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孟山都：大北农的种业冒险与转基因玉米主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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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马、侯一颗、Susan、假面生、姜饼、小展、亦静、ripple
责编 | 侯娣
后台编辑｜童话
一
前 言
去年国内最瞩目的转基因大事莫过于两个转基因玉米和一个转基因大豆获批安全证书了。尽管在公示期间，民众征集了过万的签名并寄达相关部门表示反对，但农业农村部在1月份仍然为这些转基因作物颁发了安全证书。
这三个获批的品种包括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北农）的转基因抗虫耐除草剂玉米DBN9936，其宣称可以控制草地贪夜蛾。消息传出，大北农连续7个涨停，市值差不多翻了一倍！
今年一开年，农业农村部继续为大北农开绿灯。转基因玉米DBN9936和DBN9858继获得北方春玉米区的批准之后，又获得了黄淮海夏玉米区、西南玉米区、西北玉米区、南方玉米区的安全证书，使得大北农的转基因玉米生产布局基本覆盖全国的主要玉米产区。[1]
2020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的
部分截图 | 图片来源：农业农村部
当媒体为资本的狂欢而四处高歌，政府为转基因种业“国产化”站台时，转基因的主粮化到底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意味着什么？近日近6000爱国群众已紧急联名上书，要求立即彻底禁止转基因产业化。[2]著名玉米育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佟屏亚指出，大北农的真正目的是“要做中国的孟山都”！[3]
一方面，转基因种子大多只能种一季，不能留种，农民年年都需要购买种子并支付高额的专利费；另一方面，通过卖整套解决方案（如配套除草剂），种业巨头也成为农化巨头，把种子、农药和化肥一并向生产者捆绑销售。
正牌孟山都已经因为转基因套餐致癌官司缠身、破产倒闭、遗臭万年，令收购它的拜耳公司损失惨重，难道我们还需要一个国产的孟山都吗？
二
高库存遭“种转商”、试水种子市场遇困局
1993年，大北农由曾任教于北京农学院的邵根伙创立，以猪饲料起家。很快公司的业绩就一路上扬，2002年成为农业部等八部委认定的第二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2010年上市深交所。[4]到2020年，市值已达405亿，登上2020年度“中国上市企业市值500强”榜单。那么，一个以猪饲料起家的公司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种业巨头，并走上转基因的道路呢？
中国种业的市场化始于200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颁布，种子的生产、经营从政府控制转变为允许私人资本进入，种子生产经营的权限被放开。此后，中国种业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期。[5]在此契机下，大北农开始进军种业，设立了南京两优培九和北京金色农华两家控股子公司，发展水稻和玉米育种业务。此后，种业曾一度是大北农的第二大业务。
种业市场化的东风助推了民营种子的发展，但这也意味着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到2010年12月，全国注册500万元以上的种子公司8700 多家，其中，国有种子公司只有2000多家，而民营种子公司则增至6400家。[6]2013年，大北农的种子业务出现了较大的滑坡，种子销售数量为1656.41万公斤，销售额为4.37亿元，比上年下降25.47%。其中，水稻种子销售收入同比下降15.21%，玉米种子销售收入同比下降40.43%。当年，主营种子业务的子公司金色农华的净利润为7683万元，相比2012年的1.06亿元大幅下滑约28%。[7]
大北农种子业务滑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种业市场供过于求，二是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大北农面临研发周期长和市场需求快的矛盾。
图片来源：农财网种业宝典
大北农自2010年开始就面临库存金额逐年攀升的困境。如上图所示，自2010年截至2013年三季报统计，公司库存占流动资产比例由26.45%上升至37.94%，占比逐年攀升。[8]
图片来源：路透社
