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明《记忆青春》：中国100个知青的命运（一）

黑明映像志

1990年代，摄影师黑明行程三万多公里，寻找到百余名知青，拍摄了数百张照片，撰写了数十万字的日记，编撰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本书《走过青春》。书中的100位知青，命运各异，有的奋斗有成，有的回京后艰难谋生，有的留在了那片土地上默默过活，有的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1966~2011：中国100个知青的命运(一)
纪实：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

作者：黑明

1.于小娅爱了一个不该爱的山里人

2.张观湘娶了一个逃荒来的河南人

3.逃亡将近两年，我一直过着鸡狗不如的生活

4.丁英杰准备带上5000块回北京买工作

于小娅爱了一个不该爱的山里人

1995年1月29日星期日晴直川

今天上午9点，李静带我去找知青，找到的第一户是住在宜川县城东头的于小娅家。于小娅是城关乡政府的一名普通干部，穿戴整洁，说话干脆利索。她的丈夫是一位纯朴的当地农民，看上去极其本分老实，两个孩子和父亲长得很像。于小娅问清我们的来意之后，她一边吸烟，一边向我讲起了她的经历和当年的遭遇。

于小娅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玉渊潭中学，同年来到宜川县集义镇西坡子村插队落户。在村里劳动，她深深地爱上一位已婚农村青年，最后，由于种种纠葛，她被捕入狱并判刑3年。1978年刑满释放回到村里继续她的农民生涯。1980年落实知青政策，于小娅终于成了县食品公司的一名合同工，职业是喂猪。

随后她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为了竭力保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再受到伤害，她勤奋学习、努力工作。1985年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令人刮目相看。于小娅说：“我现在光景过得很好，对这里的一切早就习惯了，只是房子小点，一家四口人一直住在16平米的办公室很不方便。”

16平米对于一家4口人来说，确实挤了点儿，但这毕竟是她在黄土高原上属于自己的家。人生只要有了归宿，一切也就有奔头了，对于一个有过“污点”的人来说，于小娅恐怕只有面对现实。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环境和背景下做人，恐怕每个人都很难预料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对于于小娅来说，她的爱究竟是错还是对，我现在很难判断，但在那个法律尚不健全的历史时期，每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公民都无处去讲理，只有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才使不少人缓慢地在肉体或精神上得到了解脱，甚至得到了国家下发的“平反通知书”。于小娅受到的是不是不公正待遇，今天我没有勇气去向她刨根问底，但我坚信她不属于坏人。只不过是爱的方式是否妥当，因为爱是她的权利。

我们聊了不到两个小时，于小娅说：“今天都腊月二十九了，明天就要过年了，我要去单位检查防火，不能和你聊了。”说完她便匆匆离去。由于她的丈夫不太善于表达，我们只好离开了于小娅的家。

张观湘娶了一个逃荒来的河南人

1995年1月29日星期日晴

采访完于小娅，我们中午又骑自行车来到离县城10里路的郭硷村，在这里我们找到一名知青叫张观湘。当我们]走进他家的院子时，张观湘双手插在袖筒里看着我们说：“你们们是谁?”此刻我真的不敢相信他是北京人，简直就和刚刚下地回来的村民没有什么两样。况且该过年了，大家都在忙着收拾窑洞和庭院准备过年，他家却没有半点过年的气象。

我们一边进门，李静一边向他介绍说：“我是城里的，他是北京来的记者，他叫黑明，是专门来采访你的。”张观湘听后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在一个柜子里拿出一个装有白糖的罐头瓶子，然后取来另一个空着的罐头瓶子，沏了一杯白糖水递到我的手里。随后他又转过身去，用另一个瓶子给李静倒了一杯白开水，没有加糖，使我看到了他对我和李静的不同待遇。看着他的这一行为，我真的是又想笑又想哭，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们刚开始聊天，张观湘的女儿张娜却抱着肚子开始呻吟，我问她怎么啦。张观湘说：“不用管，她大早起来就说肚子疼，估计是没吃对。我问吃药了没有?张观湘说：“哪里来的药啊!”他一边说话，一边在镜框的背后取出一摞发票说：“这都是我看病花的钱。1989年到现在，已经五六年了，1600多块钱的药费一直不给我报销，哪有钱给她买药!家里连一颗药都没有!”我赶紧打开摄影包，取出几种常用的药品递给了他的女儿。

张观湘1950年出生，北京九十三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在林区插队工作的二十多年里患上了严重的地方克山病。在林区，张观湘还收留了从河南逃荒来的霍桂玲做了妻子，一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我问霍桂玲什么时候来的陕北，她说：“1962年毛主席要给苏联还账，全国人民没粮吃，饿死不少人，我就是那次一路要饭来的陕北。那时要饭根本没有目的，走到哪儿L算哪儿，最后来到这里就认识了张观湘，没想到和跟了要饭的差不多。”

