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在岳麓山下读书，隔壁湖南师范学院发生竞选风潮
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校门前，作者张修如（左）和同学李小礼（右）。
一切从《选举法》诞生开始。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进行，前30年脚步极为迟缓的立法工作进入快速通道。
当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一口气通过七部法律，其中就有人大代表选举法。
次年，在选举法激励下，北大、清华等很多高校大学生，掀起一场竞选人大代表的风潮。
其中包括湖南师范学院（现为湖南师范大学），但是，学生因参选人大代表的事情，与学校领导闹翻，他们呼唤其他高校学生声援。
中南矿冶学院也有人应和，我们班里几个经历过文革的人，这种风潮见得多了，当然不为所动，还奉劝班里同学别参与，如果去就只看热闹。
果然，没过多久，湖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竞选风潮就不见了声息，逐渐被人遗忘。
作者 张修如
1979年9月初，我怀里揣着中南林学院（现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代培介绍信，到中南矿冶学院自动化系计算机专业报到学习。
这也是我第一次到长沙，火车到长沙已是晚上将近8点。
我背着简单的随身行李，来不及细看那高高耸立的“红辣椒”（实为火炬），在站前广场坐上12路公共汽车，是那种通道式公交车，有三个车门，每个门边都坐着一个售票员。
到溁湾镇再转5路公共汽车到湖南大学。
当时去找林学院在那里代培的同学，先对付一晚再说，次日再去中南矿冶学院。
他们租住在湖大附近的农民家里，并且万辉和曾广钧都是湖大的子弟，肯定有地方住。
也许他们在以前的来信中描述的很准，或者那个地方并不难找，又或者是我的路感很好。总之，我也没有问路，直接找到他们住的地方。
等我走进他们住房子，林机班的曾广钓、王润琪和林化班的黄卫文等同学都在。在堂屋一个亮亮的白炽灯的照耀下，他们就坐那里聊天。
见我进屋，立刻有人惊呼：“修胡子，你怎么来了？！”
我连忙向他们解释要去中南矿冶学院代培的事情。我当晚就在他们那里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曾广钧带我去湖大的学生食堂吃早餐，他给我买了一个二两的白面馒头和一碗浓浓的白米稀饭。
我第一次吃这么大的白面馒头，咬上一口，唇齿留香，特别舒服。感觉这馒头比在林学院吃的黑馒头起码好10倍，因为印象太深刻，以至现在还记得。
尽管后来也经常吃这样的馒头，却再也找不到同样的感觉。
班级学雷锋活动，立此存照。
被选送去矿冶学院代培，又一次改变我的人生轨迹。我融入一个新的同学群体。
那个年代，不管是什么人，不太可能像现代人一样去选择，自己的前途和理想完全被掌握在别人手里，即使我不去代培，毕业时的分配，也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
林机班的很多同学毕业，就被分配到不想去的地方。林学院选择我，注定我以后要为林学院提供服务。
我不清楚其他同学是怎么被选送去代培的。但我既没有找关系，也没有送给老师什么礼品，也不知道谁有选送学生的决定权，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来到长沙。
省会城市长沙与(溆浦县)大江口镇的山沟，那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没法比。
无论是哪个同学，都会想逃离开那个山沟，换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并且我的新专业是代表先进科学技术的计算机专业，让人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幻想。
只是苦了原本以师资班录取的同学，我不是以师资班录取的，却占了其中的一个名额。
代培生
十年文革，造成很多高校师资不足，所以招生时有指标是作为留校老师招的。
中南林学院当时也有招师资生，但学校自己专业有限，就将部分学生送到其他学校培养。
作者张修如是其中之一，毕业后按照协议回到中南林学院教书，1995年调到长沙铁道学院（现为中南大学）。
