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岚 | 谁能在皇后区过得很好？
对话 · 凌岚
以下为采访摘要
移民会是徒然一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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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凌岚
凌岚曾是南京高考文科状元，北大中文系的才女，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国大潮中，赴美深造的“老留学生”。如何移民，移民之后过得好不好，是别人跟她谈论最多的话题。
凌岚：像我一样早年到美国留学的人，被称为“老留学生”，我们那时候属于洋插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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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凌岚
凌岚的作品涵盖小说、时评、诗歌还有译作等等各种类型，移民文学、域外视角是她最重要的标签。她写那些差不多和她同时期出国的华人移民在美国扎根生活的故事，那些个体的挣扎、代际的冲突、家庭的离散……异国他乡的背景，为这些困扰着每个人的日常烦恼又平添了几多忧愁。
我们很想和她聊聊她的移民人生，她如何看待移民这个如今很流行的人生选项。
凌岚：对，之前因为疫情停了3年，一下开放后，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出来见面。
田川：全都是新移民作家吗？
凌岚：是的，都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有欧洲的新移民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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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据专家统计，有近1000万中国大陆人移居海外，这个庞大的移民群体被称为“中国新移民”，而美国是中国新移民的主要聚集地。过去20年中，平均每年大概有6万以上华人移民，这股移民浪潮至今仍未看到“退潮”的迹象。
△《海中白象》凌岚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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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岚新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海中白象》主人公，都是移民美国的华人。小说讲述这些移民家庭扎根他乡后的经历，层出不穷的问题产生于他们与美国社会之间、与配偶之间、与子女之间……在小说后记中，凌岚写道，“移民他乡极有可能是一个耗费财力的生命的奢侈品，徒然一梦。谁能在皇后区过得很好？”
凌岚：我在写《海中白象》的时候，正好遇到了一个青少年自杀事件，发生在一个印度移民家庭。当时他的父母说，我们这些移民一代，因为留存着坚实的母国带来的价值观，还能对抗这个迅速变化的社会，但对于第二代来说，他们是没有根的，他们的日子更难扛，每当想到这句话都会让我非常难过。
所以到底谁能过得好，谁能在新的地方立足下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特别大的挑战。我们叫“幸存者偏差”，你看到的都是成功者，是幸运的人，但在下面垫底的还有很多不幸的人。所以“谁能在皇后区过得很好？”对我来说其实是很沉痛的一句话，因为我并不知道答案，不知道谁能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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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履历上看，凌岚或许能算得上是她所说的“幸存者偏差”中的“幸存者”。她曾是南京高考文科状元，北大中文系的才女。1992年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去美国留学，念完东亚系硕士又转读了MBA。走出商学院随即进入金融圈工作，在美国成家立业，过上了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回望当年，她的移民生涯，就从大学毕业一个“想出去看看”的冲动开始了。
△凌岚
凌岚：离开南京到北京上学，我觉得自己已经往前走一步了，但我特别想再往前走一步，想坐飞机跨海去看一看。这个想法跟那会儿年轻有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虚荣心。当时觉得出国是最时髦的事情，想让别人羡慕你，觉得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能做到……这对我的诱惑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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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曾掀起了一阵出国热。你或许还记得电影《中国合伙人》中，主人公疯狂签证的桥段。为了出国留学，大家拼命地学英文，美国几乎承载了那时年轻人对美好生活，大好前程的全部向往。电影中的艺术呈现可能略有夸张，现实中，凌岚就是留学大军中的普通一员。
田川：去美国学习前，您对自己有什么期待吗？当时就想好要留在那里了吗？
凌岚：我当时很想回来，但问题是，我是向亲戚借钱出的国。所以怎么还这个钱，是很大的问题。我其实有拿到一点奖学金，不需要交学费，当时身上也还有几百块生活费。但其它费用的支出就不太够了，所以我向亲戚借了三四万人民币。90年代，还是万元户的时代，三四万在当时是不能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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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岚去美国留学的年代，正值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热播。这部剧真切地描写了当时很多国人对现代化，时髦美国的渴望，以及真正踏上这片土地生活的不易。剧中人物王启明用拉大提琴的手洗盘子，是充满了讽刺的现实主义写照，而钱也同样是困扰着凌岚的重大问题。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片段
田川：留学的五六年里，您怎么获取生活费？
凌岚：我在餐馆打过工。结婚后，我丈夫的奖学金很高。我一个月有几百美元奖学金，他有1000多，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巨款。所以沾他的光，我有了一点安全感。
田川：留学的实际情况和您出国前对美国的想象，最大的落差是什么？
凌岚：最大的落差在心理上，在国内你可以做到衣食无忧，生活费用也不是很高，你还可以做白日梦。但到美国后，你感觉每分钟都应该去打工，都应该去做点什么。必须随时提醒自己要去创造价值，要挣钱，要读书，要练英文，读更多的资料……每分钟都是带着目的的。那种迫切感，是留学在心理上带给我的最大的落差。
田川：您从来没想过回国吗？
凌岚：90年代中后期，国内对美国生活的期待还在顶点。另外我得还家里的钱，还亲戚的钱。我是直到MBA毕业，有了工作以后才开始有一些积蓄，局面才开始打开，所以当时完全没想过回国。
