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中心医院：官场化的科教文卫单位标本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武汉市中心医院因为感染职工最多、付出代价最大，成为疫情的暴风眼。
仅仅一个月，武汉市中心医院牺牲了李文亮、梅仲明、江学庆、朱和平四位优秀医生。
据澎湃新闻报道，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胡卫锋和心外科副主任医师易凡仍处危重状态，医院副院长王萍也被感染，病情严重。
其实在武汉，所有医院都存在医护感染，但为什么犹以武汉市中心医院最为惨烈？
背后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本是一家医疗机构，但严重地官场化行政化了。导致行政权力压制了专业权威，行政领导驯服了专业人才，结果在疫情面前进退失据，代价高昂。
武汉市中心医院，表面暴露的是自身问题，而背后反映的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单位衙门化，衙门官场化，外行领导内行。
可以这样说，武汉市中心医院，不过是官场化的科教文卫单位标本。
医院最大的职能，就是救死扶伤。医院最需要的人才就是临床医生。
首先看武汉市中心医院院长彭义香，虽然是临床本科出身，然而其毕业之后的工作和临床没多大关系。
资料显示，彭义香毕业后长期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做教育工作。1992年7月起在协和医院教学办公室分别担任从事学生辅导员、教务员、临床医学教学管理工作，2007年8月开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积极开展医学生第二课堂建设改革。
彭义香也是一位笔杆子，但看他发表的论文，主题多为医院管理、医学教育相关，未涉及临床内容。
这一切显示的，彭义香只是一位有医学背景，但并无医学实践的行政官僚。
那么武汉市中心医院真正的一把手，不是彭义香院长，而是蔡莉书记。
援引网络根据院内一位急诊外科医生说法，彭义香院长虽然工作经验不行，但好歹是医疗系统出身，然而蔡莉因为是卫生行政部门出身，和临床一线差距拉得更远，更不真正清楚医院的运作方式。
一次蔡莉视察急诊科的时候，正是外伤患者少的冬季，她要求把呼吸科病人拉过来。结果制造了大量呼吸病人和外伤病人的交叉感染现象，发生病人骨折治好了，但又患了肺炎的病案。
这种外行领导内行，不可避免就会出现一个现象，不懂装懂，瞎指挥。关键是这种不懂装懂者身居单位高位，他们带偏一个单位，甚至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走，无人能阻止。这种瞎指挥明明不对，但他们有权发号施令，下面还不得不遵照执行。
所以当病毒开始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施虐时，各种乱象导致的结果就是，疫情开始漫延得不到有效控制，首先大面积感染的竟然是医护人员！
在有些岗位，只要会做官，也会混日子。甚至材料汇报写得好，还可能被认为是一位优秀官员。
但在专业技术单位，存在两个逻辑。专业技术人员的路径依赖，是自己的专业技术发展，行政岗位的路径依赖，是自己的官职升迁。
所以其内在的逻辑冲突就是，一位行政岗位的官员在一位专业技术人员面前，如果这位官员没有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他是很难得到对方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认可的。反之，行政岗位者又瞧不起对方的迂腐。
但是一个单位的资源，在行政官员的控制之下。所以专业技术单位，一般正确的管理模式，是专家治理。领导从专家中产生，有利于专业技术传承和发展，专业技术人员面对这样的领导，内心也比较服气。
但看武汉市中心医院，书记院长都是通过组织任命，从外面调来的，他们缺乏专业技术能力，他们来领导这家医院，不自觉地构成单位的内在紧张。
领导觉得，你们医护人员可能不尊重我、不服从我，但我要让你们尊重我、服从我。医护人员觉得你可能就是个混官场的，你不懂不要装懂，应该谦虚点，少瞎指挥。
表现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最终呈现的是，行政化明显地压制了专业化。无论是面对发口哨的艾芬，还是面对吹口哨的李文亮，行政部门首先不问对错，也不问是非，而是站在行政的立场训斥医生。
他们在医院可以不懂，但有资格管理甚至训斥这些专业技术人员，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教授级别的艾芬医生，被训斥后都对自己老公说，让老公好好带大孩子，可以想像她当时面临的训斥之严厉，压力有多大。
事实上，若多医生透露，本来专业业务繁忙，但开不完的会，记不完的笔记，忙不完的非专业性事务，大量的时间被行政占有，而不是用在专业上。
