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近年来针对我国城市广电媒体的研究中为数不多的关于从业者职业认同的量化研究，旨在了解当前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对职业认同总体评价一般，其中，对职业内在的精神价值的认同要高于对职业外在的现实条件的评价。个体因素、组织因素、外部媒介环境均对从业者的职业认同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职业认同；城市广电
职业认同（occupational identity）是评估从业者对职业情感态度、价值倾向的重要指标。职业认同水平既关乎工作者的自我满足感和工作效率，也关乎媒介组织的内容生产品质和竞争能力。
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媒体的生存状态。在我国，城市广电媒体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地方宣传阵地、文化载体、信息工具，在推进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形象、丰富群众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近年来，我国城市广电媒体遭遇了开机率下降、受众流失、广告收入下跌等困境，收入占比连年缩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媒体竞争的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的核心是人才优势。人才问题在媒体融合转型中至关重要。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城市广电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及其影响因素，较为清晰地描绘我国城市广电从业者的生存状态及心态，以期对媒介融合背景下城市广电媒体改革提供借鉴。本次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于2018年7月-10月间进行。我们遵照国家地理的区域分类标准将调查总体划分为六个不同层次（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共抽取16家电视台，回收587份问卷。样本特征如下：
1. 性别：男性占56.21%，女性占41.06%；
2. 年龄：受访者大多为中、青年群体，39.67%在35岁以下，35岁-50岁占53.67%，仅有6.67%的受访者年龄在50岁以上；
3. 学历：绝大部分受访者拥有大专或以上学历，11.33%拥有大专学历，80%拥有本科学历，7.33%拥有硕士学位，仅有1.33%的受访者学历在高中或高中以下；
4. 聘用方式：52.33%的从业者拥有事业编制，40.76%的从业者拥有电视台或公司一年以上的聘用合同，没有固定合同的从业者仅占6.91%；
5. 工作性质：从事新闻资讯类节目的工作者最多，达到37%，从事行政管理的工作人员占25.67%，其余人员分布在综艺、社会服务、教育、体育等栏目岗位。
本研究首先采用问卷调查法。采用的调查问卷主要参考学者德丽萨、乔尔的职业认同量表，同时借鉴国内学者魏淑华针对教师职业认同所设计的量表以及陶建杰、张涛对上海地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职业认同测量，共设计了18个陈述句构成的我国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量表，用“很不同意”到“很同意”的五点量表进行测量。
获得数据以后，我们进一步通过访谈、焦点小组讨论等质化研究的方法来检验数据的真实性，并得到了许多与结论相关的经验性解释。
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现状
回收问卷后，我们获得了如下数据：
经检验，上述18个项目KMO值为0.83，球形度检验p值为0.00，说明存在因子结构，适合采用因子分析。经过因子分析，上述18项一共提取出4个因子，特征根值均大于1，此4个因子经旋转后的方差解释率分别为：23.460%,17.555%,13.312%,12.147%，旋转后累积方差解释率为66.474%。
经过分析，我们将旋转后的4个因子分别命名为“职业角色认同”、“职业社会价值认同”、“职业满意度”、“职业行为规划”，具体来看：1、“职业角色认同”因子包含六项表述：“完成一项工作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在单位作着有用的贡献”、“我的工作积极地影响他人生活”、“我能够有效地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我完成许多有价值的工作”、“我十分擅长于自己的工作”；2、“职业社会价值认同”因子包含四项表述：“我认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舆论监督的渠道”、“我认为我的工作能够反映群众心声”、“我认为我的工作维护了政府形象”、“我认为我的工作推动了社会发展”；3、“职业满意度”因子包含四项表述：“我对我的工作总体上很满意”、“我认为我的付出获得了相应的回报”、“我认为我的工作自主性很强”、“我认为我拥有很大的提拔和升职空间”；4、“职业行为规划”因子包含四项表述：“我认为我所在的单位很有发展前景”、“我认为我所从事的职业很有发展前景”、“我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我认为我的工作并不辛苦”。将四个因子各条目求均值作为因子得分得知，从业者对职业社会价值（3.62）、职业角色认同（3.541）打分较高；对职业行为规划（2.702）、职业满意度（2.69）打分较低。
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
职业认同影响因素分析
（一）个体特征对职业认同造成的影响
研究发现，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与性别、从业时间、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称级别有显著相关性，但与从业者的年龄、专业背景、聘用方式、行政级别、获奖经历均不相关。
1、女性从业者在调查中比男性从业者在职业行为规划上态度更加积极。3、从业者受教育程度、职称级别与职业认同呈显著负相关。（二）组织因素对职业认同造成的影响
在组织因素中，本次调查主要考察学习培训及组织压力对职业认同造成的影响。
学习培训变量包括了“近五年来参与的台内培训次数”和“近五年来赴其他机构培训次数”两项。按照培训的次数打分，“完全没有”为0分，“1-5次”为1分，“6-10次”为2分，“11-15次”为3分，“16次及以上”为4分。组织压力变量细分为“主管领导的做法与观念”、“上级部门的干预”、“单位工作考核机制”、“单位市场部门带来的压力”四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按“完全没有压力”、“基本没有压力”、“说不准”、“有压力”、“压力很大”依次打分。研究发现如下：
