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非知己莫与谈——当北大代理校长遇到清华校长

珍贵的历史瞬间

拍摄于一百年前的这组照片，把我们带到一个久远的过去。抚去历史的尘埃，我们找寻一段往事，他们曾感动过一个时代。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示威游行的队伍向天安门进发。这张手举大旗，走在队伍最前列的是这次游行的总指挥——傅斯年；而另一张自始至终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是这次游行的学生总代表之一——罗家伦。

在这场开始于1919年5月的一连串救亡抗议行动中，傅斯年和罗家伦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被后人称为“五四旗手”，成为了众多学生的领袖。那一张张已不多见、泛黄的历史照片，将傅斯年与罗家伦当年的身影定格，成为浩繁史料中珍贵的现场镜头之一。

打不散的朋友

1917年，傅斯年和罗家伦在北大读书时相识。当时的傅斯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学，而罗家伦比傅斯年低一年级，刚考进北京大学是英语系学生。他们不同班级、不同系别，也不住在一起，而且两人性格迥异，但这似乎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成为朋友。他们交往三十四年，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说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傅斯年和罗家伦都用不同的语言做过大体相同的表述：他们是打不散的朋友。

傅斯年与罗家伦一块学习产生了很多交流的话题，常常由课堂到课外，谈古论今，说文道史，有大体相近的看法，也有相悖相反的见解。他们相互辩难，经常吵嘴，弄到脸红脖子粗，便说些过悔话、绝交的话，有时三两天不理睬对方，但事过之后，彼此间又相互谅解和好如初。

那时，傅斯年住在校内的西斋四号，而罗家伦住在校外松公府公寓。每天早晨罗家伦到校上课之前，都要先到傅斯年的房里谈天，若是，傅斯年还没起床，罗家伦就会直接掀他的棉被，为此，傅斯年颇引以为苦，气得大叫。

学生领袖

1919年1月，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创办了属于他们学生自己的杂志——《新潮》杂志。傅斯年发表了《〈新潮〉发刊旨趣书》，罗家伦发表了《今日之世界新潮》，这是代表刊物宗旨的两篇文章，旗帜鲜明地表现了拥护新文化革命的立场。第一期一面世便被抢购一空，以至重印到第三版，销售了13000多册，以后几期的销售也都在15000册左右。社会各界反响很大，有人将其与《新青年》相提并论，也有人觉得《新潮》来势更猛、更能引起青年的同情和响应。《新潮》的成功也给傅斯年和罗家伦带来了很大声誉。

《新潮》可谓是一炮而红，杂志一面世，广大学生便踊跃投稿，傅斯年更是积极组织稿源并亲自撰写稿件，引领风尚。很长一段时间里，《新潮》的风头甚至盖过了《新青年》。甚至有人平说，这个追步《新青年》的《新潮》，“表现得甚为突出，编写皆佳”，超过北大教授编的《新青年》。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不负众望，新潮社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当时学生社团中最活跃的团体。

五四先驱

1919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当蔡元培校长将中国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告知学生时，傅斯年和罗家伦积极加入爱国运动。

5月4日下午1时左右，北京3000余学生陆续聚集在天安门前，打着写有“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款”、“拒绝签字巴黎和约”等标语的白旗。下午2点30分，示威游行正式开始。个子高、嗓门大、有威望的傅斯年，被推举为游行示威总指挥，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头。

罗家伦在这场运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被选为学生代表，与江绍原等人前往美、英、法、意等国使馆递交意见书没有随队伍去赵家楼。后来，当他听到火烧赵家楼和学生被捕的情况十分关心。他四处奔走，联络被捕学生，报告各方面的接洽情况，通报被捕学生的消息，时常忙到深夜。

