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选宁往事揭秘：红二代灵魂人物、精神领袖！为党贡献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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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选宁（1938年10月—2016年7月），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香港出生，曾化名岳枫。开国元勋叶剑英次子，母亲曾宪植。

叶剑英与子女图中右三为叶选宁

核心：叶选宁与不少红二代私交甚好，在红二代中甚具影响力，甚至被视为灵魂人物，是公认的精神领袖。

2016年7月10日，中共元老叶剑英的次子叶选宁因病去世，遗体告别仪式于7月14日上午10时整在广州银河殡仪馆白云厅举行。

当天上午，设于广州银河殡仪馆白云厅的灵堂显得拥挤不堪，一副挽联“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人”高悬遗像两侧。而最重要的是，尽管当天没有北京高层露面，但从现场所献的花圈中还是让人读解到这一少将的显赫身世，以及更多难以为外人所知的隐秘信息。

上午8点半左右，白云厅周围满是前来吊唁的人。10点，告别仪式开始，但由于人太多，一直到11点半，才慢慢全部进入大厅。

三代领导人悼念叶选宁

两年前，同样身为解放军少将的“军中女包公”、原总政治部纪律检查部部长彭钢病逝北京。彭钢是彭德怀元帅侄女，不满一岁时父亲彭荣华遇害，1950年入京被彭德怀带在身边。此后，彭钢从军，曾在总参、总后任职，此后调入总政任纪律检查部部长，1991年晋升少将。2014年6月底彭钢去世，彼时红二代云集其家中设置的灵堂，各大军事单位也有敬献花圈为之送行，但场面远不及叶选宁。

一般情况下，原副国级以上领导去世后，七常委会到八宝山现场送别，而退休老常委们有时会去现场送别，有时以送花圈或其他各种形式表示哀悼。

此外，生前虽然级别没有达到副国级以上，但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贡献的重要人物遗体告别仪式上，七常委和退休老常委们一般会通过送花圈等形式表达哀思。

除了叶选宁，今年以来，在梁思礼、吴建民、阎肃、梅葆玖等逝者的告别仪式上，七常委都送了花圈，而在梅葆玖的送别仪式上，则多了江泽民和胡锦涛送来的花圈。

评价叶选宁红二代内部惊现分岐

此前有报导称，叶选宁与不少红二代私交甚好，在红二代中甚具影响力，甚至被视为灵魂人物。也有报导说，叶选宁曾被中共太子党阶层及北京权贵圈内公认为“太子党的精神领袖”。

外界普遍认为，叶选宁是十八大后新一届党中央的坚定支持者。据传，叶选宁在近些年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是支持刘源等军中“清流派”反腐拿下徐才厚等掌握枪杆子的实权人物。另有未证实的消息称，叶选宁曾输送三千红色后代成员到海外深造，以作中共人才储备。

还有报导说，在众多中共高干子女之间，特别是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王震等几大元老家族的后代们，相互之间如果有了摩擦和矛盾，只有叶选宁能够在他们之间起到调合和内部凝聚作用。

这些都说明叶选宁在中国政坛的特殊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所谓“红二代精神领袖”的说法。

不过，也有红二代对此说法不认同。中共少将蔡长元之子蔡小心近日就发表微博专论此事。他表示：我澄清一点，叶选宁不是“红二代精神领袖”，事实上没有什么“红二代精神领袖”，只有各个圈子的大佬，也就是真正的“旗帜人物”，其中红一方面军的军二代圈子最复杂，没有领袖旗帜人物，只有多位旗帜人物，叶家二代只是其中之一。

红二代内部分裂

据报道，现在的红二代内部阵营包括以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为代表的“改革派”，陈毅之子陈小鲁参与的“中间派”，还有以权贵利益为代表的“保守派”等等。

胡耀邦的二儿子胡德华在2013年炎黄春秋研讨会上曾披露，两名红二代在校友聚会上吵起来，甚至大爆粗口。胡德华说，事情都知道，道理也都明白，但是不能说，不能商量。

两个红二代，一个是前香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秦晓，一个是前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两人原是从小到大的铁哥们，莫逆之交，但后来因各自的政治观点渐行渐远。

据多方报导，2013年在北京四中举办的老三届成功校友聚会上，代表保党维稳派的孔丹，和代表普世价值派的秦晓从质疑彼此的观点到指责个人操守，甚至大爆粗口，最后两人拳脚相加。

叶选宁往事揭秘：曾是红二代之间最佳粘合剂

叶选宁1938年10月出生于香港，广东梅州人，中国开国元勋叶剑英次子。1960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1974年，在一次往粉碎机里送料时，不幸被机器轧断右臂；后来医生把断臂接上，但从此右臂功能全无。