2、主管领导压力和上级部门压力对职业认同产生了显著负相关。为了更好的观察媒介环境的变化对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的影响，本文引入了“新媒体行业认知”和“新媒体实践”两个变量。其中，“新媒体行业认知”是合成的连续变量，其计算方式是：让受访者在“收入更高”、“收入与付出更能成正比”、“工作自主性更强”、“工作的时间弹性更高”、“工作压力更小”、“工作成就感高”、“更能实现媒体从业者的自我价值”七个选项中勾选，每勾选一个得1分，最高分为7分，最低分为1分，得分越高，意味着从业者对新媒体的认知越正向。
研究发现，从业者对新媒体行业的认知越正向，对自身城市媒体的职业的认同感越低。由此可见，新媒体行业的兴起已经对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认同造成较大的影响。根据数据可以看出，在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认知中，新媒体行业的从业生态要远优于城市广电媒体。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认知现象，我们在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问卷中提取了：工作自主性（3.15）、自我价值（3.63）、收入付出关系（2.15）、工作时间弹性（3.6）、收入满意度（2.16）、工作成就感（2.91）、工作压力（4.72）的单项均分，并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周葆华教授发布的《2016年网络新闻从业者生态报告》中的对应数据进行比对，试图观察在现实中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与新媒体从业者在职业认同上的差异：
结果显示（见图1），除了在收入满意度和收入付出关系评价上二者存在较大差异外，其余各项均分基本持平，在自我价值和工作时间弹性上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评价甚至优于新媒体从业者。可以发现，尽管新媒体行业的从业者在针对职业认同的各项评分中给出了和城市广电从业者相似的分数，但仍有大部分城市广电从业者认为新媒体行业作为“朝阳产业”要远远优于城市广电媒体，存在着一种对新媒体职业的“想象”。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论，本研究调查了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新媒体实践情况，对受访者的新媒体工作经历、运营新媒体平台的级别、流量、收入等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发现，仅有168名（占总问卷人数的28.96%）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有过运营新媒体平台”，这反映出了大部分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对新媒体行业的接触不充分，对新媒体行业的认知更容易停留在外部观察的第三者视角。
此外，通过回归分析发现（表7），有过新媒体工作经历的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对职业的认同更负面。（一）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总体评价一般，从业者对职业内在精神价值的认同高于其对职业外部现实条件的评价，但未出现极化从职业认同各因子均分中可以看出，当涉及对职业的角色、功能、意义等价值因素进行评价时，从业者打分较高。这一结果折射了当前城市电视台从业者在城市广电转型发展过程中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电视媒体从业者肩负着政治和社会的使命，强调政治身份、社会道义和公众责任的职业话语已经通过长期的媒体实践内化为一种信仰和价值标准，形成了对职业理想的共同认识。但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兴起让原本在同央视、省级卫视竞争中就处于劣势地位的城市台日益艰难。这种从业者对行业现状的担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就体现在了对职业满意度和行为规划的负面评价上。值得欣慰的是，四个因子的平均分较为接近，这反映出了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在对职业认同进行评价时整体上还未出现极端化的情况。这或许是因为，个体的价值身份认同依旧是影响从业者职业评价的重要因素，“情怀”成为维系职业认同的重要精神纽带。另一方面，从业者个体的经济保障暂时还未受到较大的冲击也可能是职业认同未出现极化的原因之一。（二）收入、性别、从业时间、受教育程度和职称级别成为影响职业认同的重要个体因素
1、收入与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呈显著正相关。通常情况下，经济收入是衡量自身工作价值最直接的指标，经济收入越高，从业者的职业价值感更高。因此，经济收入越宽裕，从业者在职业发展上就越难被束缚，越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从业者工作的尊严感就越高，工作的满意度也就相应得到提升。
2、女性的职业认同要高于男性。对此结果可能的解释是女性的就业期望要低于男性，因此在就业过程中更容易得到满足。与教师的职业类似，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媒体职业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女性对“体面的工作”的预期；且在中国的大部分家庭中，女性往往也不是经济收入的主要负担者，因此在对职业的认同上更容易给出积极的评价。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两性在情感投入上的差异。3、从业时间的增长，从业者职业认同态度越积极。中国电视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在大众传播领域处于独领风骚的强势地位，这意味着从业时间在十年以上的城市台工作者都亲历过在电视台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下社会各界对其作为“第一媒体”的欢迎。这一辉煌的记忆粘结了“老电视人”对电视台的情感和自信。反观从业时间较短的电视人，在他们入职时中国的电视行业无论在经营收入、观众吸引力还是文化地位上已不复往日的辉煌，对“现实震荡”的不安和对未来发展的忧虑构成了年轻一代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职业感受，从而降低了他们对职业的认同感。4、受教育程度和职称与职业认同呈显著负相关。通常情况下，在城市台受教育程度较高、有着较高职称级别的员工都具有较高的专业特长和个人素养。一般来说，这类员工对实现自我价值有着强烈的愿望、高度重视工作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对职业抱有较高的期待，但也意味着工作环境的变化更容易使他们产生对职业的心理落差。近几年，在许多城市台囿于资金困境而减少了制作经费的投入的制作环境下，许多知识型员工在面对现状时体会到了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价值失落感。此外，职位调动也影响到了高学历、高职称工作者对职业的认同。