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他们背后的故事......
40年前的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改革开放极大地释放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将其汇成排山倒海的巨大潜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也创造了举世瞩目、举世公认的人间奇迹。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我们选出了几位改革开放浪潮中的领航者，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缔造出的五个极具代表性的传奇故事。
学者高知高西庆
1970年，年仅17岁的高西庆来到襄渝铁路参加建设，高强度的工作和食物短缺，使他每天都处于身体和精神上的饥饿状态。
当年修建铁路条件艰苦，冬冷夏热，一年四季都打着蚊帐。在煤油灯映照下的蚊帐中，高西庆就着昏暗的灯光读着《解放日报》，上面刊登了毛主席发表的一篇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指理工科大学。
当时高西庆读到这篇文章，只觉得心里一阵酸楚。“我印象极为深刻，看这报纸，当时心里那种从底下起来的这种酸的味道。就说哎呀，我们是没有希望了，大学离我们实在太远了，想都不能想。”
然而对知识的渴望胜于一切，高西庆在业余时间每天疯狂阅读从工友处借来的书籍，常常整晚不睡，就着柴油灯一直看到天亮，然后白天继续干活。凭藉着这种学习的韧劲，1974年，高西庆被推荐到北京外贸学院，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后，高西庆考上了对外经贸大学，1982年，他怀揣着仅有的17美元赴美深造，并在毕业后留美工作。
1987年10月19号，美国发生了巨大的金融危机，纽约总领事馆的朋友给高西庆打来电话，邀请他到领事馆给总领事讲讲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说中国现在很热闹了，对于证券市场也开始谈了。”
一场小型讲解得到了热烈的反响，高西庆和朋友们也因此开始思考回国打造中国证券市场的可能性。一开始高西庆有点犹豫：“我当时第一反应，我说这恐怕很难吧。”
那段时间，高西庆和伙伴们每天下了班就凑在一起讨论，最终想出一种理论，叫做工具论。“就好像机关枪一样，红军拿来就是替红军打仗，白军拿去替白军打仗，证券市场就是这么一支机关枪，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用的。”
历史的偶然，让他与几个同伴共同设计和建立了中国的证券市场。
高龄创业宗庆后
就在高西庆顺利通过研究生考试，步入对外经贸大学时，另一个人的生活也翻开了新的篇章：
在浙江，33岁的宗庆后，顶替他母亲回到杭州一所校办厂工作，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只能做工人。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开端，市场经济开始冒头，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全面展开，城市里的工厂也是承包责任制，但当时的脚步没有迈得很快，也还在“姓资姓社”的讨论上有所争议。宗庆后在校办工厂做了8年的校办工人，当时的局长赏识宗庆后，任命他当经销部的经理。“一般企业一年利润只有四五千块钱，当时我第一年，我就提出可以承包利润十万块钱。那些人都认为我是疯了。”
然而宗庆后很自信，因为自己多年来勤跑业务，对市场的了解远远强过那些天天坐办公室的老师们。“当时我就提出开发一个开胃的产品。出来以后，应该说效果很好，小孩子喝了以后，就开胃了。所以我们这个广告一做，一个礼拜就把市场打通了。”
这一做，就打造出了中国最大的食品饮料企业，三次问鼎首富。
台湾商人郭台铭
1988年的杭州，娃哈哈营养液刚刚进入市场便一炮而红。而在中国的南海边，一位台湾商人决定迈出进军大陆的第一步。
郭台铭祖籍山西，但他从小生长在台湾，后来在美国生活了十余年。1988年，遇上了台湾开放到内地探亲的历史转折点，郭台铭接到父母的叮咛，决定回山西老家看看，经过深圳。
当时郭台铭正在考虑是否要到东南亚设厂，对深圳的一瞥激起了郭台铭极大的兴趣。
但是在当时，到深圳设厂的决定并不容易，“因为法律不清楚，那时候风险蛮大的。”但最终，郭台铭看中深圳同文同种、语言相通、地理位置近和人口红利的优势，决定在深圳设厂，“大量的农村农民工要出来就业。我最有成就感的是看到每一年要找几千个员工，都来几万个应征，真希望把工厂扩大，把人都容纳进来。”
在30年1万个日子里，富士康在深圳生根发芽，从一个百人规模的模具厂，做到如今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科技制造服务商，和中国内地出口总额最大的企业。
下海精英陈东升
四年后的1992年，改革开放的浪潮风起云涌，当时的陈东升毕业于武汉大学，当时这种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人称“精英分子”。
精英分子陈东升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机关工作。工作仅仅五年，他已经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上了《管理世界》杂志社常务副总编，当时捧着“金饭碗”的他，从未想过自己会“下海”。
然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开启了中国改革的又一轮新浪潮，“那个时候慢慢社会形成一个最重要的共识，就是下海是个潮流，下海是一件光荣的事。”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国家体改委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正是这两份文件，让陈东升充分相信自己的“下海”有了“依据”，于是决心辞职下海。
陈东升当时的想法是，“世界经济的雷达去看盲点”，“哪个地方是空白点，没人做，我去做，我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同时，他认为，“创新就是率先模仿”，作为一个后发经济国家，都需要以模仿开始，“我们这批企业家，绝大部分都是找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商业模式，率先模仿。”
在随后的四年间，他连续创办了嘉德国际拍卖、宅急送物流公司和泰康人寿保险三个不同领域业内最早的公司之一，均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了“九二派”创业者的代表人物。
技术达人王传福
与陈东升有些类似，同样决定辞职下海的还有当年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王传福。1995年，王传福辞职创办比亚迪公司，并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将公司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二的充电电池制造商。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工作时，基于对电池的研究，他发现电池面临着巨大的投资机会：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便携式电子设备的兴起，需要充电电池，可显示设备对于电池的需求还远远不够。
