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瑞 | “接活儿”的劳动——纪录片自由职业者的人类学考察

摘要：当下的纪录片自由职业者生存在一个更加弹性化的经济环境中，他们的角色逐步向市场主体和自由劳动力身份靠近，他们的创作实践也更具有文化劳动的意涵。当纪录片工作者被镶入工业生产的代工机制中，以“活儿”换取酬劳，“接活儿”就是自由职业者的劳动逻辑，也是他们的生活和政治。本文以人类学方法对30位纪录片自由职业者的劳动过程进行微观检视，考察隐藏在纪录片实践活动下深层的控制与自我控制。

关键词：纪录片自由职业者；接活儿；劳动控制

一

问题的缘起

随着全球化背景下传媒影视行业的发展扩张，中国纪录片工作者己经形成了一个极为庞大而又急剧分化的群体。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指体制外以纪录片为职业追求的自由工作者。

当资本逻辑成为社会主调，纪录片创作转变为商品化的生产活动，纪录片工作者就被镶入工业生产的代工机制之中，进入一个又一个的临时且不稳定的短期雇佣系统中，以做“活儿”换取酬劳。“接活儿”就是自由职业者的劳动逻辑，也是他们的生活和政治。“活儿”不仅形塑着纪录片的形态，也塑造着工作者的社会角色、主体意识、劳动过程。 

本文想解决的问题是，作为“中国纪录片人”的一个亚属群体，体制外自由职业者的劳动过程是怎样的？“控制”与“自我控制”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呈现？在自由职业和创意产业前沿劳动的“光环”普照下，他们又如何遭遇多重权力关系的宰制？

二

研究的方法

从2016年5月至2017年5月，笔者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为方法进行着一项关于纪录片自由职业者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在这一年中，笔者以“滚雪球”的方式陆续采访了30位自由职业者，虽然他们的市场实践程度不同，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不依附于媒体组织和传媒公司，完全以个人身份标签从事与纪录片相关的工作。

为了更好地融入到这些纪录片工作者的日常生活，笔者选取了其中个别研究对象，不仅和他们对话交流，并作为旁观者见证参与了他们进行一切与纪录片相关的实践活动。

三

“接活儿”的政治

 1.廉价的代工 

 “我以前是在电视台工作，但是干了半年不到我就辞职了，就是不太喜欢单位的那种氛围，感觉不自由、比较压抑。我也处理不来那么复杂的人事关系。所以才出来自己单干。”（HJG33M）

 “我喜欢在家工作，简单轻松，我很多朋友都苦恼上下班问题。……我在家工作，多自由呀，不需要打卡，没有办公室的规矩，没有领导要求你，没有老板剥削你，我想干活就干活，想休息了就休息。”（ZY31M）

“我不想重复父母那一辈人的路，进入一个单位，成为一个螺丝。我一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实现这个梦想，我就得掌握自己的命运，得自己干，能更快地接近我的目标。”（ZN36M） 

以上分别是三位纪录片自由职业者向笔者描绘着他们成为自由职业者的原因。在他们的描述中，自由职业是一种充满浪漫色彩的自我实现。关于自由职业的“理想化”，确实是一种全球性的主流论调，他们是“反传统、极具创意、充满个人主义”，他们的工作也总是与玩乐、自由、开放、休闲的美好想象相联系。当文化劳动被持续迷思化为一种先锋的创意经济活动，我们更需要透过这层光环看到自由职业者的劳动本质。

当纪录片工作者以个人身份投身于市场实践时，他们被重塑为掌握着创意、专业知识、人脉与名望等生产工具的受雇佣劳动者，以文化劳动的服务形式来换取报酬，但同时他们也成为了可以被市场计算的劳工。

任何机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他们的资方，收买他们的劳动，但失去制度性保护的独立个人承担着劳动过程中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哈里·布雷弗曼说，“在资本扩张的背景下，所有的雇佣合同都是一样，工厂里的工人和拥有知识的人，他们的命运没什么不同。”文化创意的特征之一，是由于文化消费者的口味无法预料、创意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资讯不对等，使得生产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而使此产业成为一种高风险行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组织机构将创意、专业的技术任务以“活儿”的形式外包，利用处于廉价劳动位置的独立承包商来工作，并且会把投资风险分散给承包商。所以，以短期外包契约为形态的临时雇佣模式, 成为文化创意阶层劳动的常态机制。

