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朱德邓小平秘书，中国政法先驱刘复之(梅县籍)：审判四人帮及83年严打，功不可没！
如果你到梅县机场，你可以看到机场大楼上有两个大字——梅县，题字人是刘复之。
刘复之 1917 年 3 月出生，广东梅县人。曾任司法部部长（第三任），公安部部长（第五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 年 8 月25日12时 08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6 岁
生平简历：
1917年3月31日，刘复之（原名刘成庆）出生于梅县白土堡上坪约亭岗村（今梅江区三角镇）一个华侨家庭。
1937年11月至1938年9月，在延安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至1941年1月，任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秘书，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秘书。
1941年1月至1945年12月，任一二九师政治部锄奸部一科副科长、科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保卫部）部员。
1946年1月至1949年6月，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科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兼一处处长。
1949年7月起，任中央军委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
1953年5月至1964年1月，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
1964年1月至1966年，任公安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被关押。
1970年6月至1973年10月，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部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7年12月至1980年11月，先后任文化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和党组成员、副书记。
1979年9月至1982年4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党组副书记。
1982年5月至1983年4月，任司法部部长，1983年2月后曾兼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1983年4月至1985年9月，任公安部部长、党组书记。1983年7月至1985年10月，兼任武警部队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武警部队临时党委书记、党委书记。1984年10月，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1985年10月至1988年5月，任常务副书记。
1988年4月至1993年3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88年6月至1993年5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分别增选、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刘复之往事回顾以及历史功勋】
给三位领导当秘书
刘复之从小就机智过人，念过10年私塾，能写一笔好字和很好的文章。到延安不久，他就被派到八路军总部工作，在同龄人中表现比较突出。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还没有结束，中央党校干部部长曹轶欧通知刘复之，让他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当秘书，跟随朱总司令到前方去工作。
一个21岁的年轻人给八路军总司令做秘书，这是刘复之从来没有想过的。刘复之形容当时的心情是“兴奋”、“激动”，“高兴得一夜没有合眼”。
10月中旬，刘复之作为朱德的秘书，和其他随行人员、警卫战士一起，乘坐两辆大卡车离开延安向山西进发。
第一个目的地是黄河东岸的山西吉县，朱总司令在那里要与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晤（朱德此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会谈期间，阎锡山邀请朱德给晋绥军校尉级军官训练团作报告，他让刘复之先写一个提纲。这下难住他了，从来没有写过提纲，不知如何下手。朱德亲切地说：你就根据《解放旬刊》上的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摘个要点就可以。
第二个目的地是山西平陆，朱德在这里同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进行了会谈。离开平陆，朱德一行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发，每天60里的长途行军使他亲身体验了战斗生活的艰辛。
1938年12月底，在给朱德服务三个月后，刘复之调到了129师师长刘伯承身边做秘书工作。临行前，朱德显得有些不舍，对他说，你工作得很好，可刘师长总是向我要你，你就去他那里工作吧。
1938年12月，刘复之从山西屯留八路军总部到了黎城县八路军129师司令部，见到了师长刘伯承和参谋长李达。李达把他编进了队列科。随之，部队东进冀南。师部从黎城出发，经河北邢台、沙河两县，并跨越被日军封锁的平汉铁路，到达河北省南部的南宫县。跟随师部东进，是刘复之第一次随大部队行军。快节奏的军事生活不仅练就了一双“铁脚板”，也磨炼了他的意志。
1940年春，中共中央成立太行军政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三个战略区的工作。这时，刘复之改任邓小平秘书。同事还有卓琳、陈书琏等。刘复之还担任司令部机关党支部书记。
1964 年，刘复之、王岫联与女儿红林、红燕以及儿子红森、红宇合影。
“乱世用重典”
“四人帮”被粉碎了，1977年12月6日，中央任命刘复之为文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一个月后，又任命他为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979年2月，彭真复出，先后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1月24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彭真任书记，刘复之任秘书长。1984年，刘复之任副书记，1985年至1988年，刘复之任常务副书记。
1979 年夏，刘复之（右一）看望叶剑英元帅，左一为刘钧。
