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红头绳
红头绳
文｜王鼎钧
一切要从那口古钟说起。
钟是大庙的镇庙之宝，锈得黑里透红，缠着盘旋转折的纹路，经常发出苍然悠远的声音，穿过庙外的千株槐，拂着林外的万亩麦，熏陶赤足露背的农夫，劝他们成为香客。
钟声何时响，大殿神像的眼睛何时就会亮起来，炯炯地射出去；钟声响到哪里，光就射到哪里，使鬼魅隐形，精灵遁走。半夜子时，和尚起来敲钟，保护原野间辛苦奔波的夜行人不受邪祟……
庙改成小学，神像都不见了，钟依然在，巍然如一尊神。钟声响，引来的不再是香客，是成群的孩子，大家围着钟，睁着发亮的眼睛，伸出一排小手，按在钟面的大明年号上，尝震颤的滋味。
手挨着手，人人快活得随着钟声飘起来，无论多少只小手压上去，钟声悠悠然，没有丝毫改变。
校工还在认真地撞钟，后面有人挤得我的手碰着她尖尖的手指了，挤得我的脸碰着她扎的红头绳儿了。挤得我好窘好窘！好快乐好快乐！
可是我们没谈过一句话。
钟声停止，我们这一群小精灵立刻分头跑散，越过广阔的操场，冲进教室。再迟一分，老师就要坐在教席上，记下迟到的名字。看谁跑得快！可是，我总落在后面，看那两根小辫子，裹着红头绳儿，一面跑，一面晃荡。
……如果她跌倒，由我搀起来，有多好！
我们的家长从两百里外请来一位校长，校长来到古城的时候牵着一个手指尖尖、梳着双辫的女儿。校长是高大的、健壮的、声音洪亮的汉子，她是聪明的、伤感的、没有母亲的孩子。家长们对她好怜爱、好怜爱，大家请校长吃饭的时候，太太们把女孩拥在怀里，捏她，亲她，解开她的红头绳儿，问：“这是谁替你扎的？校长吗？”重新替她梳好辫子，又量她的身材，拿出料子来，问她哪一件好看。
在学校里，校长对学生很严厉，包括对自己的女儿。他要我们跑得快，站得稳，动作整齐划一。如果我们唱歌的声音不够雄壮，他走到我们面前来叱骂：“你们想做亡国奴吗？”对犯规的孩子，他动手打，挨了打也不准哭。可是，他绝对不禁止我们拿半截粉笔藏在口袋里，他知道，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喜欢找一块干净墙壁，用力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军过境的日子，他不处罚迟到的学生，他知道我们喜欢看兵，大兵也喜欢摸着我们的头顶，想念自己的儿女，需要我们带着他们找邮局，寄家信。
“你们这一代，要在战争中长大。你们要早一点学会吃苦，学会自立。挺起你们的胸膛来！有一天，你们离开家，离开父母，记住！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挺胸抬头……”
校长常常这么说。我不懂他在说什么。我怎么会离开父母？红头绳儿怎么会离开他？如果彼此分散了，谁替她梳辫子呢？
……
卢沟桥打起来了。那夜我睡得甜，起得晚，走在路上，听到朝会的钟声。这天，钟响得很急促，好像撞钟的人火气很大。到校后，才知道校长整夜守着收音机没合眼，他抄录广播新闻，亲自写好钢板，喊醒校工，轮流油印，两人都是满手油墨，一眶红丝。小城没有报纸，也只有学校里有一架收音机，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不能让许多人蒙在鼓里。校长把高年级的学生分成十组，分十条路线出发，挨家散发油印的快报。快报上除了新闻，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拼到底，救中国！》。我跟红头绳儿编在一个小组，沿街喊着“拼到底，救中国！”家家户户跑到街心抢快报。我们很兴奋，可是我们两人没有交谈过一句话。