△ 服务外包成为文化创意阶层劳动的常态机制

“我得生存下来，拿什么生存，就是不停地接活儿呀。……这是我的面包。”（XH25F）

“我每天都和各种甲方爸爸打交道，打电话、发邮件，游走在各种项目中。……策划、拍摄、剪辑都是我......有时候感觉我就是工厂里的工人，老板让我做一个柜子出来，我就做一柜子，我不能做一桌子出来。”（FX29M）

△ 行业性吐槽被做成表情包

研究对象们口中的“活儿”，指的是项目专案，由出资方甲方（政府部门、电视台、网站、私人公司、个人）指定制作方乙方（承制方）生产创作的视频内容，这些内容可能是纪录片，也可能是宣传片、广告、短视频等。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所有的纪录片工作者都不排斥纪录片以外其他类型的“活儿”，其中一位导演说，

“我接过的活儿很多，接过广告、企业宣传片，给网站剪过微视频。其实我更喜欢接摄影的活儿，因为短平快，费用当天结算。”（SYX30M）

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要生存，就必须接受这种弹性的、灵活的劳动关系，在这种劳动关系中纪录片工作者承担着代工的角色，通过签署短期的工作合同，他们成为甲方雇佣的文化劳动力，来完成带有甲方意愿的文化产品，最后换取自己的酬劳。

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要生存，就必须接受这种弹性的、灵活的劳动关系，在这种劳动关系中纪录片工作者承担着代工的角色，通过签署短期的工作合同，他们成为甲方雇佣的文化劳动力，来完成带有甲方意愿的文化产品，最后换取自己的酬劳。他们的纪录片实践成为一种任务导向的及时劳动，雇主与受雇者之间的长期的合作关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永久的不安全感和被剥削感。

如果是一位业已成名的导演，那么他在面对甲方的议价能力就相对强，但是一些资历尚浅的纪录片工作者就会面对资方的宰制。两位年轻的自由职业者就曾向笔者抱怨，

“我也很无奈，我没有议价能力，别人给我多少，我就收多少。我不能和他们讨价还价，……就算我不接这个活儿，别人也会接的，你不接，有人等着接呢。”（XH25F）

 “像我这样的以个人身份接活儿的，其实很吃亏。我没有名气嘛，甲方很难直接找到我，往往一个活儿到我手里，要经过层层剥皮。像这个短纪录片，甲方和一个乙方制作公司签的钱其实是10万，转到我这里，制作费只剩5万了，除去各种人工成本、设备租赁，最后就剩下3万。我生产出来的东西高价卖给别人，但我看到的利润，少得可怜。”（LJ23M）

△ 处于下风的创意劳动者

虽然自由职业者的市场位置决定了他们被宰制的命运，但在田野调查时笔者也发现有时候他们会把“活儿”转给市场中更下游的人群，比如更为年轻的导演，甚至是还在上大学的影视专业学生，而他们在层层转包中继续赚个中间价。

自由职业的不安全感，逼迫这些从业者不停地进入一个又一个的雇佣关系中, 为甲方服务取得酬劳。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代工机制的确减少了风险, 但在不确定性减少的同时，利润也在层层削减，最后年轻底层的创作者承担了最大的风险，他们必须承受不稳定、低收入，以及琐碎化的工作。纪录片导演就是家庭代工，客厅即工厂，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并承担生产机器购置与维护的成本。

△ 利润层层削减

 2.矛盾的弹性工作 

自由职业者以“接活”为生，“活儿”的多少就成为他们头等考虑的事情，这种生存压力便会直接传导给个体的劳动者，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行为。

自由职业的所谓弹性时间，意味着工作时间的不确定，这使自由职业者处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很容易面临“缺少工作”和“超时工作”的危险。

△熬夜工作让人身心疲惫

除此之外，“接活儿”更让纪录片工作者陷入到一种普遍的“思想和行为的分裂”当中。

在田野调查中，研究对象们都基本认同自己纪录片工作者的身份，但是他们的工作中确实充斥着大量的非纪录片的部分。虽然创作者会把这两者分得清楚，但在实际的生活中，两部分往往相互缠绕，成为无法拆解的一个整体。

“拍摄纪录片要占用很多时间,那就没有时间去接活儿了。一旦接很多活儿，必然又会压缩拍摄的时间，两者之间很难平衡。而且也不是说，等空闲的时候活儿就会找上门来任你挑选，而是你在拍片的时候来活儿了......之后你闲了,又盼着活儿来，但没有，这就很尴尬。”（XY28M）