对于新成立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规定了六项任务：在中央领导下，研究处理全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协助中央处理各地有关政法工作的请示报告；协调政法各部门的工作，对政法各部门共同的有关全局的问题，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指示统一认识，统一部署，统一行动；调查研究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情况；调查研究政法队伍的组织情况和思想情况；办理中央交办的其他工作。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在一段时间里，社会上的抢劫、杀人、盗窃和流氓团伙分子的犯罪活动还比较猖獗。各地公安司法机关采取了打击措施，但治安不好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在许多城市，行凶杀人、强奸轮奸等重大案件还有增多的趋势，一些地方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恶性案件。
1979年9月11日，天津市40多个流氓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手持凶器，窜扰三条街巷，封锁道路，拦截行人、车辆，见人就打，见东西就抢，打伤、砸伤群众14人，砸坏许多路灯和公私财物。犯罪分子还公然围攻、殴打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
1979年10月10日，北京市六名犯罪分子结伙抢劫，叫嚷着从东城窜向西城，一个晚上连续抢劫了三次。
……
刑事犯罪活动嚣张，群众恐慌不安，许多女职工夜晚上下班提心吊胆，有的要人接送，广大群众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强烈要求党和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犯罪分子。
在这种形势下，1979年11月，中央召开了全国城市治安会议，彭真讲话。会议确定整顿社会治安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要求坚决刹住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危害人民安全的歪风，集中力量打击杀人、抢劫、强奸、放火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彭真阐明了邓小平同志“乱世用重典”的思想，提出要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实行“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
1981年5月，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彭真、彭冲到会讲话。第一次提出采取集中打击的措施，也第一次提出要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要求对极少数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强奸犯、爆炸犯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现行犯罪分子，要有计划、有准备地组织几次比较集中的打击。
彭真还提出对恶性案件的现行犯，必须依法从重、从快处理。中共中央批转了座谈会纪要和彭真、彭冲的讲话。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各地城市党委通过贯彻座谈会精神，采取扎实措施，社会治安状况有了很大转变。
把政治和法律分开来处理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是建国以来发生的特别重大、特别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案件。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审查结论，大量事实证明，他们的问题严重触犯了国家法律。党中央决定，将两个案件交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进行公开审判。中央要求对两案的审判，提出“严肃对待，慎重行事”。
1980年3月17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两案的审判工作，下设工作小组作为办事机构。审判工作小组由政法各机关、军队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专业人员组成。刘复之担任小组召集人之一。
从1980年4月开始，在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领导下，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正式启动。公安、检察、法院各司其职，分别进行侦查预审、检察起诉、法院审判工作等。
刘复之参加了整个审判活动，负责组织、协调和法律文书工作。在预审过程中，彭真多次强调，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阴谋集团，要清查和审判他们的是反革命罪行、迫害致死人等严重的刑事犯罪，凡属于路线方面的问题，政法部门不予审理。彭真特别强调，预审工作要从事实做起，一切以事实为根据，从实际出发。林彪、“四人帮”是先戴帽子定性。毛主席讲，结论是调查的结果。我们先搞事实，就是要从事实出发。
彭真说，所谓罪证，必须是犯罪事实的证据，一定要是书证、物证和人证。掌握这种直接的证据，才符合法律的要求。起诉书所列的罪行，一定要准确，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在审查罪证材料过程中，刘复之协助彭真审阅了大量原始材料，这些材料证据摞叠起来能有一米多高，彭真在分清罪与非罪方面亲自做出了示范。在彭真主持下，反复审议依法审判的人数，最后报请中央决定，特别法庭只审判10名主犯，其他案犯由所属各地方法院审理。
江青反革命集团中，康生、谢富治两犯罪行严重，但都已死去，因此只审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和陈伯达5人。
林彪反革命集团中，林彪、叶群已在乘飞机叛逃国外时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因此只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五人（江腾蛟是林立果策划谋害毛主席的“小舰队”中主要人物）。
在起草起诉意见书期间，彭真说，要把政治和法律分开来处理。把这个原则确定下来，审理工作才好进行。要把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罪行与错误严格区别，划清界限。罪证要确凿、有力、周密。要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根据。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决定》。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任特别法庭庭长。
