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逃亡时连皇后都没带，却带了他！
本世界纯属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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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人生》2013年12月17日节目《我眼中的末代皇帝》
这位老人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九旬有余，他看起来和那些在公园遛弯的老头没什么异样——谈吐间掺夹着不知来自何方的乡音，过去的记忆有些清晰到细枝末节依旧历历在目，有些早已作了告别。
但又终究不太一样——历史像皱纹一样凿在他的皮肤上，从臣子、阶下囚到一介平民。他的一生，俨然一部中国近代史。
一次逃亡，一场人生
1945年8月8日,夜里十一点多，一阵尖利的防空警报刺破了长春的夜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赶到伪满皇宫通知溥仪，苏联已经对日本正式宣战，苏军全面杀入东北。这让溥仪大惊失色，他忙不迭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往通化。
他带着亲信连夜逃出长春，火车走了整整两天一夜才抵达通化郊外的大栗子沟。原本打算在此休整静观事变的溥仪，两天以后便接到了日军投降的消息。日本投降，溥仪逃亡——这一幕在中国历史上太过戏剧化，以至于后来被大量的历史文献梳理记录，也在无尽的艺术作品中被复原又重述。
日军投降的这一刻，世界的命运、中国的命运，溥仪这个末代皇帝的命运被彻底改变——这些在历史上已经被反复地陈述。但历史书上多半不会记载，还有一个人的命运也在此刻就此打转，像一辆失控的汽车撞向未知的轨道。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伪满洲国一片惊慌
得到最坏消息的溥仪，匆忙之中收拾行囊准备逃亡日本，千钧一发之际，他并没有选择带上他的皇后家人，而是挑选了八个最信任也最能用得着的亲信。
其中一个人，就是当时年龄最小的爱新觉罗·毓嶦。他是溥仪的堂侄，自十四岁父亲离世后，便来到长春的伪满皇宫投奔溥仪，已有八年之久。那一刻，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的逃亡对于他日后的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天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日本天皇广播，溥仪就把溥杰找去了。溥杰他会日语啊，他一边听着一边解释。知道日本完蛋了，溥仪、溥杰俩人都哭了，说这回日本也完了，满洲国也完了，怎么办？”
他甚至记得溥仪马上站了起来，冲着东北给日本天皇跪下叩头，打着自己嘴巴子哭喊：“我这个满洲国没管好，没能帮着你打下太平洋‘圣战’，你也垮台了，这是我的罪孽……”
最后一段皇宫生活
1945年8月16日，在抵达通化的第二天上午，溥仪召开了伪满洲国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宣读了他的退位诏书。与此同时，毓嶦敲开了母亲的房门向她告别，坦言自己即将追随溥仪逃亡日本。
母亲久久地坐在屋内，没有回话，但别离的情绪溢满了整个房间。毓嶦却没想太多：“我走就走了吧，什么都不要了不管了。那时候夏天就穿一套衣裳，走了。不管安全不安全，反正就是跟着，保护着溥仪。活就一块活，死就一块死了。”
毓嶦等八个亲信跟随溥仪逃亡日本
毓嶦的父亲溥伟是溥仪的堂兄，也是清王朝的和硕恭亲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封建帝制，之后溥伟变卖家产远走他乡。1923年，毓嶦在大连出生。八岁那年，他从未谋面的堂叔溥仪在长春登基，伪满洲国就此成立。
