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以追求智能、精准为核心的技术认知对突发社会问题的预测失灵，形塑了人工智能时代的话语悖论。此悖论体现出盲目崇尚加速的、闭合化的现代性认知结构的困窘，且揭示了晚近技术反思的谱系化与经验“二分”的双重结构观的局限性，进而使超越悖论的结构转向成为必须面对的命题。因此关键在于以突发社会问题为节点，面向日常生活，实现对“二分”的总体性统合。唯有把握日常生活在突发问题中可能产生的反转契机，合理审视智能化的技术，促使技术的精准思维融入于日常生活之中，方能为加速多变的现代科学创设总体化的良善格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研究”（20ZDA023）、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创新项目“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结构观的转向及批判”（NJUDPGRA2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姜凯宜，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人工智能话语；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人工智能话语、数字资本主义。
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下，以频发、突发、不确定的社会问题为节点，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话语悖论和结构转向，具有学科范式的内在价值和现实场景的深刻意义[1]。21世纪以来一系列影响广泛且突发的社会问题，暴露出人工智能时代特有的话语悖论。此悖论体现为人工智能追求智能、精准的内在逻辑，在技术的加速变革中却无法预知突发社会问题的降生，这实质暴露出现代社会学在结构上的内在局限。以反思为主线的晚近社会批判理论，在对技术语言的谱系学风格的解构中，推出了所谓“晦暗不明的语言”的虚无化结论，然而以经验分析为主导的路径亦不能“独善其身”。突发社会问题的降临暴露出经验路径加速攫取资源，却对突发社会问题缺乏总体预测的内在桎梏。因此在突发社会问题降临于日常生活的节点中，人工智能的话语需超越“二分”的结构局限，面向统合实现结构转向。关键在于，对智能、精准的追求需超脱“为加速而加速”的话语迷思，把握日常生活的现实场景，从而为人工智能乃至复杂多变的现代科学提供总体化的良善愿景。探究人工智能的话语体系，首先需面向人工智能所属的技术之维，从而在技术演化的历史时空中，去探究人工智能话语体系的缘起，以及技术本身在社会场景中的失衡。人工智能并非孤立化、突然降临的某种社会现象，而是漫长的现代技术变革的后果。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可理解为信息技术革命对既往技术成果和技术范式的某种超越，然而其核心逻辑仍从属于技术语言，或者说围绕技术的认知方式本身。人工智能的话语，可理解为技术的话语，人工智能的现象，亦处处印刻着技术话语。因此对话语缘起和失衡的回溯，是要探究现代技术语言的催生之场，或者说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社会演化所形塑的认知方式。这可归纳为技术语言的加速趋向、日常认知的闭合预设、信息主线的场景断裂。技术与加速的互相缠绕，可谓现代技术语言的基本特质。回顾人类社会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的演化过程，技术本身可谓形塑了社会结构的重组，并印刻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技术变革所出现的趋向，是加速化的对世俗资源的汲取，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技术本身的无限索求。技术与加速的互相缠绕，很大程度上可理解为技术与资源在索取上的交织。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的演化过程中，对世俗资源的汲取逐渐成为某种共通化、常态化的社会现象，它推进了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变迁，也使另一条主线逐渐显露：即作为对资源加速汲取的后果，日益以加速作为技术语言本身的崇尚对象。