刘复之说，11月17日，在离正式审判的前三天，彭真作了一次重要讲话，强调这次审判要严格依法办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执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审判。特别法庭设在北京市正义路一号大礼堂。审判从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历时两个月。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20次，第二审判庭开庭22次，法庭对10名被告人进行了45次法庭调查。
保障了诉讼权益
刘复之回忆说，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0个主犯罪大恶极，民愤很大，但法庭依法保障了他们的合法权益。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1980年10月11日，司法部根据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关于在审判中确定律师席位、维护被告人权益的指示，推荐了全国知名律师，经被告选定和法庭指定的出庭辩护的有10位律师。
1981年1月20日，刘复之遵照彭真指示，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身份，就我国法律有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罪行量刑规定的问题回答了新华社记者的提问，说明了适用法律、确定量刑、法律规定的追诉期、数罪并罚等有关问题。1981年1月2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长篇访问。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10名主犯进行了判决。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判处黄永胜有期徒刑十八年；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判处李作鹏有期徒刑十七年；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十六年；判处江腾蛟有期徒刑十八年；
上午10时50分，特别法庭庭长宣布闭庭。参加旁听的代表热烈鼓掌，拥护这一正义的判决。
两案审判工作结束不到一周，刘复之根据彭真、彭冲指示，主持了审判工作小组工作总结的撰写工作，在征求审判工作小组全体成员意见后，将总结报告正式报送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并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
刘复之多次说，对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坚持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实事求是，依法办事原则。这是实施《刑法》、《刑事诉讼法》，加强法制建设的一次重大实践，为司机关依法办案积累了宝贵经验。
恢复司法行政秩序
1982年3月26日，彭真、彭冲先后找刘复之谈话，通知中央决定，让他兼任司法部部长。这一年，刘复之65岁。
司法部于1949年11月1日成立，当时叫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1954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后，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1959年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司法部的决议，原司法部主管的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1979年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恢复司法部。
1982年4月8日，中央宣布调整司法部领导班子的决定，刘复之任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
4月26日，刘复之主持召开司法部第五次党组会议，讨论形成了司法部的八条任务。同时还提出，司法部不再管理法院的机构设置、编制、助理审判员的任免、审判制度、司法统计、装备和经费等工作，这些工作全部移交最高人民法院研究管理。根据确定的任务，对司法部和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精简领导机关，达到消除扯皮，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一个月后，司法部党组向彭真、彭冲等领导呈送了《关于司法部的任务和机构改革的请示报告》，并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司法厅（局）下发了通知，6月6日，国务院批准了司法部的报告。在刘复之主持下，司法行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队伍发展很快。全国司法行政人员这时已发展到6.5万人，行政编制5.5万人，律师6200人，专职司法助理1.6万人。调解组织83万个。这些组织和力量覆盖了全国，为今后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刘复之还向彭真建议，公、检、法常被称作三道工序，三个“车间”，从完善司法程序来说，培训干部，宣传教育、调解、律师、公证等司法行政工作可以作为一道工序，在条件成熟时，如果把劳改、劳教等工作交给司法行政部门管理，那就会形成处理犯罪问题比较完善的第四道工序了。由公检法之外的另一个部门来进行对罪犯的改造，会更有利于贯彻改造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在刘复之主政司法部的几年中，不仅司法部的组织机构得到了恢复和加强，而且，队伍建设、法制教育、法制宣传工作得到了极大发展。
有一点刘复之非常自豪：在他任司法部长期间，筹建了中国政法大学。1982年12月，中国政法大学定址北京昌平，刘复之亲自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一任校长。在新中国法学教育史上，中国政法大学的成立是一件大事。迄今，中国政法大学已走过了30个春秋，已发展中成为我国一所重点大学，源源不断地培养着法律人才。
记者保留的刘复之修改过的稿件。 （张哲 摄）
“好人怕坏人，坏人不怕法”
1983年前后，全国治安形势出现反弹。许多地方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非常猖獗，重大案件上升。在北京北海公园、上海控江路等地发生了恶性犯罪案件。特别是1983年2月12日和5月5日，东北发生了影响极大的“二王”抢劫杀人案和卓长仁劫机案。
