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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天平:什么是文明价值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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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天平:

什么是文明价值的底线?

文:先知书店  编:大宛


今天我们拿起论语,思想与警句触目可得,却很少有人会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多么深刻的印象;哪怕是专门研究儒学的学者,也只是将这句话当做一种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

这句我们极为熟悉的箴言,却从未真正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的演变,让这句话失去了它原本应有的作用——作为道德和社会文化的基石

在孔子的时代,人们很清楚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孔子自己就极为重视,说“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忠以待己,恕以施人,“恕”展开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秦汉之后,虽然儒家虽然受到尊奉,成为主流价值,但是统治“独尊儒术”的背后,是“杂王霸而用之”的政治需要:三纲五常的支配性,替代了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孔孟为政治统治划定的道德底线,完全沦为心性领域的个人修养。

而在文明冲突的国际背景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而获得前所未有的认同和重视——

互不认同的价值观念,使得共识越来越稀缺;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却作为最通俗、最深刻、最不具歧义的思想,被选为“金规则”:

1993年,世界伦理大会在闭幕会上发表了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各民族文化中都有与此相同或相似的理念,可以被视为道德金律。同样入选的还有基督教文化中,耶稣对这一规则的相同表述:“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今天,只有少数极具现实和人文关怀的学者,尤其是余英时等自由主义学者,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走向现代文明可以内引的思想资源,看到了一种帮助中国文化连接世界文明价值的普遍原则。

何怀宏也认为,孔子的忠恕之道与现代社会的自由主义有一种根本的亲和力──当然,这里所指的自由主义是作为一种道德共识、伦理底线的自由主义。

对于自由的理解,涉及到的是文明命运的选择,以及现代化道路的方向。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当下的重要性,只有放在两种“自由”的底色之下,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警惕剥夺自由的“自由主义”
 
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将自由分为两个维度,“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他的阐释,不但让自由走出了原本混乱模糊的定义,也为拓展人类自由,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对于这两种自由,刘擎有一段极为清晰的解释:“消极自由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么、就可以不要什么,英文是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英文是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

▲以赛亚·伯林

事实上,这两种自由我们都并不陌生。

◎消极自由:摆脱障碍的自由

第一个维度“消极自由”,是个体活动免于干涉、阻碍、强制和侵犯。如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所说:“自由人就是没戴上镣铐、没被关进监狱、未像奴隶一样处于惩罚恐惧之中的人。”

诺贝尔奖得主凯尔泰斯在其自传体小说《无命运的人》中提到在纳粹监狱中获得“自由”的三种方式:放飞想象力、以死解脱、逃跑。前两种没有脱离纳粹的监禁,因此不能算自由人的做法;第三种,是以自由人的身份,争取免于奴役的自由。

同为诺奖得主的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一书中指出:某人在行动上有多少条路可供选择,这个问题固然很重要,但与自由不同。自由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行其事,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并根据自己所执着追求的目标,而不是根据别人为实现其意图所设定的强制条件去行动。

在好莱坞大片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这句话是“米兰达宣言”的核心,它承认被逮捕者的沉默权,使被逮捕者不会因为执法者急于破案,而被迫自证其罪,从而避免了刑讯逼供等司法权力的滥用。
 

◎积极自由:实现目标的自由

第二个维度的积极自由,“起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也就是说用自己的意志来做决定,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这个维度的自由,与消极自由被动地“排除干涉”不同,是个体主动掌控自我的行为

而积极自由促使我们将自己塑造得更加完美和理想化。为了实现这种更有吸引力的自由的许诺,我们甚至愿意将个人权利让渡于共同体。如此,容易受到欲望支配的“愚蠢的”个人就消失了,“智慧的”“复合型”的共同体,即集体或者国家就出现了。

共同体成为一个高级的行动者,一个排除了个人自然私欲的存在者,自然也就能够实现“积极自由”。这正是卢梭所说的,“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如此一来,当个人自觉服从集体时,个体既是被统治的,但也是自由的。

这样的前景听起来好像很美好,但伯林却警惕道:“这种积极自由的概念,不是‘免于......’的自由,而是‘去做......’的自由,会导致一种被规定好了的生活,并常常成为残酷政治行为的华丽伪装。”

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纳粹德国等激进革命,正是“积极自由”的发炎红肿,它曾以无比美好的口号,剥夺了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甚至全世界人有限的自由。

对此,阿克顿勋爵不无讥讽地说:“尽管他们也被称为自由主义,可他们的唯一共同之处,就是没有自由。”

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

因为,“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一个人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行动,同样可以没有限制地侵犯其他人。

消极自由正是建立在对以下两大前提的强调之下:其一,法律;其二,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这个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生命、财产、言论、思想和宗教信仰。

伯林说:“人类生存的某些方面必须独立于社会控制之外,不管这个保留地多么小,只要有人入侵,都将是专制。”这就是消极自由的意义。

▲伯林的思想也带有保守主义的色彩

 
选择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伯林“两种自由”的演讲一经发表,就引来了人们的质疑,其中还包括他的好友们——
 
一派以著名评论家斯蒂芬·斯彭德和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质疑伯林从政治上割裂了自由与道义的联系;
 
另一派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批评伯林不应该攻击社会解放,以及由此提高个人自律的理想;
 
还有一派以“冷战之父”乔治·凯南为代表,强调应该有政治精英来“告诉或建议”愚蠢的美国选民来运用和实现他们的自由。
 
......
 
