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准 | 国有疫难可问谁？——对中国和他国抗击疫病的思考
导语
如果这次对抗疫情的巨大成功中已经展现了一些更好的医疗模式和社会关系，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去认真学习总结？
本文是许准老师的独家投稿，感谢许准老师对“稻菽千重浪”的支持！
作 者｜许准，美国霍华德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
后台编辑｜童 话
从一月份到现在，中国人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抗疫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这不论是放在历史上，还是跟当代诸国相比，都是了不起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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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斗争里面，广大人民，尤其是武汉和湖北人民和全国大批医务工作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可以说是过高的代价。[1]但是在抗击这么严重的瘟疫，犹如打一场大战争，想要没有牺牲肯定也是不可能的，只能说，这些牺牲最后换来了疫病被控制，是值得的。按毛主席的话说，这样的牺牲，重于泰山。如果没有控制住，那么就要有很多不值得的牺牲。就像现在的欧美诸国当局，浪费了中国争取到的月余宝贵时间，面对疫情糊弄装傻，进退失据，医护人员和普通群众死伤按人口比例来说要远超过中国，从总体上说完全没有能够把疫病控制住的迹象，这样的大量牺牲就很有些不值得，是被统治阶级给耽误了。
比起其他一些国家，中国的法宝有这么几个：中央政府在较短时间内有政治魄力和能力对一个千万人口的疫区实行封锁；同时，对病人应收尽收并免费救治，发动全国医疗力量支援湖北；以及调动全国的生产建设能力来支援抗疫。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这些了不起的举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靠什么“独裁/威权政治”，也没法靠富人、善人施舍，也不靠什么少数明星研究人员。这些法宝的物质基础，其实就是两个东西：公有制加上计划经济。
没有公有医院，就谈不上政府对医疗物资和人员的有效分配和使用，更谈不上能够应收尽收和免费救治。这里面的道理是非常直白的，如果全国的大部分医院都是各色莆田系财产了，那么政府就要付出大得多的代价来抗击这次疫病。这一次私有医院的表现不就是非常刺眼吗？如果到了关键时刻，各个都关门“升级改造”，那么我们能依靠谁？
当然了，据一些类似财新这样的为资本鼓吹的媒体称，私立医院床位少、专业不对口，等等，所以没办法发挥太多的作用。其实从2018年的数字来看，全国私立医院拥有26%的床位，21%的卫生技术人员，不像宣传的那么身体单薄。[2]如果公立医院连眼科牙科医生都派上了，那么私立医院理应承担起比现在大得多的责任。老话说，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公立医院是不计一切代价救人，就算私立医院说自己实在没人没床位，但是总有钱有物资吧，怎么也没见什么大动静呢？说到底，私立医院的基因是为了钱为了利润，而公立医院的基因是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这一条是最根本的。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及床位数
图片来源：中国政府网
全国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数（万人）
图片来源：中国政府网
当然了，实在没办法了，如同现在的西班牙，也可以临时接管全国的医院（准确说还不是国有化），但是临时抱佛脚，该耽误多少事情，浪费多少生命？别的不说，精英和公知们肯定要高喊改革进程在倒退云云，把人民的健康寄托在这种无意义的争论上，是一种大的犯罪。为了“不争论”，最好就是从一开始就保护我们的公立医院和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医务人员。
怎么保护中国的公有制医院？不被改制掉，不能限制规模，不要逼公立医院去学私立医院创收，要给予这些最可爱的人合理的待遇，编制要扩大，财政要管起来。如果说房子是给人住的，那么很自然的，医院应该变成只管给人治病的地方，要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保持公益性。最起码，个人卫生现金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还要大幅度降低，而政府卫生开支的比例还要提高。
说到财政和公益性，这就已经涉及到了计划经济的问题。计划经济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利润为本。在历史上，以人为本的东西不多，统治我们的是神仙皇帝，到处是吃人二字，连身体发肤都不能自己控制；好歹打倒了旧的统治者，有了一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好时光，但是到了这些年，我们却又把市场和利润当成新的神仙皇帝祭拜，以为多磕头上香，给资本按时缴纳贡赋，就至少可以保平安。可是市场经济根本保不了平安！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社会里，患者和医生都很不安全。
既然市场和利润不能给我们带来卫生健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把健康抓在手里？当然这里说的不是什么自由主义式的注意洗手之类的废话，而是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自己有意识的依据科学和经济条件来把医疗管起来，这就是计划经济。比如，不要搞什么莆田系的黑心医院，我们把每年的一部分财政收入按照科学原则和群众的医疗需求在各个城市和农村把公立医院和合作医疗建设好，不需要什么花哨的商业保险，不需要跟什么糟糕的美国模式接轨。如果毛主席那个时候依靠很少的收入已经解决了基本医疗问题，现在搞计划经济无疑能支持更高水平的医疗保障。