当时公安部统计，这一年前五个月，全国发生了杀人、伤害、爆炸、强奸、轮奸、重大盗窃等重大案件2.5万起。京、津、沪等18个大城市的发案率呈上升趋势。一些地方更是处于“好人怕坏人，坏人不怕法”的不正常状态。
刑事犯罪分子的猖狂破坏活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很大的危害，影响社会安定，破坏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出要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中央决定调刘复之重新“归队”，出任公安部部长。
从1983年7月开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全国开展了为期三年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简称“严打”）。各级党委、政府积极贯彻，各级公安、检察、法院、司法机关和人民解放军各司其职，协同动作，形成全国范围的“严打”声势。
刘复之说，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严打”要求后，公安部于当年7月6日向中央呈送了关于进行“严打”及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邓小平很快审阅了这个报告，认为报告写得“不痛不痒”，要求公安部汇报有关情况。
7月19日上午，刘复之应约前往邓小平住处谈话。其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也在那里。
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公安部的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我跟耀邦等同志谈过，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
邓小平要求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态度非常坚决。他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一次战役打击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10年20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彭真当场表示完全赞同邓小平的意见。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明确地澄清了“严打”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会发生新的冤假错案，不会变成是搞运动，以及对搞运动应该怎么认识等问题。
7月21日，刘复之在北戴河召开座谈会，传达贯彻邓小平的指示。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公安部副部长，河北、辽宁、北京等省市主管政法、公安工作的领导及公安厅（局）长。
会议研究了贯彻落实邓小平指示的具体措施。彭真接见了与会代表，要求认真贯彻执行邓小平指示，从根本上扭转社会治安工作软弱涣散的被动局面。
彭真说，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就是要在刑法量刑的幅度内从重，在刑事诉讼规定的时限内从快。
刘复之回忆说，邓小平、彭真的讲话，给他本人和公安系统解放了思想，也打开了思路，解决了前进的根本问题。
三年严打
8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严打”势如破竹。在这场活动中，河北省公安厅和唐山市公安局率先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粉碎了唐山号称“菜刀队”的流氓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分子105名。新华社以《菜刀队的覆灭》为题发了通稿。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也作了报道。
“严打”以大、中城市为重点，采取集中打击的方式，重拳出击，霎时间撒下天罗地网，使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纷纷受到惩处，许多积压多年的大案要案得到处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为之一扫，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在此期间，全国范围内摧毁犯罪团伙7万多个，逮捕流氓犯罪分子数以十万计，缴获枪支1.8万支、子弹42万多发，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万多人，投案自首的10万多名。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讲了“严打”问题。他说，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从重从快的集中打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非常得人心。群众只担心将来处理太宽，放虎归山，罪犯又来报仇。群众还认为早就应当从严打击，批评我们搞晚了。这些反映和批评值得高度重视。前两年我们曾指出各级领导上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况，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下不了手也是一种表现。由此应当得出教训，必须坚决克服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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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严打”的具体实施人，刘复之当年密切关注着“严打”的进展情况，对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在此期间，他及时召开公安厅（局）长会议，通报情况，听取意见，部署工作，确保了“严打”每一阶段都周密衔接。
1984年7月，“严打”第一阶段结束后，公安部召开了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部署第二阶段的任务，提出以会歼流窜犯为重点，开展全国打击流窜犯的统一行动。全国公安机关团结合作，动作迅速，开展了在流窜犯的流出地、流入地和铁路、水陆交通沿线的集中行动，搜捕流窜作案分子，收到预期效果。
