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知青的芳华：那年我在长沙岭搬砖
那些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种“潮流”，还会发放一个证明书，证明上山下乡光荣。
后面说明安置经费开支规定，到农村插队的，每人补助安置费480元，到国营农场的，补助400元。
1975年3月，当时我19岁，顺应当时的潮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们一行14人，10男4女，个个胸前戴着大红花，在家人的欢送下，带着各自的行李，坐车沿着渌江河向西而行，来到了距县城约三十公里的醴陵县茶山区神福港公社长沙岭红砖厂。
我的生产队上原本有一大片樟树林，所以队名叫做樟树生产队，可惜的是，那些樟树在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中被砍了个七七八八，只剩几棵一米多粗的大樟树稀稀落落地立在那里。
我的最高记录是一天捧900块砖，一天下窑挑4000块砖，每担20块，挑了200担，烧好的砖一般重约5斤，共20000斤。
有一次，有位知青怕别人与他抢汤喝，往锅先吐了一口口水，其他人见状，也纷纷往锅里吐口水，几个人把那锅蛋汤一滴不剩地瓜分了。
有了那一段经历，导致我现在还吃饭吃得飞快。
讲述 张修如
十个男子汉每个人都有一个外号：强别、文别和辉别（他也叫强呀子、文呀子、辉呀子），成别、年圭、怀胖、发饼、妹子、敏姐姐，我的外号修胡子就是那个时候叫顺口的。
四个女孩一律以妹子相称，分别是郭妹子，漆妹子，贺妹子和黑妹子，也叫郭米，漆米，贺米和黑米。
我们这一届下乡到神福港公社的知识青年有几十个，除了我们红砖厂，还有二十几个女知青下放到红旗茶场。铁河口林场、平峰坳林场、和石牌冲林场也各安排了十几个男女知青。
在公社的几个知青点中，我们长沙岭红砖厂所处的地理位置最好，长沙岭处在二条县道的交叉路口，从县城开来的长途汽车在长沙岭设有一个车站，公社其他地方的人要是想坐长途汽车去县城，就必须在长沙岭买票上车。
顺着公路直行，可到渌口(渌江汇入湘江之地，也是株洲县所在地)，右转的那条路通向神福港公社，左转可到大障等几个南部的区，平峰坳林场就在这条路约三公里远处。
茶山区的许多机构也设在长沙岭，有区粮站、肉食站、农机站、邮局、区医院等等，甚至还有一间供销社的百货商店和一家饮食店。
红砖厂就在区医院后的小山上，有一条简易公路从医院的围墙边上经过，通向红砖厂的煤坪。从煤坪向远处看去，是一片广阔的田野。
我们去的时候，正值春天，田野中，金黄色的油菜花点缀在大片的紫色小花(紫云英)之间，令人赏心悦目。
田野的中央，有一棵树冠巨大、枝叶茂盛的大树矗立，据当地人说，那是一棵树龄有数百年的桂花树，是一个周围数十公里范围内的地标。
我们红砖厂的知青属于双轨制，每天在红砖厂干活，攒工分，年终时到生产队参加分配。
红砖厂没有专门的房子，我们就暂时住在附近的几户汤姓农民家里，男生住一家，女生住一家，吃饭又在另一家。
住的两户人家屋连屋紧挨着，屋前一米多宽的屋檐外面，是一个长长的晒谷坪。
屋子后面是有一片小树林和竹林，林子后边的坡下是渔场，场边不远处还修了一口水井，一条林间小路弯弯曲曲地通向井边。
知青有时也会帮所住的农户家里挑挑水，夏天的时候，男知青更喜欢在水井边打水洗冷水澡。
有一天，刘建超在井边洗澡，在换内裤时，向素娥挑着一担水桶从树林中的小路拐了出来，两人打了一个照面，向素娥见到赤身裸体的刘，吓得发出一声尖叫，丟下水桶，掉头就跑。
刘建超也是吓得双手不停地把内裤往上扯，急急忙忙地转身。