张修如、李康林、米亚平、杨培森和欧晓光在岳麓山顶，背景是中南矿冶学院的校园。
中南矿冶学院的学生已开学上课。我在中南矿冶学院自动化系报到完，被老师带到电子计算机781班，住学生6宿4楼。
我在424房间分到一个床位，那么小的房间，住8个人，所有的床铺都是上下铺。在未开门的那面墙上，两张床的中间有一个四层的木架，可以放一些箱子之类的东西。
吴元伯和郭华都是长沙人，李小礼是湖南宁乡人，张尚礼来自山西，赵勇阿拉上海人，萨克斯管吹得相当好，李育达平江人，刘先兆来自湖南双峰县，双峰口音很明显。
房子中间每人半张小桌，桌子到床边的距离最多50公分，只要坐个人，别人就别想从旁边过去。好在小凳子不坐时可以放到桌子底下。
住宿条件比林学院差的那不是一点点，是差的太多。可以说，中南矿冶学院其他任何地方都比中南林学院好，但是住宿条件除外。
我们宿舍在整栋楼的中间部位，宿舍的对面和隔壁，就是整层楼的厕所、洗漱间或浴室。
经常有同学将衣服放在桶里泡一晚上，第二天再洗。有人晚上用完水后，没有把水龙头关严，夜深人静时，从那里传来滴答、滴答的流水声，吵得大家心里很烦。
老大李康林睡不着觉，导致他不得不经常在半夜起来关水龙头。
好在几个月后，大约在80年3月份，学校对学生的住宿进行调整，我们宿舍搬到同一层的401号，远离厕所、洗漱间和浴室，没有了那烦人的水滴声，也不用在那难闻的气味中入睡。
我们年级的辅导员叶老师也住在这一层，他的房间正对着楼梯口，房里有一个大大的阳台。
宿舍同楼层住着一个老师，还是我们的辅导员，这对同学们形成一种无形的制约。只要动静稍为大一点，声音立刻就会传到他那里。
叶老师的年纪只比我大几岁，与班上的大龄学生差不多。他在大多数时候并没有摆老师的架子，而是把同学们当成朋友看待，许多同学有什么问题都愿意与他交谈。
那个时候，每个班一周至少有一个下午统一搞政治学习，由团支部书记组织读报纸、谈体会和议时政。
我们班总是最早结束的，叶老师想要我们政治学习的时间久一点，可又找不出什么理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全班烈士公园游园，前排是班上的五朵金花。
班上同学的年龄差距极大，有一个40后，十来个50后和一大帮60后。
老大李康林，长沙人，入学时31岁，已有一个女儿，自带工资，来校前是长沙县花古戏剧团的职工。他会吹各种东西方的笛子，属于专业级的。
他还是电子技术方面发烧级的高手，家里是长沙铁路分局的，嫂子是长沙师范的音乐老师。
米亚平，在班上排行老二，班级学习委员，是原长沙市五中（现为雅礼中学）少年足球队的主力，到矿冶当院足球队的队长，也是围棋业余高手。
在他的影响下，班上甚至都有一支可踢全场的足球队，下围棋也成为班上饭后的保留节目。
老三吴元伯，班长，也是长沙人。
排在第四的是副班长欧小光，来自于湖南汝城县，他是一个多面手，电子技术，木工，什么都能干。他做事很细心，很少有出错的时候，比我大一岁。
我排行第五，与在家里兄弟姐妹中的排行一样。
排在我前面的四人都是班上的牛人，三个班上的干部执着牛耳，老大康林尽管没什么职务，但他是老大啊。只要他一声号令，没有不响应的。
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刘宇峰，一个山东大汉，性格豪爽，活动能力很强，也是班足球队的主力。
同学中60后的占一大半，马美烟的年龄最小，64年出生的。还有3个63年的出生，李小礼、李学元和赵小明，四人被称为四小神童。
十四五岁就上大学，确实可称神童，当年中国科技大学招的少年班大学生也是这个年纪的。60后中也有许多才子，戴文臣就是其中之一，不但毛笔字写得好，还有七步成诗的美称。
后来听刘宇锋说:中南矿冶学院本来是想要招一个少年班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搞成。这些少年就都安排进电子781班。
若干年后的同学聚会，康林吹笛子，文臣的即兴呤诗作对，成为电子781班的保留节目。
就这样，一大帮半大的少年在几个老栗子的带领和影响下，在书山学海中遨游。可以说，几个老家伙对班上同学的影响，比老师的作用大得多。
晚上宿舍的卧谈会，老大和老米一唱一和，他们丰富的社会阅历，常常吸引着大批同学在那里听的如痴如醉，老大还时不时的来一个浑段子，引起一阵大笑。
老大康林的身后长年都有几个跟班，且是自愿的那种，小山东与他一个宿舍，是铁杆跟班之一。
班上有五个女生，罗美明、兰萍、左萍、钟晓群和周晓梅，五个女生个个貌美如花，被班上的男生称为五朵金花。
在班上，男生们对她们也是十分的关心与爱护。