技术语言的生成本身，意味着将技术尊奉为某种主导性、核心性的“存在物”，此“存在物”的不断成长，满足了现代社会对资源的索求。索求的精准化，则有赖于不断地加速化的推进对技术的浓厚兴趣。技术语言本身逐渐成为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初期以来社会认知的核心组成部分，那便是加速实现对一切现象的精准化诠释、预测和处置。此认知成为技术语言的核心。加速化的存在，则是为了尽可能实现精准化目标，以满足社会成员对世俗资源的兴趣。在此样态下，对目标资源的获取将成为速度演化过程中所崇尚的状态，表现为对新事物、新资源 “永无休止的寻求”[2]（P.34）。为了追求对资源的加速化获取，必然促发对技术变革日益加速的期待。基于18、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认知，唯有不断促发技术本身的加速演化，进而依托技术语言实现对一切社会现象逻辑的囊括，方能精准化地获取世俗视野中的一切社会资源。对精准获取的加速索求，最终会导致技术语言的自我消解，那便是加速的过程中，精准最终成为晦暗不明的因素，取而代之的是为加速而加速的某种“惯性”。“惯性”的方向，是以技术为途径，依托技术语言的丰富及其现实效应，实现对世俗资源的最大化享用。在技术语言的“惯性”之中，对资源的兴趣，会使加速去“驾驭”，甚至取代精准。回溯20世纪以来日益丰富化的娱乐性消费，可以发现加速对精准的取代成为社会场景中实存的显现。这是因为加速本身与精准存在某种张力，即“对加速之需求臣服”[3]（P.1），从而与精准的初衷渐行渐远。加速的倾向与其说是为了精准，不如说是与精准在相互交织之后，实现对资源的索求。对精准的技术认知范畴，终将让位于技术语言本身在生成和丰富过程中的加速趋向。如果说人工智能的技术语言特质在于对世俗资源的加速获取，那么笼罩在技术语言上方的则是一种相对固定化、静止化的认知方式，此认知形成了相对闭合化的预设，试图将加速过程中所有的现象“闭合”在自身的结构当中。在现代社会的场景中，技术语言的加速化构成了飘忽不定的演化主线，而结构化的预设则似乎成为某种静止不变的规范。静止化的规范与飘忽不定的主线并存，构成了现代社会在获取、享用资源过程中得以依托的对象。加速度与静止化看似互相对立然而又交互对应地存在于社会场景之中，在突发问题降临之前，二者实现了某种阶段性的平衡。究其原因在于对加速可能造成的不确定后果持有某种恐惧，进而试图以预设的方式将所有的技术要素与依托技术获取的资源加以设定。设定的背后，是结构主义叙事方式的盛行。结构主义本身对应的便是加速演化的现代社会场景，其试图通过某种相对固定化的结构，或曰体系，对人工智能背景中纷繁复杂的各类现象加以诠释。在结构主义的设定过程中，技术语言无论以何种方式获得自身的丰富，由技术语言延伸出的各类社会现象无论以何种方式呈现于社会视野，结构本身都将是支撑社会现象的相对稳定化的存在。一言以蔽之，结构主义的核心在于“从唯一的一套严密原理或原则中” 诠释社会的演化逻辑[4]（P.80）。其设置初衷，是通过某种相对固定的载体，实现对变幻多端的技术的掌控，并使技术语言本身成为相对稳定、清晰、可认知的对象。结构预设的存在，则是要将对人类社会而言不确定的后果囊括在可掌控的范围内。症结在于，此固定化的设定终究无法与人工智能背后的技术本身构成平衡。技术语言印证了现代社会在演化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飘忽不定、晦暗不明的趋向，此种趋向所表现出的，是现代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特质，那便是与传统的诀别和不断地深化重组。持续、动态与不确定，通过技术的加速展现出来，使固定化的结构预设终究成为空洞的“能指”。在围绕现代社会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中，终究可以发现，技术的变幻莫测与先验化的结构设置相互纠缠，构成了某种追赶式的“长跑”。跑在前方的正是不断变化中的技术本身，而置于后方却不断加紧调整的则是现代社会成员对日常生活的某种结构化的诠释、统合。结构主义的认知范式与科层化的管理，便是结构预设在叙事和治理实践上的体现。突发问题的出现，则表明先验化的设定难以驾驭复杂、沉重的现实。突发社会问题背后的复杂、沉重现实，来自于技术加速过程中，原本力求实现精准、智能的信息预测目标与突发问题充斥于现实场景之间的失衡。突发社会问题的发生，其本身便是先验性日常预设难以驾驭突发问题的集中表现。现代社会将既往技术成果默认为完备形态的思维方式，而同样属于日常预设力求构筑相对静态、稳固的结构却划入先验性泥潭的体现。这实质上便是社会成员依托技术在加速变革中创造的信息资源对可能出现问题的误判。突发社会问题降临于日常生活之中，表明既往信息预测无法真正诠释场景变革的基本样态，突发社会问题发生的事实便标志着场景本身与常态的某种“诀别”。