也是这一年，溥仪开始分发供奉给那些积极复辟清朝的王室成员。与溥仪平辈的恭亲王溥伟每年可以从伪满洲政府领到一万元的生活费。然而这笔钱随着1937年溥伟去世便没有下文，毓嶦一家陡然陷入窘境。
就在母亲艰难变卖家当维生的时候，毓嶦听说在长春的伪满皇宫里，溥仪办了一个私塾。清朝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都可以前去读书，每月还可领到一笔生活补助。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毓嶦便与母亲、弟弟们告别，只身前往长春，投奔在伪满洲国做皇帝的堂叔溥仪。
头一回见面，毓嶦就下意识地给溥仪磕头，这种渗透至细枝末节的君臣之礼，在皇宫之内依旧被严格执行。初来乍到，伪皇宫里的一切都让毓嶦感到异常新鲜——溥仪和皇后婉容分屋而居，皇宫里同时住着溥仪的弟弟溥杰、溥仪的妹妹、妹夫等若干人。白天大家各司其职，晚上所有人都陪在溥仪身边。
围墙以外，封建帝制早已被推翻。然而不过一墙之隔，似乎人人都心照不宣地恪守千年以来的礼数与规矩——“每天七、八点钟吃饭，吃完饭溥仪就坐着开始讲话，你就得站着，没有你坐的地方。在那站着，手老朝下，一点都不能动弹，所以站着不是脚累，是手胀。”
末代皇帝溥仪
清王朝的活化石
伪皇宫私塾里的学生统共只有五人，他们都是清朝王室的后裔。在这里，毓嶦学习四书五经、清朝历史与日文，溥仪偶尔也会饶有兴致地亲自授课，每每都是些君臣之礼的内容。
“他说我就是大清皇帝，我要是不当皇帝跟你们都一样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但我现在当了皇上就不一样了。我们不是亲族关系，皇上跟谁都不论亲戚，就是论皇上，你是奴才我是皇上，我们是君臣。”
就算围墙以外的世界早已变天，但因为是大清的后代、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毓嶦和皇族后人们依然将溥仪供为皇上。而溥仪也是在伪满皇宫开设私塾的目的只有一个——复辟大清。
他希望借助日本人的势力，为自己培养心腹奴才，于是他对私塾里的这几个学生制定了相当严苛的限制——不许他们与伪皇宫里的日本人接触，不许随便外出，没结婚的学生一个月才可出门一次，结了婚的一周可以回家两次，但每次回来必须如实汇报外出详情。
从十四岁到二十二岁，毓嶦在整个伪皇宫里一呆就是八年。这八年，对于皇宫外头的人们而言，意味着一场民族劫难，也是一场艰难抗战。但对于毓嶦而言，却是一个懵懂少年被驯为奴才的八年。
毓嶦在伪皇宫私塾里学习
毓嶦坦言，当时对于外面世界的巨大变迁，他们不可能丝毫不知，但却能够让自己做到漠不关心。他们人生的唯一内容就是小心翼翼地侍奉这个给了他们一份生活、一份吃穿的皇上主子，于是他们也宁愿相信，这是一个独立于外界的虚幻世界。这个极力延续着清朝封建社会一招一式的地方，就像是清王朝的一块活化石——看似鲜活，却已死去。
溥仪在伪满皇宫虽有皇帝之名，却无皇帝之实。所有的权力都被日本人掌控。在东三省，日本人全面控制满洲地区的铁路、金融、电讯等产业，甚至大量增加可制鸦片的罂粟种植区。
从最初充斥着复辟幻想至最后认清现实，明白大清梦已是遥遥无期的溥仪，脾气也愈发多疑且暴戾——“他老拿眼瞧你，你也不敢接他的目光，他就说你心里有什么鬼，打！别的学生给我求情，说饶了他吧这次，最后连着求情的人也噼里啪啦打一顿。”
1939年，毓嶦承袭了父亲和硕恭亲王的爵位，拥有了恭亲王的头衔。尽管溥仪性格多疑而暴躁，毓嶦却从未想过离开。在他心中，溥仪就是他的主人——“那是皇上，皇上就是神圣不可冒犯，那时候哪敢想别的。”因为被“圈养”的时间太长，毓嶦意识到就算走出社会，自己也没有社会经验，难免要被挑去当国兵，甚至做劳工，生活更加没有保障。所以他宁愿日复一日地接受眼前这种生活。
从臣子到阶下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也同时土崩瓦解。溥仪带着弟弟溥杰，还有毓嶦等几名亲信逃亡日本。
