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一段不该被忘却的历史
1976年唐山大地震，24万人殁于瓦砾，16万多人顿成伤残，7000多家庭断门绝烟。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唐山大地震只是一场不可抗拒的天灾。然而，2005年一位叫张庆洲的唐山人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唐山警世录》。在书中人们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唐山大地震这场劫难之前，中国的部分地震专家和民间监测点都曾经上报过地震预报，但却由于没有引起当时有关部门的重视，才使得唐山人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
与此同时，距离唐山不远的青龙县因为对临震预报非常重视，采取了避震措施，虽然房屋被损坏18万间，却无一人死亡。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四十年，这期间究竟有多少秘密鲜为人知？人们又应该从中汲取怎样的教训？
以下文字节选自2005年10月凤凰卫视
《社会能见度》播出的新闻调查《唐山大地震29年祭》
▲河北唐山滦县岩山的日出 图/CFP
张庆洲（《唐山警示录》作者）：当时，我接到了这么一个电话。他说，“小洲先生，你写了一部长篇我看到了，唐山大地震漏报的情况为什么没人写成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漏报的说法。我说你是谁，他不说，但告诉我“有这么一条线索，你愿意采访的话，这里边有好多的事情。”于是，他告诉我去找唐山地震办主要负责人，杨友宸。我找到了杨友宸之后，老头向我和盘托出了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内幕。
被忽视的第一次预报
1968年，中国地震地质科学家把唐山划进了地震危险区。这一年，杨友宸受命组建唐山市地震办公室。很快，他在唐山组织了40多个地震监测点，建立起了唐山地震监测网。
张庆洲：监测网就是出于预防唐山大地震的。如果没有地震的信息，监测网是不会组建的。他们的程序是每天测三遍。比如像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上午8点、中午12点、下午6点测，测完后再填图。
1976年初，唐山市委主持召开了唐山防震工作会议。杨友宸综合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信息，公布了唐山地震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在1976年七八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到7级强震发生。1976年5月，在国家地震局济南地震工作会议上，他向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同行们郑重提出，唐山市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张庆洲：当时唐山的会商情况都报河北省地震局。每周三会商后，就报河北省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有专门负责“群测群防”的，然后再报国家地震局。所以说，唐山市的预报意见是这么层层往上报的。至于到了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他看见看不见，那是另外的问题。
▲张庆洲走访当事人 图/网络
“群测群防”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预防地震的主要办法，中国在群测群防、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测预报上取得了很多宝贵经验。时间到了1976年7月，唐山地震监测网各个监测点观测到的异常越来越明显。在经过认真的观察分析后，一些监测点相继发出了短期即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1976年7月6日，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做出强震临震预报。
张庆洲：第一次上报是7月初的书面预报，预报震级不是特别大。预报完了以后，国家地震局就派了两个人来，把他报的情况给否了，认为按照他的说法，“唐山市在7月底8月初不就没有了吗？”这正是马希融当时的看法。专家认为，大震发生之前，将有很多小震。当时马希融就提出，如果是先发生大震呢？但最终，专家对马希融的预报意见还是否定的态度。”
虽然国家地震局的专家否定了马希融的短临预报，但此时其他网点的震情预报却越来越多地出现。1976年7月7日，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根据水氡观测数据，向河北省、唐山地区地震部门提出书面预报意见。随后，唐山乐亭红卫中学的侯世钧也正式发出书面临震预报意见：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五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张庆洲：他判断，当时是依靠地磁、地应力、土地电三种观测手段，再加上他考察的宏观现象，做出的地震预测意见，而且是用书面汇报到了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原来叫唐山地震队。上报以后，在大震的前五天，有两个地震专家就去了。唐山地震队的这两个地震专家看完了以后，当时就信了，说“哎呀，你这个仪器没毛病，你的观测、分析、数据都是准确的。”他们两个很上心，说要抓紧回去跟领导汇报。侯世钧一看他们要走，就说实话了：“这个大地震，这么大的异常！我报的是五级以上，那是写文字东西的。实际上我测的是大震最低6.7级，最高可达7.7级。”
大震即将来临，唐山地区民间地震监测点通过各种监测手段，监测的临震异常以及临震预报在不断地向唐山、河北、国家地震局进行着汇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地震发生，他们的努力也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苦等12天的汇报