要不是“困难时期”，霍桂玲的命运会完全不同。因为她1972年就考入了家乡的一所师范学校，在逃荒之前，她一直在当地教书。霍桂玲始终在埋怨张观湘，认为他没本事。她还说：“那时候我还谈过一个北京知青，比张观湘强多了，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只是后来那人被招工去了西安，我不想连累人家，就嫁给了张观湘。”

张观湘说：“什么高干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他爸爸‘文革”的时候被打成了反革命，他妈妈是德胜门外修鞋的!你瞎扯什么啊!”霍桂玲说：“那人家现在也肯定比你强!你要是比人家强，那你为什么11年不回北京看老人!?”张观湘看了看霍桂玲低下了头，用手中的一根小树枝在地下划来划去半天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张观湘对着霍桂玲说：“不要再说难听话了，我能活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能把孩子拉扯大就算是烧高香了。说实在话，比起死了的知青，我算是幸福的。我们一起来宜川的知青有水淹死的，有窑洞塌死的，有拖拉机翻死的，有砍柴掉进沟里摔死的，还有病死的，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霍桂玲说：你为什么不和好的比比!?”一句话说得张观湘哑口无言。尽管如此，霍桂玲还是不管不顾地埋怨张观湘太窝囊，并且不停地为我们讲述她家的艰难和痛苦。张观湘却坐在一旁不吭不响，看脸色，感觉到他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为了避免他们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我提出告辞，在走之前，我特意喝掉了张观湘为我沏的那杯白糖水。喝完之后，我发现张观湘在注视着我喝水的动作，他会不会觉得我如此大口地喝掉糖水太奢侈了?

逃亡将近两年，
我一直过着鸡狗不如的生活

1995年1月30日星期一晴宜川

早饭后，我们来到宜川县公路段找到了双知青吕化南和龚秀玲夫妇。吕化南和龚秀玲给我的第一感觉就和当地人有所不同，除了他的气质和穿着不同，还有家里的陈列也不一样。在他家我第一次见到印有毛主席语录的大木箱子，箱子顶上还摆着一台彩色电视机和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透过柜子的玻璃，我还看见两瓶没有开封的红星二锅头，这似乎都有些北京的味道当吕化南得知我是特意从北京来采访知青时，显得极其热情，他赶忙让龚秀玲为我们沏了两杯从北京带回的茉莉花茶，并且端出北京出品的糖果直往我和李静手里塞。

吕化南1944年出生，比大部分知青都要大好几岁。当年，他从北七京大学附中毕业后考上了技校，1966年技校毕业去工厂当了工人。由于旷工，被开除了公职，于是，他把插队当成了一次干载难逢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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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初，他毫不犹豫地离开北京，来到宜川|县骆驼塬生产队插队落户。塬上吃水困难，要到很远的地方用驴去驮水。平时洗脸、洗衣服几乎都是用积攒的雨水完成。这里的村民没有洗澡的习惯，晚上劳动回来不管多脏，最多也就舀半盆凉水用湿毛巾擦擦脸就算完事。随着环境的变化，时间一长，吕化南和知青们]也不惦记洗澡了，经常是出工回来填饱肚子就往被窝里钻。

插队的第二年初，吕化南赶上一次招收民工的机会。为了吃饱肚子，他报名去铜川当了一名修铁路的民工，整天抡铁锤、背石头，虽然苦点，但终于能够吃饱饭了。在民工中吕化南的年龄算大的，他知识面广，知道的事情也多，所以民工们都非丰常敬重他，平时不少人都围着他转，大部分人都是为了听他讲故事。有一天，军代表突然怀疑吕化南“5·16”反革命分子，并决定夜间逮捕吕化南。

没想到连长偷偷给他透露了风声，当晚还没等到军代表给民兵下命令，吕化南就连夜冒着大雪逃离了铜川l。正当民兵战土手握冲锋枪四处追捕的时候，他早已爬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向延安方向逃去。第二天晚上，他独自一人徒步百余里跑回了骆驼塬。天亮之前，他终于取到了自己的被褥和衣物，在村民还没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坐着一个艄工的猪皮筏子跨过了黄河。

从此，他成了一名四处流浪的“反革命”在逃犯。吕化南说：“逃亡将近两年，我一直过着鸡狗不如的生活。黄河那边归山西管辖，也很穷，几乎每个村里都有北京知青。我去了好几个知青组，他们都说村里的民兵比正规军还认真，而且都有枪，不可久留。