她们也是班级足球队的铁杆球迷和拉拉队，每有比赛，她们就会带着水瓶和茶杯在球场边呐喊助威，成为球场边一道亮丽的风景。
中南矿冶学院有几个学生食堂，自动化系的学生在四食堂吃饭，二食堂就在其对面。三食堂比较远，离女生宿舍近，去的人少。当然，为吃饭时看看女生的人就另说了。
一食堂在哪？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莫非是那个教工食堂。
食堂用的饭票和菜票是分开的，牛皮纸做的，很结实，循环使用。
我的粮食、户口和助学金都还在林学院，要自己到食堂去买饭菜票，吃多少买多少，甚至可以买教工食堂的饭菜票，去教工食堂吃饭，比他们灵活。
林学院每个月都会把助学金从邮局寄来。有时候从教工食堂吃饭出来，别人还以为我是老师呢。在那还真认识几个单身老师和从其他学校来进修的老师。
食堂每餐都有许多品种的菜任你选择，小菜3分钱，最贵的红烧肉之类的菜2毛钱，这让在农村生活3年，大江口山沟呆了一年半的我心满意足，幸福的感觉是那样的强烈。
打饭时插队是常有的事，只要同班同学有一个排在前面，立即就会有人过去和他说话，自然而然地就插在队伍中。
学生6舍的楼下有时会有一两个附近的农民大嫂，摆个小煤炉，煎鸡蛋，5分钱一个，立等可取。
有一年寒假返校，张尚礼从山西老家带来几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窝窝头。
我尝了一个，一口咬下去，牙都差点被崩掉，在嘴里咀嚼好久才咬碎，即使在嘴里被咬得粉碎，也有一种粗糙的感觉，如果没有水，根本就咽不下去。
此时，我才知道，为什么窝窝头的中间要做成一个窝窝，完全是为方便咬动。
据说窝窝头是人们外出旅行的必备食品，不容易变质，便于携带，食用方便。
工企自动化781班中也有两个来自林学院代培的同学，一个是我的前任学习委员肖羽柏。
他原则性很强，有一个一直坚持的好习惯，每天按时起床、睡觉，雷打不动，他年纪比我大，但保养得很好。
一个是木工班蔡刚强，是那种学习成绩好得令人妒嫉的人。
他们班还有一个铁道学院送来代培的同学叫蒋新华，与我同年，以初中毕业的功底考上的大学，你说他强不强。
林学院还有另外二人在机械系代培，一个木工班的一个李新华，一个是我们林机班的张建华，就住在我们下面的二楼。
张建华剪头发的水平很高，我还经常到他那里去理发。我也经常给班上的同学理发，早在下乡时，男知青们就学会了互相理发。
有特长的人，走到哪里都吃香。
张建华在林学院时就是学校篮球队和排球队的主力，到矿冶后同样如此，家里是省公安厅的，人也长得英俊潇洒，学习成绩又好，是学校的名人，也是许多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
六舍的前面就有一个篮球场，是同学们课后的主要活动场所，每天都有人在那里打篮球或打排球。打羽毛球的人就更自由，只要稍为有点长宽度的平地，都可以进行。
图书馆前面的足球场，则是班上足球队经常活动的地方。
学校处在岳麓山的背面，从我们宿舍爬到岳麓山顶只须十多分钟，地理位置比湖南大学那边还好。那边游人太多、太吵、太闹，这边除了学生基本没什么外人去，很安静。
早晨起来去爬山，背英语单词，或大声读出英语句子，晚饭后去山上散步。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躺在林间的空地晒太阳，或者坐在林中的石头上发呆，看地上的蚂蚁搬家，听鸟叫，都是不错的选择。
心情不好时，到山上无人之处，对着天空啊啊大声发泄，或对面前树木挥上嘭嘭几拳，惊起一片飞鸟，可以很好地缓解心情，且无人知晓。
也许是在林学院养成的习惯，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到山林间独处。有时候，就在那里胡思乱想。
一块石头、一个地上的烟头、一片落下的树叶、一条从树枝上爬过的小虫、一只从头上飞过的小鸟和一根挡路的藤条，都会让我想起人生、想起社会、想起未来。
过往的一切像放电影一样从脑中闪过，情不自禁。
往往这个时候，我都会躺在草地上小睡一会儿。可以说，岳麓山的每一个角落几乎被我游遍，但山顶的那个雷达站除外。
其实，在岳麓山脚下有一个学校的游泳池，只不过从来未开放过，被学校当作储水池用，同学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那个地方。
六舍的对面也有一个小山包，一条小路直接通到三食堂的后面，经常有三三两两的人从那走过，但据说那里曾经吊死过人，我很少往那走。
