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欣钢 | 社交视频：影像功能转型与生活方式变迁

摘要：视听影像开始超越长期以来“提高清晰度”为主的发展方向，使“社交性”成为其融合创新的主导特征。依托智能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短视频，在与社交媒体的互动重构中形成具有社交性的影像形态。社交视频具有以社交媒体为平台、多次传播、用户生产等特点。这一类型建立了个人与社会的新关联，并以此为基础对社会系统及生活方式带来影响。社交视频促进了知识生产的全民化集体协作、推动了文化内容的价值变现，并日益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提升个人幸福感、寻求社会支持的重要生活方式之一。

关键词：社交视频；移动媒体；视听；社会化

从古埃及人在莎草纸上纪录文字和图像开始，媒介就已经具有社交性。伴随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异军突起，成为人们媒介化社会交往方式之一。近年来，短视频与即时通讯、部落格、朋友圈相结合，出现了移动直播、微视频、视频博客（Vlog）等具有社交性的视听新媒体形态。从媒介变迁脉络来看，影像开始超越长期以来“提高清晰度”为主的发展方向，使“社交性”成为其融合创新的主导特征。

作为一种影像形态，短视频有效实现了视听传播的移动化、碎片化、轻量化目标，快速成长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媒介表达方式。它建立了对个人和社会的新关联，通过红绿蓝三色重构社会与日常生活，显现出结构性意义。与社交媒体互动重构的短视频正在如何诠释和改变我们的社会？能否廓清“社交视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将这一研究领域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图景中？本文将通过文献梳理和代表性案例分析方法，探讨这一亟待思考的新时代“数字化生存”迷思。

一

从短视频到社交视频

1、文献回顾

关于“社交视频”，此前学界未曾给出明确表述。相关研究及评论，往往沿用平台服务商所给出的定义，称之为微视频或短视频。不同的短媒体平台对其技术标准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快手将57秒、竖屏定义为短视频的“工业标准”，今日头条则认为4分钟是当下移动网络视频最主流和也是最合适的播放时长,国外短视频平台Vine则将6.5秒作为其平台下短视频的标准时长。此外横屏/竖屏观看模式，有声/无声播放方式，也是业界争论的焦点。从整体来看，对微视频/短视频的内涵阐释主要集中在其时长短、轻量化的物理属性上。

△短视频以时长短、轻量化为主要特征

相关概念的另一研究视角，从移动网络视频的生产组织形式出发，重点关注其去组织化、泛主体化、用户自创内容的特征。移动网络视频被视为一种基于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的用户自创型视频形式，在内容时长方面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有学者将其界定为“拍客视频”，以网络新媒体为依托，从个人主义出发，自然主义式地记录生活，利用这一新的媒体形式实现自我言说与表现。拍客视频有力地推动了公民新闻的发展，提升了普通人在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权与参与权，使得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记者，但由于其较低的门槛与专业性也引发了娱乐主义倾向、精英文化消解以及对个人空间的侵犯等一系列问题。也有学者从社交网络时代受众与媒体的主客体关系出发，将社交媒体阐释为一种影像自媒体。影像自媒体在传者与受者之间建立起快速的视觉互动联系，同时个体依托网络平台灵活、快速地在影像的生产和消费中转换身份，在传受的互动以及个人角色的不断循环中实现新一轮传播的启动。类似文献将自媒体作为论述主体，并在自媒体的特征上寻求内涵的延伸以及特征的交际，缺乏对移动网络视频这一新形态影像本身特质性的把握。

2、社交视频的概念廓清

“社交”作为一种具有一定公开性的人际交往活动，主要指人在信息、思想以及感情的交换与传递。我国亦有学者将社交媒体看作是互动的价值观的传播。从这一角度出发，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本质上可以视为人们在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过程中实现的认知结构调整，从而自由拓展或强化社会关系的线上活动。移动网络视频回应了互联网用户自我展演与话语表达的诉求，它以一种原生态、片段式地对生活现实的影像化再现，在线上交流中营造出更为活跃的信息场，在以视觉符号为载体的互动中实现用户之间关系的建立和相互影响。Vlog所搭建的视频化博客、抖音话题形成垂直细分的可视化网络社区等，赋予了用户更大的参与空间，使新的网络化生活方式在其自身逻辑下逐步建立起来。