大部分无法再从事一线工作的知识型员工都反映出一种成为“行政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人”的无奈，对现有工作往往兴趣不高。在访谈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大部分的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喜欢用“情怀”一词描述其职业感受。“情怀”处于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当中，是一种内化于心的情感因素，也是影响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的重要个体因素。根据从业者关于“情怀”的话语表述，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层次的意涵。其一，是指从业者对职业信仰和职业价值的认可。其二，“情怀”也是城市台辉煌记忆的一种情感投射。进一步地，我们发现“情怀”已经成为了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对不断下滑的职业现状所发生的情绪应对方式。但有“情怀”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提升城市台的发展现状，就有城市台的管理者表示，很大一部分员工的情怀是停留在对过去的想象和理想中的职业状态。也有中层干部提到，部分从业者所谓的“情怀”甚至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
随着广播电视行业下行危机的进一步凸显，已经有部分二、三线城市台出现了拖欠工资甚至停发工资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情怀”作为城市媒体从业者的内生动力是不是足够强劲？管理者又该如何激发这种内在动力从而推动媒体转型？是媒介融合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调研发现，新媒体认知同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呈显著的负相关，从业者对新媒体的认知越积极，职业认同感越低。可以理解的是，在去中心化的网络语境下，许多新媒体人掌握了本应属于传统媒体人的媒介话语权；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不断流向新兴媒体，许多新媒体从业者在商业上获得了传统媒体人无法相及的成功。
但通过进一步的数据比对我们发现，大部分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对新媒体的认知停留在“想象”的层面。这种“想象”主要表现在从业者对新媒体既羡慕又向往，对自身职业失去自信。可以说，对新媒体“想象空间”的存在既暴露出了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对新媒体行业的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也体现出了在新媒体崛起的大环境下，传统媒体从业者的心理落差和对自身职业认同的贬斥。增强对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培训，似乎对缓解这一现象有所帮助。本次研究数据表明，学习培训活动对职业认同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这意味着，电视台组织员工进行学习培训，能够降低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感，使从业者能够更加客观、辨证地看待所从事职业的价值，提升他们对职业的认同。此外，数据显示，有过新媒体实践经历的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感越低。对此可能的解释是：随着信息的爆炸式增长，新媒体内容大部分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复制完成。在日复一日固定化的生产模式中，这种“复制而非创造”的活动，让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对工作的热情消退。此外，大部分从事互联网工作的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仍然维持着原有的采访报道模式，缺乏互联网思维，导致制作的内容无法吸引用户，运营的平台很难与现有的新媒体抗衡。这些从业者处于传统权威与新媒体技术冲击的夹缝中，这种失落而困惑的心理状态使得他们无法对职业有较高的认同。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是媒介组织生产品质和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次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总体评价一般，从业者对职业内在精神价值的认同要高于对职业外在现实条件的评价。性别、从业时间、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称级别是影响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的重要个体因素；组织因素中，学习培训、上级压力和主管领导压力对职业认同造成显著影响；城市广电媒体人对新媒体的认知与实践也被证明与职业认同有着显著的相关性。
本次研究通过对从业者职业认同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国城市广电媒体人的生存样态，也为城市广电媒体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由于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样本总量过于庞大，且不同地域间存在显著差异，而本次研究所提取的587份样本量相对较小，因此并不能完全代表我国所有城市广电媒体人的职业认同现状。在未来，我们将扩大研究范围，并对本文所发现的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的相关问题作更深入的梳理和剖析，以期对现有研究成果实现进一步的完善。
王晓红：中国传媒大学教务处处长，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俞逆思：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标题为《我国城市广电媒体从业者职业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刊载于《新闻记者》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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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顾问／吴炜华
编辑／贾艺宁
美编／邵暨阳 林欣怡
主编／丰 瑞 郑 石
监制／顾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