在唐山的地震工作者频频发出临震预报的同时，有不少在北京的地震专家也曾经发出过临震警告。黄相宁，中国地震科学家。1971年到1981年11年间，黄相宁的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小组向国家地震局以书面形式正式预报了4.7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短临预报175次。联合国全球计划对175次短临预报进行了严格评审、打分，成功率为33.1%，这是一个令国际地震界为之兴奋的百分比。
▲黄相宁 图/北方网
黄相宁（中国地震科学家）：在1975年12月。我们每一年都给中国地震局写一个年度报告，1975年12月我们给中国地震局写了《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在这里面我们就提出了唐山地震它的危险性。当时是这么提的“华北地区1976年，尤其可能在第一季度，从河北省乐亭（属于唐山地区的一个县）至辽宁敖汉旗锦州一带及其东南的渤海海域可能发生大于6级地震。”这就是我们在唐山地震之前作出的分析判断。这里面还提到“如果根据震级经验公式算，计算结果是震级7.3或者7.1，误差正负半级。”
凤凰卫视：接下来您是什么时候再一次预测到唐山可能会发生地震？
黄相宁：在7月份的时候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所以我们在7月14号又向上作了一次汇报。我们向中国地震局预报了两个区域，一个是吉林繁峙、舒兰、张家口一带，北京西北面；再一个就是宝坻至乐亭和渤海地区，宝坻至乐亭就包括了唐山，报的是7月20号左右至8月5号左右，震级5级左右。结果是7月28号发生了唐山7.8级地震。
与黄相宁一样，在当时北京的耿庆国也同样做出了唐山地震的临震预报。耿庆国的旱震研究在中国地震界独树一帜，在国际地震气象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耿庆国（中国地震科学家）：6月29号，北京出现了降水异常；从7月1号到7月5号日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这三项指标都出现了异常。只差“地下突破”一项指标。所以我着急了，7月6号去了唐山气象台搜集资料，唐山的资料也发现同样异常。7月8号转到天津气象台搜集资料，7月9号到廊坊地震台搜集资料，7月10号晚上回到北京。7月11号上班，就向我们北京地震队当时主持工作的队长刑景孟汇报——当前气象异常，除了旱重背景之外，气象短临异常发展得很快，得赶快抓一抓地震。因为异常出现在北京，怕北京有很大的麻烦。同时，还向我们业务组组长鲁连勤、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紧急会商了一下情况，他们还是很重视的。
北京地震队对地震科研人员提出的七大异常极为重视，并于1976年7月14日提请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详细汇报。国家地震局回电：听取汇报的时间推迟一周，定为7月21日。
耿庆国：我想是这样，因为北京市地震队是面向北京范围来做工作的，国家地震局掌握的区域更大一些。按照1976年1月份全国地震会商会给国务院的报告，是把唐山点在第一位。所以即使北京队告急，他们也要考虑到1月份会商会的意见，要到唐山、天津去调查，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要掌握那里有没有情况，再跟我们碰面。
凤凰卫视：21号进行会商的时候，国家地震局的哪些领导参加了会议？
耿庆国：问题是到了7月21号的时候没有会商。当天9点钟，我去找张国民，因为五项指标到7月20号已经掌握了十四五项异常，很空前的异常，搞不好就是7级以上大地震。
凤凰卫视：为什么21号汇报没有能够进行？
耿庆国：梅世蓉同志说，我不了解情况，今天无论如何你们不要来，要等汪成民同志从唐山回来再定。后来，又改成7月26号举行两家会商。7月26号，当时我们感到很遗憾的是，我们从7月13号向白介夫汇报以后，7月14号开始向地震局告急，约汇报时间。他们推到7月21号，又从推到7月26号。我们苦等了12天，才等来了汪成民带的两个小组长一行15人，都是一般地震预报的工作人员。国家地震局局长不来，副局长不来，连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同志也没有来，我是感到非常遗憾的。
不管是唐山地震监测网还是在北京的地震专家们，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把能掌握的地震异常资料逐级往上报，然后剩下的就只有等待。面对即将来临的地震，他们甚至比不知道内情的民众还要痛苦，他们只能在煎熬中等待而束手无策。
▲唐山机场的伤员 图/法制日报
▲被震得面目全非的楼房 图/央视新闻
说不出口的真相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唐山发生强烈地震。28日上午国家地震局召开紧急会商会，会上黄相宁宣读了他们之前做出的地震预报意见，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注意。晚上10点半钟，正准备回家的黄相宁被人从家门口接走，连夜向国家领导汇报地震预测情况。
黄相宁：我去的时候，当时正好是主管华北震情的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和当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两个人在里。梅世蓉汇报到最后，认为唐山地震是突发性地震，这种地震是没有任何前兆的，因此是不可预测、不可预防的。
凤凰卫视：但是你们在之前明明已经把这个意见汇报给分析预报室。她怎么能这么说？
黄相宁：是汇报了地震局，我估计可能是怕责任太大，有些害怕的心理瞎说的，这是我的猜想。她汇报完之后，华总理就让我来汇报。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没有汇报年度意见，谈了我们短临预测意见，就是7月14号的这个。我按原文这么念了一遍，他们也没插话。汇报完后，华国锋就说，党中央国务院不责怪你们这些地震界的同志，希望你们继续做好监测预报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凤凰卫视：很明显，您所叙述的事实是和梅世蓉有冲突的，没有人对此有任何不满吗？也没有人提出过要追究地震局的责任吗？
黄相宁：没有，国家领导没有在这上面提什么问题。华国锋说那话的意思就是不追究任何责任，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回去以后加紧做好监测工作，监测余震。除了华国锋，当时在座的还有江青、纪登奎、吴德。
