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华丽的词藻和修饰太多，对于一切作品来说都是一大缺陷
大卫·休谟（David Hume，公元1711年4月26日—公元1776年8月25日）
艾迪生先生认为，好作品是感情的自然表现，但不要明白显露。我觉得这还不能算是对好作品比较正确扼要的界说。
情感如果仅仅是自然的，就不能给心灵以愉快的感受，似乎不值得我们予以关注。水手的俏皮话，农民的见闻，搬运工人和马车夫的下流话，所有这些都是自然的，也是挺讨人厌的。从茶馆闲聊里编造出来的无聊的喜剧场面，有哪个能忠实和充分地描写出事实和情感来呢？只是在我们把自然的种种美好和魅力描绘出来时，换言之，自然只是在艺术给予修饰和使之完美，不是简单地加以模仿而是按照它的应有的美的样子加以表现时，才能使有鉴赏力的人们感到愉快；如果我们描写比较低级的生活，手法笔触就必须是强有力的和值得引起注意的，必须能使心灵得到一个生动的形象。桑丘·潘沙荒唐可笑的“naïveté”（天真）在塞万提斯笔下表现得何等淋漓尽致，真是无与伦比，包含着多少豁达大度的英雄形象和温柔的爱情画面啊！
这一点对于演说家、哲学家、批评家，以及任何一个用自己名义写作而不是借助于他人的言语行为的作家，都是同样适用的。如果他语言不文雅，观察力不出众，理解力、感受力不强，没有气概，那么他夸耀自己作品的自然和质朴就是徒劳无益的。他也许说的正确，但决不会使人喜欢。这类作家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根本得不到人家的指摘与苛评。幸运的书和人就不会受到这样的冷遇。贺拉斯谈到过所谓“欺骗性的生活道路”，这条秘密的、骗人的生活道路，也许是一个人所能有的最大幸运；不过另一个人要是落入这条路，得到的却是最大的不幸。
另一方面，作品如果只是使人惊奇，但不自然，就决不能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持久的享受。描写古怪的事物，当然不是模写或模仿自然。失去了正当的表象，画面就没有同原来面貌相似的东西，我们的心灵对此是不会满意的。在书信体或哲理性的著作里，过分的文饰是不适当的，史诗或悲剧亦复如此。华丽的词藻和修饰太多，对于一切作品来说都是一大缺陷。非凡的描写，有力的机智火花，明快的比喻和警句，如果使用得过于频繁，就成了瑕疵，而不再是对文章的润色了。这就像我们观看一座哥特式建筑时被花样繁多的装饰搞得眼花缭乱那样，由于注意力被各种枝枝节节的东西吸引而分散，就看不到整体了；心也同眼睛一样，它在仔细读一部堆满机智的作品时，也会被不停的闪光和惊奇搞得筋疲力尽，感到厌倦。一个作家要是才智过于丰富，往往就会出现上述情形；虽说这种才智本身还是好的、使人愉快的。这类作家通常的毛病，是他们不管作品主题是否需要，就把他们喜爱的修饰之词和手法大加卖弄堆砌；因此他们要表达一个真正优美的思想，就得用二十个矫揉造作使人厌烦的奇思怪想。
不过我在这里批评的对象，并不包括那些把质朴和文饰恰当地结合起来的作品，尽管它们可能比上述那类作品写得更长更丰富。关于这个问题虽然我不想谈论过多，也要作少许一般的观察。
首先，我观察到：尽管两类过分都应当避免，尽管在一切写作里应当苦心探讨一种能把两者结合起来的适当的中间方式，但持中的写法并不只限于某一种，它容许有很大的自由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想想蒲柏和卢克莱修之间的距离是那么大。在极端的精雅文饰和极端的单纯质朴两者之间，诗人似乎可以随心优游，不必担心会犯什么过头的毛病。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广阔地带里，布满了彼此各异的诗人，各有特殊风格和面貌，这并不影响他们得到同等的赞美。高乃依和康格里夫（1670—1749，英国剧作家。擅长使用精柔的喜剧对话，讽刺当时的上流社会，嘲笑矫揉造作的风气。)的机智和文采，在某种意义上比蒲柏还要强（如果各种类型的诗人可以放在一起比较的话），而索福克利斯和泰伦提乌斯比卢克莱修还要质朴自然，他们似乎超出了大多数完美作品所具有的持中状态，在这两种对立的特征上有些过分。照我的看法，在一切伟大诗人当中，维吉尔和拉辛处于最接近于中心的位置，离两种片面或极端最远。