为了避免被抓获，我不敢回北京，于是只好流浪在一些中小城市的街头，冒着随时被抓的危险在侯马、临汾一带的小饭馆吃别人的剩菜、剩饭。晚上没地方睡觉，经常是在路边的树阴下和一些偏僻的房沿下过夜。将近两年，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吃过一顿饱饭，简直是瘦得皮包骨头。

但欣慰的是，他们通缉了我一年多的时间，竟然没能把把我抓住。第二年年底，风声小了，‘5·16”好像也不怎么提了，我背着自己的烂被褥和烂衣服又回到了骆驼塬。回到村里他们都以为我是出民工回来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后来这事不了了之，再没人来问我，也没来人抓我，等于是没事了。”

我开玩笑问他真的有过反革命行为吗?他说：“没有啊!我什么都没干过，也没说过。当时我和‘516’什么关系都没有，我怎么会是反革命分子呢?那年头特别乱，军代表说你是你就是，现行反革命被抓起来的多得是，就连枪毙也不算什么大事，人都习惯了。再说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法，军代表的话经常就是最高法。其实军代表并不一定都是好人，他们说的也并不一定都是对的，有些军代表无论干什么坏事都没人敢说，没人敢管。”

其实现在来看，吕化南并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因为当时只是怀疑，而且没能抓住他就等于没能给他认定具体的罪状：所以当时吕化南等于是以一个盲流的身份在四处流浪，而不是以一个反革命分子在潜逃。不过对于那个特殊的年代来说，虽然他还没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就逃得无影无踪，但他的选择无疑是对的，在那个人心高度扭曲的疯狂年代，恐怕现在谁也想不到把吕化南抓起来将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因为那时候对于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来说，判刑坐牢、枪毙都是常有的事情。

今天，当吕化南说起这件事事的时候，尽管显得有些无奈，但他并没有过多地埋怨那个时代和某一个人，而是把那段苦难的日子当成了传奇经历讲给我听。

吕化南的爱人龚秀玲是北京香山中学六八届的初中毕业生，她那副高度近视的金边眼镜显得她很像一个知识分子。在县农业银行工作多年的龚秀玲除了对单位分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再什么都没有说。她说：“1991年农行建起了一座家属楼，参加工作14年以上的职工都可以住进去，但行里领导说，‘你们是北京人，早晚得回北京，房子分给不够14年工龄的人住也是对的。就这样，把我们24年工龄的双知青排除在了外面，只好继续住在这间破破烂烂的小平房里。”

聊天结束后，我拿出相机准备给他们照相，但房子里实在是太黑了，李静只好回家给我拿来了他的碘马灯帮我补光。拍完照片还不到12点，本想再去一家，李静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今天是年三十，要早点回家吃饭，因为晚上还要和全家人在一起吃年夜饭呢。”这时我才意识到了过年。

当我们回到李静家的时候，刚刚从北京来的另外两个朋友段冰和王晓丹正在大门口帮助李静的老父亲贴对联。整个院子收拾得一尘不染，窑洞的窗户纸也换成了雪白透亮的麻纸，院子里的枣树上挂着几串待放的鞭炮，门窗上贴满了整整齐齐的剪纸和对联。李静的爱人在院里的灶台上炸着油糕，女儿穿着一身大红色的新衣服和几个孩子在院子里玩着跳皮筋，过年的氛围明显要比北京热烈。

晚上8点，八碗端上了饭桌。李静的哥哥从柜子里拿出两瓶高度西风酒说：“这是陕西最好的白酒，今天大家一定要喝好，白酒喝完再给你们喝啤酒。”在酒桌上，他们用各种理由劝酒，10分钟后一瓶白酒就喝光了。第二瓶打开，他们用一些地方游戏促使我们喝酒，不一会儿王晓丹就倒下了，随后段冰也躺在炕上迷糊不清。

一小时后，我体内的酒精也开始发作，看见每个人都是两个头，好在几杯浓茶下去让我清醒了许多。晚上10点，李静打着手电筒把我护送到了办公室，给我生好火炉子他才回了家。

注：吕化南和龚秀玲已经退休回到北京。

丁英杰准备带上5000块
回北京买工作

1995年1月31日晴宜川

丁英杰一家

今天是正月初一，早晨8点我去了李静家。他说：“按照这里的风俗习惯，我们们正月初三以前不出门，只有初三以后才能走亲访友，这两天咱们就不要出去了，都在家休息吧!”我当即表示自己不能休息，还是要出去采访。

