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师生恋往事：长长的故事，我慢慢讲，你慢慢听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新思潮的传播也促使着中国女性的进一步觉醒。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女性要达到真正解放的目的，就必须接受高等教育。1920年，民国大学校园首开“男女同校”，随之而来的是在自由解放的大旗之下，师生间恋爱之事时有发生。
《中国摄影学会画报》曾有文称：“新华艺专师生爱，已成一习气。每一教员，大有非恋一女生不可。”此报道虽言一校，但其实很多学校都有同类事件发生。中国的社会舆论对师生恋爱的容忍度不高，在传统中国社会，为人师表者有着严格的道德操守，师生关系与伦理关系相关联，男老师与女学生往往界限严明，但在民国时期，鲁迅、蔡元培、瞿秋白、沈从文等名人的配偶均是其学生，于是我们不仅会想，为什么是民国？
一封怪信
1924年5月7日，《晨报副刊》上的刊登了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的署名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女学生，但文章内容却不是出自她手，而是一封她的追求者写给她的“情书”。她为什么要把情书这么私密的信件公之于众呢？
女学生名叫韩权华，是北京大学公认的校花，在五四时期，情书是男青年表达爱慕和追求异性的重要方式，但对于女青年来说，情书并非仅仅表达爱慕那样简单，有时会引发社会对自身道德清白的怀疑。更何况，写这封情书给韩权华的人，还是她同在北京大学的教师，杨栋林。杨栋林是韩权华的追求者之一，但是碍于师道尊严，杨栋林的爱情攻势较为含蓄。
韩权华
1924年1月12日，杨栋林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启事，为其兄代聘家庭教师，应聘者络绎不绝，杨栋林将这个消息告诉韩权华，希望她去应聘家庭教师，从而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这件事不知怎么被韩权华的同学得知，不久后，在北大便传出了韩权华和杨栋林两人之间的绯闻，好事之徒在厕所张贴启事。北大的学生裴文中，更是将此事写成报告文学《厕所内的婚姻问题》投稿给《东方日报》副刊。文章刊出后，在北大师生间引起骚动和热议。
风言风语尘嚣甚上，杨栋林作为北大的教师，面对外界的传闻，他的心中既忐忑不安，又不无正中下怀之意。于是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在4月27日给韩权华写了一封信，就是这封信，使得韩权华一气之下将信件全文投稿给了《晨报副刊》。
晨报副刊影印版
杨栋林在信中写了什么内容呢？原来他信里的内容表面上看是为了澄清谣言，但实际上则是试探韩权华的真实态度。投稿给《东方日报》副刊的韩权华这样写道：“我对于不认识的人所来的信件，向来不理。我以上两件亦均未理，但觉有些奇怪。”（以上两件是指杨栋林曾经给韩权华写的长信和一封英文情诗。）在报刊中，韩权华解释道，自己确实收到了杨栋林将聘请家庭教师的消息，但她在文中写道：“我向来不与不认识的人写信，因请人致复，代为谢绝。”接着后面刊发的，就是杨栋林写给韩权华的长信。
韩权华是出身天津八大家之首的“天成号韩家”，姐夫是清华校长梅贻琦，从小便是天之娇女，对于一个洁身自好，爱惜自己羽毛的女性，面对这封来自一个有妇之夫的北大教授写来的长信，她的心情既恼怒又羞愤。
真正使得韩权华被激怒的，还是杨栋林在信中所提到的面对流言的“解决办法”。“第一，用我两人的名，请校长查。（明知无从查起，实在是存案，免得以后辨不清。）第二，用我两人的名，向《东方时报》问稿从何而来。第三，置之不理，虽不正式声明，但也请查为何发生的渊源。”
这封信看似处处为韩权华着想，但实际上也有杨栋林对自己在北大的前程担忧。在信中，杨栋林几次提到“用我俩的名”，这对于韩权华来说，无疑是将二人硬是捆绑在一起。杨栋林的信完了，还附了一张《晨报副刊》的报纸，也就是刊登了那篇《厕所内的婚姻问题》的那期。
韩权华在文章中说道，她家不看这份报纸，看了才知道文中写的一些事。还有不少词语被涂抹掉了，于是找了一份相同的报纸对比着看，才发现那些词语是“他家已有了妻，有了子”以及“做正妻，做姨太太”“妓女从良”等词。韩权华看到这篇文章后又好气又好笑，“笑得是他们小孩似的瞎闹，气的是他们太无常识！”韩权华在文章中说，她认为正人君子是不会听信这些流言蜚语的，这封信中竟想共同辩解，“我以为这些无谓的事，无论有无申辩的价值，都不必要与不认识的人共同声辩。”
