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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梅州人,从广东省委常委连贬三级到亿万富豪...

客家搜

叶澄海,汉族,1943年8月生于广东省五华县,后随母亲到梅县丙村生活,在离叶剑英故居不远的小村庄度过童年。

叶澄海 1960—1963年在广东梅县东山中学读高中,曾任学校学生会主席,后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曾任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外经委主任,现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董事会副董事长,东山中学校董会董事长。

2009年9月10日,深圳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股票在深交所上市,董事长叶澄海资产猛增至50多亿元。这是上市仪式上春风满面的叶澄海。

内容简要

叶澄海,39岁官至广东省委常委。

正当仕途春风得意之时,却突然被调到湖南省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市,担任副处级闲职,从此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20年过去了,他重新回到舞台的中央,成了拥有数十亿元财富的上市公司董事长


2009年9月1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淡出公众视野多年的叶澄海出现了:笔挺的深色西装,雪白衬衣,红花纹领带,步履稳健自信,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他亲自敲响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钟声。

信立泰随后成为中国“最贵医药股”,股价仅在茅台之后,成为时下中国股市第二高价的股票。


叶澄海个人身家随之飙升到50多亿元,一步跨入中国超级富豪行列。

人们把这个曾经担任过深圳市副市长的亿万富翁团团围住,问他的财富观,问他对公司前景的看法……

当然,最重要的是,人们想知道,一个39岁就成为广东省最年轻的省委常委的高官,怎么会在此后选择辞官下海经商?

“马克思不是早说过,人们在选择职业时,上帝早已为他选好了职业。”面对各种好奇的问题,66岁的叶澄海依旧不露声色,以一句“外交辞令”式的话作了回答。

139岁官至副省级

信立泰上市的敲钟仪式过后,有人问叶澄海,副市长与上市公司的企业家,更喜欢哪一种身份?为什么?

叶澄海很干脆地回答,更喜欢从商,因为更自由,更有挑战性。

对于这个答案,广东省委党校65岁的退休教授丘立才却是另一个评价:“澄海其实一直都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

丘立才是叶澄海的好友,两人是高中上下届的校友,交往时间已经长达48年。

“没有政治抱负,他当年会那么刻苦地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吗?”

丘立才的普通话没有粤语口音,隐约夹杂着些客家口音。

叶澄海和他都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高中都毕业于当地的名校东山中学。那里也是叶剑英元帅的母校。

丘立才比叶澄海低一届。

1963年,叶澄海高中毕业,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并考上了国际政治系。丘立才记得,那个时候,人民大学被称为“第二党校”,对有政治抱负的学生们说,人大比北大和清华更有吸引力。

丘立才说,叶澄海的这个选择,在当时的梅县非常少见,因为一般梅县人对北京不感兴趣,最关注的是印尼、新加坡和泰国。

“我们客家人的传统是要去闯南洋,去做生意的。像我老家的村子里,在雅加达的人就比留在村里的人还多。”

高中时的叶澄海,堪称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几乎门门功课都是满分,他是校学生会主席,还入了党。

丘立才与叶澄海恰好住在一个宿舍,在他的印象中,他们平时在一块聊天的内容也和其他同学不太一样,基本上就是在谈政治。

虽然已经辞官下海二十多年,但丘立才感觉,叶澄海对政治的兴趣丝毫不减当年,他们每次见面,聊天最重要的内容还是政治。

作为省委党校的教授,丘立才说,他给上至省委领导,下至中青班后备干部讲了快三十年的为官之道,但叶澄海在政治上的见解是绝大多数干部都比不上的

叶澄海从人民大学国政系毕业后,经过河南商丘一个部队农场一年多的锻炼之后,1970年分配到广东宝安县(深圳市前身),成为县委宣传部的干事。

这个时候他已经结婚,生了第一个孩子。

妻子廖清清是叶澄海梅县的同乡。

廖清清的出身非同一般,父亲是被柳亚子赠“梅州大侠”美誉的廖安翔。

这位早年经商香港、思想进步、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侠”,在抗战期间参与并组织了着名的港九“秘密大营救”,成功救出被困香港的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乔冠华等大批文化界名人和民主人士。

