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朋友圈我们发现，那些多年不见的同学和朋友，甚至是天天见面的同事和亲友，常常因为“三观不合”，在心灵深处有种渐行渐远的感觉。有人甚至说“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是观念，而非其他”，因为财富的多寡，地位的高低，可以量化、可以度量，而观念的差距，往往是天壤之别。价值观不同的人交流起来，常常会遭遇“鸡同鸭讲”的痛苦。那么，人和人之间观念的差异，到底体现在哪些地方？这些差异背后的本质，又是什么？张维迎、盛斌两位老师合著的《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一书,总结了企业家特有的八种观念（p148-156），先知书店编辑在认真阅读后发现，这些观念也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现实中很多的“三观不合”都源于此。传统的财富观，即自然经济的财富观——财富被当作大自然的恩赐，“土地乃财富之母”。土地的有限性决定了财富的有限性。因此，财富就像杯里的水，你喝多了，留给我的就少了；你富了，就意味着我穷了；利己=损人；企业家赚钱了，一定是剥削员工了。受这种错误的财富观支配，整个社会关注的只是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就是说，如何切割已有的蛋糕，而不是设法把蛋糕做大。他们最害怕竞争，对他们来说，竞争就类似赌博，只是将原有的财富从输者转向赢者。企业家的财富观，也就是市场经济的财富观。市场经济使财富的母体由生产要素本身转向要素的组合方式。在企业家看来，财富不是来自大自然的恩赐，而是来自人类的创造；不是杯里的水，而是井里的水；不是汲之有限而是掘之无限，掘井者也就是财富的创造者。在很多人脑海里，时间是一个圆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循环往复。企业家则认为时间是一条直线，具有不可逆性。这种差别源于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运行特征的差别。
自然经济是在三维空间运行的一个“静态社会”，似水流年，一切依旧。生活在这种社会的人们，时间不仅不具有任何稀缺的价值，甚至是一种负担，一种痛苦。农民从春种到秋收，吃饭靠老天，所以他们只好等待光阴流逝。在他们看来，时间是如此的漫长，以致不得不靠晒太阳、走亲串友这样的方式来打发。市场经济社会在四维空间中运行，分分秒秒都意味着变化和发展。对企业家来说，时间不仅是最宝贵的资源，而且是一种机会，他的命运可能就取决于那早与晚的一瞬间里。在竞争的市场上，时间就意味着金钱，赢得时间就意味着成功；相反，错过了时间，就意味着失败甚至破产。企业家在生活上可能“挥金如土”，但在工作上却“惜时如金”。他们绝不能容忍拖拖拉拉的工作作风，他们视“等候”为一种对他人人格的侮辱。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家所努力的一切，就是提高时间的使用效率，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在自然经济下，人们看重的是分配上的平等。平均主义地分配财富，这就是传统人的平等观。这种平等观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剥削观”。它不承认“多劳多得”，不承认竞争，不允许贡献大的人先富，主张懒汉和勤劳者同等享受。企业家的平等观是什么？机会均等。在企业家看来，前程应该为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有自由地选择职业、自由地参加竞争、自由地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任何制度都不能阻止人们达到与其能力相称的、而且由其品质引导他们谋求的地位。如果说传统人要求的是终点线上的平等：“人人获胜，都该得奖”。那么， 企业家要求的则是起跑线上的平等：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至于最后谁胜谁负，由竞争来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无偿占有、或瓜分他人的财富。在企业家看来，自由和平等是同一硬币的正反面。自由地组织生产，自由地从事经营，自由地招雇员工，自由地确定价格……总而言之，享受作为一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充分自主权，是机会均等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家只接受市场的审判，不接受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只承认货币的特权，不承认任何非货币的特权。自由是企业家生长的基本条件。在一个一切经济活动缺乏自由的地方，在一个“不分胜负、利益均沾”的地方，企业家根本不会出现。传统的平等观，以承认人之天生不平等为前提。血缘关系和等级制的人身依附关系，是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道德良心和超经济强制，是维持人们合作的基本方式。传统观念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他与别人的关系，都是先天决定的，个人只有接受的义务，而没有改变的权利。
