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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红头绳



红头绳

文|王鼎钧


一切要从那口古钟说起。 


钟是大庙的镇庙之宝,锈得黑里透红,缠着盘旋转折的纹路,经常发出苍然悠远的声音,穿过庙外的千株槐,拂着林外的万亩麦,熏陶赤足露背的农夫,劝他们成为香客。 


钟声何时响,大殿神像的眼睛何时就会亮起来,炯炯地射出去;钟声响到哪里,光就射到哪里,使鬼魅隐形,精灵遁走。半夜子时,和尚起来敲钟,保护原野间辛苦奔波的夜行人不受邪祟…… 


庙改成小学,神像都不见了,钟依然在,巍然如一尊神。钟声响,引来的不再是香客,是成群的孩子,大家围着钟,睁着发亮的眼睛,伸出一排小手,按在钟面的大明年号上,尝震颤的滋味。 


手挨着手,人人快活得随着钟声飘起来,无论多少只小手压上去,钟声悠悠然,没有丝毫改变。 


校工还在认真地撞钟,后面有人挤得我的手碰着她尖尖的手指了,挤得我的脸碰着她扎的红头绳儿了。挤得我好窘好窘!好快乐好快乐! 


可是我们没谈过一句话。 


钟声停止,我们这一群小精灵立刻分头跑散,越过广阔的操场,冲进教室。再迟一分,老师就要坐在教席上,记下迟到的名字。看谁跑得快!可是,我总落在后面,看那两根小辫子,裹着红头绳儿,一面跑,一面晃荡。


……如果她跌倒,由我搀起来,有多好! 


我们的家长从两百里外请来一位校长,校长来到古城的时候牵着一个手指尖尖、梳着双辫的女儿。校长是高大的、健壮的、声音洪亮的汉子,她是聪明的、伤感的、没有母亲的孩子。家长们对她好怜爱、好怜爱,大家请校长吃饭的时候,太太们把女孩拥在怀里,捏她,亲她,解开她的红头绳儿,问:“这是谁替你扎的?校长吗?”重新替她梳好辫子,又量她的身材,拿出料子来,问她哪一件好看。


在学校里,校长对学生很严厉,包括对自己的女儿。他要我们跑得快,站得稳,动作整齐划一。如果我们唱歌的声音不够雄壮,他走到我们面前来叱骂:“你们想做亡国奴吗?”对犯规的孩子,他动手打,挨了打也不准哭。可是,他绝对不禁止我们拿半截粉笔藏在口袋里,他知道,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喜欢找一块干净墙壁,用力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军过境的日子,他不处罚迟到的学生,他知道我们喜欢看兵,大兵也喜欢摸着我们的头顶,想念自己的儿女,需要我们带着他们找邮局,寄家信。 


“你们这一代,要在战争中长大。你们要早一点学会吃苦,学会自立。挺起你们的胸膛来!有一天,你们离开家,离开父母,记住!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挺胸抬头……” 


校长常常这么说。我不懂他在说什么。我怎么会离开父母?红头绳儿怎么会离开他?如果彼此分散了,谁替她梳辫子呢?


…… 



卢沟桥打起来了。那夜我睡得甜,起得晚,走在路上,听到朝会的钟声。这天,钟响得很急促,好像撞钟的人火气很大。到校后,才知道校长整夜守着收音机没合眼,他抄录广播新闻,亲自写好钢板,喊醒校工,轮流油印,两人都是满手油墨,一眶红丝。小城没有报纸,也只有学校里有一架收音机,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不能让许多人蒙在鼓里。校长把高年级的学生分成十组,分十条路线出发,挨家散发油印的快报。快报上除了新闻,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拼到底,救中国!》。我跟红头绳儿编在一个小组,沿街喊着“拼到底,救中国!”家家户户跑到街心抢快报。我们很兴奋,可是我们两人没有交谈过一句话。 


送报回来,校长正在指挥工人在学校的围墙上拆三个出口,装上门,在门外的槐树林里挖防空坑。忙了几天,开始举行紧急警报的防空演习。警报器是疯狂地朝那口钟连敲不歇,每个人听了这异常的声音,都要疏散到墙外,跳进坑里。校长非常认真,提着藤鞭在树林里监视着,谁敢把脑袋伸出坑外,当心藤鞭的厉害。他一面打,一面骂:“你找死!你找死!我偏不让你死!”骂一句,打一下,疼得你满身冒汗,哭不出来。校长说得对,汗不会白流,贴着红膏药的飞机果然来了。他冲出办公室,亲自撞那口钟。我找到一个坑,不顾一切跳下去,坐下喘气。钟还在急急的响,钟声和轰隆的螺旋桨声混杂在一起。我为校长担心,不住地祷念:“校长,你快点跳进来吧!”这种坑是为两个人一同避难设计的,我望着余下的一半空间,听着头顶上同学们咚咚的脚步响,期待着。 