这折射出种业市场的快速增长与全国相对固定的种子需求之间的矛盾。新世纪以来，我国玉米制种面积逐年增加，从每年200多万亩增加到300万亩至400万亩，2012达到435万亩。[9]但是，据有关部门统计，2013年全国玉米种植面积5亿亩，用种量大约11公斤，而当年的供种量却达21亿公斤，也就是说库存种子约为10亿公斤，库存率达48%。种子行业有“高库存等于高损失”的特性，高库存带来的最大危机就是“种转商”，也就是把种子当成粮食卖。以2010年前后占较大市场份额的先玉335为例，种子在东北地区能卖26-27元/公斤，而粮食收储价只有1.10元上下。[10]由于种子贮存对硬件条件要求较高，且种子发芽周期相对固定，长期库存极易导致种子的出芽率降低，如果达不到一定的出芽率，种子只能当成粮食来卖，毛利率将会大大降低。
但即使在种子业绩不佳的2013年，大北农的种业产品毛利率也高达47.99%，是其饲料板块的2.5倍（毛利率18.82%）。[11]要想在暴利的行业站稳脚跟，就必须提高研发能力，研发出差异化的优良品种。尽管《种子法》已经早在2000年就推动种业的市场化，但由于育种的科研成本高、耗时长，大多数种企仍以产、销为主，存在只买不研的情况。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占比很少，很大一部分品种需要依靠外部科研单位。
2013年12月，国务院出台109号文，要求公益性的科研院所与高校在2015年前实现““事企脱钩”，并“突出以种子企业为主体，推动育种人才、技术、资源依法向企业流动”。[12]但是，“脱钩”不易。佟屏亚指出，当时90%的育种经费、90%的育种专家、90%的科研人员都在科研院所和高校。而约80%~90%种子企业都没有自己的育种队伍，产生“品种饥渴症”。制种企业为了生存往往选择向科研机构购买品种经营权甚至“偷种”。[13]
三
上路转基因却陷“窃种”风波
图片来源：Agropages.com
要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行业垄断，转基因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与常规的杂交种子不同，转基因作物通过“生命专利”来向农民收取费用，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农民通过不断积累因地制宜的农耕经验来生产的模式。2011年，大北农成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开始走转基因研发的道路。但育种科研时间长和费用高的矛盾，迫使大北农急于走 “捷径”，随即陷入一场“窃种”风波。[14]
2013年12月，美联社等多家外媒报道称，大北农旗下子公司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雇员莫海龙，因涉嫌从美国窃取转基因玉米种子[15]带往中国被美国拘留。莫海龙为大北农创始人兼董事长邵根伙妻子莫云的兄弟，2011年，他在位于爱荷华洲的美国杜邦公司科研农场被发现有可疑行为，随后被FBI追踪调查，最终在美被判刑36个月。2014年，莫云也在美被拘。莫海龙团伙被控2011年9月至2012年10月期间在孟山都、杜邦和LG等数家美国种子企业窃取转基因玉米种子，并试图运回中国北京大北农集团用于商业目的。[16]
莫海龙在美国法庭上认罪，承认自己窃取
美国公司专利玉米种子 | 图片来源：新浪新闻
据《纽约时报》披露，莫海龙非法团体企图移栽偷来的是自交系种子，也就是培育转基因杂交品种的亲本作物。自交系种子是由单株玉米连续自交多代培育而成的重要基础材料，是选育良种的必要条件。一种自交系的培养需要耗费五到八年的科研时间，成本可达3000万到4000万美元（约合2.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大北农三年科研费用平均值的七成（2011年至2013年），[17]莫海龙团体海外窃种的做法无疑能为大北农省下多年的高成本科研支出。
杜邦-先锋公司的育种基地
图片来源：newrepublic.com
“窃种”风波让大北农遭遇了股市震动，但是这没有阻挡其转基因商业化的步伐。中国的转基因推广按照3F曲线进行：Fiber (纤维类经济作物)—Feed (饲料作物)—Food (粮食作物)。
我国自行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棉“中棉所41”于1999年上市，到2010年为止，国产抗虫棉占领的市场份额已达95%。因此，对生物科技公司而言，转基因商业化的下一步应该就是饲料，即大豆和玉米。大北农的布局也正是沿着这条路线，研发的玉米聚焦中国市场，大豆产品则面向中国和南美市场。
2016年8月8日，国务院《“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正式印发，将转基因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并明确要“推进转基因玉米大豆产业化。”次年11月大北农与黑龙江省农科院就院企共建现代农业中心进行了合作签约，宣称要打造“东北最大的种业企业”。[18]
但在2018年2月大北农因没有按照法规要求向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报告其所开展的转基因玉米中间试验，被要求暂停中间试验。[19]