不记得是那一年，冶金系的一个女生，在上晚自习回宿舍的路边被两个社会青年杀死。尽管凶手在第二天就被抓住，但在同学们，特别是女生中引起极大的恐慌。
1980年，在选举法的激励下，北大、清华等多所高校大学生，掀起一场竞选人大代表的风潮。
这其中也包括湖南师范学院。
但是，学生因参选人大代表的事情，与学校领导闹翻，10月13日起，他们到有关部门门前坐着、不吃饭。
两天后，事情仍未解决，湖南师范学院学生举行全院总罢课，并派人到长沙各个学校，请求支持。
许多学校学生走上街头声援，中南矿冶学院也有人组织于当天晚上去声援。
班上很多同学想去，我们班里几个老家伙站出来，包括我在内，劝他们不要去。
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给出几点建议，意思就是可以去看看热闹，但不要参与进去，否则要想好后果。
我们几个都是经历过文革的人，这种风潮见得多了，当然不为所动。
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中南矿冶学院的两千多学生浩浩荡荡地去声援，直到第二天早晨5点多才返回学校。
据说湖南师范学院有十几个学生因拒绝吃饭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果然，没过多久，师范学院的大学生竞选风潮就不见了声息。
中南林学院在湖南师范学院代培的一个黄姓同学，因参与这次风潮被招了回去。
溜进实验室看电视
中南矿冶学院足球队在训练。
在1981年的4月初，系里举行运动会，因为班里同学在运动会上取得不错的成绩，班上还招待一场电影。电影是巴基斯坦的，名字好像是“永恒的爱情”。
学校的电影院是一个木结构的房子，中间有二排密集的木头柱子。要是电影票的位子在柱子附近，看电影时，柱子影响视线，让人很难受。
电影院的舞台后面是一面活动木墙，推开后，后面是一个带点坡度的坪。反面也可以看电影，不过坪里没有坐位，要自己带凳子，票价也便宜一点。
学校的大会也在电影院召开，如果在校园里看到一队队学生带着凳子在行走，那一定是学校在召开大会。
中南矿冶学院有一个每年必做的事情，那就是毕业生文艺汇演。汇演是在电影院举行，每个班都出了节目。
映像最深的是赵勇、高明等四个人的男声四重唱，好象唱的是一首英文歌曲；蒋晓东的独舞也是震撼全场。
毕业后，每次1978级的同学聚会，蒋晓东的独舞和李康林的笛子独奏都是保留节目。
有一段时间，电视台播放从美国引进的科幻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在同学中造成不小的影响。
那个年代，许多教学楼的实验室都有电视机，有专人管理，也不拒绝学生进去观看。每到播放的时间，同学们都会到处找电视机看。
后来的关于二战的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更是引得我心痒难耐。
有一天晚上，我到处找电视看，在冶金楼三楼的一个实验室中，只见几个人正悠闲地看着正在播放的电视剧，那个电视机居然还是彩色的。
我赶紧溜进去，站在他们身后将那一集看完。以后，每当有好看的电视，我都会到那个楼里转一转，却再也没有在楼里找到任何一个可以看的地方。
1981年，中国足球队参加亚洲区世界杯预选赛，却在最后关头因沙特阿拉伯队0：5负于新西兰队。这一比分使已经解散的中国队不得不召回队员匆匆上阵，与新西兰队进行一场附加赛。
最后附加赛1：2的结果，使中国足球队失去了进军世界杯决赛比赛的机会，我当时在收音机里听着宋世雄的解说。
中国足球队输掉比赛以后，整个学生宿舍吵闹声一遍，同学们用身边任何可以击打的物件制造声音，以表达自己的不满。
作者张修如，在中南矿冶学院6舍401学弹吉他。
我们班寝室文化更是丰富多彩。掰手腕是保留节目，任朝阳是中南矿冶学院的子弟，别看他个子不壮实，手腕的力量却大得出奇，好多人都掰手腕中输在他手上。
抢报纸看也是班上的一个特色。在寝室听听赵勇坐在窗户边吹的萨克斯，也是一个很好的享受。不记得是谁在学吉他，我也连忙过去摆个POSS，也有点像那么回事。
在老米的带动下，班上有一段时间流行下围棋。
大家都会打好饭回宿舍里吃，一边吃，一边下着围棋，旁边还有一大帮人观摩指点，有些人还借来围棋书，记忆和推敲各种定式。
下象棋也是班上的业余活动之一，我当时的象棋水平是班上最好的，如果我称班上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
好景不长，有一天我在象棋遭遇滑铁卢，在与老米下象棋时，被他赢了一盘。然后，他就再也不跟我下象棋，称我的水平太差，是他的手下败将，让我郁闷好久。