1984年1月17日，彭真就深入开展“严打”进一步强调了“稳、准、狠”的要求。他说，稳是有了，现在要注重“准”。刘复之认真传达贯彻，具体阐释为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他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和办案人员要掌握稳、准、狠的原则，可捕可不捕的不要捕；坚持党委领导，处理涉及几个部门的重大问题，要在党内进行磋商和联合办公，解决协同动作中的有关问题。他要求打击现行犯罪要与综合治理相结合。强调必须贯彻有错必纠的原则，错了就痛痛快快地改正。
“严打”中，刘复之一直不断奔波于各地，考察“严打”工作，宣传贯彻执行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强调不准搞指标，不准凑数，涉及死刑的案件要特别谨慎。
1986年，“严打”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先后开展了以反盗窃为重点的集中打击行动，解决各类突出治安问题，以及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和其他现行犯罪活动。同时，抓紧其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的落实等，社会秩序重又恢复，人民群众拍手叫好。
1988年，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复之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88 年 4 月，刘复之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89 年 11月，刘复之陪同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出席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代表。
1989 年，在高检院会议上，左起：王晓光、梁国庆、张思卿、刘复之、冯锦汶。
1993 年初春，刘复之与孙子、孙女在院中踢球。
1993年3月2日，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复之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结束时，台下一片掌声。1993年4月，任期届满的刘复之离开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岗位。(《方圆》杂志 郭洪平 高洪海)
【刘复之故居寻访】
从“七贤居”走出的客家之子
刘复之是客家之子。在回忆录中，他如是写道：“1917年，我出生在广东省梅县一个侨眷家庭里。……我的家乡在梅县城南十里的三角地白土堡上坪约亭岗村。”他的故居——七贤居，便坐落在三角地水白中学旁。
从客都大道拐进上坪村，在一片已经平整的嘉应新区建设场地中，刘复之故居七贤居所属的约亭顶民居建筑群分外显眼。据了解，七贤居原名肃贻庐，始建于1920年，是一座三堂两横的方形围屋，坐东北向西南，有禾坪、堂屋、横屋、化胎、枕屋等，二层是走马楼布局，硬山顶、灰瓦面、三合土夯墙，整体风格端庄古朴。
刘复之的堂侄刘雄粦住在七贤居侧，他向记者介绍说，刘复之出生在七贤居旁的老屋，后来一家人才搬进七贤居居住。刘复之年幼时曾在村里的私塾（后称仰贤学校）上学，这私塾便在如今的水白中学内。“伯父（刘复之）早早就过香港、下南洋打工，后来又投奔革命。但他还是非常关心老家的，电话联系很多，退休后年纪那么大也回来过好几次。”刘雄粦接着拿出1999年刘复之回来家乡的老照片，其中有刘复之夫妇和老家人在“七贤居”屋前的合影，在屋内与亲友聚会的照片以及前往泮坑游览的照片。在刘复之撰写的回忆录里，记录在七贤居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文章有5篇，里面提到了他的祖辈、父母和兄弟姐妹、老师刘志群、邻居刘纯煜，称在约亭岗生活、接受教育的经历对他“影响至深”。
1999年，刘复之在老家约亭岗七贤居与亲属合影
【桑梓情怀】
为梅州筹谋的“老乡”部长
市政协原主席何万真曾是复办嘉应大学筹委会副主任，后兼任嘉应大学的第一任党委书记。
何万真说，复办嘉应大学是顺应民心之举。当年，多位在穗梅州籍老干部最早提出复办嘉应大学，这一倡议得到在京乡贤的积极响应，尤其是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的重视。
“刘复之同志是继叶帅后，资格最老、威信最高的，备受敬重，在海内外梅州人中很具有号召力。他和叶道英的附议，很快就动员了各行各业的杰出乡贤参与复办中来，像当时学部委员、科学院院士钟惠澜，中国血液学创始人邓家栋，与肿瘤学和放射治疗学先驱吴恒兴等，这也带动了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热情。”何万真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有100多位在京梅州籍干部参与其中，核心就是刘复之。
1999年11月23日，刘复之在老家与亲人吃味酵粄
办学经费是最大难题。当时梅县地区财政收入仅有八千多万元，复办的开销及后期运转费用是地方政府难以承受的。据了解，连贯、叶道英等47人，联名发出《响应复办嘉应大学的倡议》，推举丘克辉、李国超、叶扬、徐发淦组成筹备小组，确定以帮助筹措基金作为首要任务，并诚邀梅县地区领导赴京，共商办学大计。
何万真为此三入刘复之家中，向其汇报创办工作进展，而刘复之在百忙之中，两度主持筹备会议。“当时定下两个办法筹钱，一是争取国家政策批文支持，二是动员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资助。”何万真说，在刘复之同志等梅州籍老干部努力下，顺利筹措到了一笔资金，其中600万元用于嘉应大学复办，以解燃眉之急，其余资金用以支持家乡其他重点项目建设。而后，嘉应大学顺利复办，梅县成为继江门、汕头之后，第三个拥有地方院校的地区。
刘复之和妻子王岫联在父母遗像前上香
情系梅州检察
1988年，梅州市人民检察院刚成立。同年，刘复之履新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由于经济落后，市检察院办公经费很是紧张。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陈林荣记得，当时市检察院只有两辆旧车，其中一辆还是帆布篷的吉普。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刘复之得知情况后，通过工作渠道在3年内给市检察院直接调拨了4辆警用车，后来又直接划拨了20万元技术设备费，极大改善了市检察院的办公办案条件，走出“科技强检”第一步。
因工作的关系，陈林荣与刘复之一直保持联系。在市检察院一楼大厅墙上，装裱着一幅刘复之亲笔题写的大字，上书“秉公执法，刚正不阿”。陈林荣对刘复之教导记忆犹新，“他嘱咐检察工作业务上要突出‘严打’和‘反贪’，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要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结合梅州实际全面开展各项检察业务，并叮嘱我要以身作则，抓好班子带好队伍。”
1999年，刘复之回到家乡视察山区建设，在视察指导市检察院工作时给予肯定，并勉励市检察院干警要扎实工作开拓进取，为梅州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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