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徐来，他们用文字唱春天的歌
“改革开放40周年”，
不知你是否和小编一样，
最近耳边冒出各种各样和它有关的词语，
但是，你有听过从文学角度静静描述这40年吗？
当文字唱起春天的歌曲，它们在如何描摹这段历史？
来！今天带你见识一下各位文学大牛！
那些平日躲在文字后面的作家，
告诉你创作背后的时代背景！
小编看到这一串作家名字时，好嗨哦！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帷幕。这是一场从体制到观念的巨大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出现了一批文学作品，为改革摇旗呐喊、为改革者塑造理想形象，改革文学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如改革开放的历程一样，文学创作者们与作品无不经历了起起伏伏。
1979年，第一篇以改革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获得广泛的共鸣，但它也引来了不小的争议和纠葛。
《乔厂长上任记》剧照
文学评论家徐庆全收藏了两封关于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信件，反映了对一部小说截然不同的高层看法和风波。一封是天津市委书记给中央的告状信，他说，“我认为这篇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胡耀邦在信上作了批示，让中宣部的副部长朱穆之和顾问周扬处理。另一边，陈荒煤给周扬写了一封信，信中与天津市委书记对这个小说的意见截然相反。
时间回到1978年12月，被誉为“中国作家摇篮”的《人民文学》杂志社派编辑来向蒋子龙约稿。
作家蒋子龙
当时，工人作家蒋子龙在天津重型机器厂高温的车间里连轴转了几天，痔疮发作，开始便血，正在接受住院治疗。
蒋子龙说：“那天下大雨，《人民文学》的编辑来约稿，我说我现在没情绪写小说，一脑门子都是生产。我或许也可以写一点儿，如果我当厂长会怎么当。”
天津重型机器厂曾经是天津市最大的企业，是天津工业的骄傲。然而在改革前夕，它陷入了困境。重重矛盾促使车间主任蒋子龙酝酿塑造一个改革先行者的人物——乔厂长，以解决生产中的困局。
蒋子龙说：“在那个年代，文革的破坏不是工人靠技术能改变的。所以我写一个厂长，只有向体制抗衡，用他的权力改变管理，工业才有希望。”在塑造主人公乔厂长时，蒋子龙时常回想起老厂长冯文彬。
蒋子龙与天津重型机械厂
蒋子龙说：“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厂长，因为我见过冯文彬，我跟了他那么多年，那个厂长当的是多么有气魄。好的体制、灵活的体制就是奖优罚劣，不干活的就不能够跟干活的享受一样的待遇，一定要在收入上待遇上拉开差距。”
随即，《天津日报》连续出现了多个版面批判《乔厂长上任记》的文章。然而，许多工厂挂出了“请乔厂长到我们这里来！”的长幅标语，读者纷纷来信支持蒋子龙。北京的《人民日报》也在为《乔厂长上任记》叫好。天津方面的围剿式批判，引起了北京方面的重视。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向天津市委打招呼，终止《天津日报》的批判，然而天津市委领导并不服气，这才有了给胡耀邦的那封告状信。陈荒煤在处理意见中说，如果天津市委领导坚持要打倒批判，对全国文艺界的影响很不好，也无法向群众交待。
1979年。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中，评奖委员会收到了投诉：抨击这篇小说有“抄袭之嫌”。然而《乔厂长上任记》得奖仍然是众望所归。
1984年，一部名为《新星》的改革题材长篇小说引起了更大的轰动。
电视剧《新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中国社会对一个年轻的、有朝气的、有活力的、能够改变现状的领导者寄予希望。李向南是以他一种个人的形象来展示出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时代英雄。”
《新星》
作家柯云路在小说完稿的34年后，和我们谈起对于小说结尾的设计时，仍然颇为感慨：改革就要触动各种利益，而触动利益就会引发矛盾。触动的利益越大，引发的反弹越甚。改革本身也意味着各种各样的牺牲。许多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后来销声匿迹，有的退出政坛。我认识的李向南们在此后的许多年间也各有不同的命运。当然不少人仍然很活跃，但也有人命运坎坷。这就是生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柯云路
《新星》引起群众的轰然叫好，却也引来了文艺理论界众多的批评。这或许正是当年改革文学的特点，它们如同敏感的探针，热烈地拥抱着现实，也如同时代的风向标，被赋予了超乎寻常的意义。
1981年夏秋之交，当《沉重的翅膀》在《十月》杂志连载面世时，人们感到耳目一新，纷纷鼓掌叫好。没有抢到首刊权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紧锣密鼓地安排这部小说的刊印成书。不料却收到上级指示，小说不能出版。
《沉重的翅膀》封面
蔡葵：“一些领导人口头批评这个小说，讲这个小说是坏小说，这个小说是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当中的一个新情况，张洁这个作品太放肆了。”
1980年，张洁43岁，她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了二十年，对重工业领域有着深刻的观察和积累。她爱上了原第一机械部副部长孙友余，以他为原型，在小说中塑造了重工业部副部长郑子云这个人物，描写郑子云致力于推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改革的努力。
张洁
在她写这部小说的1980年，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带来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 思想、道德和伦理观念在冲突、磨合和嬗变。当时虽然应运而生了多篇短篇小说，却一直没有诞生一部长篇小说。
蔡葵：“有一次，张洁去看巴金，巴老鼓励她，讲文学家就要经过不断的磨难，他说他自己也受过很多责难，很同情她，希望她振作起来。”