突发社会问题扩散的过程，则表明既有的信息资源不仅无法诠释突发社会问题形塑的逻辑，且无法有效指涉对诠释突发社会问题构成的影响，进而无法产生技术变革中社会成员预期的治理效应。故而突发社会问题降临的社会场景，印证了人工智能的技术成果试图“追赶”场景变革却屡屡失效的“长跑”。在失效的“长跑”过程中，失衡的趋向将会长期存在。全球突发社会问题的发生，从根源上说是对长期存在的场景失衡的某种清算，且将信息与场景的失衡问题推向极致。一方面，人工智能主导下的变革所宣称的，是为全社会提供空前精准化、丰富化的技术成果，这些技术成果将转化为公众所拥有的可以充分预测各类社会问题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社会场景在突发社会问题渗透之下所体现出的变化趋向，则是在多次的事态中显现出与既有预测相差异乃至相反的趋向，这常表现为社会成员围绕突发社会问题，对一些技术专家的质询和指责。周期化的预测失灵与问题发生中的对技术本身的怀疑，使人工智能本身的话语悖论逐渐浮现出水面。信息预测与场景变革的失衡，实质上是对人工智能时代话语悖论的内在阐释[5]。和历次技术变革的成果一样，宣称精准、追求智能、试图将技术福利最大化的人工智能在其变革之中，无法摆脱对突发社会问题诠释失效的某种“宿命”。人工智能背后的话语将历次技术变革所追求的精准目标最大化之时，却又见证了突发社会问题朝向更为复杂、未知的方向演化。技术的加速变革、智能憧憬与突发社会问题的复杂演化、普遍效应之间并非相互孤立、割裂的两条主线。相反，二者之间是相互交织的统一体，均是内生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在其演化中，既进入了空前加速、空前精准、空前智能化的人工智能时代，也卷入了空前不确定、社会问题周期性发生的突发社会问题阶段。这一切的背后，则是更为深层次的现代认识方式问题。透过技术变革崇尚加速、追求精准的语言迷雾，若隐若现的是现代社会以结构为核心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的叙事之中逐渐形成了二分化的趋向。在突发社会问题的现实维度之中，必须寻求反思自我、相互统合，共同应对突发社会问题的新型结构范式。寻求的前提在于，对既往认知方式的内核，即以结构为核心的认知体系本身进行反思。对待结构，晚近叙事形成了反思与经验两种差异化的认知风格。反思性的风格侧重于以谱系学式的特有的拆解技术的态度对待现代技术的演化过程，从而得出日常生活“晦暗不明”的论调，经验式的风格仅反思现代技术支撑下的科层结构的具体管理效能，却并未直指现代认知方式本身。在降临于日常生活的突发社会问题中，需依托现实感本身对两种风格进行统合。谱系化反思的风格，带有较为浓厚的反思现代性的趋向。按照相应的观点，这实质是试图切近技术语言所谓“本真样貌”，在对技术语言的生成逻辑进行回顾的过程中，解构过分依赖技术的思维方式。反思技术的传统，肇始于18世纪对科学文化在社会广泛兴起的怀疑态度。当启蒙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反对“百科全书派”的观点便认为，科学技术终将带来泯灭社会本真样貌的“致命的繁华”[6]（P.18）。依据相应观点，现代社会的科学知识体系并非是通往良善前景的“药方”，而是束缚社会成员认知自主性的、构成对人类隐性奴役的语言结构。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对于技术的反思与对崇尚加速的技术语言相伴相生，成为现代性认知的两种相互缠绕的语言体系。20世纪中期以来，晚近反思技术的叙事不仅延续了启蒙运动时期怀疑现代科学知识的观点，且逐渐借助谱系学的方法论将现代技术的语言序列加以拆解。在此类观点看来，“百科全书派”以来所有崇尚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学派，实质上是为社会笼罩了无所不在的、盲目崇尚技术变革的语言面纱。晚近反思技术结构的叙事试图断言，18世纪以来崇尚以技术为核心的、加速变革的语言体系，无疑构成了对社会的无形化的控制。按照晚近叙事的特有术语，那便是技术语言已成为剥夺日常生活自主存在的可能性，却又笼罩在日常生活各个角落的“符号”，即“垄断了所有的外观的领域范围”[7]（P.12）。按照此类观点，如果说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唯有语言的笼罩，那么一旦剥离技术的语言，日常生活将空无一物。