△抖音满足了用户自我展演的诉求

△VLOG将生活现实影像化再现

基于视听媒体、移动传播、时长特征和社交功能等属性，可以将社交视频界定为——基于移动互联网设备、由简单化的独立叙事单元组成、以用户自创内容为载体，赋予用户更大参与、对话、连通的可能，满足用户自我发展与情感需求，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价值认同或重塑个体社会关系的一种流动的新影像形态。

3、发展与回归

以保罗·莱文森关于“新新媒介”的观点审视影像，不同形态的影像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分野。按照其观点，电影、电视这样的电子化影像形态属于依照时间运行的“旧媒介”，受众对这类影像媒介的使用受到专业生产与物理时空的严格限制，在传播过程中处于被动角色。随着流媒体技术和视频网站的成熟，数字化的网络流媒体视频成为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影像形态。这种“新媒介”赋予了网民对视听内容一定的选择权，可以随时抓取和观看网络上的内容，而非受限于媒介确定的时间表，但是在具体影像内容的生产上依旧受到生产者的约束。

△“新媒介”允许网民选择视听内容，逐渐由被动转向主动

2009年，伴随着新浪微博上线，社交媒体这一概念开始进入主流大众视线，并在2011年即时通信工具微信上线后掀起中国社交媒体的发展大潮。社交媒体社区化、对等性、参与性等特征，使得用户能够以一种更为自由和简便的方式参与到网络内容创造及个人意见表达中。基于人际关系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其在公共事件和政治参与中发挥出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凸显了媒体社交功能潜在的经济效益以及广阔的市场前景。越来越多的网络新媒体围绕用户的社交关系进行业务布局，衍生出“社交+电商”“社交+服务”“社交+直播”等领域细分。“社交+短视频”模式在市场的流行，使得影像的生产与传播带有强烈的关系指向，在网络社会的关系连接中发挥重要的纽带作用，“影像会友”成为影像在新的媒介生态中突出的社会功能。社交视频的出现打破了内容生产者对影像的垄断，每个用户在享受由他人提供的内容和服务同时，也参与到影像生产中。自上而下的生产组织形式被一种扁平化、去中心化的新范式所取代。

媒体的社交性并非社交媒体所特有。就视听媒介而言，社交功能就作为影像的基本功能之一，贯穿于它的历史演进中。20世纪初，卢米埃尔兄弟将电影的雏形拿到人们日常休闲社交的特定空间——咖啡馆进行放映，形成了观众之间以及观众与影像之间形成特定的关系场。《工厂大门》《火车进站》等早期电影均是以片段的形式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细节，竟与当下的社交视频颇为相似。即便是通过电波传输进入家庭的电视，也是在客厅空间中实现家庭成员共享时光的媒介形式。移动媒体时代的社交视频，以直观的影像化方式实现了身体在场，并把处于不同时空的人们带到线上公共空间进行交流互动，创造出更多关系连接。

△《工厂大门》《火车进站》等早期电影

也以片段形式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细节

二

全民参与的知识社会化进程

1、知识生产的主体迁移

克莱·舍基认为，当拥有不同知识背景及可支配时间的人群汇聚在一起进行知识分享时，将产生可观的社会效应。社交视频较低的准入门槛及扁平化平台，赋予用户既是“学生”又是“老师”的双重身份，鼓舞着普通大众无差别地参与到社会知识的创造与传递中，深入挖掘认知盈余的潜在社会价值。公众由沉默的接受者转变为社会知识创造中充满活力的庞大主体，在社交视频的网络空间中抽离出现实体制限制，以一种突出个体异质性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文化的生产协作中，打破自上而下的文化垄断，推动社会文化从精英主义走向平民主义。截至2018年12月，抖音平台知识类短视频累计播放量超过3388亿。普通用户的参与积极性得以充分激发，在不同兴趣领域发挥所长，分享交流来源于自己背景的智慧。如知识网红“辣妈艾小鑫”主要面向用户分享日常养生与育儿知识，抖音近560万粉丝跟着体重管理师“仲昭金Adam”学习健身技巧；“坤哥玩花卉”在社交视频平台成为花卉种植领域的“专家”。与此同时，谙熟社交媒体的学者也开始改变自身的话语形态，开始通过社交视频“上课”，从象牙塔中“走入”更广阔的媒体空间进行知识互动，如北大心理学教授魏坤琳、华中师范大学中文教授戴建业、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果等。