这种趋势也遭到了类似其他单位员工的吐槽。
专业技术单位的行政化趋势愈演愈烈，专业技术人员被检查、被考核、被评比、被指派的行为越来越多。
甚至评价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个别单位是，不看他的专业技术能力，而是看他的非专业表现！
一位专业技术人员脱离专业岗位，做领导久了，都可能犯官僚主义错误。而一个本身不是专业技术出身的官员，呆在专业技术单位做领导，官僚主义会更加严重。
官僚主义首先是唯上，不唯实不唯真。在疫情发生时，明明知道存在大量人传人的事实，整个医院医护人员已是人心惶惶，但医院遵照上级批示，下达的是严厉的封口令，恐吓泄露疫情的医生。
李文亮医生在被训诫之前早就被院方严厉批评过了，急诊科主任艾芬身为教授，研究生导师，也不能逃脱人格的被贬损。
“1月中旬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捂盖子，从省里到市里到院里，省里不让市里报，市里不让院里报，院里不让科里报，就这么一层层捂下来了，导致黄金防控期一再错过。”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向财新记者感叹。
官僚主义其次表现在，漠视员工的疾苦和安全。不怕神的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领导。他们唯命是从也就算了，还阻止医生的自救行为。
疫情刚刚爆发之时，武汉市中心医院在这种紧缺关头，竟然拒绝个人捐助的酒精，原因是个人捐助标准不统一，不愿意承担风险，要求各科室自行联系。
一位医生表示，在2月初曾经有人联系到中心医院，愿意捐赠半吨大米，司机开车前往医院，但被管理层退回，因为中心医院严守一切物资通过红会的规定。
员工此次指责管理层，进不能及时示警于众，退不能保医院平安。对病毒不能防控，对医护人员可防可控，没有担当没有责任。
官僚主义还表现在决策的任性。90年代经常提的民主化决策、科学化决策，在这里就是领导的一意孤行。本次疫情在武汉中心医院发生时，本来最需要听从的是专业人员意见，本身单位又拥有大量专业技术人员，但他们被训斥、被警告、被排斥在决策之外。
官僚主义表现在事情恶化后，退缩推责。武汉市中心医院大面积的医生感染，坚守一线的医护身心俱疲，但竟然没有看到领导管理层的亲临指挥调度，也没有看到亲临一线的关怀行为。
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的后遗症。打开武汉市中心医院网站，你会看到形式主义的东西，透过自身的宣传报道处处皆是。因为只会做官又不会做专业的事，只好做秀。
科教兴国是国家的方略，邓小平同志曾经特别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特别是医疗系统，作为一个自我成长的系统，需要通过大量病例的训练和经验的积累，才能转化成医疗水平的优势。
而一位医生的成长史，也是漫长而无法跃进的时间累积。五年本科+三年硕士+三年博士+三年规范化+主治考试+论文基金，用了十四年，才是一位主治医生，而要成为主任医师，还需要至少持续十年的艰辛付出。这种专业上的精进和付出，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和认可。
但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粗糙的行政管理和严密的控制手段之下，是医生们的谨言慎行、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是他们的健全的人才人格被压抑，是他们的知识不能赋予自身尊严。
在疫情初期的医院周会上，一些资深医生戴口罩被批评为“不懂医学常识，搞得吓死人。”这明明是领导不懂医学常识，明明是管理层不重视、爱护医护的身心健康。
官场化的单位，领导与员工的正常关系发生变异，服务与被服务对象颠倒。
这次武汉市中心医院成为疫情的重灾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非常悲壮地以近乎裸奔的方式抗疫。医院管理层没有统筹兼顾，未雨绸缪，导致医护人员自己改装医疗废物袋，制作简易防护服，大量员工得不到正规防护不得不仓促应战。
而在他们对待李医生、艾芬训斥时，没有看到对于知识和人才的尊重，缺乏本应存在的人文关怀。管理在这里变成了权力的颐指气使，监管部门的骄横傲慢，行为的严密控制。
多年来，一直被诟病的一个社会顽症，就是官场化泛滥，导致不懂教学的做了学校校长，不会治病的当了医院院长，不会搞科研的成为研究所所长，会做官的成为会做事的领导。
当然，这里面冒出了很多优秀的领导。那也是因为他们遵循专业技术单位的运行规律，尊重知识和人才，努力抵制单位的行政化、官场化趋势。
而武汉市中心医院，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导致瞎指挥，打乱仗，疫情之下伤亡惨重。还一不小心，把自己做成了一个官场化的科教文卫单位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