韩权华在信中声明，“我平生没有不可告人的信，更没有不可告父母的信。”“不意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对本校女生——素不认识的女生竟至于如此。我以为此等事匪但与权华个人有关，实足为中国共同教育（co-education）之一大障碍。我北大女生，我北大全校皆足引为不幸。”
原本杨栋林和韩权华的一些传闻不过是在北大校园中流传，韩权华的文章一经刊发，在全社会引来轩然大波，尤其是文化界的名流，各执己见，甚至在报刊中展开论战。这就不得不提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五四之后，有识之士鼓励社交公开、男女同校的现象日益增多，从表面上看，青年学生获得了更多自由交往的空间，但实际情况中，无论是社交中的青年男女，还是凝视他们的社会，都脱不开“旧”的眼光。
民国时期女学生
这件事情经过京沪媒体的持续关注，情况渐渐失控。被推至风口浪尖的杨栋林连忙写文辩白，但也无济于事。北大学生发起了轰轰烈烈的“驱杨”运动，有人张贴皇榜、发缴文。也有人称杨教授的行为，是“教授式”的强盗行为，是威吓欺骗渔猎女生的手段。终于在舆论声中，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给杨栋林，要他自行辞职，其余他所任教的学校也纷纷要求他辞职。5月10日，杨栋林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辞职通告，无奈离去。
一张启示
1930年秋天，徐悲鸿为得意弟子孙多慈画了一幅素描。画稿上的孙多慈齐耳短发，面如圆月，表情淡然，画作中的她有属于那个时代女学生特有的青涩稚嫩。徐悲鸿在画作的右下角题字：“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
孙多慈自画像
1930年9月，35岁的徐悲鸿任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系，一天，他的画室里来了几个旁听生，旁听生的绘画水平良莠不齐，但是其中一位才华与悟性出众的女学生不久便引起了他的注意，她就是孙多慈。
孙多慈出生于书香门第，孙多慈的祖父孙家鼎是咸丰状元，在光绪年间历任工、礼、吏、户四部尚书，官至一品。孙多慈原名叫孙韵君，她的父亲孙传瑷饱读诗书，是大学教授、教务长。由于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长相端庄清秀又带有艺术气质的她，很快吸引了老师徐悲鸿的注意。
1931年的一天，徐悲鸿邀请朋友盛成和宜黄大师参观自己的画室。盛成和宜黄大师到中央大学的门口碰巧遇见了徐悲鸿的妻子蒋碧薇。盛成记起徐悲鸿曾对自己说，他与蒋碧薇因孙多慈在感情上有隔阂，便想绕过蒋碧薇。但蒋碧薇却眼尖地看到二人，热情地走过来打招呼。宜黄大师不知道内情，便老老实实地回答来由，又邀请蒋碧薇一同参观徐悲鸿的画室。蒋碧薇犹豫了一下，便点了点头，答应了。
徐悲鸿作品
一行人来到中央大学，徐悲鸿看到蒋碧薇同行，嘴上没有说什么，但表情却开始不自然起来。蒋碧薇走进艺术专修科素描组画室时，孙多慈一眼就认出了她，蒋碧薇出身于名门望族，举手抬足间尽是高贵优雅。凭借女人特有的敏感，蒋碧薇也认出了立在教室一侧的孙多慈。待走进徐悲鸿的画室，蒋碧薇一眼就看到了那幅丈夫为孙多慈作的画像和《台城夜月》，心里五味杂陈，想起徐悲鸿曾给她写过的一封信，信中说道：“碧薇，你快点回南京吧！你要是再不回来，我恐怕要爱上别人了！”
徐悲鸿与妻子蒋碧薇
蒋碧薇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她晚年在回忆录中写：“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爱重孙韵君的才华，想培养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因为徐先生的行动越来越不正常。我心怀苦果，泪眼旁观，我查觉他以渐渐不能控制感情的泛滥。”
1931年7月，孙多慈以第一名的成绩正式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大学一年级时，孙多慈便感觉两人感情日渐深厚，徐悲鸿把她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做，先是推荐孙多慈在中华书局印制画作。为了鼓励孙多慈创作，徐悲鸿拿出2500元的私房钱，寄存于友人舒新城那里，并委托舒新城匿名代为购买孙多慈的作品。