以日常生活“空无一物”作为结论之后，晚近批判技术结构的谱系学叙事便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如若认为日常生活由于充斥着无所不在的所谓由技术语言构成的结构从而不再具有现实感，那么基于现实的认知与行动将不复可能，甚至一切对现代社会的叙事也将变得没有意义。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技术语言结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是可以诠释的对象，那么便说明日常生活存在着可以被认知的现实要素，现实感将不再是难以把握的对象。换言之，晚近反思技术结构的叙事在“技术结构背后的空无”这一论断与诠释的现实感之间，难以找到平衡的坐标。这便不难解释晚近叙事中有学者在试图寻找技术结构控制逻辑之时，必须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有观点直接断言，若寻找技术控制的现实场景的话，“毫无疑问，它是政治经济学”[8]（P.16）。这种两难困境折射出反思技术的谱系化叙事的内在悖论。与晚近反思技术的谱系学叙事相对应的，是试图在现实社会场景中反思技术结构具体的实践模式的另一种思潮。这种更贴近现实经验的路径，较多存在于英美学者之中。在经验化的反思路径看来，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至今，技术语言所塑造的体系，其最为核心的部分实则是由现代技术所支撑、且力图规范现代技术运行的科层结构。在恪守此路径的学者看来，现代技术语言的结构，实质上便可以理解为科层组织结构。晚近经验化反思的学者认为，科层组织所代表的，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初期阶段，即19世纪、20世纪初期社会场景所需要的结构体系，却并非20世纪中期之后社会场景变革的诉求。伴随着技术结构的加速变革，现代社会场景所呈现的新样态，将使原有的科层组织结构百弊丛生。在晚近经验化的反思思潮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众所周知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新公共管理运动（New Public Management），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代表性观点便宣称，韦伯式的科层组织结构已经“死亡”，反思技术语言的结构体系，需探寻现实的经验路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技术结构最严重的问题乃是在资源配置的机制上“在做与30年代同样的事情”[9]（P.3）。不难看出，相较同时期拆解技术语言的谱系学趋向，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代表的思潮形成了另一种叙事。尽管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初期所形成的技术语言结构均有所反思，然而双方所诉求的对象各有不同。谱系学的风格所具有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惆怅，经验化的路径则更关注如何提高现实场景中的资源整合效益，然而20世纪后期以来的现实场景则表明，经验化的路径在实践中无法实现其原有的期许。现实场景的问题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因素，一是社会内在场景实践的失效化案例。新公共管理运动试图采用科层组织结构之外的路径去掌控加速变革的技术，然而对原有技术语言结构的怀疑，并非意味着彻底消解总体性。对科层组织结构的否定，反而易于导致技术加速演化中的碎片化，使社会场景中的复杂要素处于难以掌控的状况下，这便易于带来失控的后果。二是难以掌控的问题诱因。突发社会问题的发生，意味着另一种后果，那便是对社会场景中内生问题的审视视角需要发生深刻转换。新公共管理运动所思考的，由科层组织结构配置资源效益低下所产生的命题，在突发社会问题中显得不再迫切。从突发社会问题中可知，关键不在于拘泥技术结构在具体情境中的资源配置效益，而是从不同于谱系学式的路径中反思技术结构本身。范式统合，是现实变化的需要，是原有范式自身通过对社会场景中现实感的寻觅实现自我的转变，从而能够为诠释变化中的社会现实提供一整套新的认知体系。在范式的统合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极化趋向均可以得到扭转。一方面，谱系学式的语言拆解将不会由于盲目否认现实感而最终得出所谓“空无一物”的结论。