同时,他还筹集了大量的支持华南抗战的经费和物资。当年被廖安翔营救的人士,一部分成为新中国初期的高层领导人,与他交往密切。

到了宝安,叶澄海工作上的表现让很多人记忆犹新。作家廖虹雷当时也在宣传部工作,他还记得,叶澄海刚来的时候,整个机关都比较关注,那时大学生少,名牌大学的就更少。而宝安又穷得叮当响,大家都觉得这个北京名牌大学来的年轻人,很可能吃不了这种苦,干不了多久就会走人的。

叶澄海不但没走,还干得非常投入。

在廖虹雷的记忆中,这个戴着眼镜的大学毕业生一来就扎进了农村。

1970年到1974年,叶澄海在农村工作了四年多,根本就没把自己当成大学生。

工作起来,和农民们摸爬滚打到一块,犁田、耙地、插秧、施肥、播种、收割,样样都学会,不比农民差。

庄稼收割的季节,近200斤的一包谷子,他扛在肩上运送到手扶拖拉机上,来回几趟大气不喘,没有人不佩服的。

1979年深圳建市之后,叶澄海担任第一任罗湖区委书记。

“他这个书记有个特点,几乎天天都在下边搞调研。”廖虹雷记得,当时叶澄海鼓励企业对外搞来料加工、让农民过境到香港去耕作、建议有关部门同香港商人合资开餐馆,创造良好的环境以吸引外资……

有一件事廖虹雷记忆非常深刻。

1979年8月底,为了解决港商来深圳投资没有饭吃的问题,罗湖区委决定开办深圳的第一家合资餐厅。

但当时粮油糖在全国还是统购统销,香港进口需要审批和完税,深圳市委的主管领导思想并没有扭转过来,根本就不同意办。

他撂下“宁可不让我当书记,也要办成这件事”的狠话,硬是自己跑到市委书记那里去磨,把这个项目磨了下来。

餐厅从搭建到营业,只用了个把月,一年就让国家净挣350万元。

“他是个思想很解放,很有想法的官员。” 廖虹雷去过叶澄海的家,“朴素到可以用简陋形容。”

当时深圳不少干部已经流行通过香港的亲友,为家里买来舒服的沙发,但叶澄海家还是那种老式的藤椅,而且还是补了很多个补丁的。

丘立才说,叶澄海的从政之路,一直都比较顺畅的原因,除了运气好,和他精心的经营也有很大的关系。

1983年的一天,丘立才去省委大院旁边的干部宿舍区探望叶澄海。时年39岁的叶澄海刚被提拔为广东省委常委兼外经委主任。

一进叶澄海家,学中文的丘立才就被客厅墙上悬挂的书画吸引了。一幅画着两头驴子的国画在中间,旁边是一副对联。对联写的是“历经世间坎坷路,不向人前数不平”。

叶澄海告诉丘立才,他就是要用这幅画和对联来鞭笞和激励自己,在今后的从政生涯中,不管遇到什么坎坷和困难,都要“像驴一样,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决不放弃”。

2遭遇仕途“滑铁卢”

这样一个在官场上春风得意,且处处精心经营的人,怎么会在40出头、风华正茂的年龄突然“急转身”呢?

令人好奇的是,叶澄海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自己辞官下海的原因。

一个流传开来的说法是,因为他为人直率,个性张扬,往往说话毫无忌讳,再加上,他观念意识超前,因此在工作中四处碰壁。于是,思量再三后,他决定弃政从商。

在信立泰(SZ002294)的高管资料中,对董事长叶澄海是这样介绍的:

中国国籍,香港永久居民……

1968年---1979年历任广东省宝安县宣传干事、理论教员、公社副书记、县委常委兼公社书记、县委副书记;

1979年---1983年先后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罗湖区委书记、深圳市副市长;

1983年-1985年任广东省委常委兼外经委主任;

1986年开始从事商业活动,创立了香港美洲贸易、深圳海滨制药有限公司等……

迄今为止,在所有媒体的报道中,对叶澄海从政经历的记录都是到1985年他担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外经委主任这一职务,但这并非他从政的全部经历。