“要想再做大，只有把电池的应用扩大到电动车。电动车如果能够实现替代燃油车，电池工业会变得很大，相当于汽车工业的一半。”
同时，王传福也在中国面临的一些挑战中，发现了发展电动车的潜能，比如说对于石油的依赖，环境保护的意识，“你说空气的质量怎么改善，首先从尾气，因为尾气是最大的元凶啊。”王传福认定，中国应该率先会大力发展电动车，因此比亚迪制定战略，致力于电动车的发展，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公司。
勤俭成为一种习惯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跟随世界到引领世界，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为一代有为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也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明显的时代印记。
虽然改革开放为高西庆的一生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直到如今，高西庆还是坚持每餐饭要吃光每一粒米，直到老婆夺下他的饭碗。
“我们当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我们是民工，在秦岭大巴山里去修铁路，而且还没完没了地不知道修到什么时候去。怎么可以想象以后，如果能吃饱一段饭就不错了。”
直到今天，高西庆仍然带着自己1973年在工厂用废料做的一条皮带，皮带扣也是自己用钢丝焊起来的。经过四十多年，皮带的表面已经起皮，但高西庆还是“愿意用老的东西，因为老的东西很舒服。”
谈到勤俭，宗庆后也有同感。宗庆后从小家庭环境贫穷，缺吃少穿，“对我来讲，应该从小是苦惯了，没有什么奢侈的习惯”。虽然三次问鼎首富，宗庆后至今仍然不买奢侈品，不喝酒，戒了烟，也不爱应酬，每天吃食堂饭。
接受采访的当天，宗庆后穿着一件略微泛黄的白色短袖衬衣，一条普通的黑色西裤和一双黑色的老布鞋。聊到兴起，宗庆后饶有兴致地给我们展示了他手腕上的手表，“好多人以为这是什么好表，其实我在加拿大机场买的，一百多块美金。”他兴奋地介绍，脸上洋溢着自豪。
为什么穿戴得这么简朴？宗庆后有一句大实话：“我哪怕穿得再差，人家也不会把我当讨饭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钱，应该回馈社会，投资给老百姓创造就业机会。”
勤俭在郭台铭身上，也有着类似的体现：白手起家的他，至今坐拥百亿美元的资产，但这么多年来，他还一直在一个铁皮房工作，每天吃着盒饭，每天工作16个小时，但他将自己90%的财富都捐了出去。
多少人艰苦奋斗，就是为了积累财富，郭台铭此举让很多人不解。而对他而言，财富意味着自己有推动事情的能力。
什么叫够用，什么叫体面的生活，什么叫幸福的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但在这次采访的五位嘉宾身上，我看到了共同的习惯和对于财富的感悟。
展望未来，砥砺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对于经济如何大步稳进，几位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们也积极建言献策。
“中国这四十年改革开放伟大在哪儿呢？现实比理想来得更伟大”，陈东升赞赏地拍手。如今我国工业化基本形成，衣食住行基本解决，“现在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其实习主席提出来的大民生工程，后来我也在学习理解，扶贫，健康、医疗、养老、就业、上学，这都是民生最大的问题，其实民生也是最大的经济。”
而对于王传福而言，改革开放给了他最需要的公平竞争的舞台。“市场经济其实就是过剩经济。只有过剩才有竞争，只有竞争才繁荣。”对于他而言，充分竞争的环境给创新者提供了绝佳的摇篮，这也是为什么他选择在深圳发展，“你看深圳经济之所以一枝独秀就是因为他市场化程度很高，创新者往往就喜欢这种环境。”
而长期接触市场的宗庆后，对消费习惯有着更深层次的见解：“现在我看去年我们GDP的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是00后在改变消费习惯，吃光用光，而且是借钱消费，这样就使我们这个第三产业发展比较快。”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已经逐渐从劳动密集型解放出来。因此宗庆后认为，要想解决就业，要从第三产业的发展入手。
同时，宗庆后也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降低税收，这样可以扩大消费，增大征税税基，财政收入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其次，企业给员工加了工资以后，产品涨价，人民币贬值，政府的债务也会随之减少，“富人的钱也贬值了，也不用去劫富济贫了，平和地就把他这个财富分配了。”宗庆后笑谈，“按照习总书记的指示，精准扶贫，让全国人民都富起来，都过上小康社会，我们这个社会就更加和谐了。”
如何才叫企业家
王传福认为“中国企业家进取心很强，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强。”，同时他也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很勤奋，再加上一些使命感和产业报国之心，他相信我们的民族会越来越强大，“咱们中国这么多人，这么好的民族，这么勤奋的民族，这么聪明的民族，应该更加强大，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干出来的。”
而陈东升则感慨，“这个时代给你的比你去努力想象的来得更伟大，所以你只有感恩这个时代。”他认为，企业家是社会主流群体，不应该叫苦叫累叫委屈，永远要有正能量，永远是面对困难，克服困难，“这才叫企业家！”
他们用努力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究竟什么是偶然，什么是必然？身处历史的转折点，很多人赶上了这班车，但当机遇来临时，是否做好了准备，可以抓住机遇，又有它必然的因素。
我们选出的五位领航者都是这个大时代里面，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缩影。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40年里，无数人不怕吃苦，不怕冒险，勇于尝试，靠勤奋、坚持和智慧改变了命运。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让一穷二白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长袖善舞，用努力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听完了五个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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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黃雪迪、爱美丽、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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