另一方面，倾向于在现实场景中提升既有组织结构配置资源效益的研究也可以转换视角，将更为动态、开放的社会问题以及对技术的总体性认知纳入视野。21世纪以来突发社会问题与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伴相生，意味着英美和欧陆反思技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范式结构，需要基于现实场景加以统合，清理出能够辩证认知的现代技术结构，合理定位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在全球场景中的地位。围绕晚近范式的统合这一命题，马克思主义技术观是必须直面的传统。在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时代，恩格斯晚年围绕技术的精辟论述成为需要重新认真思考的对象。恩格斯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10]（P.387）恩格斯论述的启发在于，反思技术、定位技术，是要依托现实场景的变化，而非先验的价值观念。时值恩格斯诞辰两百周年之际，人工智能加速变革中所产生的诸多现象，虽然与19世纪末社会场景中的问题有着明显的差异性，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本质仍然属于现代社会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范畴。因此，恩格斯晚年对技术的思考，可以视作为对于未来社会人工智能变革趋向的客观评判。在人工智能的加速变革与突发社会问题相伴相生的社会场景中，需寻找统合既往范式的基础。统合的基础向度，既不是叙事体系的语言序列，也不是先验化的资源配置效益标准，而应是现实的社会场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变革中，围绕突发社会问题的具体实践提供了能够长期赋予反思技术思潮以合理性的现实感。对围绕突发社会问题的具体实践的把握，实则是在反思技术与追求技术效益两种认知体系交织之中，能够辩证统合两种认知体系的合理组成。在围绕突发社会问题的具体实践中，过分依赖技术语言所导致的对社会场景盲目判断的问题将会得到反思，合理进行资源配置以化解危机的议程也会纳入新的叙事体系的范围内。实质上，两种范式统合之后合理进行配置资源、化解危机的新认知，是以反思技术为前提，而反思技术也因为化解危机的现实目标，不会滑向谱系学式的虚无。在突发社会问题的实践中，谱系化反思与经验化路径的“两难”将会消弭。在围绕突发社会问题的具体实践中，人工智能时代的结构转向将依托实践所发生的日常生活得以进行。无论是技术变革的效应，还是突发社会问题的影响，日常生活均是基本的承受之场，也是认知、行动的发生之地。突发社会问题对日常生活而言，意味着突如其来的、既往技术变革成果失灵的风险，也含藏着某种反转的治理契机。这意味着技术使用者将在突发社会问题中，通过重新审视和调整自我的语言结构，实现对问题的有效化解和对日常的良善治理。突发社会问题则可视作提供此契机的历史节点。突发社会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的演化逻辑实质上发挥了审视技术变革的窗口作用，依托技术应对问题的活动同样是以日常生活作为承载，认识到这一点方能确立起有效诠释人工智能时代多元问题内在逻辑的、总体化的科学愿景[11]。突发社会问题的窗口作用，体现在突发社会问题对日常生活生成、演化过程的印证。由于突发社会问题内生于人工智能加速变革的日常生活中，其表明了人工智能对日常生活所产生的现实效应与人工智能自身所谓智能化预期之间尚存在严重差距。因此，突发社会问题降临于日常生活之中，是对智能预期自身悖论的集中反应，也创设出妥善运用技术成果治理突发社会问题的节点。在突发社会问题的应对过程中，人工智能的技术变革必须以直面问题本身作为任务，同时也需要治理者在实践中逐渐反思自我的一整套语言结构。21世纪以来的突发社会问题对人工智能内在语言逻辑的反思而言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节点，其创造了短期化的实践任务导向，也提供了长期化的汲取问题信息，和重新建构自身认知方式的可能性。首先，人工智能需在突发社会问题中，展现出直接应对日常影响的反馈效能。突发社会问题对日常生活所产生的直接性的破坏性效应，造成了社会成员对日常生活基本状况改变的不适应，和对日常生活演化前景的怀疑。无论是谱系学式的拆解技术语言结构从而得出“空无一物”结论的惆怅论调，还是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代表的仅仅关注所谓资源配置效益的狭隘的经验路径，均无法为直接应对问题提供可行路径。