1930年孙多慈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右二）
孙多慈大学毕业后，与徐悲鸿不在一地，只能互相赠送礼物，以寄托恋情。1935 年冬，徐悲鸿绘《燕燕于飞图》赠送孙多慈。画面为一古装仕女，愁容满面，仰望着翱翔的燕子，上题:“乙亥冬，写燕燕于飞，以遣胸怀。”表露了对孙多慈的一片深情。第二年，孙多慈寄了徐悲鸿一颗红豆，以表相思。
徐悲鸿
1936年春夏间，孙多慈一家住在安庆，她的父母坚决反对女儿与徐悲鸿交往，连亲戚都不赞成。每次，孙多慈到小表妹陆汉民家去的时候，其父母便劝说孙多慈迷途知返，孙多慈只是默默地听着，不作表态，神态忧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孙多慈全家避难长沙，巧遇徐悲鸿。徐悲鸿通过朋友关系，将孙多慈一家迁至桂林，而且为孙多慈在广西省政府谋到一职。然后返回重庆中大上课。1938 年7月孙多慈任广西省中等学校教员暑假讲习班风景静物讲师。1938年暑假徐悲鸿又回到桂林，与孙多慈常常同赴漓江写生，这段时间大约是他们最快乐的日子，创作了不少作品。
孙多慈
1938年7 月间，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刊出一则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徐悲鸿启事:鄙人与蒋碧薇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他们的朋友沈宜甲拿着这份报纸去见孙多慈的父亲，想极力促成孙多慈与徐悲鸿的婚事，谁知孙老先生坚决反对，并且带着全家离开桂林，转往浙江丽水。一向软弱又内向的孙多慈，在此关键时刻，终于屈从于父亲。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孙多慈终于向世俗妥协，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时任浙江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并最终与其结为夫妻，与徐悲鸿相忘于江湖。
一束情诗
1919年，出生在四川酉阳龙潭镇的王剑虹18岁，这一年恰逢五四运动爆发，她性格沉稳、机敏，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在有校长和教员参加的辩论会里，她公开反击校长的言论，口若悬河，言辞尖锐透辟，赢得在场学生雷鸣般的掌声。在鼓掌的人群中，就有后来为人所熟知的女作家，丁玲。后来两人成为挚友，1922年，丁玲在王剑虹的动员下与她一同到上海平民女校就读。
丁玲与王剑虹（丁左王右）
上海平民女校创办以后，王剑虹动员丁玲到上海来上学，当时丁玲和母亲寄居在舅舅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丁玲当时对人生的道路该如何走感到非常彷徨和迷茫，就索性跟着王剑虹一起去了上海学习。没有王剑虹，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女作家丁玲。
女校的课程不是很系统，有时候还去纱厂演讲劝工人坚持罢工。这样东跑西跑了一阵子，王剑虹和丁玲觉得有些浪费时间，1922年下半年，两人去了南京。在南京，两人结识了一位新朋友。这位新朋友，日后成为了两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丁玲对于这位陌生的朋友还曾有一段记述：“这个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飘过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
瞿秋白当时去南京是出席共青团“二大”的，几个年轻人在一起聊得来，瞿秋白常常讲一些苏联的故事给两人听。后来瞿秋白知道两个人在南京过着东游西荡的日子，就鼓励两人去上海大学就读。那时瞿秋白就在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王剑虹和丁玲回到了上海，就读上海大学文学系。就这样，王剑虹和丁玲成为了瞿秋白的学生。
年轻的瞿秋白温文尔雅，一表人才。很快，王剑虹和丁玲两人对才华横溢的老师产生了特别的情愫。尤其是王剑虹，她年幼时母亲便去世，她的性格沉静、敏感，这与17岁便丧母的瞿秋白的经历如出一辙。其实瞿秋白对于王剑虹也非常欣赏，但是两个人在感情上偏偏都是内向的性格。
施存统