1938年，叶选宁出生于香港。幼时的他，没有见过父亲。那时叶剑英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正在国统区负责宣传、联络工作。一年后，因形势紧张，同样参加了革命的妻子曾宪植将儿子送回了湖南老家。

荷叶镇大坪村的大夫第是曾国荃造的，曾宪植是他的五世孙。曾国荃，曾国藩九弟，湘军主要将领之一。据说，大夫第是湘军打下太平天国重镇安庆之后，曾国荃带着掳来的金银财宝建造的。府第有九进十八厅，共148间房屋。

叶选宁在此间长大，被称为馨儿，后来读书、识字，直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从广州进京，特意绕道湖南接他。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进京后，他与阔别11年的母亲重逢。

母亲住在椿树胡同中国妇联机关大院东北角的一间小屋里。没有暖气，用一个小蜂窝煤炉烧饭取暖。父亲已再娶，他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和妹妹，后来又有了弟弟和妹妹，住在北长安街上。他有时住父亲家，有时住母亲家，对父母都十分孝顺。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回京，重新以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担负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重任。叶家情况逐步好转，叶选宁决定去衡水看下放的母亲。

那时的曾宪植是“专政对象”，经历了假枪毙，每日拉水挑粪，血色素十分低。叶选宁给母亲带去了一条腊肉、一小瓶辣酱和两条简装的“大前门”香烟。母子相见时，他讲述了自己断臂的经历，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他走后，母亲在住处失声痛哭。

后来，叶选宁回京，鼓起勇气给毛泽东写信，详陈母亲的处境和身体状况，请求批准她回京治病。毛泽东批准了，第二天，曾宪植就被接回了北京治疗。

粉碎“四人帮”之前，叶剑英常常派叶选宁替他出面，做沟通工作。

开国上将苏振华的儿子苏承德回忆，那时叶选宁和堂弟叶选基常常开着吉普车，在老帅、将军的家里串联、传递消息。他们都知道，叶选宁代表着叶剑英。

张延忠是叶选宁的“发小”，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回忆，那时，叶家的两个大孩子都有自己的岗位，叶选宁更自由一些，况且，他接触面宽，消息源丰富，又很聪明，成为叶剑英的临时“联络员”理所当然。

文革之后，听说谁没平反，谁家的房子被占了拿不回来，叶选宁总会出主意、想办法。从老干部到文化人，很多人都和叶选宁有过来往，得到过他或多或少的帮助。许多事情，只要他出面就能迎刃而解。

1986年，叶剑英去世，骨灰安放在了广州。张延忠回忆，操持葬礼的是叶选宁。从发小到老同志，似乎没有他不熟悉的，他能联络也能调动得了各方的人。

1989年，曾宪植去世。不到五年，父母双亡，叶选宁按照老家风俗，蓄发蓄须以守孝。胡须他过了三年才剃，有一阵必须戴帽子才能遮住凌乱的头发。这几年，右臂常常疼痛，有人劝他截肢。他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歹我现在还是四肢健全的。对方亦不再提此事。

1959年，叶选宁和张延忠都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同学中还有王若飞的独子王兴。十多年后，张延忠、王兴结为了夫妻。

叶选宁初到北京时，北长安街有一群岁数相仿的孩子们，其中就有张延忠和王兴。几个孩子逐渐熟识。张延忠回忆，叶选宁读住宿制学校，通常在周末、假期回家。

叶选宁是孩子王，大家都管他叫阿宁。或许是从小受的教育良好，而且天生聪慧，懂得多，点子也多，虽个子不高，那些个子比他高、年纪比他大的，却服服气气地跟着他。

1956年，18岁的叶选宁参军。不久后，他被选入军委大连俄专，但因中苏关系紧张，最终没有去成苏联留学，于1958年转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就读导弹工程相关专业。第二年，张延忠、王兴也进入了这所学院。

苏承德也受过叶选宁的帮助。妻子留学美国，留在当地行医。苏承德赴美签证办不下来。叶选宁从别人口中听说后，主动揽过这事。在叶选宁的帮助下，一周后，苏承德绕道香港，办好了赴美的探亲签证，与妻子团圆。

碰到看不惯的人和事，叶选宁会当面说出，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对方需要时出手帮忙。

“他是红二代之间的粘合剂。”苏承德表示。

1990年代的一天，苏承德和妻子回国探亲。叶选宁听说他们回来了，派人接他们到自己家吃面。这天，是叶选宁的生日。

苏承德看到了一张很大的音乐贺卡，上面写着：

亲爱的老总，你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是我们家的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我们全家都由衷地祝福你，生日快乐。