经此变故，两个人相互之间几个月都不好意思说话。
还是郭春霞心细，发现他们之间的异常，多次追问向素娥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因为农家的厕所在房子的后门出去还有十几米，离得比较远，晚上又瞎灯黒火的，都不想走，就把一只尿桶放在堂屋方便。
我和王文忠二人住在一间房子里，有几个晚上，我们两人都闻到一股尿溲味，还时不时有嘀嘀呔呔的声音响起。
连忙爬起来一看，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的家伙，把尿桶放在了我们的房间门口，故意让我们二人难受。
恶作剧做到这种程度，实属难得。
我的户口被落在樟树生产队，从长沙岭到茶山区委所在地那一大片地方也叫汤家坪，我们队上的人基本上也都姓汤。
醴陵县第十中学也座落在我们生产队的地盘上，我落户的农家就在十中的围墙边。
他们家的家境还不错，两口子加上一个上初中的儿子，一家三口住着一栋大房子，还给了我一间单独的房间。这也是我第一次独自拥有一间房间。
当时农村一个全劳力做一天农活约10工分，而红砖厂则采用计件制，制砖300块10工分，装窑、烧窑、下窑、作煤等都有定额。
我的最高记录是一天捧900块砖，一天下窑挑4000块砖，每担20块，挑了200担，烧好的砖一般重约5斤，共20000斤。我们在红砖厂挣的工分最终将转到各自的生产队，按生产队的年终决算计算收入。
每个人都会在捧砖时系一条齐胸的围巾，这样搬砖时可以将其靠在身上，省不少力气，否则，衣服上会涂上许多泥印子。女生比男生力气小，每块砖坯有八九斤重，她们每次只能搬三块或四块砖，只有女汉子才能一次搬五块。
每天重复简单而又劳累的工作。我们每天都会清早起来先去和好泥，再去吃早饭，和好的泥必须在当天棒完，没用完的泥在第二天将变得干硬，重新和泥会更困难。
如果遇到突然下雨，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时候，别人是要进屋避雨，我们却是急急忙忙地往晒砖坪冲，把一张张的毛扇(一种稻草编的挡雨工具)盖在晾晒的砖墙上，否则，捧好的砖被雨水一淋，将全部报废，所做的一切将付之东流。当砖积累到一定的量并晒干以后，就要烧砖了。
荣师傅是红砖厂的烧砖师傅，他有意传给我烧砖的技术，在装砖窑的过程中，装一点，教一点，毫无保留将他掌握的技术传授给我。
砖厂在一座小山上，有一条土路通往砖厂，路的中段有一个陡坡，坡的上面就是茶山区医院，输运煤炭等物质都是用拖拉机运，下雨天，拖拉机轮胎打滑，爬不上那个陡坡，有时候甚至车头都翘起来，拖拉机头前面的二个小车轮都离开了地面，方向盘也失去作用，看起来好吓人。
遇到这种情况，司机也不会心慌，他会将拖拉机退到坡底，到我们那喊人帮忙。
我们去不是帮忙推车，而是让几个站在拖拉机前面的车鼻子上，增大车头的重量，让前面的二个小车轮紧贴地面，加大机头与地面的摩擦力，也有人拿着砖块去塞后轮，防止拖车后滑。
这种作法看上去很危险，其实因车速很慢，不会出什么事，现在很难见到这种场景了。
我们当时下乡是下在知青点，就是十几个或几十个知青在一起工作和生活，比上几届的情况好多了，他们是插队落户，真正的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下乡的第一年，我们有每月十元的生活补助，集体开伙，砖厂还专门为我们请了一个大师傅做饭，但生活还是很艰苦。
可以算一笔帐，0.138元一斤的米，每月31斤，需4.28元，还要买油、盐、煤等生活必需品，剩下买菜的钱就不多了，当时的猪肉价格是每斤0.78元，半月都难得吃一次肉，干辣椒汤拌饭是常有的，别说吃好，能吃个半饱就算不错了。
