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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网红教授李迪华：一个经常给城市“挑刺”的人
对话·李迪华
以下为采访摘要
李迪华，一位网红教授，一个经常给城市“挑刺”的人。而一切的一切，都源于一座公交站；那里，是李迪华故事的起点。
李迪华的正式身份，是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副教授，代理院长。下班后，他常常在校园外的公交站坐车回家。李迪华说，在这个公交站的中心位置，曾经横着一个大大的报亭，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和脚步。
△公交车站中心位置曾设有报刊亭
2007年的一个夜晚，李迪华在赶车的过程中，为了绕开公交站里的报刊亭，不得已，跑上了机动车道。
此后十年，李迪华每年都会投诉一次这个报刊亭。每次都是一样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
田川：但结果是好的，您的声音还是被听到了。最后是因为城市市容整顿，所以报刊亭被移走了，您觉得我们个人在大环境中的力量到底可以有多少？
李迪华：我们国家从1980年代开始建设无障碍环境，已经有很大进步了。我们基本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和规范，相关的立法也正在进行。一个报刊亭，我打了差不多十年的投诉电话它才改进，但如果放到现在，可能一个星期内它就改变了。但同时，建设了这么多年无障碍环境，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能感受到根本性的改变？
在公共环境里，当我遇到不舒适的时候我要提出来
李迪华，一位生活在北京的“堂吉诃德”。人行道上的坎坎坷坷，是李迪华眼里的“巨人”，是他的“风车”。相机和手机，就是他手中的长矛。
无障碍环境不是专门为残障人士准备的，它是所有人的需要。但在今天要让人理解这个观念，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做规划与设计的专业人士都未必能理解。
在公共环境里，当我遇到不舒适的时候我要提出来，要求改变，甚至要自己去行动推动改变。但现在大家都不觉得遇到的不舒适是个问题。
冬奥会已经落幕，冬残奥会也已到来。我们的城市，怎样才能变得更加美好？
李迪华：首先要有一个关注点，我们的城市你到底关注什么？我们过去的城市建设不是围绕人来建设的，它所有的出发点都是围绕车。城市建设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叫“保畅通”。保谁的畅通？保车的畅通。为了车的畅通，为了不堵车，可以牺牲一切。牺牲最严重的就是人的利益，尤其是不开车的行人的利益。你今天走在街上就发现，任何东西都比人的步行重要。
我们的城市一直存在的问题就是路越来越宽，车越来越多，但是路越来越堵。所以我们必须倒过来思考，只有当我们的出发点是以人为目的的时候，交通的问题才有可能解决。
△为便捷，行人可能选择直线穿过喇叭状丁字路口
李迪华：如果我们换个思路，城市是为步行者准备的，那毫无疑问我会把挡住人行道的路口收起来，让行人自始至终都能便利地直行，这样行人会更便捷和安全。这个路口的设计就是我说的观念问题，这些观念不改变，交通等很多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田川：所以要带着大家可能遇到的场景去思考，在城市建设的问题上才可能考虑的细致周到。
李迪华：对，否则你会发现建出来的东西永远都有遗憾。
△将异形路牙改为坡道能更好地减少安全隐患
田川：净宽是指除去树木、垃圾桶、电线杆、共享单车等物品后，纯道路的宽度吗？
李迪华：对。
我们脚下的中关村大街，充满传奇。我们脚步的一侧是北京大学，另一侧是清华大学。这里被称为中国创新的起点和轴心，全国科技人才最密集的区域。不仅如此，中关村大街曾经被评选为中国最适合步行的街道。可是，它真的好走吗？
△曲里拐弯及突然中断的盲道
李迪华：理想的隔离墩高度应该达到1米1。
△隔离墩
李迪华：像这个隔离墩，我之前量过高度是一米，差了10厘米对人的保护作用就完全不一样了。
田川：会有什么影响？
李迪华：以我的身高，现在这个隔离墩撞的是我的大腿，如果我走得太急撞上它，就会被弹回来往后仰，很危险。如果再高10厘米就到我腰的位置了，哪怕我走得再快，因为腰是软的，撞上去我的惯性是往前冲，而且因为它足够高，我的手能马上抓到它做扶手。我们还有很多隔离墩是特别粗的柱子，手都没办法握住，更危险。
△圆柱型隔离墩
李迪华：好的人行道的第一个条件是净宽最少达到三米。第二是一定要平整。有一次在北京金融街，我看到一个老人半跪在地上用手摸地，他说我怎么就摔倒了，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摔倒的。我一眼就看出，地上有个铺装留下的0.5厘米左右的细缝，两块砖之间有一个小高差。
△翘起的人行道路面
李迪华：这就是最典型的树根拱起的路面，槐树是浅根性植物，最容易把路面翘起来。我们在城市种树，从来不会想到树根对人行道的影响。另外我们习惯用面积特别小的砖铺路面，它很容易导致路面不平。
田川：您之前分享过一个案例，因为选的树是浅根性的，所以每年还要把地砖翻开去剪根，然后再把砖铺平。