送报回来，校长正在指挥工人在学校的围墙上拆三个出口，装上门，在门外的槐树林里挖防空坑。忙了几天，开始举行紧急警报的防空演习。警报器是疯狂地朝那口钟连敲不歇，每个人听了这异常的声音，都要疏散到墙外，跳进坑里。校长非常认真，提着藤鞭在树林里监视着，谁敢把脑袋伸出坑外，当心藤鞭的厉害。他一面打，一面骂：“你找死！你找死！我偏不让你死！”骂一句，打一下，疼得你满身冒汗，哭不出来。校长说得对，汗不会白流，贴着红膏药的飞机果然来了。他冲出办公室，亲自撞那口钟。我找到一个坑，不顾一切跳下去，坐下喘气。钟还在急急的响，钟声和轰隆的螺旋桨声混杂在一起。我为校长担心，不住地祷念：“校长，你快点跳进来吧！”这种坑是为两个人一同避难设计的，我望着余下的一半空间，听着头顶上同学们咚咚的脚步响，期待着。
有人从坑边跑过，踢落一片尘土，封住了我的眼睛。接着，扑通一声，那人跳进来。是校长吗？不是，这个人的身躯很小，而且带来一股雪花膏味儿。
“谁？”我闭着眼睛问。
“我。”声音细小，听得出是她，校长的女儿！
我的眼睛突然开了！而且从没有这样明亮。她在喘气，我也在喘气。我们的脸都红得厉害。我有许多话要告诉她，说不出来，想咽唾沫润润喉咙，口腔里榨不出一滴水。轰隆轰隆的螺旋桨声压在我俩的头顶上。
有话快一点说出来吧，也许一分钟后，我们都要死了……要是那样，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时间在昏热中过去。我没有死，也没有说什么。我拿定主意，非写一封信不可，决定当面交给她，不能让第三者看见。钟声悠悠，警报解除，她走了，我还在坑里打腹稿儿。
出了坑，才知道敌机刚才低飞扫射。奇怪，我没听见枪声，想一想，坑里飘进来那些槐叶，一定是枪弹打落的。第二天，校长和家长们整天开会，谣言传来，说敌机已经在空中照了相，选定了下次投弹的地方。前线的战讯也不好，敌人步步逼近，敏感的人开始准备逃难。
学校决定无限期停课，校长打算回家去抗战，当然带着女儿。这些可不是谣言。校长为人太好了，我有点舍不得他，当然更舍不得红头绳儿，快快朝学校走去。我已经写好了一封信，装在贴身的口袋里发烫。一路宣着誓，要在静悄无人的校园里把信当面交给她……怎么，谁在敲钟，难道是警报吗——不是，是上课钟。停课了怎么会再上课！大概有人在胡闹吧……我要看个究竟。
学校里并不冷清，一大群同学围着钟，轮流敲钟。钟架下面挖好了一个深穴，带几分阴森。原来这口钟就要埋在地下，等抗战胜利再出土。这也是校长的主意，他说，这么一大块金属落在敌人手里，必定变成子弹来残杀我们的同胞。这些同学，本来也是来看校长的，大家都有点舍不得他，尽管多数挨过他的藤鞭。现在大家舍不得这口钟，谁都想多听听它的声音，谁也都想亲手撞它几下。你看！红头绳儿也在坑边望钟发怔呢！
钟要消失，红头绳儿也要消失，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要毁坏变形。钟不歇，人不散，只要他们多撞几下，我会多有几分钟时间。没有人注意我吧？似乎没有，大家只注意那口钟。悄悄向她身边挤去，挤两步，歇一会儿，摸一摸那封信，忍一忍心跳。等我挤到她身后站定，好像是翻山越岭奔波了很长的路。取出信，捏在手里，紧张得发晕。
我差一点晕倒。
她也差一点晕倒。
那口大钟剧烈地摇摆了一下。我抬头看天。
“飞机！”
“空袭！”
在藤鞭下接受的严格训练看出功效，我们像野兔一样窜进槐林，隐没了。
坐在坑里，听远近炸弹爆裂，不知道自己家里怎样了。等大地和天空恢复了平静，还不敢爬出来，因为那时候的防空知识说，敌机很可能回头再轰炸一次。我们屏息静听……
很久很久，槐林的一角传来女人的呼叫，那是一个母亲在喊自己的孩子，声嘶力竭。
接着，槐林的另一角，另一个母亲，一面喊，一面走进林中。
立刻，几十个母亲同时喊起来。空袭过去了，她们出来找自己的儿女，呼声是那样的迫切、慈爱，交织在偌大一片树林中，此起彼落……
红头绳儿没有母亲……
我的那封信……我想起来了，当大地开始震撼的时候，我顺势塞进了她的手中。
不会错吧？仔细想想，没错。
我出了防空坑，特地再到钟架旁边看看，好确定刚才的想法。钟架炸坍了，工人正在埋钟。一个工人说，钟从架上脱落下来，恰好掉进坑里，省了他们很多力气。要不然，这么大的钟要多少人抬得动！