在这个问题上我观察到的第二点是：想用词句来说明质朴和文饰这两者之间的恰到好处的持中状态是什么，或者想找到某种能使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划清优美与缺陷的规则，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事。一个文艺评论家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发表很得体的看法，但是它却不仅不能使读者搞清楚这些持中的标准或界限，甚至他自己也不能完全理解这些东西。丰特奈尔的《论牧歌》，是文艺评论中难以比拟的精品。在这篇文章里，他进行了许多思考和哲理的讨论，力图确定适合于这类作品的恰到好处的中和之道。可是任何一个读到这位作家自己写的牧歌的人，都会认为这位有见识的评论家尽管道理讲得好，鉴赏力却不佳。他所认为的完美，实际上过于强调了优雅文饰的方面，而这对牧歌是不相宜的。他所描写的牧人情感比较适合巴黎的妆饰，而不适于阿卡狄亚的山林。可是这一点你从他的批评理论中是绝对发现不出来的。他指责所有过分的描绘和修饰，所说的道理同维吉尔实际上做到的程度一样，仿佛这位伟大诗人也写过有关这类体裁的诗歌的论文似的。不管人们在鉴赏力方面多么不同，他们关于这些问题的一般见解通常是一样的。文艺批评如果不涉及特殊，不充分讨论各种例证，那是没有什么教益的。一般说来，人们承认美同美德一样，总是执其两端适得其中的东西，可是这个居中的东西究竟在两端之中的什么地方，分寸如何掌握，却是一个大问题，它决不能靠一般的讲道理得到充分的说明。
现在我来讲讲在这个问题上观察得来的第三点看法，这就是：我们应当努力避免过分的文饰甚于避免过分的质朴，因为过分文饰比过于质朴更损害美，也更危险些。
这是一条确实的规律：机智与情感是完全对立的。去掉了感情，就没有想象力的地位。人心很自然地受到制约，它的各种能力不可能同时都起作用，某种能力越占上风，留下来供其他能力得到发挥的余地就越少。因此，描写人物、行为和情感的一切作品，比那些由思考和观察构成的作品需要有较大程度的单纯质朴性。由于前一类作品更动人、更美，按照上述见解，人们就可以放心地在单纯质朴与文采修饰两端之间优先强调前一方面。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我们最常读的、一切有鉴赏力的人时时放在心上的作品，都有使人喜欢的质朴，除了附丽于这种质朴感情之上的优美表现力与和谐的辞章而外，它们并没有什么使我们在思想上感到惊奇意外的东西。如果作品的价值在于它讲出了某种机智的警句，它一上来就会打动我们，不过这样我们的心就要期待在进一步细读中了解这个思想，也就不再为它所感动了。我在读马提雅尔（约40—约104，，古罗马诗人，主要作品有《警句诗集》12卷。）的一首警句诗时，它的第一行就使我想到了全诗会说些什么，我不想重复我已经知道的东西，也就没兴致读这首诗了。但是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7—公元前54，古罗马抒情诗人。）的每一行诗和每一个词都有它的价值，我在仔细读他的诗时从来没有感到疲倦。考利（1618—1667，英国诗人。）的作品翻一下也就够了，可是帕内尔（1679—1718，英国诗人，小品文作者。）的诗读到第十五遍，还同初读时一样感到新鲜动人。此外，作品和女人一样，某种平易的姿态和衣着，总是比刺人眼目的涂脂抹粉，装模作样，穿金戴银要动人得多。后者只能迷惑人的眼睛，却打动不了感情。泰伦提乌斯有一种最平和羞怯的美，他写的一切都使我们喜欢，因为他毫不虚假，他的纯净自然给我们以一种虽不强烈却是持久的感受。
但是，由于文采修饰多多少少也能算作某种美的东西，所以走这种极端是比较危险的，也是我们最容易陷入的毛病。单纯质朴如果没有同时伴以高度优雅和适当的风度，往往被看作平淡乏味。与之相反，机智和骗人的闪光就成了使人惊奇的东西。普通的读者受到它的强烈刺激，会错误地以为这就是最不简单的、最了不起的创作方法。昆体良说，塞内卡的雄辩里充满了使人喜欢的错谬，所以就更加危险，更容易败坏年青人和无知的人的鉴别力。
我要再多说两句的是，在今天，我们应当比过去更加提防过分的文饰，因为学术有了进步，在各种类型作品的领域里都出现了有名的作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最容易陷于这种极端。想靠新奇来取悦于人的努力，使人们远离质朴自然的感情，他们笔下就充满了矫揉造作和骗人的东西。古希腊小亚细亚的雄辩，到阿提卡就大大败坏了；奥古斯都时代的鉴赏力和天才，到了克劳狄乌斯和尼禄时代就江河日下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类似的。何况现在已经出现了某些类似的鉴赏力下降的征候，法国如此，英国也是一样。
康德曾说：是休谟将我从教条的噩梦中惊醒。可以说没有休谟就没有康德。休谟关于人性的假设，对自私和同理心的研究，可以说是开先河之功。为此少数派悦读诚荐思想史上的“莎士比亚”休谟最重要的著作《人性论》。在本书中，休读试图通过对人性的研究来揭示制约人的理智、情感和道德行为的准则。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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