当溥仪的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大飞机排了一排，比溥仪在通化坐的飞机都大。那都是苏联的飞机，一看那边还有一个俄国兵，大鼻子拿着枪。那时候对苏联没什么理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倒是溥仪和溥杰吓得一激灵。”
1945年8月17日，溥仪一行九人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后，毓嶦跟随溥仪飞往苏联。在苏联，他们被安排在赤塔一座环境优美的疗养院里。
在这里，毓嶦头一回看到了他从未接触的中文书——《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以及《关于列宁主义问题》。当时只对斯大林了解皮毛的毓嶦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觉得特别新鲜，还试着翻阅。被溥仪瞅见了，说了一句：“你这么大岁数了，还学共产党的书呢！”
在赤塔生活了三个月以后，俘虏们被转移至伯力。在苏联关押的五年间，毓嶦和他的几个堂兄弟毓岩、毓嵣还轮流伺候着溥仪，替他打饭、烧水、洗衣服。“这几个小奴才死心塌地上食堂去，把饭菜端回屋里让他吃。他吃饭都是一个人吃，喝水的时候我们就拿壶给他倒去，完了还得伺候着他。他在苏联的那五年，过的还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在伯力监狱，战犯们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马列主义，进行思想改造。虽然毓嶦本人尽心尽力地伺候着溥仪，但是细心的他发现，被关押在同一座楼里的伪满大臣，对待溥仪的态度却颇为微妙。
“伪满大臣根本不愿意跟溥仪见面，他们说见了溥仪我叫你什么。现在咱们都是俘虏，我也不好叫你皇帝陛下，开始叫老溥也不好意思，就喊东北话溥大爷，后来人家就叫老溥了。”
意识到溥仪和他的亲信们住在一起不利于改造，苏联方面便将毓嶦等人调离伯力红河子收容所。半年后，当毓嶦再回到伯力时，他意识到自己对待溥仪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了——“后来思想也变了，心想你也是俘虏，我也是俘虏，我为什么要伺候你呢？过去那种‘你是皇上，我一心一意跟着你走，同生死共患难’的思想，没了。”
溥仪对毓嶦们说“哀莫大于心死，心别死，心里还得有大清朝”，所以在伯力监狱的几年间他们还尽心尽力照顾着溥仪，但这种想法也在慢慢发生改变
和皇帝一起劳动改造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消息传到伯力，溥仪如坐针毡。自知罪孽深重的他上书斯大林，请求留在苏联，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1950年7月30日上午，伯力红河子看守所所长阿斯尼斯上尉当众宣布了苏联政府的决定，即刻遣返全部在苏联俘虏的伪满大臣和将军们。这个消息对于溥仪来说，无异于是晴天霹雳。
“今天就宣布把你们送回国，完了之后你就不能动了。每个人都出去检查，你身上带了什么东西，检查完了之后就搁屋里，大卡车给拉到车站去，就上火车了。”
为了确保安全，押送伪满战犯的列车窗户全被糊上。火车走了一天一夜以后终于抵达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在这里，毓嶦和溥仪家族的其他成员被移交中国政府。
当时溥仪极度恐慌，他觉得到绥芬河车站后自己会被直接送去长春或沈阳，然后在公审大会上被判处死刑。重压之下，他已经有些失常。
绥芬河车站
1950年8月，溥仪一众被临时关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一个多月以后，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由于朝鲜战局吃紧，这些日伪战犯全部北迁至哈尔滨的道里监狱。溥仪意识到自己没有性命之危，他试着放下皇帝的架子，和同监号的人一起值日打扫卫生。在管理颇为严厉的战犯管理所，他依然得到优待，能够每日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和家人说上一会儿话。但对于毓嶦而言，这样的对话既无谓又尴尬，他甚至不愿意开口。