△凌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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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岚说的她的很多小说就是取材自她自己，和身边朋友移民美国后的真实经历。那些虚构的故事中，多多少少总会找到一些她自己的影子。在小说《司徒的鬼魂》里，凌岚写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林里在南京读中学，‘时代的洪流’是那时候国内中小学语文课上常见的词汇之一。但林里并不懂得：什么是时代？什么是洪流？现在夜深人静，她想起这个词不免心惊”
田川：这段话是您的真实感受吗？
凌岚：对，这种感受就是“命运感”，就是中年的感受。你突然知道自己选择的路，很大程度不是自己主动的选择，你是被裹挟着往前走的。时代的风口吹着你往前走，也可能是一个暗流，一个黑洞让你掉了进去。
漂泊半生，她在文字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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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种模样。作家凌岚看到的是，父母、家人、孩子，以及个人的人生路径。于是她的小说多以家庭为单位，讲那些日常琐事，突如其来的变故，还有面对移民生活的不完美，依然含辛茹苦勇敢活下去的人们。在小说《离岸流》的结尾，凌岚这样写道，“我觉得我有好几辈子可以活，直到离岸流把我的灰带走”。
田川：您曾经做过现在看来是非常错误的决定吗？
凌岚：有好多，比如在我父亲中风后，我应该毫不犹豫的抛开美国的一切，回到他的身边陪伴他。即使我做不了什么，我陪伴他，我觉得他在最后一段日子里也会非常开心。但我当时对死亡完全没有概念，就像傻子一样觉得我的生活还会重复。过段时间再回南京，父亲还在那里，我们还会见面。但实际不是这样的。父亲离开了，突然你的人生行途就变成了一条单行道，它就终止了，而且你对此没有办法。我现在只能去谈论这件事，只能后悔不迭，捶胸顿足，但于事无补。所以我需要写作。
△《离岸流》凌岚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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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公众号、发专栏、出小说，当美籍作家凌岚开始渐渐被国内文学圈看到，这位文坛新人按照国内标准几乎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纪。但其实她1991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也曾怀揣着文学梦，只是后来远赴美国，人生中的一次次选择，让她和写作渐行渐远。兜兜转转半生又重逢，写作在她的生命中也有了新的意义。
△凌岚与父母、孩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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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岚在小说集《离岸流》后记中写道，“最初的写作冲动来自于对父亲的悼念，借着虚构这条船，渡我过人生的至暗时刻。”凌岚是家中的独生女，父亲去世后，母亲住进了南京的老人公寓。凌岚每年都会回去陪陪妈妈，但因为新冠疫情，凌岚已经三年都没有回去了，这让她倍感心焦。
田川：这三年您通过什么方式和妈妈保持联络？
凌岚：主要是打电话，打视频电话其实挺困难的，因为我妈妈眼睛不好，所以手机她都拿很近看，每次视频我只能看她头顶上半部分。
田川：至少通过视频妈妈能看到你，她也能安心一点。其实因为疫情，您已经三年没回南京了，如果现在回去您想陪妈妈做些什么？
凌岚：我希望可以到一个地方，每天跟她好好享受时间，不用每天急急忙忙跑到哪里去。
△凌岚与母亲合影
田川：您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妈妈可能也不知道你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你们的思维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会觉得和妈妈有距离感吗？
凌岚：父母这代人成长在中国非常困难的五六十年代，我成长在开放的七八十年代，所以我们在观念上的鸿沟，对社会的认识，对未来的期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很谨慎，我比他们的风险承受力高得多。
我们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如果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那个时候经历自己的青春期，我也会变成一个非常节俭，对未来期待很小，像我父母一样的人。这种认识也是要到我自己有了小孩，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才会产生，那个时候你才会更理解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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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凌岚
从1992年赴美留学，到如今定居美国，一晃已经三十年。这期间凌岚很多次地回到她的家乡南京探亲，也曾在北京、香港短暂居住过几年。漂泊半生，她最终在哪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田川：2010年您回国的时候，有回家的感觉吗？
凌岚：我觉得非常舒适，因为我在英语环境里生活了很多年，已经被训练出了一些机制。但突然回到我熟悉的环境后，就不需要这些机制了。
田川：您被建立出的机制是什么？
凌岚：比如哪些事不该问，不该说，你会很警觉。还有别人对你的判断，你也会很警觉别人怎么看你。你会觉得自己是外来人，别人问你从哪里来，如果你说我从纽约或康涅狄格州来，他还会问你是哪里来的，你就会说我是从中国来的。但第二个问题实际会让很多人不舒服，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我也没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啊。我女儿跟我讲，下次再被问，你就盯着他问，你家从哪儿来的。我后来问过一次，那人说我是从加拿大来的。
我女儿作为移民的第二代，她对这些问题就很警觉。她觉得我们都是移民，你为什么要问我，为什么要探索我的来路。我在美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有暂时感的。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游客，这个地方只是你旅程的一部分，但不是你的目的地。但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我觉得移民生活是这个世界的潮流。而且我意识到，即使我现在回国，我也会有暂居的感觉，好像哪里都不是自己的家，虽然我是那么的想念南京。现在世界的移民大潮就是如此，就是这样的状态。
△凌岚与丈夫、孩子合影
田川：您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了人们对当下或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焦虑吗？
凌岚：我觉得它显示出国与国之间的疆界变得不那么刚硬，人开始自由流动。人总觉得国外的草更绿，天更蓝，我们要到远方去。
田川：特别开心您能在现在的环境中找到稳定感，不再有暂时感，终于有找到家的感觉了。
凌岚：在文字里找到了家的感觉，在写作当中终于释怀。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