△抖音用户在不同兴趣领域发挥所长，分享日常、进行知识互动

2、知识内容的通俗视听化

海德格尔曾预言“世界图像时代”的来临，并指出对于世界的认知将被把握为图像。社交视频正在改变人们的认知习惯和认知方式，推动人们通过更加视觉化的形式进行知识学习。相比抽象的文字语言符号，图像在信息传递与解码中有着先天优势，其形象具体的特征使其能够直接作用于视觉感官。社交视频将知识传播置于日常生活场景之中，以通俗化、趣味化的表现方式消解晦涩生硬的专家范式，降低普通用户在学习过程中的认知负荷，广泛激发了用户的学习兴趣。2018年，一首关于汉语生僻字形和读音的歌曲《生僻字》在网络大火，使“躞、耄、耋、饕、餮”等70多个生僻字进入人们的视线，进而掀起识读生僻汉字的全民学习热潮。有网友将其改编为方言版本进行二次传播，也有网友在视频创作中加入文字释义。截至 2019 年1月，该话题累计播放量超过5.4亿，用户投稿视频数接近 3 万，相关话题总播放量已突破 20 亿。一段不到4分钟的社交视频，成为推广汉语学习的强大社会动员力量。

△一首不到四分钟的歌曲《生僻字》引发全民学习汉语的热潮

在社交视频平台中，知识类视频往往比其他类别视频更具流量吸附能力，在抖音粉丝过万的知识类视频创作者中，单条视频的平均分享量是平台整体水平的2.4倍，所发布视频的平均播放量是整体水平的近1.6倍，创作者的人均粉丝数达到154107，是平台整体水平的2.5倍。社交视频生动、立体的知识传播模式，将学习延伸至碎片化的非正式学习时间和空间，让用户在轻松愉快的交互过程中收获新知，完成了对知识习得仪式性、神秘性的去魅。学习这项传统的知识活动被还原到日常生活之中，课堂上的被动接受正在转化为成为日常的主动搜索和选择。

3、知识传播的全民化普惠

在传统的知识传播体系中，人们获取知识需以身体在场的形式通过语言、文字等高度概括的抽象化符号，实现经验与意义的习得。而社交视频所具有的更为灵活丰富的表现形式以及平民化、生活化的语态表达，将学习过程还原到面对面的口语传播之中，即使是晦涩艰深的概念理论，也能通过实验、动画、表演等相对具象化的影像手段进行解读。从技术、经济以及文化等多个维度降低了学习的成本和门槛，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更多接触知识教育的机会。如“人类观察所”以30秒情景剧的方式，将社会心理学理论融入具体故事情境中阐述解读“超星名师讲坛”将高等院校的课堂搬上了社交视频平台，以老师在课堂中风趣幽默的语言就一个知识点展开，为线上学习提供了便利。同时，社交视频短小精悍的影像特点更适合单个知识单元的呈现。因此社交视频能够帮助用户对核心知识点进行提炼，避免单线长时间学习中的不必要铺陈和信息冗余，将知识的传播单元由理论、文章以及书籍等为代表的文献进一步拆解为以单个独立知识节点为主的知识元。从这个角度看，也应警惕过度碎片化带来的知识肤浅化、快餐化、割裂式等弊端。

