效果让我们相信，人的心灵并非冥顽不化、不可改变，而是有可能改变其最初的构造。如果一个人愿意向自己心仪的人格楷模看齐，如果他熟知他们的优点以及自己的差距，如果他不断深刻地反省自己，并且通过不懈的努力，改掉缺点，从善如流；我毫不怀疑，假以时日，他会发现，自己的性格会有所好转。
习惯是另一种能够改造心灵的有力手段，它能够将好的性情倾向注入人的心灵之中。一个一直处于清醒节制状态的人，会讨厌躁动与无序。如果他从事的是商业或者研究，闲散将是对他的惩罚。如果他乐善好施，他会憎恶一切骄傲与粗暴行径。如果他坚信有道德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生活，如果他曾经下决心对自己管束得严一点，那么，他的改进是不会令人失望的。不幸的是，一个人若非先已具备相当的美德，就绝不会有这种信念和决心。
艺术与哲学的主要胜利就在于此。艺术与哲学在不知不觉中改善人的性情，告诉我们哪些品行是应该通过不断的思想修正和习惯重复去努力培养的。除此之外，我不认为艺术与哲学还有什么重要影响。而对于一些人在思辨推理中所推崇的那些说教与劝勉，我必须提出怀疑。
我们已经知道，没有什么对象本身是可爱或可憎、可贵或可鄙的；对象的这些品质来自于观察者心灵的特性与构造。因此，贬低或放大对象在人心目中的价值，激发或缓和人的激情，都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或者理由。只要能给人带来快乐，捕捉苍蝇（像图密善那样）也会比打猎（像威廉·鲁福斯那样）或者征服其他王国（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更为惬意。①
然而，虽然不同的人会根据不同的感知或激情对不同的对象做不同的价值判断，我们都明白，在判断过程中，激情所考虑的不仅是对象本身，而且还考虑它所处的外部环境。一个人因得到一颗钻石而欣喜若狂，他想到的不仅是这个闪闪发光的石头，他还想到它的珍稀；他的快乐与狂喜主要来自于此。因此，这时哲学家会站出来，指出我们可能会忽略的某些观点、考量以及条件；这样一来，他就缓和或者激发了某种特定的激情。
绝对地否定哲学家在这方面的权威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必须承认，还有一种与此对立的假设也很有力，那就是，如果那些观点是自然的、显而易见的，它们自己就能出现，而无须哲学家的帮助；如果它们是不自然的，它们就不会对人的情感产生任何影响。那些观点都是极其自然的，不属于任何艺术与勤勉的压迫或制约结果。一个见解，不论是我们所刻意探求的，还是我们难以接受的，还是我们小心谨慎地维护的，都从来不能引发这种纯真而持久的激情活动，那本是自然的结果，是心灵的结构的产物。一个男人可以用放大镜或者显微镜之类的人为媒介去观察他的恋人，发现她的皮肤那么粗糙，她的长相出奇的丑陋，由此声称自己治好了失恋，也可以用塞涅卡或者爱比克泰德①的人为的、不自然的观点，去激发或者缓和激情。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对象的自然属性及环境的记忆仍挥之不去。哲学沉思又太玄奥缥缈，无法走进日常生活，或者平息某种情感。蓝天之高远、风云之纯净，不适合我们呼吸。
哲学家为我们提供的这种过于精细的思考还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它们在减弱或者排除我们的不良激情时，通常连我们的道德激情也减弱或者排除了，最后我们只剩下一颗冷漠、毫无生气的心。总体上看，哲学思考具有普遍性，会影响到我们的全部情感。如果我们希望它们只产生一个方向的影响，那是徒劳。在不断的学习与思索过程中，我们得以与它们相知相伴，它们无处不在，遂使心灵麻痹。我们毁掉了易感的神经之后，我们的肉体的快感与痛感也一并消失了。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古往今来备受人们推崇的那些哲学思考，其实大多数都包含着或多或少的这类瑕疵。哲学家们说：“不要因他人的伤害或暴力而让愤怒或憎恨惊扰你的心灵。你会因为猴子的恶意而发怒吗？你会因为老虎的残忍而发怒吗？”这种说法会误导我们产生人性恶的观点，必然会损害我们的社会交往意愿。它还会使人对自己的罪恶毫无忏悔之心，认为邪恶是人的天性，就像某些本能是野兽的天性一样。
有哲学家说：“一切病痛源于宇宙秩序，而宇宙秩序是绝对完美的。你会为自己的个人利益去打破这神圣的秩序吗？”那么我说，我遭遇的病痛源于他人的恶意或压迫，这又如何解释？他会说，但是人的邪恶与不完美也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正所谓：