有人从坑边跑过,踢落一片尘土,封住了我的眼睛。接着,扑通一声,那人跳进来。是校长吗?不是,这个人的身躯很小,而且带来一股雪花膏味儿。 


“谁?”我闭着眼睛问。 


“我。”声音细小,听得出是她,校长的女儿! 


我的眼睛突然开了!而且从没有这样明亮。她在喘气,我也在喘气。我们的脸都红得厉害。我有许多话要告诉她,说不出来,想咽唾沫润润喉咙,口腔里榨不出一滴水。轰隆轰隆的螺旋桨声压在我俩的头顶上。 


有话快一点说出来吧,也许一分钟后,我们都要死了……要是那样,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时间在昏热中过去。我没有死,也没有说什么。我拿定主意,非写一封信不可,决定当面交给她,不能让第三者看见。钟声悠悠,警报解除,她走了,我还在坑里打腹稿儿。 


出了坑,才知道敌机刚才低飞扫射。奇怪,我没听见枪声,想一想,坑里飘进来那些槐叶,一定是枪弹打落的。第二天,校长和家长们整天开会,谣言传来,说敌机已经在空中照了相,选定了下次投弹的地方。前线的战讯也不好,敌人步步逼近,敏感的人开始准备逃难。 


学校决定无限期停课,校长打算回家去抗战,当然带着女儿。这些可不是谣言。校长为人太好了,我有点舍不得他,当然更舍不得红头绳儿,快快朝学校走去。我已经写好了一封信,装在贴身的口袋里发烫。一路宣着誓,要在静悄无人的校园里把信当面交给她……怎么,谁在敲钟,难道是警报吗——不是,是上课钟。停课了怎么会再上课!大概有人在胡闹吧……我要看个究竟。


学校里并不冷清,一大群同学围着钟,轮流敲钟。钟架下面挖好了一个深穴,带几分阴森。原来这口钟就要埋在地下,等抗战胜利再出土。这也是校长的主意,他说,这么一大块金属落在敌人手里,必定变成子弹来残杀我们的同胞。这些同学,本来也是来看校长的,大家都有点舍不得他,尽管多数挨过他的藤鞭。现在大家舍不得这口钟,谁都想多听听它的声音,谁也都想亲手撞它几下。你看!红头绳儿也在坑边望钟发怔呢! 



钟要消失,红头绳儿也要消失,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要毁坏变形。钟不歇,人不散,只要他们多撞几下,我会多有几分钟时间。没有人注意我吧?似乎没有,大家只注意那口钟。悄悄向她身边挤去,挤两步,歇一会儿,摸一摸那封信,忍一忍心跳。等我挤到她身后站定,好像是翻山越岭奔波了很长的路。取出信,捏在手里,紧张得发晕。 


我差一点晕倒。 


她也差一点晕倒。 


那口大钟剧烈地摇摆了一下。我抬头看天。 


“飞机!” 


“空袭!” 


在藤鞭下接受的严格训练看出功效,我们像野兔一样窜进槐林,隐没了。 


坐在坑里,听远近炸弹爆裂,不知道自己家里怎样了。等大地和天空恢复了平静,还不敢爬出来,因为那时候的防空知识说,敌机很可能回头再轰炸一次。我们屏息静听…… 


很久很久,槐林的一角传来女人的呼叫,那是一个母亲在喊自己的孩子,声嘶力竭。 


接着,槐林的另一角,另一个母亲,一面喊,一面走进林中。 


立刻,几十个母亲同时喊起来。空袭过去了,她们出来找自己的儿女,呼声是那样的迫切、慈爱,交织在偌大一片树林中,此起彼落…… 


红头绳儿没有母亲…… 


我的那封信……我想起来了,当大地开始震撼的时候,我顺势塞进了她的手中。 


不会错吧?仔细想想,没错。 

我出了防空坑,特地再到钟架旁边看看,好确定刚才的想法。钟架炸坍了,工人正在埋钟。一个工人说,钟从架上脱落下来,恰好掉进坑里,省了他们很多力气。要不然,这么大的钟要多少人抬得动! 