经过上百处的修改，1981年年底，《沉重的翅膀》出版成书。曾经落选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沉重的翅膀》，终于于1984年以第四版修订版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苏南农村自古被看作“鱼米之乡”“富庶之地”，从来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高晓声和他笔下的人物都生长在这片土地上。
高晓声
然而高晓声却塑造了一位思想保守、与自己有几分相似、让他既同情又气恼的主人公——陈奂生。
他一年到头辛勤地劳动，口粮却一年一年地亏欠生产队，被乡邻叫做“漏斗户主”。为了一家人果腹，陈奂生只能腆颜四处挪借口粮。这样的际遇，这样的苦痛，正是作家高晓声45年农村生活中的亲身体验。
高晓声生活了40多年的家
高晓声住的阁楼
1957年，高晓声进江苏省文联创作组，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在整风运动中，他与叶至诚等八位怀抱文学理想的人被打为右派。
在小说中，1978年年底，在留够农民的口粮之外，将超产粮的大部分作为社员的劳动奖励。陈奂生第一个分到了成堆的粮食，摆脱了十年来“漏斗户主”的重负，他的眼泪禁不住像瀑布般直泻而出。
正是在1978年，高晓声得到平反，全国正在推广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的经验，揭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虽然当时苏南还没有实行包产到户，但是农民的境遇有了很大的好转，高晓声看到了希望，便写下了他复出后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漏斗户主》。
1980年，《陈奂生上城》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文坛上的亮点。高晓声在自己的一篇小说中写道：创作同摆渡一样，目的都是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而高晓声的渡客便是农民。
1983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五年期即将结束之时，贾平凹首次以故乡为原型，写下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浮躁》。
《鸡窝洼人家》、《腊月 正月》是贾平凹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代表作，小说无一不以倡导改革、与守旧势力决裂为主题。到了1983年，中国改革开放呈现新的特点，贾平凹决定以更大的视野记录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也对这一时期的既往作品做一了结。
贾平凹
贾平凹说：“社会开始大转折的时候出现好多问题，就是好多胆大的人，能折腾的人，很快就冒出来了，接着就出现假烟假酒，不法的东西也出来了，这个时候社会上出现一种动荡，一部分人欢迎这种东西，一部分人又反感这种东西。”
州河
《浮躁》里的仙游川是州河上下最大的一处村落，在两大家族权势斗争的罅隙空间里，生活着一心出人头地渴望变革的金狗、大空、小水等一群农村青年，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保守势力，包括不断追问政策走向的摆渡人韩文举、铁匠铺里打铁的麻子等。改革开放为农村青年提供了离开土地的机会，也让他们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经受考验、付出代价，每一个从仙游川出走又返回的人，都在品尝着这个时代的滋味。
《浮躁》
《浮躁》动笔于1984年，在最初的构想中，贾平凹希望能完成一部中篇小说，然而，在15万字的初稿写完之后，贾平凹却将已有文字作废，重新在更大空间内讲述这一故事，于是有了封闭落后的村庄和思想涌动的州城，革新求变的青年和因循守旧的乡民。贾平凹准确把握住时代脉搏，让“浮躁”成为全国人民的口头禅。
路遥
1982年，33岁的路遥决定书写一部长达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他对弟弟王天乐说：一个人一生中要完成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以宗教般的信念和初恋般的热情才能做完它。六年后，《平凡的世界》完稿，它被评论界公认为是一部“史诗般品格”的现实主义力作，全景式地反映了十年间中国城乡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变迁。
路遥与读者
随着城乡禁区逐步消除，原有生产制度遭到冲击，以孙少安为代表的一批农民企业家随之崛起。而另一方面，农村凋敝，在巨大的阶层差距面前，大部分外出的农民只能选择从事底层劳动——孙少安的弟弟孙少平成为煤矿工人。在书中，孙少安曾两度劝说孙少平回到家乡，一起开办砖厂，孙少平都坚决拒绝。
曹谷溪说：“孙少安是实业家，在农村里边办砖厂、办苗圃，用自己的实际劳动做出一个新农村。孙少平更像路遥本身，像王天乐本身，他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然后走向工厂、矿山，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出自己不平凡的业绩。”
路遥与贾平凹、陈忠实等人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党中央、国务院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蒋子龙作为“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获得奖章，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壮阔东方潮里会涌现出更多在文学领域引领思想改革的创作者，写出更多春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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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凤凰大视野》之
清风徐来——中国改革文学全纪实
编辑：苏珍妮、巴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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