吃的是大锅饭，吃饭时如果动作不快点，别说吃多少菜，连汤都会没得喝，像那些一口饭都要嚼三十六下的人，只有饿肚子的份。
有一天，不记得是被什么事情担误了，有位知青回来晚了一点，等他端起饭碗上桌，菜盒子里已经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了。
大师傅有点过意不去，架起炒菜的铁锅，煮了一个鸡蛋汤，喊他过去盛汤，其他几人也立即跟了过去。
这位知青怕别人与他抢汤喝，往锅先吐了一口口水，其他人等见状，也纷纷往锅里吐口水，几个人把那锅蛋汤一滴不剩地瓜分了。
哪个还去管蛋汤干净不干净。
有了那一段经历，导致我现在还吃饭吃得飞快，有时几个朋友一起在餐馆吃饭，往往菜还没上齐，我已经吃完了。
在农村，如果不自己种菜、养鸡、养鸭和喂猪，什么都要买，是很难过日子的，没钱啊。
一开始是王文忠当司务长，后来我接文中的手，当过几个月知青点的司务长，知道柴、米、油、盐的精贵。
我们烧了那么多的砖，可以卖不少的钱，也不知道被谁收了。
每年的春耕、双抢和收收三个农忙季节，每个知青要到所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每个知青在队里也有一户接收的农家，在队期间的吃和住都在这户农家。
到了年底，都回到各自的生产队，参加年终分配，队里一般都会杀猪、干塘、每人除了分谷以外，还可分到一二条鱼，几斤猪肉带回家过年。
第一年我所在的生产队结算工分值为0.18元/10工分，也就是说，每干一天活，可以得到0.18元钱，一个月按30天算有5.4元，一年有 64.8元的年收入。
实际上，我到年底还拿不了那么多钱，有许多费用是要扣除的。
“双抢”是一年中最苦的时候，我们那里的农村，水稻一般种春夏两季，春季种的叫早稻，夏季种的晚稻，所以，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要收割春季种下的稻子，种下夏季的秧苗，简称“双抢”，尽管在小学和中学时，年年到农村支援双抢，但那时年纪小，做得最多的是插秧，有时候还觉得好玩。
但下乡后感觉就完全不同了，在炎炎烈日下割一上午的稻子，捧一上午的禾，腰酸腿软，汗水湿透了全身全身没有一根干纱，肚子也饿得咕咕叫，半步都不想移动，收工时还要担上一担一百多斤重的谷子回晒谷场，头顶正午如火的太阳，肩担着半年的收成-稻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田埂上，几百米的距离都要歇好几次，那一担谷子真的可以将人压垮。
有人可能会说，日头太烈，可以到树下阴凉点的地方多呆一会呀，田里那有什么树，唯一可以挡点阳光的就是头上的草帽，身上还必须穿厚点的长衣、长裤，否则会脱掉层皮的。
光是把谷子收回来就把人累得要死，别说还要耕地、播种、插秧、施肥、来田、除草、杀虫和灌概等等，没有一件事是轻松的，并且只要其中任何一件事没有做到位，收成就会减少，你就是把所有的事都做的很好，还要靠老天帮忙。
否则，只要一场大雨、一场干旱或一次虫灾，就可能导致颗粒无收。禾草也要扎成一把把，晒干，再收回来，有大用的。
在冬天里作为牛的饲料，是织毛扇，搓草绳和盖房顶的好材料。那时有许多房子的屋顶就是稻草盖的，铺床取暖，烧火等都用得着。正是：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没有在农村当过农民，种过田的人，谁能体会到这首诗词的真实含意。