《中国周刊》记者经多方打听得知,叶澄海这份履历的背后,隐含着不为人知的苦衷。

早在1984年9月前后,叶澄海遭遇了仕途“滑铁卢”,连降三级,从副省级变成了一个副处级干部。而且,还从广东到了湖南郴州这个不起眼的地方。

湖南郴州,是叶澄海在自己的履历中从来没有提到过的地方,但这里却是他从政生涯的最后一站——叶澄海辞官下海,最后辞的并不是深圳副市长,也不是广东省委常委,而是湖南省郴州地区(现郴州市)经委副主任。

“照理说,副处级这个级别的官员是不存在跨省交流的,但省委组织部一个电话打来,叶澄海第二天就来报到了。”提起叶澄海,现任郴州市经委主任的刘洪书马上打开了话匣子。

刘洪书当时还是郴州经委人事政工科的一个普通科员。虽然主任一级干部的异动并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但他还是从有关领导的口中知道叶澄海算是被贬郴州的。

从副省级到副处级,叶澄海应该是犯了错误,但犯了什么错误,没有人知道,上面人不说,叶澄海自己也从来没有提起过。

不过,据一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与叶澄海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叶澄海是中了港商精心设计的“圈套”。

1984年,中央已经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当时叶澄海手握广东省外经贸审批工作大权,很多人都希望他能大开方便之门。

“对方对他进行要挟。不过,听说他很硬气,根本就不理要挟。”这位知情人士说。

叶澄海中“圈套”的事情,丘立才也知道,但叶澄海是如何应对的,他并不清楚,只是知道,叶澄海此后就被调到湖南郴州去了。

刘洪书原本以为会看到一个状态非常糟糕的人,没想到,眼前的叶澄海面带微笑、不卑不亢。

郴州的另一位退休干部邓秉清对叶澄海印象深刻,则在于他的言必信、行必果的办事风格。

1985年,邓秉清在郴州下辖的宜章县当县长,县里准备建一个水泥厂,他是总指挥长,还有500万元的资金缺口,不知道怎么办。

恰好刚来郴州经委工作的叶澄海到宜章调研,饭桌上,偶尔听邓说起水泥厂有资金缺口,叶澄海当即就表示,这件事交给他来办,他到深圳去招商引资。

第一次见面,又是饭桌上顺口提了这么一句。邓秉清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没想到,隔了几天,他就接到了叶澄海从深圳打来的电话。他已经开始在联系引资的事情了。

此后,“几乎是在叶澄海的督促中”,水泥厂招商引资工作迅速展开,三个月不到,邓秉清一行十人就出现在深圳,进行合作谈判

谈判中,“他手里拿着一个巴掌大的计算器,帮我们算细账,和深圳的商家讨价还价,忙得都顾不上喝水。”邓秉清说,“谈到最后,参加谈判的两方人都累得不行了,他还依旧干劲十足。

刘洪书告诉《中国周刊》,其实,叶澄海到郴州,他的人事档案一直没有过来,在郴州这边只有工资关系和组织关系,郴州经委也没有给他安排什么具体的工作。

后来就让他在深圳负责郴州的外向型经济联络工作。

这样一来,叶澄海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深圳,郴州只是偶尔过来。“一年才几次,主要就是来领工资交党费什么的。”

不过,1985年之后,叶澄海就不怎么来郴州了。

很多时候,工资都是郴州经委的人代领,然后利用出差到深圳的机会送给他。

那时叶澄海的工资一个月大概是七八十块钱,刘洪书给他至少送过三次工资。

刘洪书记得,自己到深圳给叶澄海送工资的时候,他很难为情,有些不好意思。

有时候,他甚至并不情愿见到郴州这边来给他送工资的人,个中滋味也许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在刘洪书的印象中,1987年,叶澄海曾经对郴州这边口头提出过辞职,但也是说了说,并没有提交辞职报告。

到1980年代末期,刘洪书自己和其他代送工资的同事就很难联系上叶澄海了,工资没有领,他也从来没有上门来要过,听人说他到美国去了。

郴州这边最终不再发放他的工资,1989年,叶澄海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和郴州方面彻底失去联系。

“等同于自动离职吧。”刘洪书说。

3艰难转身

叶澄海后来对外宣布他辞官下海是在1985年。其实,这个时候,他还拥有郴州地区经委副主任的职位,一个闲职。

一直以来,在官场上都是兢兢业业、忙忙碌碌的人,居然成了闲人,他怎么能闲得住呢?