其实李静连续几天一直是白天陪着我出去采访，晚上还要陪着我们喝酒。他的客气让我确实有些过意不去，但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得不去继续自己的拍摄和采访。因此，我提出去远一点的地方，让李静不要再陪我出去了，好好陪陪家人。说服之后，李静嘱咐说：“那你晚上早点回来，等你喝酒。”当我正要出门的时候，段冰说他也想去，于是李静去邮电局给我们借来两辆绿色的邮政自行车。

我想去的地方叫甘草坪，距离宜川五十多里路。昨天听吕化南说，甘草道班有两名老北京知青，但路不好走。尽管我告诉段冰路不好走，他还是坚持要一起去。段冰是总参的一名军人，小我两岁。一路上我们边聊天边蹬车，在颠簸不堪的土路上，好几个小时没有见到一个行人。快到干草坪的时候，段冰说已经饿得实在骑不动了，可惜沿途碰到的两个小卖店门都关得紧紧的。

中午12点，我们]终于到达干草坪道班的门前，门口蹲着好几个人在晒太阳，其中一个中年男子问道“你们寻谁?”虽然他是用当地话问我们，但不难听出还是有点儿北京口音。我问他是不是知青。他说：“是咧。”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丁英杰。”我又问是不是还有一个知青?他说：“回北京过年去了。他一边回答着我的提问，一边带我进门。进门之后，老丁的老婆给我们]到了两杯茶水，我和老丁开始对话。

丁英杰1952年出生，北京太平路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由于家庭困难，1968年他主动要求来到陕北插队落户。3年当中，他几乎干遍了所有的农活，变成了一名标准的当地农民。后来他和四十多名知青被招去当了养路工，一干就是26个年头。

丁英杰的老婆刘秀英是当地一名农村妇女，她帮助甚至代替丁英杰为我们讲述着丁英杰的历程，包括老丁的工作、女儿L的户口以及家庭贫困，她都讲得很清楚，就连公家一年给老丁发几条毛巾、几块肥皂、几双手套、几斤白糖等等，她都讲得很清楚。

等我提出要给他家照相的时候，刘秀英站在大门口伸长脖子对着村子高喊着儿子和女儿的名字。不到两分钟，两个孩子就回来了，女儿志红高高的个子，长得很是漂亮，我问她在上什么学。她说：“初中毕业了，不念了。”

她妈妈说：

“志红是北京户口，要在这里念高中的话很贵，所以就不念了。可是户口不在当地，县上又没办法安排工作。听说北京能花钱买工作，这几年我们省吃俭用已经存了2000块钱了，等再存上3年就够5000块了，到那时我们准备带上5000块钱和女儿一起回北京买工作。如果买不到工作，我们就顺便把她的户口转回宜川，给她在宜川找个临时工算了。”

我问丁志红想不想回北京?她说：“想。”听着妈妈的叙述，丁志红坐在一旁擦着眼泪，丁英杰在一旁也显得极其无奈，总是不停地唉声叹气。

聊到2点，我收起了笔记本和录音机，准备出门为他们照相，在我整理东西的时候，丁志红的母亲提出给我们做饭，我和段冰谁都没有拒绝。不一会儿，她端上来一盘热好的水饺，说是早上剩的，我和段冰没有推辞，拿起筷子便开吃。

准备照相的时候，丁英杰把道班的小四轮拖拉机开到了他家的门口，以道班的石窑为背景，除了志红站着，全家人都坐在拖拉机上等着我为他们照相。照完相离开丁家，段冰说还是特别饿。返回途中，我们在路边一个村子里找到一家开小卖店的村民，在那个不足20种商品的小卖店里，买到了仅有的两碗方便面和几根刚刚过期的火腿肠。段冰说：“吃吧，别管过不过期了。”方便面还没等完全泡好，就被我们吃光了。骑着自行车经过3小时爬坡，我们终于回到了县城。

注：通过那组《根于黄土地》的报道，丁志红在北京市城区石油公司经理陈忠民的帮助下，回到北京安排了工作。不久丁英杰也在北京市海淀区市政园林管理局的帮助下调回北京当了养路队的养护工，儿子也被丁英杰的母校北京太平路中学免去学费破格录取，全家人举家迁回丁英杰离别26年的北京。

半年后，丁志红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阜外医院的专家提出，急需更换人工心脏瓣膜。在我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只好四处奔波求助媒体朋友的帮忙，通过《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和北京电视台的关注和报道，尤其是经过康胜利、卢北峰、胡雅杰、贺延光、刘占坤等好友的呼吁，在短短一周内便收到各方捐款十余万元，为丁志红保住了年轻的生命，使一家人终于渡过了难关。

现在，丁志红是北京华威大厦的一名优秀员工，每逢过年过节，她便带着礼物去看望当年对她有过帮助和救命之恩的叔叔阿姨。

选自：老知青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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