企业家的平等观，以人之天生平等为前提。在企业家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合同关系。它建立在签约双方平等、互利、自愿的基础上。它是后天产生，而非先天注定。“诚”与“信”是这种契约关系的文化道路，法律则是维持这种契约关系的最高手段。如果没有双方的互相信任，契约就不会产生；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契约就难以维持。企业家必须是最讲信用的人。他把信誉看作是一种无形的资本，是与他人合作共事的必要品格。信用不同于良心，它是为取得权利而必须付出的一种义务。一个人如果不能履行这种义务，也就无法得到权利。背信弃义其实是封建商人的惯用伎俩，绝非是现代企业家的行为规范。企业家视法律为最高权威。法律似竞技场上的竞赛规则，遵守这种规则是每一个参加比赛的人的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无权超越法律之上，这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本质之所在。传统社会，鄙视货币，口不言钱，视钱为万恶之源。人们害怕货币经济瓦解自然经济，破坏他们那“田园诗般”的生活景色 ；他们畏惧货币这个“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语）冲破他们习以为常的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使得人们“六亲不认”。在他们眼里，赚钱是一种十足的道德败坏行为。企业家视金钱为生命之血液，社会之奖章。货币是他们心目中的偶像，赚钱是他们办企业的目的。他们讨价还价，不讳言钱；他们主张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他们信奉“为富乃行善之道”，牟利乃天经地义。在他们看来，“君子谋道、小人谋食”的观念不仅可笑，且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赚钱不仅是个人成功的标志，而且是民众福利之源泉。传统社会，恋土恋乡是一种美德。故乡不仅是生活天地，而且是精神的疗养院。“好出门不如孬在家”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是他们表达乡土之情的格言。企业家没有“故乡”。他们四海为家，把整个社会当做生活舞台；他们宁愿到处流浪，不甘死守一地，哪里适于生存就往哪里走，何处有利可图就向何处流，这是他们的生活准则之一。在他们看来，生活于异邦他乡，不仅有利于解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这种束缚是他们最难以忍受的），而且有利于培养自主精神和创 新能力，获得更多的成功机会。所以，他们从不为“背井离乡”而惆怅，从不为“流落他乡”而沮丧。到处都有他们创业的天地，到处都是他们生活的乐园。传统社会评价人，注重的是品德，不是才干；是出身，不是才能；是资历，不是水平；是经验，不是智能。在传统社会，一个人越是碌碌无为，越是老成持重、墨守成规，越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就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相反，一个人越是不满现状勇于创新，越是不听自上而下得命令，爱动脑筋，就越为社会所不容。民众百姓把他看成“异端”，达官贵人把他视为“孽种”。在生存竞争中，他十有八九要成为输家。企业家选拔人才的首要标准是才能，不是出身 ；是水平，不是资历 ；是智能，不是经验。他们深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只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人皆可用。他们不会把那些才华出众但“生活欠洁”的人拒之门外，更不会把那些能力平平只会从命的人奉若明珠。企业家不仅需要遵守纪律的模范，更需要“破坏秩序”的闯将。他乐于与不合传统的人合作，鼓励他们标新立异，大胆创新。他把选用人才看成是自己事业成功的资本，而不是对他人的“恩赐”。在传统社会，人生的最高追求是入府做官，无论寒门子弟，还是富家少爷，所谓学而优则仕。企业家把经商盈利当做最高的人生目标，崇尚“学而优则商”；他们所孜孜追求的是企业的成功，对从政并不感兴趣。一个人如果把办企业仅仅当做通向仕途的一种方式，那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这或许是历史上官办企业很难长进的一个原因。
人与人之间的观念差异，远非以上八个方面所能完全概括，还体现在效率观、节俭观、劳动观等各个方面。但无论是多少观念之争，说到底，无非是传统社会与现代文明的观念差异。每个人都是自己观念的囚徒。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说，“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以及人类的所有事物，都受观念的支配”。只有观念才能战胜观念，学者的使命是纠正错误的观念。以上8种企业家的观念，便是出自张维迎与盛斌两位老师合著的《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一书（第三章第三节“企业家的观念”），本书出版时，企业家还被视为四民之末，罪恶的剥削者。本书第一次还原企业家以应有的身份，推动人们观念的转变。现在看来，当时被视为“异端”的思想，今天已经成为很多现代人心中的“信条”。我们诚荐张维迎老师40年的心血之作“企业理论四书”，四本书从“企业家”“企业理论”“企业改革史”“公司治理”四个角度，第一次完整构筑了“企业家精神-企业制度-经济增长”的理论大厦。迄今，张老师已有四部著作被译为英文版，在西方世界传播。《市场的逻辑》一书更是连续两次进入哈耶克奖最终候选名单。《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最初版本作为硕士论文曾获牛津大学the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 “企业理论四书”被不断地修订、再版，有些却时常断货，甚至绝版，仅《企业家：经济增长的王国》的再版就多达6种（如左图示），我们推荐本书30周年纪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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