“老总”的称呼最初是由谁叫起来的，刘诗昆已记不得了。叶选宁喜欢在家里组织聚会，大家开玩笑叫他老总。这个称呼越传越开，后来连哥哥姐姐都这么称呼他。

叶选平、叶楚梅、叶向真、叶选廉、叶文珊和他们的配偶都在贺卡上签了名。

叶家子弟，一个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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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叶选宁非常支持这一届党中央的的“打虎”行动，在薄熙来事件和军队反腐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消息指，王立军事件爆发后，叶选宁更是直接给薄熙来写信，要他辞职谢罪。外界评论称，叶选宁对拉下徐才厚郭伯雄出了不少力。刘源等人敢公开叫板徐才厚决意一搏，也是因为包括刘源在内的“清流派”受到叶选宁的支持召唤。

胡德平如何悼念叶剑英之子叶选宁？

2016年7月10日凌晨1点10分，选宁兄长溘然离世。当天我即向选宁夫人钱铃戈和其女儿发出唁电。非常遗憾，没能参加14日选宁兄长的遗体告别会。但有一件过往的轶事，我觉得很有意义，值得留下记录文字，以表对选宁大哥的怀念。

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是：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果断处理了“四人帮”一案。父亲（胡耀邦）第二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消息是当年在中央调查部工作的姚仲康告诉他的。此后，选宁两次来家，代表叶剑英同志看望父亲。父亲向叶剑英同志提出三条今后治国的意见。这三条意见已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审核出版的《胡耀邦文选》中了。

另有一个历史故事，知道的人则不很多。“文革”中，选宁大哥手臂残废后，获得自由，他便常到我家看望父亲，有时就在家中吃饭，不时带来许多消息，天南海北、古今中外，什么都谈，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互相交流对“文革”对国家命运的看法。加上选宁大哥的岳父钱益民同志又是父亲在延安工作时的同事、好友，彼此住处不足百米，因此彼此相处交谈没有一点隔阂。父亲的书房也是选宁经常光顾的去处。

不久，选宁参加了华罗庚先生的讲学活动。华罗庚先生的讲学活动，是把应用数学和工业、农业的生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的。具体讲就是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这项活动起于1965年，“文革”开始后受到严重破坏。华先生于1970年又重新开始活动，并组织了一支三十人左右的推广团队，业务骨干陈德泉、计雷分任正副队长，其后叶选宁任政委。

选宁参加了这一工作，觉得很充实，也热爱这项工作，把应用数学的方法在生产实践中运用，这对国民经济的规划、效益、核算，是一件多么有价值的事情，能置身于“文革”之外真是让人羡慕。选宁工作之余又安排了叶剑英元帅和华先生的见面，紧接着选宁又着手安排父亲和华先生的见面。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深秋的夜晚，选宁安排了一辆小车，从灯市口富强胡同六号我的家中，秘密接走了父亲，送到北太平庄华先生的家里，在会客室里，父亲和华先生展开了故人般的倾心交谈。父亲开门见山，笑吟吟地问道：“你可不可以谈谈这几年来到乌蒙山区、大渡河畔、白山黑水，把数学应用于实际的情况和体会？”华先生讲：“我想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工农的状况！”接着华先生把统筹法、优选法的核心思想“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大平衡”，告诉了父亲。

父亲诚恳地谈到自己的想法：“我赞成你的方向和到实践中去找课题的道路。但是你所提到的十二个字能不能改动一下。其中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一切事物在发展，所以最后的三个字可否改一下。”华先生思索片刻即说：“把‘大平衡’改为‘策发展’是否好些？”父亲笑着点头回应。夜深了，清秋凉意袭人，父亲告辞，仍坐着选宁安排的小车回家。父亲这次外出，去何处，见何人，家中的人全然不知，也不知选宁参加谈话否。以上的对话，均取之于《华罗庚传》。

今天（7月18日）我在京西宾馆参加“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三十周年纪念大会”。金杯的题字是父亲1986年题写的，改革初期，父亲和华罗庚仍保持着互相通信、交流思想的关系。会上遇到了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计雷研究员，他告诉我过去讲学队伍的队长陈德泉已去广州参加选宁大哥的告别活动。我们都提到选宁大哥的往事。选宁派车送父亲去华先生家中的事，就是他在会上告诉我的。

“文革”期间，由于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党内政治生活受到粗暴的践踏，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而选宁大哥身残志坚、大度壑然，为人做事，肝胆照人，勇于任事，团结被打击的专家学者，鼓励由于家庭问题被打成黑帮子弟和狗崽子的青年，选宁大哥敢于担当的豪气，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选宁大哥两次看望我父亲，我认为是极有意义的值得纪念的事情。

2016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