也有一些纪录片工作者对于“接活儿”持开放的态度，“有的纪录片本身就是个活儿，活儿也可以成为我要拍的纪录片。”（LJ23M）在田野调查中，自由职业者孙青（化名）一直在拍摄一部个人化的纪录片作品，其余的时间她都在忙碌地奔波，游走在各个城市接活儿。她说，

“我觉得接活儿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让我能发展自己的事业，能让我从长时间的自我的创作的沉溺中抽离出来......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是通过接商业上的活儿认识的......反过来这些资源能对我做自己的纪录片很有帮助的。”（SQ33F）

通过在田野中对自由职业者的体察，可以看到他们在自我实现和生存需要之间的挣扎。转型社会中资本逻辑的渗透对文化劳动者的劳动控制，直接体现在雇佣关系中避免不了的宰制，也间接体现在自由职业所谓弹性的系统性结构问题。

△ 自我生存和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

但是，我们从上文中孙青的个案中，又可以看出一个劳动控制的复杂性——商品化的劳动使自由职业者很难把自我实现与生存需要完全对立开来，在资本驱动下，它们之间必然是共生关系，一方面自由职业的职业逻辑控制着从业者，另一方面从业者也积极努力去回应这种控制，他们已然适应这种市场律令，不再是被动的控诉控制的客体，而是主动的积极迎合控制的主体。自此，一种自我的控制呈现出来。

四

规训下的自我控制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让我们理解文化工作的场域中不对称的权力关系，逐步向自由劳动力身份靠近的纪录片工作者毫无抵抗的力量，接受劳动的控制。这种二元的权力理论固然有用，但是也有所局限，尤其是它忽略了权力施展的机制中也包含着文化工作者个人主体性的表现。福珂的权力观点弥补了批判理论“消失的主体性”，强调一种权力的控制要成功，需要工作者某种形式的规训与自愿配合，而这种规训也打破了二元对立的关系，让控制不只是来自外在的市场条件，而是混杂着自我控制的成分。

△不对称的权力关系

回归到纪录片工作的文化场域中，所有的自由职业者都积极进取地工作着，他们一边承受着不稳定的市场环境，一边行使着自我管理与自我运作，并努力迎合市场的期待和规范。个人对市场的迎合，其实也进一步淡化了权力运作的痕迹，让自上而下劳动控制变为了资本与个人之间你来我往的互动。以下是两位导演对笔者说的话，

“有很多活儿都会来找我，原因很简单，我不会狮子大开口，……因为很多工作关系都建立在人情上。这次得到的回报少一点，没关系，因为这些事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我觉得先把事做好，我相信下次就会有更大的回报。”（YKF45M）

“有一些比较好的机会，或者有比较好的平台，我会很看中这种合作，得不到报酬我也要做，只要能参与下就行。……我还比较年轻，只要是我认定的有价值的事情，我拼死命都会去做，根本不会计较经济上的的得失。”（LSS23F）

为了自我实现，自由职业者积极主动地形成了一种自我控制的文化，在这种控制下，他们规训于市场逻辑，视压榨自我的进取式文化为获得意义和价值的唯一机会，由此忽略甚至否认劳动过程中可能遭到的剥削和不公。

△ 每天向自己强调“工作再努力一些”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听说过太多导演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各种不计代价地拍摄纪录片的传闻，因为纪录片的故事都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生活，所以当导演发现了有价值的故事但是没有投资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开始拍摄，而前期发生的这部分费用自己先垫付，之后再去寻求投资来填补亏空。但残酷的现实是，并不是所有的纪录片都能够找到投资，如果想在市场中取得投资，就更加需要自由职业者驯服于严苛的市场规则。

笔者在一个纪录片提案会上认识了自由职业者小宇（化名），他之前两年一直在拍摄一部纪录片，并积极参加各种提案会来推销自己的这部作品。为了在提案会表现出色，小宇精心地做着准备，他反复练习提案内容，并不断修改纪录片的预告片，使它更具观赏性。因为纪录片的提案现场大部分都是国外买家，所以小宇不仅为自己的预告片打上了英文字幕，还准备了英文的策划书。但对于提案这种形式，小宇也持谨慎态度，