李迪华：就是观念的一念之差。只要出门，就会发现到处都是因为观念差异导致的被忽视的危险。平整貌似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但其实把人行道修平，是件非常难的事情。
车站里怎么能种树呢！
李迪华：第三是观念要改变。我是一位生态学者，我要求我的学生不要随便使用生态这个词。几乎今天所有人只要提到生态，就会想当然认为是好的，生态产品、生态农场……当我们说生态的时候，做的事情却是反生态的。比如在人行道上种树就是反生态，人行道上只有一米见方的树池，树在里面是不大可能生长得很好的。有没有解决办法？当然有，就是把树种到人行道旁边的绿地里面。其实在我们的城市中，保证人行道净宽三米是很容易做到的，而且一点都不会影响人的遮荫需求，但会大大改善步行环境质量。
李迪华认为，模糊的传统的所谓生态观念，被简单理解为只要是绿色的就是好的，绿色越多越好，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在他看来人是城市的主体，重要的事物很多，但排序方式应该以人的需求为优先考虑，人的安全是步行环境里最重要的问题，其他重要的美好的事物都要排在安全的后面，哪怕它是一棵绿色的树。
李迪华：不只“生态”，包括“以人为本”，还有很多类似的词汇，都被我列入学生不要轻易使用的词汇中。提醒学生少用这些词，其实是提醒学生要警惕语言的自我欺骗。
比如我通过12345投诉的最失败的案例，就是移除公交站亭里的树。现在随便一个城市，到处都有在公交站亭里长着的树。毫无疑问在建公交站的时候，就应该把树移走。
田川：是因为出现了和车站报刊亭一样的问题吗？
李迪华：对，一样的道理。每棵树下还有个一米见方的树池。这个树池对于赶路，赶公交的人来说都可能是灾难。
田川：公共环境里多了一棵树可以纳凉，也多了一点绿色，而且把那么粗壮的一棵树移走它可能会死掉……就是在权衡一件事的时候，不同角度的解读可能都有它的道理。
李迪华：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大家的观念还没做好准备，不认为安全更重要。建设好无障碍城市环境，要以追求所有人能一起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为前提。但是到目前为止，接受去掉公交站亭里的树，基本上还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同。
△行人在树池边缘留下脚印
李迪华：今天下雪了，你可以看到树池里有很多脚印，可能因为其它地方有人站着，剩下的人为了赶车就只能被挤到从树池里走了。
田川：而且为了保护树以及做车道跟人行道的区隔，路牙边还布置了栏杆。
李迪华：对，不断攀升不必要的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所以公交站里一定不要种树。而且因为种了树，树根开始侵蚀路面，很多地面就被翘起来了。我每年都看到有人在施工，隔一两年就把地砖挖起来，去掉树根，再重新把砖铺上。与其每年都要整理路面，还不如把这课树请走，种到别的地方去。
李迪华调查发现，北京有238个举报和投诉电话，但是最好用的是市长热线12345，不仅是北京，这几年很多城市开通了12345。李迪华把这个电话当成他参与和改变城市环境的一个重要途径。不仅是自己，李迪华还鼓励他人和身边不舒适的环境较真，平和理性，一点一滴去推动进步。
和学生们在一起，李迪华参与了北京大学附属教师公寓畅春园小区的改造工作。这个老旧小区在改造后被评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改造当中除了人行道无障碍，户外休息、雨水内涝等等问题之外，设计团队还发现小区里的绿地成为了一个问题，部分野生树木影响了室内的采光，甚至是安全，多方沟通后，设计团队最终得到许可，适当缩窄绿地，并且去除了部分小型乔木。
田川：但是我也想要有隐私呀，这两点之间该怎么平衡呢？
李迪华：其实隐私的概念在中国被滥用了。现在很多人以隐私的名义，实际是在为自己的私人生活划界限，然后侵占公共资源。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会发现，小区的绿地并不是私人的。私人的边界在哪里？是你的窗户，所以你的隐私应该靠窗帘来保护。
田川：现在很多老旧小区里都住着一些独居老人，您说因为植物在窗前的遮挡，会让他们有不想走出家门的欲望。
李迪华：对，这个现象叫习得性无助，是心理学研究里非常广泛的一个名词。具体表现就是住在小区里，尤其是住在一层和二层的老年居民，他们家的阳光被长期遮挡，所以家里非常昏暗。慢慢他们的生活习惯就会变成傍晚，甚至室内非常昏暗的情况下都不开灯。他们也不愿意走出房子，更不愿意跟人交流，这就是一种习得性无助。像我们走在坑坑洼洼，高高低低，非常窄的人行道上从来没人抱怨，这也是一种习得性无助。
习得性无助就是当你感受到不舒适的时候，你马上就接受了它，而不会想到改变它。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想打破这种状态。我认为我感受到了环境中的不舒适，那我就要去改变它。
编辑：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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