人工智能的语言结构必须回应突发社会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塑造的治理议题，这便可以解释为何专业的技术知识和专家责任在日常生活的问题中屡次受到关注。技术的语言结构无法脱离日常生活而自我演绎，必须直面现实经验，并具有更为开放、动态的视野，这样才能既有效地配置资源，又可以朝向应对问题而不是“为效率而效率”的方向行进。其二，人工智能的技术变革需汲取突发社会问题的内在逻辑，从而为日常生活发挥长远效益。在突发社会问题中，需承认以往技术成果并非已囊括一切现象的、进而静止不变的语言结构，转变武断相信原有信息预测的思路。克服盲目依赖既有技术享乐的心态，吸纳突发社会问题对日常生活的节点意义，利用每一次突发社会问题的产生、演化、应对过程，将原有的语言结构缺陷加以克服，不断实现语言结构的自我调整。如马克思所言：“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2]突发社会问题的最为深刻的意义在于，将智能的自我悖论彻底打破。任何以追求智能、精准为目标的语言结构均不可能以某一阶段实现的成果作为智能、精准的代名词，其目标将长期处于一个不断贴近日常生活的实现过程中。突发社会问题的长期存在和广泛效应，将促使日常生活能够全面、普遍地承载人工智能的精准逻辑。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加速变革呈现出的态势是享用的普遍化与知识的专门化共同存在，两种趋向随着技术成果的日趋丰富而不断凸显。究其原因，技术变革是契合现代社会生成以来加速攫取、享受世俗资源预期的现象，然而在此过程中的对已有信息资源的分门归类则是获取信息日趋多元、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的体现。两者相互并存，互相交叉，反映了现代性认知的内在逻辑，也推进了现代社会的加速演化。这种并存的趋向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社会场景中，造成了日常生活中推崇技术语言和掌握技术信息相割裂的状况。当前阶段，突发社会问题的广泛性和技术掌握的精英化是并存的一组关系，然而此关系应随着问题的广泛影响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人工智能受用的普遍化和人工智能知识的共享性相互结合。这在突发社会问题之中已经展现出征兆，那便是各领域技术专家对信息的分享，已逐渐透过各类网络载体呈现在社会成员的视野中。技术语言如何能够将其专业化与社会性相结合，既是技术专家的责任，也是社会成员所关注的问题。这一趋向出现的直接原因在于突发社会问题对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影响。突发社会问题的扩散，往往会使得日常生活相比常态状况发生断裂，社会成员的日常活动模式将发生深刻改变。掌握原先相对疏远的技术信息，往往是突发社会问题应对过程中社会成员普遍需要完成的任务。因为问题与日常生活各领域直接、密切相关，促使社会成员逐渐掌握技术逻辑，将人工智能的语言结构内化为自身逻辑，而非盲目依赖加速变革。在应对突发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需要意识到日常生活的内涵不再是平衡“中心—边缘”的旧有命题，而是打破技术专家对技术的独掌局面。历次突发问题，往往会加剧社会成员对专家知识的依赖，即依靠于技术知识这一“存心修筑起来以阻隔外人进入的厚重高墙”[13]，然而突发社会问题发生之场的共在化则使得技术的独掌不再契合日常需要。突发社会问题在当前社会场景的频发性，将使社会结构总体发生改变，从而使“中心—边缘”结构逐渐丧失其指涉的范围。对原有社会成员内部或是社会成员与公共权力之间围绕资源分配所产生的张力的描述，实质上是基于一种相对闭合的叙事体系。此种叙事既不能指涉现代社会技术变革的悖论，也无法诠释开放、动态社会场景中突发问题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在突发社会问题中，无论是何种社会群体，或是组织载体，均会成为风险的受众。在人工智能与突发社会问题共存于日常生活的时代，科学愿景的意义是在原有技术语言结构无法诠释突发社会问题的情境下，重新确立起能够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动态的、开放的认知方式，其前提是建立在合理定位人工智能的内在语言结构的基础上[14]。突发社会问题对日常生活的冲击使审视智能化的目标预期成为可能，技术信息掌握的迫切性则使得日常生活需要、也可以普遍承载人工智能的精准技术，使其为社会公众所持有。