要知道,那可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正经历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波下海经商的热潮呢。1983年,王石和刘永行已经挖到了第一桶金。

接下来的1984年,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份。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做出,“下海 ”成为这一年的年度热词,“全民经商热”降临中国。

1984年被称为“公司元年”。

王石、张瑞敏、柳传志、李经纬、潘宁、牟其中纷纷在这激情燃烧的一年里为各自的事业大厦奠基。

在这股下海潮中,也出现了官员的身影、不过,这一时期,官员的下海还处于半遮半掩状态,被称为“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

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平级调到国有企业中去当领导,“充实基层力量”,实际上只是原有编制待遇的平移。

真正敢于吃螃蟹、弃官下海的第一人出现在1986年初。

那就是被媒体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的叶康松,不过叶康松当时只是温州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当时他辞职下海并不是去经商,而是去承包山林,务农。

叶澄海,一个在经商风气非常浓厚的客家地区长大的孩子,有一个在香港经商的岳父,还经历了这样火热的年代,闲下来的他,不动经商的念头也难。

“在我们客家人看来,经商本来就是男人证明自己能力的最重要的途径,观念上就很接受。”

丘立才根据自己对叶澄海的了解,知道他是个希望能不断证明自己的人,当官不顺时,当然就去经商了。

1986年,叶澄海向亲友借钱,选择在皇岗村租了个不起眼的小厂房,办起了丝绸服装厂,接着是办电子厂,生产验钞机。

1985年到1989年间的叶澄海,没有对自己做一个清晰明确的规划。

这期间,宗庆后、任正非等人又纷纷看准机会创下基业,一大批跨国外资企业纷纷来到中国占领商机,他倒好,去了美国、南美等地经商,领域涉及电子、丝绸、焦炭、房地产、钢铁、制药等诸多领域。

后来,他又到香港做贸易,到美国与当地公司合作经营果园和生产相关产品。

叶澄海后来对人说,因为这段时间压力实在太大,经常彻夜难眠,“借的钱,怎样来还?”他只好咬了咬牙对自己说,“尽你的能力去做,奋斗过了,就行了。”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对于叶澄海这样曾经拥有巨大官方资源的人来说,下海经商应该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要知道,在当时的“价格双轨制”背景下,“官倒”之风盛行,一夜间暴富并不稀奇。

但叶澄海那些坎坷的经商经历表明,他似乎没有在“官倒”上打主意。

丘立才就记得,刚去郴州的时候,叶澄海还曾乐呵呵地对自己说,到郴州工作也蛮好,就当是调整自己。那时候,虽然仕途灰暗,但胸怀政治抱负的叶澄海或多或少残存着东山再起之念。

丘立才说,叶澄海连贬三级之后依然乐观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和当时一位中央领导过去对他的赏识有关。

叶澄海还在宝安县当县委副书记的时候(七十年代中后期),曾经被中央某部委抽调去工作一年,据说工作能力突出,还要留在北京。

叶澄海的老同事,深圳原市委副书记方苞最近就在公开场合说出了这个秘密。

丘立才也告诉《中国周刊》,当时那位中央领导很看重叶澄海,考虑到基层更有利于锻炼,才让他再次回到基层。回到基层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第三梯队”最被器重的后备干部之一。

不过,随着高层政治的变迁,远在郴州的叶澄海自觉东山再起无望,遂于1987年向郴州有关方面提出辞职。

按照老友丘立才的说法,这段时间,他可能比较大的收获,是让孩子们开始在美国接受好的教育——女儿和儿子后来都读了美国的高等学府,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儿子还是耶鲁的高材生。儿子和女儿现在都是信立泰的高层,是他的得力助手。

从1989年开始,叶澄海最终落脚深圳,填海建厂,与人合伙开办制药厂,确定以制药作为自己的主营方向。

从那时候开始,至今整整20年,叶澄海从少年得志的副省级高官到被贬三级,再从辞官到商海打拼,卧薪尝胆,60多岁时重新站在舞台的中央,完成了从高级官员到富商的角色转换。


— THE END


来源:《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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