这份鲜为人知的简报，时间是1977年1月20日，一共只有450份，主要报送的是当时的中央领导。简报中，国家地震局第一次分析了唐山地震漏报的原因，国家地震局认为：一，对异常和地震的关系认识不清，对震情判断有错；二，对临震异常的标志认识不清；三， 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地质构造标志认识不清。这三个“认识不清”看得人不胜唏嘘。
▲大地震后，唐山一片废墟
震惊世界的青龙和开滦奇迹
在那场灾难当中，整个唐山都被夷为平地。然而河北省青龙县的县城虽然距离这里只有115公里的距离，整个县在大地震当中却没有一个人死亡。
唐山大地震20周年的前夕，也就是1996年的4月，青龙被联合国的有关机构评选成为了科学研究和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范。实际上，早在1976年的8月20日，河北省科委就曾经发出过一份简报，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了青龙成功地预防了唐山大地震的事实。但是简报很快地被收回了。直到1995年，联合国的科尔博士来到北京参加世界妇女大会，才第一次得知了有关青龙的消息。第二年，在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之后，这位联合国的女官员亲自带队在青龙进行了实地考察。从此，青龙的奇迹才逐渐地被外人所知道。
▲联合国官员科尔博士向冉广岐颁发纪念章 图/网络
说到青龙奇迹，有两个人不能忘记，一个是王春青，一个是冉广岐。王春青当时在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是他把大地震的消息第一个带回了青龙。
时任青龙县县委书记兼县长的冉广岐，在接到王春青的汇报后，当即主持召开了县委常委会，讨论地震震情问题。在当时上级政府都没有进行地震预报发布的时候，是他，冒着丢官的危险与7月25日做出决定：必须要在7月26日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青龙县从那一刻开始，上上下下都处于临震状态。
张庆洲：他说，这个板就得咱们拍。狼来了，谁们家的孩子谁抱着，是不是？47万人的生命啊！真报出来一次大震，如果是没有震，大不了老百姓叮几个疙瘩再回去，老百姓再骂咱几句，再不行咱鞠个大躬下台。但是，如果地震预报不发，真震了，咱们愧对一方的父老乡亲。嘴上可能不认账，心里你过不去。冉广岐就是这样，果断发布地震预报，跟谁也没打招呼，跟省里根本没备案，他的原话是“我就发布，不震拉倒，别人拿这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个尿憋子……”
1976年11月8日，国家地震局发出《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简报中说，唐山地震使青龙县房屋损坏18万多间，其中倒塌7300多间，但直接死于地震灾害的只有一人。
▲开滦唐山煤矿一号井震后 图/央广网
创造奇迹的还有开滦矿务局，唐山大地震中开滦矿务局万名矿工成功脱险的奇迹，为人类防灾备灾提供了又一个典型范例，开滦比青龙也许更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在地震科学家难以确定临震日期的情况下，人类如何进行行之有效的防灾备灾。
唐山大地震爆发，开滦矿务局地处极震区，8个矿和一个建设中的矿均处在9-11度烈度区，70%以上的建筑倒塌或严重破坏，输供电系统、运输系统以及矿井提升、通风排水等关键设施破坏严重，当时开滦矿工滞留井下的有1万人左右，但死亡率只有万分之七。这是因为开滦矿务局在唐山大地震前曾经作了大量的工作，为井下矿工安全脱险，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
开滦矿务局本着“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原则，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的思想，始终把井下的防震抗震工作摆在首位，而且他们没有把防震措施停留在文字上，抽调了大批人力物力，对井上井下的抗震能力进行加固维修。
青龙县成功发布临震预报，全县47万人逢凶化吉，开滦矿务局井下工人震亡仅万分之七，创造了防灾抗灾的奇迹，而他们的成功，归根结底就体现在他们对地震的重视。
▲开滦医院 图/央视新闻
张庆洲：如果重视，死伤不会这么惨重，尽管不可能确定在7月28日3点42分这么精确的时间，但可以上下沟通，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在一个大致的时段要发生比较大的地震，打这样一个招呼是应该做得到的。
凤凰卫视：恰恰没有做到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张庆洲：恰恰没有做到的原因、因素应该说是很多的，但是最主要的因素，我觉得还是当时重视不够，尽管唐山地震监测网有这么多的地震预报，各省市有这么多的告急，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大地震时的地缝 图/央视新闻
唐山大地震临震预报功亏一篑，一直是许多中国地震专家心中永远的痛。唐山大地震前，中国有中长期预报、有年度预报、有临震预报，但最后却造成超过24万人罹难的严重后果，这其中的教训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耿庆国：这就是你问我，我也回答不清楚的问题，确确实实除了天灾还有人祸，那就是包括当时在政治上“四人帮”的活动也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些身负震情决策的人没有尽职尽责。
在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废墟，你可以看到原本是两层高的厂房，现在留下的只是一排一排钢筋水泥的柱子。它仿佛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地震，并且夺走了超过24万人的生命。回顾唐山大地震，正像张庆洲所说的那样——
一个民族如果能够正视自己的弱点，那么这个民族就还有希望；一个人如果能够承认自己的过失，那这个人就还能够进步。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无视自己的弱点或者过失，那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这，恰恰也是唐山大地震过去40年，我们仍要纪念这个日子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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