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名著误译多，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翻译的悖论
为何误译成了正统？
“2000年以前，90年代、80年代出的那些译本基本上是不能看的。”近日，翻译作者李继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的这番言论，引起巨大争议。
在豆瓣网上，网友们专门建了“diss李继宏”小组，仅有36名成员，共发3帖。
其实，早在2013年，李继宏便公开表达过类似观点，但引用了傅雷先生原话：“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翻译书都要打入冷宫。”此外，李继宏还指出一些名家误译，如徐迟先生在翻译《瓦尔登湖》时，没看懂梭罗在“结语”中提到的一种特殊的蝉（寿命仅17年，幼虫一直在地下潜伏，直到生命最后阶段，才上树鸣叫），第一次译成“16年蝗灾”，第二次译成“17年蝗灾”。
然而，这番言论在当时未引起太多关注，如今却招来一片辱骂。可见，人们并不看重意见本身，更看重提意见者是否够资格：一个自己也有误译的晚辈，竟敢批评前辈，必然是“别人吹捧你，夸两句‘青年才俊’，你还XX当真了”，“贬低别人以突出自己，用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来为自己的新书做宣传”，理应“为文人所不齿”。
用论人替代论事，用道德评判替代逻辑分析，背后是可悲的集体无意识。但辱骂之下，问题真的解决了吗？
在接受北青艺评专访时，一位翻译家表示：“去掉李继宏发言中夸张的部分，他说的其实都是翻译界的常识。”
▌名著误译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经典名著误译多，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泰戈尔是一个显例，他的诗译成中文后，被收入语文课本中，但国人只将它们视为启蒙读物。因为从译文看，用语过于妩媚，与“东方诗哲”的称号怎么也对不到一起。
只看旧译本，会觉得泰戈尔是一位“语言委婉、辞藻华丽、带有女性气质的诗人。”直到读到泰戈尔诗的原文，诗人伊沙才发现，我们一直在膜拜的，竟是“山寨”泰戈尔。伊沙说：“其实，泰戈尔的诗和他形象很般配，刚猛、潇洒且思想深沉。”
再去翻冰心的译本，伊沙发现：“平均一首便有一处误译，也就是说，每两三百字便错一次，作为翻译作品，整本书错一两处，就已经很扎眼了”。
伊沙把自己的发现放到网上后，却引来网友们的围攻，其中绝大多数是谩骂。伊沙说：“大家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你怎么敢和冰心比？”
在伊沙之后，冯唐也重译了泰戈尔的诗，其中几首措辞欠雅致，亦遭到网友围攻，网友称冯译本是“强行把泰戈尔降低成北京胡同小混混的身份”。出版方只好以“逾越了翻译的底线’”，“对泰戈尔作品的读者形成了冒犯”为由，将市场上的冯译本全部收回。
诗人多多曾说，大量外国名诗在译成中文时，存有误译，许多中国读者将误译当成高明之处，加以模仿。而伊沙认为，朦胧诗便是“错上加错”的产物。正是在这个被扭曲的“学习—模仿—创造”过程中，误译成了正统，许多读者自觉地去捍卫名家误译，甚至没意识到误译的存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读者说：“当年读中文系时，看过很多狄更斯的小说，始终不喜欢他，直到毕业后读原著，才发现狄更斯的文笔很像老舍，一下就被迷住了。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误译竟如此可怕。”
▌一定程度上，读译本就意味着接受误译
上世纪50年代翻译《吉檀迦利》，有关方面特意选冰心为译者。冰心早在1929年便译过《飞鸟集》，且冰心是诗人，因模仿泰戈尔的诗风而成名。1953年，中印友好协会邀请冰心访印，周游5星期。在翻译过程中，还找了懂孟加拉语的助手（泰戈尔的作品大多用孟加拉语写成，其中一部分由他自己译成英语，译本与原文常不统一）。
可见，在译者选择、编辑过程等方面力求严谨，支持力度亦大，为何依然出现较多误译？
作家、译者叶倾城认为原因有三：
●其一，当时出国较难，译者不太熟悉国外的具体情况。比如一本小说中反复提到Kleenex（舒洁，国外面巾纸品牌），代指面巾纸，译者统统译成“手纸”。
●其二，当时国内消费水平低，译者买不起最佳版本，有时只能用“口袋本”，也就是面向大众读者的版本，缺乏注释、解读，甚至有删节，但价格便宜。
●其三，译者选择有误。比如安排杨绛先生译《堂吉诃德》，杨先生精通英语、法语，但不太懂西班牙文。杨先生只好自学西班牙语，杨译本最终出版。后来的译者董燕生指出，杨译本在词汇含义的理解、句子结构、背景知识的理解上都有不少错误。
叶倾城认为，即使排除以上因素，误译依然难免。她说：“在我看来，译本的价值在于普及，面向的是普通读者，如果是专业读者，应该直接去读原著，如果你研究福克纳，不读原著，你有什么资格去研究？读译本，就意味着接受误译。”
青年翻译家陆大鹏认为：“只看中译本，确实可能产生误读，但英国读者看英文小说，一样会产生误读。”
曾主持“光影译库”的译者、编辑胥弋表示，在国外，误译同样常见。比如“四大名著”在法国，最受冷落的是《红楼梦》，因为译得太差了，《水浒传》则很受欢迎，因为译得很像大仲马的小说。