站在一旁回忆刚才的情景，没有错，信在她的手里。回家的路上，我反复地想：好了，她能看到这封信，我就心满意足了。
大轰炸带来大逃亡，亲族、邻居，跟伤兵、难民混在一起，滚滚不息。我东张西望，不见红头绳儿的影子，只有校长远远站在半截断壁上，望着驳杂的人流发呆。朝他招手，他也没看见。
果然如校长所说，我们在战争中长大，学会了吃苦和自立。童年的梦碎了，碎片中还有红头绳儿的影子。
征途中，看见挂一条大辫子的姑娘，曾经想过：红头绳儿也该长得这么高了吧？
看见由傧相陪同、盛装而出的新妇，也想过：红头绳儿嫁人了吧？
自己也曾经在陌生的异乡，摸着小学生的头顶，问长问短，一面暗想：“如果红头绳儿生了孩子……”
我也看见许多美丽的少女流离失所，人们逼迫她去做的事又是那样下贱……
直到有一天，我又跟校长见了面。尽管彼此的面貌都变了，我还认识他，他也认得我。我问候他，问他的健康，问他的工作，问他抗战八年的经历。几次想问他的女儿，几次又吞回去。终于忍不住还是问了。
他很严肃地拿起一根烟来，点着，吸了几口，造成一阵沉默。
“你不知道？”他问我。
我慌了，预感到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校长哀伤地说，在那次大轰炸之后，他的女儿失踪了。他找遍每一个防空坑，问遍每一个家庭。为了等候女儿的消息，他留在城里，直到听见日军的机关枪声……多年来，在茫茫人海，梦见过多少次重逢，醒来仍然是梦……
怎么会！这怎么会！我叫起来。
我说出那次大轰炸的情景：同学们多么喜欢敲钟，我和红头绳儿站得多么近，脚边的坑是多么深，空袭来得多么突然，我们疏散得多么快……只瞒住了那封信。我一再感谢校长对我们的严格训练，否则，那天将炸死很多孩子。校长一句话不说，只是听。为了打破可怕的沉默，我只有不停地说，说到那口钟怎样巧妙地落进坑中，由工人迅速填土埋好。
泪珠在校长的眼里转动，吓得我住了口。这颗泪珠好大好大，掉下来，使我更忘不了那次轰炸。
“我知道了！”校长只掉下一颗眼泪，眼球又恢复了干燥。“空袭发生的时候，我的女儿跳进钟下面的坑里避难。钟掉下来，正好把她扣住。工人不知道坑里有人，就填了土……”
“这不可能！她在钟底下会叫……”
“也许钟掉下来的时候，把她打昏了。”
“不可能！那口钟很大，我曾经跟两个同学同时钻到钟口里面写标语！”
“也许她在往坑里跳的时候，已经在轰炸中受了伤。”
我仔细想了想：“校长，我觉得还是不可能！”
校长伸过手来，用力拍我的肩膀：“老弟，别安慰我了，我情愿她扣在钟底下，也不愿意她在外面流落……”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临告辞的时候，他使用当年坚定的语气告诉我：
“老弟，有一天，咱们一块儿回去，把那口钟吊起来，仔细看看下面……咱们就这样约定了！”
当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带了一大群工人，掘开地面，把钟抬起来，点着火把，照亮坑底。下面空荡荡的，我当初写给红头绳儿的那封信摆在那儿，照老样子叠好，似乎没有打开过。
马国川说：王鼎钧先生记录了一代中国人血泪辛酸，和中华民族最重要的集体经验和历史教训。但愿这些经验和教训时时警醒后人，让中华民族最后能够以尽可能少的代价抵达光明的彼岸。
北大教授王奇生说：大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小，小人物的回忆录难以见大。史学家的回忆录重实不重文，而文学家的回忆录重文不重实。王鼎钧却能兼具其长而兼避其短。
王鼎钧在台湾被称作“一代中国人的眼睛”，他的作品家喻户晓，几乎达到“凡有井水处，即见鼎公书”的境界，”但是在大陆却长期被忽略，以至于近乎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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