有一天，施存统夫妇邀请瞿秋白、王剑虹、丁玲一道游宋教仁公园。两人之间暗生的情愫使得气氛变得有些古怪，瞿秋白远远地看见王剑虹，就找借口回避，从另一条小路上走了。丁玲的个性有点像男孩子，当时没有在意瞿秋白为什么从一条小路先走了。第二天瞿秋白没有去她们的住处，第三天丁玲在施存统的家里遇见瞿秋白，发现瞿秋白的神情很不自然，又匆匆告辞了。
这个时候丁玲的心中才有一些疑惑。施存统问丁玲说：“你不觉得秋白有些变化吗？”丁玲摇了摇头。他又说：“我问过他，他说他确实堕入恋爱里边了。问他爱谁，他怎么也不说，只说你猜猜。”回家后，丁玲把在施存统家听到、见到的全部告诉了王剑虹，而王剑虹却和瞿秋白一样，陷入了沉默。过了两天，王剑虹对丁玲说，她想要回到四川老家。丁玲执意要王剑虹把话说清楚，但王剑虹只是苦苦一笑：“一个人的思想总会有变化的，请你原谅我。”说完，王剑虹甩开丁玲的手走开了。正当丁玲苦苦思索的时候，她听到一双皮鞋声从室外的楼梯上响了上来，她知道，是瞿秋白的脚步声。这个脚步声比平常慢点，带点踌躇。
丁玲
这时候的瞿秋白撞在了丁玲的枪口上，丁玲正苦恼、烦躁着，瞿秋白马上成了丁玲发泄怒火的对象。丁玲猛地站起来，把门打开，吼道：“我们不学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来！”还没等错愕的瞿秋白反应过来，丁玲已经迅速地又把门关上了。门外的瞿秋白呆住了，过了一会儿，门外沉重的皮鞋脚步声又远了。
瞿秋白走了以后，丁玲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等王剑虹回来，偶然翻开垫被，这可让丁玲大吃一惊。垫被底下放着一张布纹信纸，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长短诗句。此时的丁玲才恍然大悟！原来王剑虹忧郁的原因是因为爱上了她们共同的老师瞿秋白。
丁玲懂得王剑虹的敏感和对于情感的保守，所以决定帮王剑虹一把。吃完晚饭后，丁玲不动声色地对王剑虹谎称要去施存统家做客，其实拿着王剑虹的诗歌去了瞿秋白的住处。丁玲把王剑虹的诗慎重地交给了瞿秋白。他便退到一边去读诗，读了许久，才又走过来，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是剑虹写的？”丁玲回答道：“自然是剑虹。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她在那里。我将留在你这里，过两个钟头再回去。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等到丁玲回来的时候，满桌子散乱着信纸，上面是两人用文字表达着各自热烈的情感。夜深了，瞿秋白离开的时候，丁玲从墙上取下一张王剑虹的全身照，送给了他。
王剑虹主编的妇女杂志《妇女声》
陷入爱河的瞿秋白和王剑虹在次年1月份结婚。新婚不久，瞿秋白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瞿秋白几乎每天都要寄给远在上海的新婚妻子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信中有时还会夹有诗作。二人在一起时，瞿秋白每天写诗，全是写给王剑虹的情诗，王剑虹也天天写诗。他们还一起读中国历代的名家诗词，一起谈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李商隐、李后主、陆游、王渔洋、郑板桥……有时瞿秋白还教王剑虹吹箫、唱昆曲。
好景不长，王剑虹在婚后染上了严重的肺病。当时瞿秋白担任共产党的主要领导，后来又兼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事宜南北奔走，非常忙碌。1924年7月，王剑虹在上海医治无效，死在瞿秋白怀中。瞿秋白悲痛万分，把爱妻的棺木送往四川会馆。
王剑虹病逝之际，刚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瞿秋白不得不整理好悲伤，南下广州。丁玲这时也赶紧赶到四川会馆，没看见瞿秋白，只看见瞿秋白留给她的一张白绸子包着的王剑虹的照片，上面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
一杯甜酒
张兆和出身安徽合肥名门贵族，曾祖父张树声，是著名的淮军将领，历任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父亲张武龄是民初教育家，创办苏州乐益女中，在合肥有良田万顷，年收入十万担。张武龄为了子女教育，举家迁至上海，后又定居苏州，成为苏州城里的名门望族。张武龄有四个女儿，分别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由于出身名门，个个才貌出众，聪慧过人，知书达理，并且精通昆曲。