“提案就是一种游戏，这种游戏的规则是非常清晰的，你要去玩这个游戏，就必须按照老外的规矩来，这其实很合理，毕竟人家要出钱嘛。所以我描述自己的片子，免不了要符合他们的口味，满足他们对中国故事的好奇吧。但作为导演，我是比较清楚的，他们提的那些意见，大多是从欧美观众的角度出发，很难讲对你片子本身是好是坏。”（XY34M）

在参加了多个提案会和多次谈判后，小宇的纪录片最终得到了一家海外公司15万人民币的投资。这其中，5万是小宇的导演费用，虽然5万的导演劳务无法涵盖小宇前期拍摄的支出，但是他对经济上的条款根本不在意，

“我觉得我实现了梦想，这是真正在做纪录片，和专业的人合作，我的纪录片会发行，会有观众。我正在做的就是我喜欢的事情，我没法想象我不做这件事情，我完全不会在乎有没有回报，回报是多少。在这个阶段我必须要经历这些吧，我真觉得没什么。”（XY34M）

△ 青年导演的提案现场

一种“成名的想象”足以使工作者否认劳动过程中的艰辛不易，掩盖其间的控制因素。工作者将为梦想“献身”的想法，带入竞争的市场，也更进一步导致他们陷入自我榨取的境地。

随着从事自由职业年限的增加、经验的增多，他们的工作条件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至于为什么还没有成功，他们又会呈现出另一种“自我责备”——“我还是没有才华”“我不够努力”“我还是缺少经验”。正如贝克说，“现代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是社会的产物，只不过应付这些问题的责任，落到了原子化的个体身上。社会问题直接转化为心理问题，成为人的焦虑、内心冲突和精神官能症。”

△ 布洛维

在《制造同意》一书中，布洛维试图解答“资本主义的工厂工人们为什么那么努力地工作？”他指出，“工人们没有激烈的反抗，反而积极地卷入到“赶工游戏”中，这种“同意”是资本微观劳动过程和宏观结构安排等因素制造出来的“同意”。在这种默契下，工人们只有“自我控制”，并承受剥削。当我们把视线从血汗工厂转移到当代文化艺术场域中，也能发现了隐藏在劳动过程中的“自我控制”。

△ 布尔迪厄

布尔迪厄将 “场域”比喻成一种 “社会游戏”，即游戏者拥有不同大小的“牌”，他们可以根据游戏的变化 “出牌” 以谋求最大利益，“牌” 即是场域中人们因所处不同位置所占有的资本, 而资本又细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

在这个充满了斗争、协商和再创造的场域中，成名的导演往往占有更多的资本，他们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但年轻的自由职业者，无论哪种资本的占有量都使他在这场游戏中处于无力抵抗的“同意”境地，而这种“同意”更加形塑和巩固了彼此在这场游戏中的权力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即使这些纪录片工作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是他们还是没有逃脱文化劳动的代工命运，进一步“去权力化、无产化”。这一切的背后，劳动的商品化与资本的扩张是主导因素。最吊诡的是，纪录片工作者是全球经济巨变的故事讲述者，但他们本身也承受着这种巨变带来的阵痛。

五

结语

当我们以人类学的框架对纪录片自由工作者的劳动过程进行微观体察时，发现了隐藏在纪录片实践活动下深层的劳动控制。

首先，在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中，成为自由劳动力的纪录片工作者被逐步“工具化”，他们被镶入工业生产的理性机制之中，进入一个又一个的短期的雇佣关系中，由此自由职业的代工性质和矛盾的弹性结构产生了直接的劳动控制。

其次，自由职业纪录片工作者的劳动过程隐藏着一种自我控制。工作者们不得不规训于市场逻辑，这种规训更加形塑和巩固了彼此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他们以一种“进取式”的价值实现艺术抱负，但这种进取反而促成自我规范，甚至于自我剥削。

唯有提供自由，权力才得以顺利实施。虽然本研究是对纪录片自由职业者的人类学考察，但笔者发现，微观情境中的个人困境与整个社会与文化的格局是可以连接起来的。当资本力量透彻地嵌入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中国当代的文化工作者如何迎接挑战并和这些挑战共存，似乎可以从这个群体的个案中找到一种解释的源泉。

作者介绍

丰瑞，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讲师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现代传播》，2019年第11期。

猜你喜欢

新闻传播学部官方公众平台

图片来源于网络

学术顾问／吴炜华

编辑／黄雨婷                            

美编／尹梦洋   

主编／丰   瑞   刘日亮                 

监制／顾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