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蓬：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题记：
我送你一座崭新的奥斯维辛，
我送你一个工艺精湛的地狱，
我送你一具肥美多汁的躯体，
掀开头盖骨偷走了粉嫩的脑子，
挖出来的肠子鲜艳的红色很可爱，
绿色的苍蝇在你腐烂的躯体上显得晶莹剔透，
我给你烤一份新鲜的脑花，
我给你烤一份新鲜的心脏，
我给你化妆，遮住星星点点的尸斑，
我帮你剔除未来不需要的，
你要在跑道上飞起来啊。
孩子，你说话啊，妈妈爸爸爱你。
孩子，你说话啊，我们在教育你成才。
孩子，你说话啊，你爱我们。
孩子，你说话啊，你爱祖国。
孩子，你说话啊，你爱世界。
-----来自知乎 作者：汐小林
今天有病君在微博看到了这两张图片，亲爱的读者们，你们先感受一下。
总有读者留言给我说，我的文章对天朝的批评很偏激，今天我真要不客气的说，其实不是我偏激，而是你对它还抱有希望。
当你有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到了学龄，即将背起书包上学堂，看到这么张图后，请问你的希望在哪里？在希望的田野上吗？
说到这个壋化教育，有许许多多口号，但其实我们只需记住“仇恨”两字就可抓住核心。天朝的意识形态，其实就是建筑在仇恨的地基上。
仇恨本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只要被冠以阶级仇恨之名，那么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就都有了正当理由。
在壋化的教育里，出卖朋友叫分清敌我，落井下石叫划清界限，揭发亲人叫站稳立场，让人把坏事做的堂堂正正的。
这真是世界上最歹毒的一招，用最美丽最中性的词汇，把人性灵魂深处最丑恶的东西释放了出来。
就这样，仇恨从幼小的心灵开始，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点一滴灌进去。
文革前，全国学雷锋，就编造出雷锋如何在七八岁时，被地主婆拿柴刀砍了手，所以孩子们几乎人人都知道雷锋的名言“对敌人要像严冬般残酷无情”。
谁是敌人呢？呵呵，你猜？
康德在他的《教育学》里指出：教育戒训就是要防止人由于动物性的驱使而偏离人的规定：人性。
而天朝的教育方针，就是要放纵人兽性的一面，尤其对那些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年，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的“力比多”冲动不是升华于创造，而是堕落为毁灭。
各种抵制XX中爱国贼的作为，生动展示了这种教育能激发出人性恶的一面，而教育的本来目的，恰恰是导引人的动物性向文明的人性提升。
必须说明的是，这种壋化教育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基本思路和框架是从苏俄那里搬来的，只是在宣扬仇恨和反智颂愚这一方面远远超过了苏俄。
中华文化本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孔夫子就是老师，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他的教育核心就是“仁者爱人”。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真有很可爱的东西，像《论语》中记载的：“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的师生之间，真是其乐融融。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中，教育起着关键的作用，从古代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洛克、卢梭，再到现代的费雷莱、伊凡·伊利奇，这些大教育家可能在方法和考虑的重点上各有不同，但在教育的实质目标上，几乎没有差别，都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充满爱心、正义感、好奇心的自由人。
有爱心就能同情弱者，克己助人，有正义感就能遵法守法，反抗邪恶。
有好奇心，就能不盲从，独立思考，追求真理。这些品质，是一个自由人所必备的。
所以壋化教育和文明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是培养奴才打手，一个是培养有尊严的自由人，文明的绅士。
其实早在民国初年，中国知识分子就自觉地在教育上向人类普世价值靠拢。
蔡元培、胡适、邹韬奋等人，作了大量不朽的工作。
清末，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已提出设想：
“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
其旨在摆脱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民国后，这一理念得以伸张。
915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时即声称：
“我绝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半官僚的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员来视察，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编写“大学教育”词条称：
“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即使在抗战之非常期间，教育界仍与战时体制发生着抵触。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仍申明“教育独立”意见：
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
二、政治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政治势力的影响。
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北洋时期，连那些泥腿子出身的军阀都知道“教育独立”的重要性。
比如，曹锟任直隶督军期间，于1921年9月创办了河北大学。他钻进教授休息室，见到教授即点头哈腰。教授薪水很高，发薪时，曹锟还要来到学校，将薪水以红纸包裹，承在托盘上，敬呈教授。
当他看到有教授聚精会神于显微镜前做试验时，竟歉疚：“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儿钱，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啊！”
比如，张作霖出身绿林，大字不识几个，但却特别重视教育，他曾下令将政府经费的40%投入教育，世界罕有。
1923年4月创办东北大学后，每逢春节，他都要身穿长袍马褂给老师拜年，打躬作揖后坦言：“本人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致谢。”
因为不懂行，所以将学校交由教授，自己则绝少干预校务，学校反而办出了样子。
我很尊敬的一位学者，叫资中筠，她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她收到请帖后拒绝出席，原因是已不认同当下的清华。
她说
“现在的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一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
资中筠看到的不仅是结果，还有原因：她说以前日本人没打来之前，她学的是平等自由的思想，日本人侵华后统治的战区就都学四书五经了……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其实只要有心找，民国初期的一些小学中学教材还是能找到的，拿来跟现在的教材一比就知道了。
就以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写的那套《共和国教科书》为例吧。
这是辛亥革命之后出版的第一种新编小学教科书，该书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民读本”。
有资料显示，这套教科书问世一百年来，已经重印了数千版次，印数更是达到了天文数字，其影响力之大，至今无人能及。
而其内容，以今天的目光来看，仍然远未过时，其观念甚至可以被认为相当“超前”，有些更是至今仍属犯忌的“敏感”话题。
翻开这套高小课本首页的“编辑大意”，就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强调说：“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不过寥寥数语，便包含了现代公民教育的核心要义。
请注意：其最终目标就是培养“共和国民之人格”，这就与此前大清王朝的臣民有了天壤之别。
与此同时，这套课本的内容由浅入深极为丰富，不仅囊括了天文、地理、中外历史、科学知识和日常生活常识，还介绍了国家政体以及伦理道德，包括文明礼貌待人接物的作风等等，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则是“共和国国民”的精神。
从小学四年级的初小第7册起，便有了以“共和国”以及“平等”与“自由”为题目的课文，
“共和国”讲的是国家制度结构；“平等”则介绍了专制与共和之区别，以及在共和制度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内容。
此外，这套教材的历史地理知识也极为丰富，深入浅出，有一课题为“共和国模范”，主要介绍了美利坚、法兰西和瑞士等三个国家，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精英们心目中的最高向往。尤为难得的是，关于美国独立，相关课文强调指出，是从抗税开始的。
早在一百年前，共和第一年的小学生们就能从课本当中学到的知识，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人民共和国”时代，别说教材了，却成了整个中国讳莫如深的“敏感”内容，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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