在哈尔滨改造了两年多以后，1953年，伪满战犯们被安排在哈尔滨铅笔厂进行劳动改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毓嶦和他的叔叔溥仪被分在同一个小组，每天的工作是糊纸盒。但自小不曾接触过任何劳动的溥仪，面对着这些纸盒几乎无能为力。
“溥仪打小什么也没干过，所以他糊的纸盒子笨死了。完了这纸盒子出来，哪个最次、最抽抽巴巴的，就是他糊的。后头人家说，你糊纸盒子不行，刷浆糊吧，浆糊也刷不了。他就根本没干过活，特别笨。”
自由以后的人生
1957年1月27日下午，最高检察院的代表向毓嶦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书。37岁的毓嶦终于告别了十二年囚犯生涯，恢复自由身。刚刚回归社会生活的毓嶦被人赠了一张电影票，以此祝贺新生活的来临。然而电影看了一半，他就起身往回走了——“不看了，看不下去，自己将来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猝不及防的自由让毓嶦在社会上找不到容身之所，回看自己的“黄金时代”——在苏联呆了五年，战犯管理所呆了六七年，再往前便是在伪满皇宫里度过了整整八年。前后将近二十年他始终过着不愁吃穿的日子，释放以后生活的重压直直压在他的身上，让已经远离普通生活多年的毓嶦感到异常吃力。
回到北京，毓嶦和母亲、弟弟暂住在一起，离家不远的地方就是祖上的基业恭王府。但此时的毓嶦已经没有旧地重游的心情。为了生存，这个没有一技之长的中年人只能挑起了最辛劳的体力活——“找临时工、挖马路、挖沟、装地缆，什么都做过。统共就我一个人，体重还没一百斤，筛沙子的大石头一筐就两百斤。两人抬，一人得抬一百斤，就那么干。”
毓嶦出狱两年后，溥仪获得了政府特赦，被安排到政协工作，之后在组织的安排下组建了新的家庭，不用为吃饭穿衣发愁，另一边，毓嶦却为了生计继续在农场做工。
1966年文革爆发，由于出身问题，毓嶦被下放到天津的茶淀农场进行劳动改造。这一年溥仪患了肾癌，住进协和医院。一年后毓嶦从报纸上得知了溥仪去世的消息。1980年，全国政协重新为溥仪举行了追悼会，毓嶦接到通知，出现在追悼会现场。
回忆溥仪，是毓嶦后半生都逃不过的一个命题——“溥仪这个人啊，末代皇帝，挺传奇的。这是最后一个皇帝，而且这个末代皇帝跟过去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皇帝不一样。这个末代皇帝呢，自食其力，改出一个公民来，这种现象、这种后果，他是头一个。”
但回忆过去跟随溥仪的这几十年，他的情绪俨然是复杂的：“我要不跟着溥仪，拿出一半的时间，十年工夫，我要上学去，学点什么不行？干点什么不行？现在这二十年白搭了。我跟溥仪二十年，我这一辈子全完了。”
爱新觉罗·毓嶦
八年的伪满皇宫私塾生活，十几年的牢狱之灾，十几年的工厂生涯，文革以后又被发配至东北劳改，再回北京，毓嶦和老伴都已经年届六十，这就是末代皇族毓嶦的人生。当年见面的时候他已经九十高龄，依旧精神矍铄，写得一手好书法，甚至出了自传讲述人生。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已经甚少有人提起“溥仪”这个名字，而多年前他也特别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毓君固”。
但还是能够看出来，在某些时刻，老人对那遥远得已经有些陌生的末代皇族身份，还是保留着难以言传的微妙感情。每当有人向他讨字的时候，他一定会在落款处一笔一划、很认真地写上那个曾改变了他一生的名字——爱新觉罗·毓嶦。2016年7月9日，毓嶦在北京离世，这个中国最后的“恭亲王”也随着末代皇族一起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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