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评萨特：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思想大师
雷蒙·阿隆评萨特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思想大师
（本文摘录自《雷蒙·阿隆回忆录》）
1975年，《新观察家》周刊刊载了以《70岁的自画像》为标题的采访萨特的谈话记录。一年之后，让·达尼埃尔（或许是贝尔纳-亨利·莱维）也要求和我进行一次谈话，我欣然接受了这个请求。同莱维的这次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我对他充满信任，谈起话来无拘无束。谈话的内容当然与我和萨特有关，这篇采访文章刊登在1976年3月15日的《新观察家》周刊上。
记者的问题是：“归根结底，萨特与阿隆两人之中究竟谁更能标志出那个时代的历史呢？”我的回答是：“毫无疑问，萨特的影响现在已经比我大得多了。这首先是因为他留下了众多的著作，数量上已远远超过了我。他的写作范围涉及小说、戏剧、哲学和政治。其次，在我的著作中，有一部分内容注定会很快被人遗忘，正如有一次莫里亚克在谈到我的一本书时所说的：‘如果阿隆同意脱离现实的话，他就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孟德斯鸠。’”这种说法的前半句倒是真的，我确实没有完全脱离现实。
而且，我的身份是个分析家或者说是个评论家。这种作家对他们同代人可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他们的著作往往受时局变化的限制，因此同创作家的著作相比，就更容易成为明日黄花。那些创作家并不怕失败，他们敢于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建造一座座概念的教堂。
说到这里，B. H. 莱维打断我的话问道：“如果他们失败了呢？”我对此回答道：“在知识界看来，我之所以应该受到谴责，正是因为在真理尚未被揭示出来时，我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他们谴责我的另一个依据是，我没有指出通向良好社会的道路，未能传授进入这种良好社会的方法，对此，他们并不准备原谅我。”
我的对话人马上反问：“而您自己对这些问题又是怎样想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在萨特和阿隆之间选择哪一方呢？是选择站在谬误立场上的战胜者萨特，还是选择站在真理立场上的战败者阿隆呢？”我起初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我说：“讨论这个问题没有多大意思。”B.-H.莱维仍坚持问道： “那就换一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站在错误立场上的萨特起了什么作用？站在正确立场上的阿隆又起了什么作用？” 对此，我不无反感地回答道：“我认为萨特的灾难在于他总有一天要受到世人的谴责，因为他把自己能言善辩的口才和丰富的情感都用来为不合理的事物辩护，他滥用自己宝贵的才智，试图向人们证明斯大林是不能反对的，人们至少应该向他靠拢。但是，今后也许有一天，人们对他和我仍然有兴趣，他们会说，我从来没有为了辩证法的需要为不合理的事物辩护。我从来没有为皮诺切特辩护过，也从来没有为斯大林和希特勒辩护过。”
一些左派人士往往从我的上述谈话中得出一种奇谈怪论。认为与其同阿隆站在真理的一边，不如同萨特站在谬误的一边。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做过这样的解释。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解释为什么好些人不肯否定这种毫无道理的偏爱。甚至在事后，我也认为那些追随萨特误入迷途的人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对萨特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表现为一种近似于盲目的忠诚。这个追求自由的哲学家所发表的奇谈怪论同我没有任何关系。拒绝充当同路人这一角色的人并不等于就是阿隆分子，甚至不一定赞成我。只要这个人不拘时间地点，时不时碰巧说了些中肯的话，这个人便会被视作阿隆派。
“不如同萨特站在谬误的一边”，这种具有讽刺味道的说法不仅荒谬无稽，而且令人感到厌恶，它似乎认为同阿隆站在一边就是可耻的。我还需补充说明我的功绩是微不足道的吗？在我之前，已有很多人讲述了苏联的真实情况。伯特兰·罗素在1920年代初曾去苏联旅行，回来时也有了清醒的认识；鲍里斯·苏瓦林从1930年代起就开始论述斯大林主义的实质。成问题的是，许多大思想家和慷慨高尚的人仍然坚持他们的幻想和错误。我不必恭维那些同萨特一起误入迷途的人；他们如果不愿意会见我，可以从其他同路人中挑选，不过这有点尴尬。
萨特去世两年后，一部以《萨特的遗嘱》为题发表的言论集几乎再次掀起了辩论的高潮。该书作者米歇尔-安东尼·比尔尼埃应邀参加了电视台的“新书评介”节目，但是他那次没讲什么，其他几个客人也都避免评论这本出色的小书，因为无论是这个思想大师的敌人还是其朋友都对这本书感到棘手。人们重读书中摘引的反映他立场多变的言论时，肯定会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思想大师。