站在一旁回忆刚才的情景,没有错,信在她的手里。回家的路上,我反复地想:好了,她能看到这封信,我就心满意足了。 


大轰炸带来大逃亡,亲族、邻居,跟伤兵、难民混在一起,滚滚不息。我东张西望,不见红头绳儿的影子,只有校长远远站在半截断壁上,望着驳杂的人流发呆。朝他招手,他也没看见。 


果然如校长所说,我们在战争中长大,学会了吃苦和自立。童年的梦碎了,碎片中还有红头绳儿的影子。 


征途中,看见挂一条大辫子的姑娘,曾经想过:红头绳儿也该长得这么高了吧? 


看见由傧相陪同、盛装而出的新妇,也想过:红头绳儿嫁人了吧? 


自己也曾经在陌生的异乡,摸着小学生的头顶,问长问短,一面暗想:“如果红头绳儿生了孩子……” 


我也看见许多美丽的少女流离失所,人们逼迫她去做的事又是那样下贱…… 


直到有一天,我又跟校长见了面。尽管彼此的面貌都变了,我还认识他,他也认得我。我问候他,问他的健康,问他的工作,问他抗战八年的经历。几次想问他的女儿,几次又吞回去。终于忍不住还是问了。 


他很严肃地拿起一根烟来,点着,吸了几口,造成一阵沉默。 


“你不知道?”他问我。 


我慌了,预感到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校长哀伤地说,在那次大轰炸之后,他的女儿失踪了。他找遍每一个防空坑,问遍每一个家庭。为了等候女儿的消息,他留在城里,直到听见日军的机关枪声……多年来,在茫茫人海,梦见过多少次重逢,醒来仍然是梦…… 


怎么会!这怎么会!我叫起来。 


我说出那次大轰炸的情景:同学们多么喜欢敲钟,我和红头绳儿站得多么近,脚边的坑是多么深,空袭来得多么突然,我们疏散得多么快……只瞒住了那封信。我一再感谢校长对我们的严格训练,否则,那天将炸死很多孩子。校长一句话不说,只是听。为了打破可怕的沉默,我只有不停地说,说到那口钟怎样巧妙地落进坑中,由工人迅速填土埋好。 



泪珠在校长的眼里转动,吓得我住了口。这颗泪珠好大好大,掉下来,使我更忘不了那次轰炸。 


“我知道了!”校长只掉下一颗眼泪,眼球又恢复了干燥。“空袭发生的时候,我的女儿跳进钟下面的坑里避难。钟掉下来,正好把她扣住。工人不知道坑里有人,就填了土……” 


“这不可能!她在钟底下会叫……” 


“也许钟掉下来的时候,把她打昏了。” 


“不可能!那口钟很大,我曾经跟两个同学同时钻到钟口里面写标语!” 


“也许她在往坑里跳的时候,已经在轰炸中受了伤。” 


我仔细想了想:“校长,我觉得还是不可能!” 


校长伸过手来,用力拍我的肩膀:“老弟,别安慰我了,我情愿她扣在钟底下,也不愿意她在外面流落……”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临告辞的时候,他使用当年坚定的语气告诉我: 


“老弟,有一天,咱们一块儿回去,把那口钟吊起来,仔细看看下面……咱们就这样约定了!” 


当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带了一大群工人,掘开地面,把钟抬起来,点着火把,照亮坑底。下面空荡荡的,我当初写给红头绳儿的那封信摆在那儿,照老样子叠好,似乎没有打开过。





本文作者王鼎钧先生而今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一个人走完了中国现代史的历次重大转折,他的回忆录“写尽了20世纪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王鼎钧的写作,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有战争,有逃难,也有温情。

一位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说:王鼎钧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理想。


马国川说:王鼎钧先生记录了一代中国人血泪辛酸,和中华民族最重要的集体经验和历史教训。但愿这些经验和教训时时警醒后人,让中华民族最后能够以尽可能少的代价抵达光明的彼岸。


北大教授王奇生说:大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小,小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大。史学家的回忆录重实不重文,而文学家的回忆录重文不重实。王鼎钧却能兼具其长而兼避其短。


王鼎钧在台湾被称作“一代中国人的眼睛”,他的作品家喻户晓,几乎达到“凡有井水处,即见鼎公书”的境界,”但是在大陆却长期被忽略,以至于近乎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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