这次疫情里面，把武汉封锁之后，需要国家调配全国的医疗力量进去救治，这需要计划。在现有的医疗设备之外，迅速建设新的医院，这也是计划，在常规市场完全消失之后，让人民的吃饭能有保障，这是恢复了一半的供给制，更是标准的计划。不得不说，在经济改革这么多年之后，很多计划经济的制度和知识已经没有了，所以武汉乃至全国的这个计划过程并不是完全顺当的，群众有一些抱怨也正常，但是没有计划无疑情况会坏的多。
在这个时候，市场经济完全发挥不了一点作用，别说什么决定性作用了。就拿大家都用的口罩来说，在本次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宣传，说让市场解决问题，口罩价格高了，生产就会多了，每个人都能买到口罩，意思就是，我们给那些私人的生产商更多的利润空间，他们就能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的口罩来。也许这些知识分子在思考口罩的时候，脑袋里面装的是茶叶蛋一类街头小零食，想着如果茶叶蛋价格高了，家家户户都能煮蛋练摊了（先不谈这里面的食品安全问题）。
实际上如何呢？口罩的价格倒是上去了，可却有价无市。原因有很多，比如口罩的核心部件熔喷布本身就需要相当的化工产业基础，这里面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生产周期长。根据新华网的报道，“建设一条熔喷布生产线差不多要800万元，国产设备的交货期要3至4个月，进口设备则要6至8个月。”[3]对于私人资本来说，投资提高产能是很冒风险的，最符合私人资本习惯的，其实是做熔喷布或者口罩的投机倒把生意，比如熔喷布的价格从疫情前的不到两万一吨，迅速变成了几十万一吨。当然还有更坏的，直接省去熔喷布来做口罩，这样的口罩倒是生产的快，估计符合某些高喊市场万岁的人的心，应该强制他们使用。
在这个时候，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国家来搞生产计划，把能够动用的国企的产能运用起来，保障供给，不是算利润小帐，而是算人民健康的大帐。比如根据报道，中石化跨专业用十几天时间就紧急建立起了一座万吨级别的熔喷无纺布生产厂，正常情况下要半年时间。 [4]没有这些全国的统筹计划，战胜疫情是不可想象的。
中石化口罩生产现场 | 图片来源：新华网
事实上，在这次疫情面前，哪怕平时不谈计划经济的政府，也是多少被迫的把国家的生产生活管了起来。法国政府直接征收了所有现存和未来的医用口罩。[5]台湾地区开始也是缺口罩，接着台湾政府就直接接管了所有口罩工厂，并用财政购买口罩机加大产能，给老百姓实名制分配。[6]美国有个国防生产法，是侵略朝鲜时期出现的，也是让政府把部分生产给管起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嘴上说了，但是还没有实际动用，各个地方早就等不及了。在美国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各种医疗物资都欠缺，口罩什么的就不说了，就连普通的酒精洗手液也早没了。求市场不如求市长，大家都看出来了，纽约州政府马上决定自己生产洗手液，实际上纽约政府没有什么计划手段，实际上是动用极为廉价的大批在押犯人来搞生产。[7]纽约市长也公开发表观点，认为美国应该迅速把重要产业国有化，用计划经济来把生产管起来，以应对疫情。
如果说中国，乃至世界，必须得通过某种程度的公有加上计划经济，才能真的走出这次的公共卫生危机。那么我们就要思考，如果这次对抗疫情的巨大成功中已经展现了一些更好的医疗模式和社会关系，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去认真学习总结？如果说这次的应对里面，已经尖锐的暴露出了大量的几十年市场化私有化积累的严重问题，我们怎么能不对以往的改革进行检讨呢？
事实上，要检讨传染病的源头，还要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传染病的密切关系。近代以来的大疫病，无非是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人类生产生活侵蚀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由此社会有更大可能接触到原来没有接触过的新型病毒；第二个是，有大量的人群聚集在相对卫生条件不好的区域，使得病毒可以迅速传播并变异。资本主义一方面聚集了大量工人和失业半失业的人口以及移民，另一方面又是以工业式肉类生产为主，零星野味为辅的模式不断的培育病菌的温床，所以才会以相当高的频率爆发各种传染病。
这次疫情短暂平息之后，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一切照旧：私有化市场化继续进行，靠“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继续打压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继续逼迫公立医院往莆田系医院看齐，经济上完全丢给资本主义，继续培养新的病菌。首先，整个世界范围内疫情还在继续，有相当的可能性在一年内这样的病毒还会再来传播一次；其次，就算不说这个新冠病毒，以后肯定还会有新的类似的病菌，到那个时候，国有疫难可问谁？我们是不是要靠莆田系和其他有钱人的善心来对抗危机呢？还是说要干脆来个所谓“群体免疫”？要是谁让中国陷入这样的局面，那无疑是全民族和全人类的罪人，人民是不会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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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国有疫难可问谁？——对中国和世界抗击疫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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