瘟疫与地震都无损于上天的安排，
波尔吉亚或喀提林之辈又能怎样？
但愿人们认可这种说法，而我自己的邪恶也是这一秩序的一部分。
有哲学家说，在乎他人看法的人，没有人是幸福的。对此斯巴达人回答：那么，除了流氓和强盗，没有人是幸福的。
有哲学家说：“人生愁苦，人应该对不幸事件的到来感到诧异吗？应该在灾难面前终日哀号吗？”是的，他悲叹自己生来命苦是有道理的。你的劝慰只触及苦难之九牛一毫，而你却认为能安慰他。
有哲学家说：“你必须始终正视死亡、疾病、贫穷、失明、流放、诽谤和侮辱，把它们看成是人性难免的不幸遭遇。只要事先想到，当坏事临头时，你就更容易忍受。”对此我的回答是，对于人生的苦难，如果我们只是这样泛泛而谈，便无法对它们做好准备。但是，对苦难过于思虑，感到它们就在眼前，自己在劫难逃，却又是我们扼杀快乐、陷入无尽愁苦之中的真正原因。
有哲学家说：“你的悲叹是无益的，不会改变你的宿命。”非常对，而我正是为此感到悲哀。
西塞罗安慰耳聋者的话多少有点古怪。他说，“世上有多少语言，都是你听不懂的？迦太基语、西班牙语、高卢语、埃及语，在这些语言面前，你就像聋子一样，但你对此并不在意，那么你又何必在意再加一种语言？”
我更喜欢昔勒尼学派（Cyreniac）的安提帕特（Antipater）的巧妙回答。他失明后，几个妇女来安慰他，他说：“什么？难道你以为黑暗中就没有快乐吗？”
丰特奈尔说：“最能推毁一个人的野心以及征服世界的激情的，莫过于那真正的天文体系。与无限的大自然相比，甚至整个地球都那么不值一提。”显然，这种思考过激了，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说有作用的话，它会不会将爱国主义与野心一样摧毁？这位多情的作家还振振有词地说，从最广义的天体学体系上看，女性的明眸是唯一不会失去其光华或价值的物体，经得起任何体系的参照。难道哲学家就是要我们仅仅去爱女人的明眸吗？
普鲁塔克劝慰一位流放中的朋友说，“流放不是坏事。数学家告诉我们，与天空相比，整个地球只是一个点而已。去国离乡就好比从一条街道搬到另一条街道。人不是植物，只能植根于某种特定的土壤。任何土地、任何气候，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这番话，若落入那流放之人耳中，便是良言；但若让那些从事公共事务的人听到，又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什么影响呢？是会破坏他们对祖国的全部热情，还是像庸医开的药方，对多尿症与水肿一概包治？
可以确定，如果一个人的体内被注入了某种更高级的灵性，他就会把整个生命看得卑劣、可鄙和幼稚，会对任何事都不愿参与，对身边事物漠不关心。这时候，即便让他做腓力那样的人物，他都很难屈尊爽快地答应；其难度甚至有过于让那位腓力在做了50年的国王和征服者之后，去专心致志地修鞋子——那原是卢西恩让他到阴间去做的事。现在，这个具有高级灵性的人所怀有的对人类事务的鄙视态度，哲学家同样也想到了；但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话题超出了人的一般理解力，又不能通过经验得到更好的验证，因此不能引起哲学家的重视。哲学家知道这种事情的真实性，但是体验不深。当哲学家不刻意成为卓越的哲学家时，却总能成为一位卓越的哲学家；换句话说，只要没有什么事情干扰他，引起他的欲念，他就成为一位卓越的哲学家。别人在赌博时，他奇怪那些人的敏锐和亢奋；但是当他自己下注时，他通常也会很快就被那种激情感染，而那种激情是他做旁观者时大加谴责的。
人们经常在哲学著作中读到的，主要是两种观点；从这两种观点出发，你可以得出任何重要的结论，这是因为，这些观点来自于日常生活，是对人类事务的最表层的思考。第一种观点是，当我们想到人生的短暂与无常时，我们对幸福的一切追求就显得那么不值一提。甚至于，如果我们愿意关注一下个人生活之外的世界，如果我们想到，人类事务处于不断的变化与革新之中，法律与知识、书籍与政府都随时间流逝了，就像一条溪流，匆匆地消逝在无边的大海里，那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那些宏伟蓝图是多么轻浮。这样的思考，势必会熄灭我们所有的激情。但是，它难道同时不也是一种对自然机巧的一种反抗吗？自然女神曾乐于使我们相信，人生是有意义的。而且，这样一种思考，难道不可以被那些耽于享乐的人作为理由，说服我们放弃那行动与美德的小径，走进那布满安逸与快乐之花的田地？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在雅典那场著名的瘟疫中，死亡仿佛会随时降临到每个人头上，这时民间反而盛行一种放纵的欢乐，人们相互劝告，来日不多，得好好享受人生。薄伽丘也对佛罗伦萨的那场瘟疫也作了同样的思考。同样道理，战争中的士兵也比一般人更容易放纵作乐。眼前的欢乐总是有意思的；人们一旦在什么目标上受挫，就愈加看重这种眼前之乐的力量与价值。