但是,在这场论战中,伯林毫不妥协地赞同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因为,“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

与“实现自我”的自由(积极自由)相比,不受他者约束的自由更加迫切,也更加基本。

从政治观上来说,消极自由是自由主义者所要追求的唯一类型的自由。因为,消极自由要求国家和社会做到不侵入、不妨碍;而对积极自由的追求则会带来谬误和罪恶。

在现实政治中,消极自由回答的问题是“外部的力量会干涉我到何种程度”,这是一种消极的政治观;而积极自由回答的是“谁来决定我能做什么/不做什么”,这是一种积极的政治观。

消极的政治观很简单,它有且只有一个功能,套用刘军宁老师的话就是“共同体提供最大限度的消极自由所必需的最低政治条件”。

消极政治观追求的不是至善,而是避免大恶

它不是设想上帝的伊甸园或者哲人王的理想国,而是“以恶制恶”,对人性加以设防;

它实现的不是最优的目标,而是每个个体都能适应其中的规则;

它给不出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也开不出包治百病的神医药方,而是不断调整,不断改进,不断修补。

这种观念下,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政治不是目的,而是工具

消极的政治观警惕人性,但也尊重人性。因此它抛弃了善恶的二元对立,“不轻言大善大恶,大是大非,不把世界看成善与恶之间的殊死搏斗。”所以,消极的政治观就像水一样,顺势而为,利万物而不争。

 
相比之下,积极的政治观却像山一样,是一个伟岸、强硬,喜欢“战天斗地”的形象。
 
积极的政治观追求至善至美,通过理性的规划,完成对人性和社会的全面改造。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所说:“以最高的善为对象的科学就是政治学”。
 
然而,这些以在“人间建造天国”为使命的政治家,他们所需要的工具,却是一台尽善尽美,却又无所不能的权力机器。
 
结果,在这种积极的政治观下,对政府能力的强调高于对其约束的强调;对其强制力的强调高于对其政治伦理的强调;对其控制个体的强调高于个体对其监督的强调。

20世纪的政治历史中最为触目惊心的一幕,就是以自由的名义来实施强制,并宣称强制的结果是“实现了真正的自由”。这是伯林深恶痛绝的概念魔术。而伯林之所以要剖析自由的概念,一个重大的意义在于,揭露这种概念魔术,提醒人们保持警惕,防止悲剧重演。

由此可见,与其说伯林是在阐释自由概念,不如说他在倡导政治观点和政治上的优先项

遗憾的是,像伯林这样清醒而审慎的思想家没有占据时代主流。他被时人嘲讽为一个无害而可敬的老古董,又被今人看作“自由主义的一只已经灭绝的乳齿象”而束之高阁。


今天,我们一次次惊呼世界“站在新的十字路口”,然而,无论什么形式的“十字路口”,其底色都逃不脱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冲突。观念是有力量的,我们选择相信什么样的观念,就享有什么样的命运,或早或晚正如伯林早就警告我们“观念可能摧毁一个文明”。


在自由的天平上,衡量思想的价值

那些最被忽视的观念,往往才是我们当下最为亟需、最有价值的思想;最具根源性的思想,往往才是文明最为基础、不可或缺的根基。

周濂认为,概念细分并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有着实质性的效果,它可以帮助我们澄清,由于概念混乱导致的、对相关现实的无视与无知

正是走出了原本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魔术,我们才能确信自由背后最值得铭记的价值——“不受强制”。

以“不受强制”的消极自由视角,去审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规则——其意义正是在于对最原初的道德情感、共识和底线的坚守。

正如亚当·斯密曾说过,一个人可以和他人共同感受到某种情感,这种“同情”或者说“共情”的能力就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孟子也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而以此视角去审视中国近一百年来的文明进程,就会发现,最值得铭记的,恰恰是那些被我们忽视、甚至一度抛弃的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0世纪的中国,是奉行“斗争哲学”的世纪,那些改变中国社会文化走向的思潮,几乎都沿着积极自由的维度,以真理、正义和自由为旗号,走向积极自由的滥用。

在抛弃传统,与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为主流的氛围下,陈寅恪却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揭示出传统思想文化最严重缺失的基因。他首先意识到,若想真正引进自由、独立的精神,就必须使之接上中国文化的传统。


◎容忍即自由:在不惜一切手段地争自由、以斗争求变革的时代环境下,“不宽容”的逻辑四处横溢,弥漫于社会、政治、学术的各个领域。胡适却提出“容忍即自由”(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他意识到,没有容忍的精神作为底线,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就不配争自由。由此,为20世纪、乃至当下时代的中国,提供了最匮乏的精神资源。

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下更需要重新审视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它提醒我们,高举自由、幸福等基本价值理想的前提,是守护现代文明所必需的道德底线。

以思想为铭,是唤醒历史记忆,保持文明精进的重要标识。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出“先知文房·黄铜镇尺”,将我们自身文化中,那些守护文明与自由的思想,铭刻于黄铜之上,朝夕砥砺。

黄铜镇尺有“最后的文房贵族”之称。作为“文房珍藏”,除了合适的材质和铭刻的思想,凝聚其中的匠心巧思与工艺,亦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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