 教育家

1926年，三十岁的傅斯年结束了留学生活，由马赛扬帆起程，回到阔别7年的祖国。出国前他曾说：三十岁为社会服务，现在该是为国效力的时候了。他虽然没拿到学位，但经过近七年苦读，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和科学的方法，加上五四时期赢得的声誉，回国后深受关注，被聘为国立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长。而罗家伦早于傅斯年几个月回国，同样没有拿到学位的他，也因五四时期的声誉被聘为东南大学教授。但罗家伦还没在讲台上站稳，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他投笔从戎，从此走向政坛。

傅斯年长期任教于教学一线，对中国教育现状和存在问题有了系统的了解，为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杨向奎曾回忆说，“本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教授阵营是整齐的，都是一时之选”，他在列举历史系教授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傅斯年，说他是“有才华的学者，才气纵横”, “是一位渊博而有开创性的学者”。 

而罗家伦自北伐战争加入国民党以后，便没有离开过民国的政坛。但从这时一直到45岁,，他主要是在文教方面任职，尤其是出掌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这两所重要学府。作为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具有长于建设，勇于担当的特点，无论在清华还是在中央大学，均能尽职尽责，有所建树。

 家国情

生逢乱世，傅斯年也不是纯学者，抗战开始后，他以在野的身份参政议政。他没有罗家伦那得天独厚的从政条件，他有政治倾向，常对时局发表看法，但这都本于爱国热情，属于书生报国。作为多年老友，罗家伦觉得傅斯年身上有一股正气。抗战胜利后，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当时胡适在美未归，由傅斯年任代理。傅斯年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的教员的，复元的北大一律不聘，为此引来众多谩骂。

 

傅斯年性格直爽，心怀坦荡，办事认真，不讲情面，训人不留情面，骂人不分场合，放炮不管对象和后台，积八年努力拉下孔祥熙，两发重炮赶走了宋子文，目的是为蒋介石政府剔除平庸恶瘤，使其健康有效地工作。他得罪了很多人，有人恨他，却不能不佩服他的胆识、正直、磊落，很多人称其为“大丈夫”。

而罗家伦久在官场，常常以官场理性约束自己,谨慎处事，有时说些言不由衷的话，甚至做些违背自己心愿的事。但他也读过圣贤书，内心受过理想主义思想熏染，心灵深处也有本真的自我。但身处环境让他把这个自我深埋着，轻易不敢示人。他有时也觉得压抑、痛苦。因而对于敢作敢为、无拘无束的傅斯年非常羡慕，非常敬佩。

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而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主张，是孟真出的，他为西南联大，颇尽维护之能事。他坚决拥护抗战建国的国策的情绪，何消我说。苦苦地熬了八年，最后得到了胜利，所以在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的晚上，孟真疯了。从他聚兴村里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脱手了，他和民众和盟军大叫大闹了好一会儿，等到叫不动。闹不动了，回到原处睡觉。

                             ——罗家伦

傅斯年和罗家伦的事业不同，都忙于自己的事情，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只要有机会，彼此谁都不肯错过。而见面之后，也总少不了开玩笑、斗嘴。这是他们交往的“保留节目”。他们在一起，不拘礼节，不讲客套，相处融洽。然而作为多年老友，罗家伦又难免为傅斯年担心，总觉得傅斯年这样眼里容不得沙子，时时恼怒、好斗，这样不设防线地裸露自己是要吃亏的。即使不遭人暗算，自己老是动怒身体也吃不消。他常劝他，这把年纪血压又高，如此好斗有损元气，不利健康，劝他稍安勿躁，保重身体。

12月18日，罗家伦最后一次去看望傅斯年，见他还是那样不要命地工作，很担心他的健康。就劝他注意身体，要善于养气。见傅斯年置若罔闻，罗家伦也只好作罢。他怎么也想不到，仅仅两天后,傅斯年突然离世。

天夫！天夫！何夺我孟真之速也！

                             ——罗家伦

星期六晚上21：40

凤凰卫视中文台皇牌大放送

为你讲述傅斯年与罗家伦34年的情谊

《君非知己莫与谈——傅斯年罗家伦交往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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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晓倩、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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