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身处世界秩序的十字路口
1919年，整整一百年前，世界秩序和人类命运，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向东，共产国际在俄共（布）的倡导下成立。这个以号召世界革命，支持协调全世界无产者运动为己任的组织，在成立之初充满着乐观情绪。这一年，资本主义世界似乎已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摇摇欲坠，红色的旗帜插满西方乃至全球，建立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指日可待。
向西，巴黎的凡尔赛宫里争论不断。威尔逊带着十四点和平原则与各国商谈，试图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以协调国际秩序，倡导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公开外交，并以民族自决为准则，将世界带入民族国家的时代。这一年，这样的世界构想，无疑向旧帝国主义秩序扔下了一枚震撼弹。
这一年，被点燃的民族主义情绪无处安放，一丝火星，让殖民世界更剧烈地燃烧了起来。从3月到5月，朝鲜三一运动、印度阿姆利则惨案、埃及1919革命、中国五四运动……一个又一个高举民族主义的反殖民运动接连发生，从远东蔓延到北非。
1919年的五四运动
黑暗的角落里，另一阵狰狞的嘶喊咆哮着，要剥夺“劣等民族”的利益，来为“优等民族”服务。意大利战斗法西斯，德国工人党，皆始于这一年。
这一切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集中于1919，绝非偶然。
红星闪耀全世界
成立共产国际领导世界革命之时，俄共（布）所面对的不仅是尚在与之作战的白军，还有美、日、英、法，包括中华民国在内的14国联军的围剿。
出兵海参崴的中华民国巡洋舰“海容号”
即使身陷困局，苏俄也必须号召全人类一起，推翻帝国主义政府：在当时的理论中，社会主义是无法在一国建成的。支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必经道路，更是对武装干涉国的釜底抽薪。
他们乐观地期望，共产国际成立两周后，即3月18日巴黎公社成立48周年之际，就有人响应号召，起身推翻政府。而这种期盼，几乎成真。
1919年3月21日，巴黎公社纪念日后3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1919年4月6日，巴伐利亚从德国分裂，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慕尼黑。
慕尼黑的苏维埃革命
即便在半年内，这些红色政权被一一剿灭，共产国际也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期望。西方世界反动力量过强，那么东方，这块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便可作为重点的工作对象。
1920年，一位名叫吴庭康的犹太裔珠宝商人，带着前沙皇国库里的珠宝，来到中国，与北京的李大钊、上海的陈独秀见面。他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这批奇珍异宝和真金白银，即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经费。此后，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国会山—塞纳河的泥菩萨
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从1919年1月走进凡尔赛宫开始，就接连踢到了几块硬石头。
参加巴黎和会的威尔逊
第一块石头叫阜姆，即如今的克罗地亚第三大城市里耶卡。一战时，意大利之所以愿意加入协约国参战，其中一个原因便是获得了英法俄密约的承诺，可于战后获得此地。但威尔逊在和会上提出，要以民族自决解决阜姆的归属问题。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多为南斯拉夫人，无论其决定独立还是加入同民族的国家，意大利都将失去这个重要港口。这样的提案，直接引发了意大利总理奥兰多退出和会。
第二块石头叫中国山东。山东问题，本质上与阜姆相似，甚至比阜姆的归属更为明确。这块德国于1898年强夺去的租借地，在一战后被日本以对德战争的名义抢占。按照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这里的归属也应由山东人自己决定，即回归中国。但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为维持与日本的关系，牵制太平洋一侧的美国，选择站在了日本一边。日本也以退出和会、退出国际联盟为要挟，一定要获得山东的核心利益。迫于现实，威尔逊最终选择向日本低头。
这样的决定，被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S. Reinsch）指责为“一种丑恶的行为”“使人们丧失对国际联盟的一切信任”。凡尔赛条约签订后，芮恩施向威尔逊提出辞呈。
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
而当山东问题外交告急的情况于5月初被公诸于中国报刊后，各大城市群情激愤，五四运动也就此展开；
第三块石头叫美国国会。当威尔逊总统访欧6个月，将放弃原则而达成的凡尔赛条约带回美国时，遭到国会的口诛笔伐。山东自然成了其中的一个攻击重点。为让美国人接受凡尔赛条约，加入国联，威尔逊四处演讲游说，并在路途上中风病倒，左半边身体瘫痪，丧失工作能力。即便如此，也没有挽回凡尔赛条约遭到美国国会否决的命运。
这位曾让包括朝鲜、印度、埃及、越南、中国等许多殖民地与半殖民抱有强烈期待的“大好人”总统，渡不了人，也渡不了己，但他指出的道路与方向，却深深植入到人们的心中，并改变了之后的世界走向。
中风后的威尔逊
后来的路
世界该染成什么颜色？这场交锋并非始于冷战，而开始于1919。只是当时，威尔逊与列宁，都在现实面前一时低下了头。但1919为世界打开的大门，奠定了20世纪世界秩序的基础。
当威尔逊亲自将民族自决和国际联盟的设想带到巴黎并游说欧洲时，他似乎已经准备好推动世界越过这条线，进入国际事务的新时代。
当列宁倡导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时，他似乎也看到了，红色的旗帜将引领世界革命，走向一个共产时代。
国际关系从“旧世界”过渡到“新世界”，从帝国的时代过渡到民族国家的时代。社会达尔文式的国际秩序在这一刻出现松动，为之后逐渐让步给以法律、条约所维系的世界新秩序，做好了准备。而马列主义则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于世界范围内生根发芽。
1945年以后，当黑暗中的声音被清扫，美国的全球政策体现了威尔逊价值观的胜利；红色力量风起云涌，让共产主义者们看到了新希望。
红与蓝，民族与世界，战争与和平的新历史，皆始于此。
百年后，世界又将转去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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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邱博宇、巴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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