张家四姐妹（后排右一为张兆和）
四姐妹分别嫁给了昆曲名伶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小说家沈从文、美籍德裔汉学家傅汉思。张家的四朵金花都是大家闺秀，绝代名媛。文学家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兆和1928 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她皮肤黝黑，活泼开朗，不仅功课好，还是一名运动健将，是中国公学响当当的校花，雅号“黑凤”。就是在这所学校，18岁的张兆和遇到了26 岁的沈从文，便被沈从文一见钟情，紧追不舍。
年轻的沈从文与张兆和
那时沈从文是经好友徐志摩介绍被胡适聘为中国公学讲师的，但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是个满口湘西口音的“乡下人”，第一次上课不免紧张万分，呆立在讲台上十几分钟讲不出一句话，接着又用十分钟把准备了一节课的内容背了下来，最后只好在黑板上写 下：“第一次讲课，见到那么多人，我怕了”。
这是沈从文留给张兆和的第一印象。 沈从文心仪张兆和，却羞于启齿，无奈向张兆和写起了情书。面对沈从文的情书，张兆和却一概不回。据说张兆和身后有很多追求者，每天收到很多情书，张兆和也从来不回，只把他们编成“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沈从文只能排为“癞蛤蟆十三号”。
沈从文苦苦追求， 张兆和沉默不语。沈从文茶饭不思，夜不成寐，以致传言要为张兆和自杀，张兆和不得不提着一大摞沈从文的情书去找校长胡适。张兆和说，老师不应该这样，但胡适夸奖沈从文是天才，并说：“他非常顽固地爱着你。”张兆和坚定地回答：“我很顽固地不爱他。”
胡适
胡适的劝说没有效果，沈从文的情书一封又一封，但总是得不到回应。1930 年9 月，爱情受挫的沈从文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大学执教。1931 年9 月又转入青岛大学任教。
1932年7 月底，再也忍耐不住的沈从文要与张兆和摊牌，利用暑假来苏州看望已从中国公学毕业的张兆和。 沈从文来到张家，虽没有见到张兆和的父母，却得到了同在中国公学读书的姐姐张允和的热情接待，她早就知道张兆和和沈从文的事情，有心力促这桩婚事。张兆和也已被沈从文的情书打动，开始有所同情，后又转为爱情。
沈从文是有备而来，他接受好友巴金的安排，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 带了一大包礼物给张兆和，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 夫斯基、屠格涅夫的，还有一对书夹，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张兆和觉得礼物太贵重，只收下《父与子》和《猎人日记》。
1938年，沈从文在云南
沈从文又托二姐张允和征询她父亲的意见，并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武龄历来开明，向来主张儿女自由恋爱，并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所以欣然认可沈从文。于是张允和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只有一个“允”字，张兆和担心沈从文看不懂，又发了一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至此，沈从文长达四年的爱情马拉松终于到达了终点。1933 年9 月9 日，张兆和与沈从文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行婚礼。
老年沈从文与张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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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大视野
《望到花时过-民国师生恋往事》
编辑：苏珍妮、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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