后来我用同样招式来对付郭华，要让他也郁闷一回。
郭华的围棋水平比我高得多，有一次与他下围棋，我赢了一盘，好长一段时间都不再跟他下，反而拿那盘棋来说事，说他围棋水平太差。
不跟他下围棋，只跟他下象棋，他的象棋可没我下得好。
也不知道是谁带了一副哑铃到寝室，我每天都要举个十几、二十几次。有段时间，中国青年报上登了一个“青年哑铃健美操”，大家对举哑铃的兴致更高。
我也去跟着做，想练出几块肌肉，结果没有坚持，一块肌肉也没有练出来。
毕业后，每次同郭华见面，他都说是我带会他抽烟的。哈哈，我终于也有了个便宜徒弟。
只是，在女朋友程敏（后来成为我夫人）的要求下，1981年秋，我开始艰难的戒烟历程。
十几年形成的烟瘾不是说就能戒的，其中的难受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好在爱情的力量比烟瘾更加强大，我终于把烟瘾戒掉。只不过，五年以后，我又抽起烟来。
记得那时有一首歌，叫做“让我们荡起双桨”，周末班上组织同学到烈士公园的去游园，到年家湖去划船，几个人一条船，一边划船，一边有说有笑，心情那是真好。
现在的大学生又有几个去划过船呢？岳麓山顶更是同学们经常去的地方，那里还有一些桔园，我们偷摘一个桔子，一试味，那桔子酸得令人牙痛，难怪当地村民任那些桔子结在树上不管不顾。
长沙的同学也常常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米亚平家里去得最多，当时他在朝阳二村五栋有一个小套间，他在准备结婚，要装饰新房。
我和晓光过去给他帮点小忙，主要工作是晓光做，我就是过去凑个热闹。
老大康林的家离学校很远，先要坐5路公共汽车从起点站到终点站，再坐3路公共汽车从起点站到终点站黑石铺，再走几公里才能到达洪山桥的长沙师范学校（现更名长沙师范学院）。
郭华的家就在东塘附近，坐6路公共汽车就可以到达。任朝阳是学校子弟，他的家就在校园里面，许多同学去过他家。
毕业时，他考取本校的研究生，后留校。
当年的结婚证，很像奖状，同样有主席语录。我的姓是简化字，“如”字写成瑜，加上我不在场，应为方言误写。
1982年1月，我在林学院林机的同学已毕业，奔赴全国各地就业，我也应该已毕业。
3月的一天，我收到林学院计财处的来信和在中南矿冶学院代培的七个同学工资汇款。每个人50元，其中有45元的工资和5元的补助。
我们的身份也由代培学生转换为进修老师。在此之前，林学院曾经来过一个副院长，召集在长沙的代培学生开会，他提出一条令人难受的条件。
那就是我们代培的学生，未经林学院批准，不能参加研究生的考试。这个条件，让许多准备考研的同学顿时熄灭了继续学习的希望。
当时，各个学校的大龄青年有很多，学校对学生在校期间是否能够结婚还没有定论，我的年纪也不小了（26岁）。
但是，此时我的身份已经由学生转换老师。连忙向林学院的人事部门打了个申请结婚的报告，报告很快就得到林学院同意结婚的批复。
于是急忙将这个信息反馈给我女朋友程敏，要她也到单位开具结婚证明。
1982年4月4日，我赶回老家醴陵，第二天，我们二个人一起去醴陵城关镇的婚姻登记处开结婚证。不巧的是，婚姻登记处那天没有人上班，原因不知。
而我在当天必须返回学校，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结婚登记，居然连婚姻登记处的门都没有进。
好在我妈对此事很重视，让二姐第二天再次与程敏一起去登记，在我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她们居然登记成功。
伴随我四年大学生活的恋爱故事就此宣告结束，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步入婚姻的殿堂。
但是，在那二张结婚证上，我的名字却被写错，张修如被写成“怯修瑜”，张字被写成当时的简化字，现在再也输入不了这个字，用"怯"字代替，“如”字因方言问题写成一个同音字"瑜"。
也许是她们两个的心情太激动，没有仔细看看。从这一天开始，我和程敏结成法律意义上夫妻。
那一天，我们连一个拥抱都没有。程敏从未因此和我吵闹，我们的婚姻也已经延续35年。你说我有多糊涂，人生中最重要时刻，我却不在场。
班上的五朵金花最后被同班同学摘下。左萍被赵勇藏在家里，很少出来和同学见面;黎亚和与钟晓群双双横渡日本，他们的故事一定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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