▌学术著作误译更多，也更可怕
“其实，相比于外国小说中的误译，外国社科学术著作中的误译要严重得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主任董风云说。
去法国留学前，董风云曾读过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译本，“虽然每句都能看懂，却无法串连成一页，直到今天，我也没看懂这本书”。在网上，该书被网友列为“被翻译‘毁掉’的经典好书”第4名，在豆瓣网上的评分却在8.0以上。
“学术原著难懂，读者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没读懂，所以只要作者很著名，标题起得好，再糟糕的译本也会得高分，评分高，销量也高，由此带来的负作用，比小说中的误译就大多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人表示。
基于读《知识考古学》中译本的痛苦体验，董风云在创立“甲骨文”这一专业出版译著的品牌时，特别强调两点：首先，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翻译学术书，一定要找学相关专业的人来翻译，否则很难译好。其次，给编辑更多的时间，“从译稿到出版，经常能挑出几百处错，如果错太多了，宁可不出版”。
让董风云惊讶的是，很多“看上去专业”的人，译稿却常常不过关。
董风云说：“特别是一些名牌大学的老师，有的人还是研究语言学的，语言却不过关。他们常年从事相关工作，对翻译已失去热情，结果是干了专业，专业度却不够。倒是一些业余爱好者，因为对相关领域感兴趣，做得反而更好。比如陆大鹏，他也不是学西方历史的，却成了‘金牌译者’。”
“在今天，做翻译一定要有热情，因为回报太低了。”董风云说，如今“甲骨文”选译者，重点考察他是否对作品有极大兴趣，有兴趣，外语方面哪怕差一点，也可以使用，因为“英文底子查得出来，中文底子却很难查”。
▌论英语水平，年轻一代不如老一代
专业人员不专业，著名翻译家胡志挥曾多次撰文批评这一现象。去年4月，拜访胡志挥先生时，先生表示：“我希望媒体能多呼吁一下，因为翻译事业已到这几十年来的最低谷，不仅没与社会进步保持同步，反而有所退步。”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更频繁，“外语能力强”似已成“互联网原住民”一代的标签，但胡志挥先生却不认同此说，他表示：“谁说的？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英语比老一代差得远。钱钟书、杨宪益没考托福，去国外直接就能听课，因为他们上高中时，老师就是用英文授课，今天哪个年轻人有这个基础？1949年前中国人可以自己出英文杂志——《天下》，这是什么水平？可现在我们做翻译，却离不开外国专家，已经70年了，怎么还离不开‘外国奶妈’呢？现在中国搞翻译研究的院校像牛毛一样多，名教授也多，但有几个在做中译英？”
胡志挥先生指出，以中译英为例，目前全国只有五六人能做，都是老先生。
对胡志挥先生的观点，胥弋表示赞同：“其实，许多老一代翻译家比现在的年轻人更了解世界，以萧乾先生为例，他是遗腹子，13岁时母亲也去世了。后来进了我外祖父罗遇唐任校长的崇实学校，那是教会学校，很多课用英文授课，用的英文课本。现在年轻人接触英文时，差不多已10岁了，在中学阶段，基本接触不到英文授课。”
胥弋说：“即使在抗战时，条件那么艰苦，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中依然能到最新一期的美国、法国文学期刊，学生可以自由阅览。听说现在清华大学一些专业的课本也不再译成中文，我觉得这很对，将大大减少今后学术翻译中的问题。”
媒体人、译者宋晨希表示，翻译不只体现译者的外语水平，更体现其中文水准。一次，他偶然读到鲁迅先生翻译的蕗谷虹儿诗，宋晨希说：“太传神了，我和同学感慨了一晚上，真不知道鲁迅怎么想出来的。”
董风云认为：“年轻一代从事商务翻译，问题不大，但在学术翻译、文学翻译上，确实不如老一代，这一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短期内无法解决。毕竟从整体看，原创尚未得到更大的尊重，翻译则更不行。”
▌酷评前人，不如做好自己
“到目前为止，翻译圈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大众对翻译其实不太了解。”董风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只要增加收入，就能吸引更多人才投入翻译行业。目前整个内容生产行业的收入都不高，翻译就更少了，出版社也想多给翻译一点钱，但实在无力承担。到目前为止，翻译事业只能靠译者们的热爱来维持。”
大环境不佳，靠热爱又能走多远？
天津外国语大学通识教育学院副教授张冰梅说：“对于每个学过翻译专业的人来说，看到喜欢的东西，第一感就是想知道译成中文后会是什么样子，这大概已成一种职业病了。翻译回报太低，如今愿意做的人很少，但总有热血的人，因为喜欢而投入其中。不论哪个社会，不论那个时代，都会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