这本书一开始就引用了萨特发表在1950年1月的《现代》杂志上的文章：“……如果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数达到1000万……那么就会出现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这种转化将使整个制度发生变化，改变前进的方向……人们不能纵容communism，然而，在任何情况下，人们也不能向它的敌人妥协……”接着，书中引用了他在《communist与和平》一书中的话：“如果有一天苏联对避免战争失去信心，那么它自己就会首先挑起战争，有谁又会因此而指责它呢？”他在给阿尔贝·加缪的《致<现代>杂志社社长》的回信中写道：“两个阵营的存在可能使我们既感到气愤，又感到毛骨悚然，也可能使我们从此不得安宁，然而我们为什么要对这种现状感到为难呢？”在谈论罗森堡事件的文章里，萨特指出：“……请注意，美国已经被疯狗咬疯了。我们必须割断与它的一切联系，否则也会被疯狗咬了发起疯来。”
1954年，他从苏联回来后写道：“我在那边碰到了一些有新思想的人，他们对我们西方人来说有时叫人难以理解，但是除了友谊，我们同他们之间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关系了。无论法国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它都不可能走与苏联截然不同的道路……苏联在言论自由方面是无懈可击的。”关于匈牙利的暴乱和苏联的镇压行动，萨特认为：“最大的失误恐怕要算赫鲁晓夫的报告了。因为依我之见，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之前，是不能这样开诚布公的。对一个长久以来已成为该政权化身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斯大林）进行郑重其事的政治揭露，并且详细公布其罪行，简直是一种疯狂的行为。”
萨特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态度也是友好的：“卡斯特罗同时象征着整个古巴岛，它的人民、牲畜、庄稼和土地……我们应该明白，巴蒂斯塔手下的那些大庄园主攻击卡斯特罗将古巴据为己有，攻击中说的这一情况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他就是整个古巴岛的化身。他既不屑占有它，也不屑为自己保留一块土地……古巴人应该赢得胜利，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一切，甚至失去希望。”（十多年后，由于一名古巴诗人遭到监禁，萨特与卡斯特罗分道扬镳了。）
他在为法农所著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作序时写道：“在反抗的最初阶段，人们必须开枪，打倒一个欧洲人，这等于一箭双雕，既消灭了一个压迫者，同时又消灭了一个被压迫者。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却自由了……”1962年，他为了参加一次世界和平运动大会而重返莫斯科时写道：“苏联的作家和他们的读者之间经常交换意见，一本书的好坏完全取决于读者对它的反应。”诸如此类，还有关于1968年写的“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五月风暴”，对苏联共产主义和极左主义的谴责。
《新观察家》周刊对比尔尼埃的著作保持沉默，《快报》周刊亦是如此。这两家周刊并未以此为荣。但是它们是能够为自己的沉默进行辩护的。然而，一个昔日的萨特分子利用萨特进行自我批评，把萨特说成是万念俱灰，意识到自己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游移不定的人，从而同他心目中已经死去的英雄算总账，这实在令我气愤不已。这种蠢话对我没有任何用处，我早就熟悉萨特的那些文章，熟悉他那些坎坷不平的政治经历，他在辩证法思想上的反复徘徊，以及他在人道主义和信仰（或崇尚）暴力之间的游移不定。即使是在论战文章中，我也很少引用萨特所下的那些总是言过其实，有时甚至是荒谬的，并且往往是自相矛盾的论断。我对这种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言论集毫无兴趣，而且萨特本人在世时，也总是拒绝做任何自我批评，从不理睬别人对他的过去的奚落讪笑。
但是，我是否应该把我的证词补充进去？无论是今天的萨特分子还是明天的历史学家，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为什么这个大思想家会这么胡言乱语？为什么他肯对一些人物和事件自封为政治和伦理的审判官？为什么他使那么多青年人向往莫斯科和哈瓦那，而事后从不感到内疚？
注：本文摘录自《雷蒙·阿隆回忆录》（杨祖功、王甦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8-1073页。文章来自 柏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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