不过，这些风波并没有对大北农的转基因上市之路造成实质影响。公司作为转基因作物科研上市公司龙头，近年来一直对内承接政府重大课题，在作物科技产业承担两项国家转基因重大项目，一项为“新型抗除草剂基因的遴选优化及在玉米、大豆中的育种价值明确”，另一项为“抗虫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安全评价与国际合作研究”。[20]
在转基因大豆的商业化方面，为了避开国内的相关政策，大北农取巧地采用了“出口转内销”的手段。2019年大北农研发的转基因大豆DBN-09004-6获得阿根廷政府的正式种植许可。随即，在2020年6月，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发布《2020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进口）批准清单》，批准进口的产品包括大北农的转基因大豆DBN-09004-6。这成为中国首次批准进口国内公司研发的转基因大豆产品。
大北农生物技术总监张世平与阿根廷Bioceres公司代表及阿根廷驻华大使合影庆祝 | 图片来源：Agropages
在这一系列铺垫之后，大北农在转基因主粮化的路上越走越顺。2020年，大北农的DBN9936“双抗”抗虫耐除草剂玉米(转Bt Cry1Ab、CP4 EPSPS 抗虫、耐草甘膦玉米)在北方春玉米区获批安全证书，此为中国最大玉米产区，种植面积约占全国30%，产量约占40%。《科技日报》以“时隔十年！国产转基因玉米大豆终获安全证书”为题，来盛赞大北农等企业对实现我国转基因自主知识产权所作出的贡献。[21]
而今年1月中旬，大北农的转基因玉米品种DBN9936和DBN9858（为前者配套庇护所，主要是为防止害虫对转基因品种产生抗体）又获得了黄淮海夏玉米区、西南玉米区、西北玉米区、南方玉米区的安全证书(生产应用)，有效期为2020年12月29日至2025年12月28日。
四
种地要付专利费，如同“吃饭得上税”
大北农一边厢把自己塑造成突破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的民族英雄，另一边厢则急不可待地宣称马上要收取“转基因技术使用费”了。据新京报报道，公司转基因收费模式将面向全行业平台，收取技术使用费。专家分析称，由于大北农种业资源少，推广此商业模式可快速变现。这是中国首例通过行业平台模式收取转基因种子专利费。
如何解读技术使用费？有关专家介绍，技术使用是指在现有种子产品上叠加转基因的抗虫技术，一般来说，费用包含专利费和每年的使用费。据大北农公司年报显示，2017、2018年公司研发费用为4.39亿、4.15亿元，其中种业类研发费用为 0.67、0.68 亿元。行内人士称 “前期研发投入成本和时间较长，希望技术能够尽快变现。”
一个基因造就一个种子产业。由于基因无法通过“技术秘密”方式保护，那就只有依靠专利保护了。所以，专利保护是转基因作物推广的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种植规模最大的抗虫和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美国孟山都、杜邦-先锋跨国公司占据绝对技术优势，掌握着核心技术专利，控制着国际种业市场70％的份额。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转基因作物中都包含着大量的专利。[22]
由于转基因种子大多只能种一季，不能自行留种，农民年年都需要购买种子并支付专利费。国际种业巨头就是通过转基因改造实现育种和种子的垄断，获得超额利润。长期关注中国转基因问题的媒体人金微戏言，种地要收专利费，如同“吃饭得上税”。
目前，在还没有收取转基因使用专利费的情况下，农民每亩的玉米种植成本已经达457元，其中种子费用超过70元。[23]如果再加上专利费，那谁还会去种地？但依赖专利来增产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我国在1950年代就已经广泛开展群众性选种留种活动，全国共育成玉米双杂交品种50个，比农家品种增产30%-33%。[24]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有自己的良种场，作为本生产队的种子繁育基地。国家财政直接支持种子试验示范、繁育和推广工作。这个时期，国家将种子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公共资源，而不是商品。
回过头看，大北农早期因“窃种”事件被控窃取孟山都和杜邦的转基因专利，一旦如其所愿，我国在五年内放开种植转基因玉米，大北农将会摇身一变，成为控告农民“窃种”的原告，由此赚得盆满钵满。其时，中国农民是否会重蹈印度棉农因支付不起高昂专利费而破产自杀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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