张冰梅刚重译完《飘》，才发现此前译本更近似于缩写，竟将原文中景物描写、场面描写等“觉得对故事没影响的段落”全部删除。但对老一代译者，张冰梅主张“理解之同情”：
“评价人和作品，应该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去看。老一代译者没有今天这么方便的检索条件，只能靠自己的积累，却能将这么多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把今天的译者放到那个时代，未必做出同样的贡献。比如朱生豪先生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已被视为经典译本，今天的译者在他的工作基础上，也许能做得更好，但在学术研究时，人们引用的依然是朱生豪先生的译本。”
陆大鹏则表示：“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理论上应该做得更好，但从目前的实际上来看，却未必如此，我觉得，这是做翻译的人要特别注意思考的一个问题。挑前人的误译，一棒子打死，这是非常没有建设性的行为。你挑别人的毛病，你自己也肯定会被别人挑出很多毛病来。”
▌译作不该有过多的重复，而应开拓新的边界
针对李继宏的犀利批评，网友们在豆瓣上曾发起“一星运动”，刻意压低他的译本评分，以致他译的《老人与海》仅得了5.5分。作家梁文道却表示：“我目前为止至少看过七八种。对照原文，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大家，我真的觉得李继宏的译本是目前为止，的确比较忠实的一个译本。”
说出公道话的同时，梁文道也承认：“我没办法看完四十多种不同的翻译”。一本小说，居然有40多种中译本，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张冰梅认为：“有些文学名著确实没必要出太多译本，那实在是太浪费了。包括《飘》，因为引进相对晚，原译本也没什么错。如果不是别人找我译，我没想过重译它。倒是一些书值得重译，却少有人做。”
“有些小说之所以被反复翻译，因为商家在背后推动。”胥弋说，“我认为，至少一半以上的世界文学名著还没译成中文，这些书对今天中国读者的价值更大，其中许多已成公版，出版成本很低，我向国内很多出版机构推荐过，却没人感兴趣。倒是重译、再版世界文学名著，几乎每家出版社都在做，有的译本是用翻译软件加港台译本拼凑出来的，毫无价值。”
一边是大量有价值的书籍乏人问津，另一边是已有较多译本的书不断推出新译本。一位著名翻译透露说，受书商所托，他正在翻译一本名著，该名著在国内已有30多种译本，过去一年多，他反复向书商表示“没时间”，“实在没兴趣”，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他说：“书商给了一个实在无法拒绝的价格，连获过翻译大奖的同行听说后，都表示不敢相信。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成本增加这么多，书出版后还能赚钱吗？”显然，只能依靠炒作。
真正的翻译家是一个社会的稀缺品。
尽管翻译这一行业可以重塑人类智识，甚至推动社会进程、传承文明的火炬。然而，现代社会，译者从未得到过足够的重视。对大多数人而言，翻译依然只是“隐身人”，被限制在“原作者和出版社”双重框架之中。中国翻译史上首位从法文全面将莫泊桑作品翻译为中文的译者，就是这样一位被大众遗忘的翻译家——他就是李青崖。
李青崖一生致力于翻译这项事业，他的译文，能令不谙法语的中国读者深信：莫泊桑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文豪。虽说李青崖作为译者被人们遗忘，但其译作我们却早已耳熟能详：《三个火枪手》《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短篇小说选》《饕餮的巴黎》《波纳尔之罪》......李青崖翻译的成就和经验，也为后辈翻译家傅雷等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在新旧迭代的时期，他的译本是对翻译的使命与语言文化变迁最忠实的记录。
袁筱一认为李青崖是当之无愧的伟大译者：“我觉得作为一个伟大的译者，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像本雅明所说的，能够最早地受到作者的召唤；二是能够凭借自己的翻译确立一个作者的作品在另一个国家旅程方向；三是他自己翻译的作品能够构成一个作品的统一体。”
“李青崖的翻译比较西化，同时又不失汉语在现代化之初的趣味，这样一种美，读者听到译文时更能明确感受到。”
如果说，当下时代，社会亟需那些能抵御浅薄思想、拓宽思想厚度的好作者。那么，我们更应该呼吁并致敬的，更是像李青崖传递伟大思想，提升社会智识，并致力让人们成为“清醒的现代人”的真正的翻译家。
为此，先知书店鼎力推荐《李青崖译文集》，作为我国专门从原文翻译法国小说的第一人，翻译史欠青崖先生的一声“辛苦”，由《李青崖译文集》来道出，合适且必要。插图典藏精装版，更适于收藏、阅读，识别下图二维，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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