第二种时常会影响到我们的情感的哲学观点源于一种将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与他人所处的环境相比较。这种比较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出现；但不幸的是，我们总是倾向于将我们的环境与比自己优越的人的环境相比较，而不是与不如自己的人的环境相比较。哲学家会从另一方面看问题，他会纠正这种人性的缺陷，使自己在命中注定的形势面前更加从容。从这样的思考中，很少有人不感到安慰。不过，对于一个天性善良的人来说，人生愁苦的观念仍只会加重他的悲哀，而不是给他宽慰，而且，在悲叹自己的不幸之余，他还会觉得他人也处于深深的苦难之中。这就是哲学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即便那些最能给人带来安慰的哲学话题，亦复如是。①
我可以用下面这段话作为对这个题目的总结：虽然在适当的时候，美德无疑是最佳良策，但由于人世间的事情总是这样混乱不堪，你别指望幸福与苦难会完全规则地平分到每个人身上。我敢说，不仅仅财富与健康（这两者同样重要）这些好东西在道德高低的人之间分配是不公平的；而且，就心灵本身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有这种不对称——正是由于激情的构成不同，品格最高尚的人，并不总能享有最高的幸福。
我们都知道，虽然肉体的痛苦来自于机体的某种失序，但痛苦的程度并非总是与这种失序的程度相当，而是会根据肌体对有毒体液的影响力的敏感度的强弱变得更强或更弱。牙疼造成的痛苦，要大于结核病或水肿的痛苦。同样，就内心的得失而言，一切邪恶实际上都是有害的；然而，大自然并非根据邪恶的程度分配失常与痛苦，即便排除外在偶然事故的原因，道德高尚的人也并非总是最幸福的。阴沉忧郁的性格，对于我们的情操而言，当然是一种恶或者缺陷；但是，它常常与强烈的幽默感与正直品格相伴随，人们很容易在品格高洁的人身上发现这种性格，虽然单凭这种性格就足以破坏人的一生，使其陷入痛苦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一个自私的家伙可能具有活泼多变的性格，这实际上是一种好的乐天精神。这种性格获得的好处实在比它应得的多，并且如果运气还不错的话，它还能补偿其他的恶在内心造成的不安与悔恨。
为此，我还要补充，一个容易沾染恶习或缺点的人，若同时还有着某种好品格，就会感到比作一个十足的坏蛋更加苦恼。具有这种不良性格、容易感到痛苦的人，会比具有大度友善的性格的人更加不幸。因为后者能时时关心他人，对自身的福祸泰然处之。在一个品格不完美的人身上，羞耻感当然是一种美德，但它给人带来的是不安与悔恨，而一个死不改悔的小人绝不会有这种感受。在情场上，一个模样可人、内心冷漠的人更容易感到幸福，而一个慷慨多情的人更容易失去自我，成为自己所钟爱的对象的奴隶。
总之，人生更多地受运气而非理性的支配。人生好比一场无谓的消遣，而非严肃的事业：影响人生的，是人的具体性情，而非什么普遍的法则。我们是否还应该对人生常怀激情与渴望？答曰：人生并不值得你如此关注。我们是否应该对所发生的一切都漠然处之？答曰：那样我们就会在萎靡与懈怠中失去我们游戏人生的一切乐趣。当我们思索人生时，人生已经逝去了；人的死法各有不同，但死神对于哲人与蠢人一视同仁。从生活中提炼精确的法则或方法通常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并且毫无效果。这是否再一次证明，我们过于看重自己所追求的事物的价值？即便是对人生的这番推理，对正确人生观的这番探求，也是在高估人生的价值；若非如此，对于某种性格的人来说，这便是人一生所能做的最迷人的事情之一了。
康德曾说：是休谟将我从教条的噩梦中惊醒。可以说没有休谟就没有康德。休谟关于人性的假设，对自私和同理心的研究，可以说是开先河之功。为此少数派悦读诚荐思想史上的“莎士比亚”休谟最重要的著作《人性论》。在本书中，休读试图通过对人性的研究来揭示制约人的理智、情感和道德行为的准则。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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