这一切均属于围绕突发社会问题的具体实践所产生的命题，而实践的最终指向，则是良善的愿景，此愿景实质上起到了重构总体性的功用。这是因为原有的技术认知中以推崇加速、追求世俗享乐为目标的语言结构实质上使日常生活在突发社会问题中显得更为复杂。确立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愿景，是要建构起围绕现代科学技术与日常生活相平衡的认知方式。此认知应平衡两种关系：（1）技术的语言结构与现实活动之间的契合。人工智能技术在加速变革中所逐渐形塑的语言结构，实则是现代社会场景中内生的现象。所需做的是基于历史时空把握技术，也就是从历史演化的现实中反思“作为‘文明’基本要素的‘技术状态’”[15]。技术的语言结构既可以克服盲目加速的迷思，也可以脱离空无化的后现代主义情结。（2）自然生态认知与人文社会认知的交融。技术对于自然生态的诠释、预测应与对人文社会领域问题的解读与应对辩证统一，这源自于日常生活本身的动态开放，也源自于突发社会问题产生和演化的多元变化。对突发问题不断产生的日常生活而言，不存在技术语言结构脱离现实活动的自我叙事，也不应有自然与人文的盲目二分。总体化的认知方式，还需要强有力的规范性支撑，因此还需厘清一组重要关系，即权力对于技术的深刻意义。晚近叙事中无论是英美经验化路径还是欧陆谱系学反思，存在的趋向在于将权力与技术相互割裂，权力被视作阻碍技术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加速、自我革新的利维坦。这种叙事实质上与技术实存的样态、突发社会问题的逻辑相背离。其一，技术变革对于权力的影响，在于对现代国家权力施展其治理能力的支撑，不应否认国家“作为机器和技术造就之总体性”所具有的基本功用[16]。其二，现代国家的权力本身，应成为在场的对于日常生活的保护，进而防控现代社会在加速中的失控所导致的对既有技术成果的盲目信赖和对风险的忽视。换言之，总体性的科学愿景，是语言叙事的重构与现实载体的支撑相统一的范畴。探讨人工智能的话语悖论与结构转向，是要在人工智能变革日益加速化的时代，基于突发社会问题反思一整套现代性的技术语言结构的内在困境，并在日常生活中思考可能的超越之道。回顾历史，人工智能将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初期所推崇的技术加速变革的思维推向极致，也使技术在世俗层面的成就上最大程度地贴近了现代社会生成初期的构想，其精准化、智能化的语言日益普遍、广泛地笼罩在现代社会场景之中。突发社会问题的出现与人工智能的加速变革相伴相生，意味着现实场景对技术语言结构的清算，此种清算体现在现代社会丰富多元的日常生活中。突发社会问题对日常生活常态的打破和破坏性，是精准、智能语言内在悖论的体现，也表明无论哪种晚近反思技术的“二分”化的结构观念均无法诠释与应对现实场景中的问题。人工智能的话语悖论与晚近结构观的局限，促使寻找结构转型的道路转向日常生活的现实。由此可以得出三点主要结论：（1）人工智能背后的语言结构并非孤立的认知方式，而是一整套现代性认知生成、延续、演化的结果。人工智能代表着朝向精准性、智能化目标上所不断努力的过程和不断加速的进展，盲目推崇加速也增加了盲目依赖、享用既有技术成果所导致的风险。（2）人工智能的话语悖论实则是现代性认知方式的内在桎梏，其根源于语言与实践的不平衡。推崇技术加速与反思技术的“二分化”结构观，其均属于对技术变革与社会场景关系的误判，在极化的路径中陷入了“迷思”，无法正视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活动。（3）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活动，思考突发社会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反转作用。马克思主义技术观所强调的以世俗的现实活动为基础的精辟论断，是思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重新塑造人工智能话语体系的导向所在。重新审视和定位启蒙运动以来的技术话语，并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独到价值，可以成为研究深化的方向所在。[1]韩水法.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9（6）.[2]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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