我们下乡的地方在公路旁，是那种沙石路面的路，每天有一班公路客运班车，回县城的标价是0.5元，没有钱坐车，每次回城都是几个人一起结伴走路，戏称11号公共汽车，遇到顺路的拖拉机，不管司机同不同意，大家一起爬上去，因拖拉机车速慢，司机还反映过来，我们就都在车上了。
有时候为了拦汽车，我们派一个女生站在马路上招手拦车，其他人隐藏在路的边坡下或路边的房子后，等汽车停下，大家从车旁边或车后面一哄而上，爬上车箱，开车司机拿我们没有一点办法。
当然，如果驾驶室还有座位，由拦车的女生坐，也给司机一个调口味的机会。也有时候特别运气不好的时候，走一下午都没有一辆车经过。
有一次，想尽办法都没车停下来，只好强行拦车，几个人一字排开，横站在马路上，来了一辆运煤的半掛车，货箱上已经坐了两个人了，司机见我们强行拦车，不想停，直到到了近前才一脚急刹，差点就碰到了我们，我们的人没碰到，但车上的两人就惨了，由于急刹车，他们因惯性从车上掉了下来，摔的鼻青脸肿，煤灰撒落一身。
还好他们是先掉在油箱上，再从油箱摔到地上，两个人都只是破了皮，没有伤筋动骨。那两人还没从地上爬起来，我们就都已经在车上了。
这样拦车就是我们和司机之间的斗智斗勇，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危险的事情！也只做过一次，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书本：0.37元/本
当时每个知青点都发了一套青年自学丛书，有十几本，书中都是一些实用知识，也很经典。大家有时也看点书，打发时间。在红砖厂散伙时，我抢了三本，一直保留到现在。
在工作之余和下雨天，大家除吹牛打屁外(要是吃了红薯以后，屁特别多，那像现在，聊天都可以不见面，更别说闻屁臭了)，各人都有一些爱好，“敏姐姐”有一把小提琴，可能对专家来说，他拉得有点业余，但对我们来说，专业和业余有什么区别，小提琴音色相当不错，经常听听也是一种享受。
"妹子"长得又高又帅，有另一个外号叫高子，他喜欢画画，常常照着镜子画自画像，结果是画得也不怎么像他自己，还自得其乐，被我们取笑也不恼，他还喜欢吊嗓子，清早起来就啊啊啊个不停，发言又不是太准，听着却特别有味。
强呀子酒量很好，一次喝一斤白酒没有问题，也经常喝点小酒。
贺米喜欢画画妆，她当时有一句名言，“只要再瘦一点，就比李铁梅还好看一点”， 李铁梅是红灯记里的女主角，如果仔细的看贺米长得和李铁梅还真有点相象。
而对于恋爱当时也是处于萌芽的状态，比如，王文忠和漆书梅二个有那么点意思，应林强有点喜欢郭春霞。
但是，她有一个暗恋对象叫德国的人，在株洲工作，从株洲追郭春霞追到了红砖厂，他从株洲坐车到醴陵，从醴陵走了三十多公里路，花了一下午，到红砖厂来见她。可见爱情的力量有多大。
德国比我们都大一点，大家都叫他德哥。其实，郭春霞家里当时是反对她们二个谈恋爱，她老妈找到贺丽君，对她说:"要是德国来找郭春霞，请你马上写信告诉我"，想要阻止她们交往，又没有其他办法。
每次德哥过来，向素娥不好意思呆在房里做电灯泡，只好走掉，大家都说她是为他们站岗放哨。
我没有什么特长，体育不行，也没有音乐细胞且五音不全，画也画不好，大部分业余时间是在发呆中度过，或者看妹子画画，听敏姐姐拉小提琴，和文别他们一起吹吹牛，斗斗嘴。
在农村，工作累点没关系，生活苦点没关系，吃不饱也没关系。关键是家人不在身边，前途渺茫，不知道路在何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难道在农村干一辈了？心中的烦恼和苦闷难以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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