△社交视频通过动画、表演等影像手段解读理论知识，方便受众理解

三

文化资本的社会变现

1、主播：新兴传媒职业角色

网络直播、视频博客等形态以影像化手段完成主播在网络空间的再现，以个人魅力作为供他人消费的商品进行交换，在“看”与“被看”中实现价值变现。视频作品成功与否，并非完全受限于知识背景与专业技能，这就给未经专业训练的内容生产者提供了平等机会。网络直播这一新型劳动形态逐渐成型，并带来“网红经济”。主播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职业渐成气候，为更多元的社会成员包括无固定工作人群和低收入群体提供了新的职业选择。贵州女孩袁桂花高考落榜后通过快手分享自己的在家务农日常，成为收获300万粉丝的网红，并通过视频打赏、发展电商获得了可观的生活收入；头条号“欢子 TV”作者曹欢辞掉自己的保安工作后做“三农”视频，收入从月薪3000跃升至年入50万。受社交视频“网红”效应的鼓舞，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返乡创业，专职做视频博主，也有许多人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用手机展示自己的工作状态，将工作转为一种表演，以争取更多的关注。一个全新的跨地域、跨年龄、跨性别、跨教育背景的新兴职业阶层正在形成。

2、打赏：传统市井模式的线上运行

“打赏”是根植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土壤的独特消费盈利模式。打赏文化在中国古已有之，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就有汉武帝“古者赏有功，褒有德”的表述，《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也有记载“黄初初年,邯郸淳为博士给事中,作《投壶赋》千余言奏之,魏文帝以为工,赐帛千匹”。可见统治者往往将打赏作为一种对于品德、功劳以及知识的奖励。在民间，人们在勾栏瓦肆观戏听曲，或者是在街头巷尾围观卖艺耍把式，对于精彩的表演和精湛的技艺，人们也习惯于“捧个钱场”。互联网打赏指用户为表达对于内容及作者的肯定与支持，在线上平台充值购买虚拟礼品或通过微信、支付宝等平台直接支付的方式向内容提供者进行赠与的行为。在社交网络时代，这种传统社会习俗被平移到了线上，“卖艺者”与“围观者”的物质互动在新场景中则表现出更强的活力，成为社交视频经济中的一项重要盈利来源。“打赏”以一种认可度、接受度更高的灵活方式，实现了用户对于观感体验的情感认同向实际赠与的物质奖励的变现，以“奖赏”的方式完成视频内容的付费。一方面创作者依靠自己的表演满足了用户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用户自主选择赠送“豪车”“游艇”“飞机”来表达赞赏之情，在社交网络所创造的一种想象的情感联系的基础上，双方以一种“真情流露”式的方式完成自愿交换，从而构成一种新型的网络消费模式。

企鹅智库的相关数据指出，除去自媒体在广告费用的收入外，打赏收入占比14.3%，高于电商收入（9.1%）、会员付费服务（4.5%）等其他收入来源。根据《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2018)》的预测，社交视频市场规模将在2020年超过350亿元，用户的打赏将成为用户流量变现的重要支柱之一。从当前情况看，打赏经济仍处于野蛮生长阶段，对其的法律定性仍有争议，相应管理与规范也有待完善，“天价打赏”“捏造事实骗赏”以及围绕打赏而引发的盗窃、挪用等乱象频生。对于社交视频平台的自我约束以及联合监管任务紧迫。

3、带路：关系逻辑下的产业联动

社交视频的“网红效应”也催生了以网络人际关系为主要逻辑的新型经济模式。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一种基于互联网平台之上以传播关系为纽带，以关系产品与关系转换为核心并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的经济活动”。社交视频依靠“网红”在虚拟空间中依靠积极的符号互动，营造悬空于物理接触之上的亲近氛围，以“口碑”的意义生产中实现对商品价值判断的传递。在这个过程中，用户置身于类似熟人网络互动的商品消费场景之中，在追求与他人社会关联的同时满足社交诉求。当消费者由“需要”转向“想要”的同时，社交视频也不再局限于网络电商导流的“带货”模式，而是横向撬动其他平行产业实现联动，形成“带路“模式。这一点在旅游业和餐饮业领域最为突出。旅游产业上，社交视频“网红”在各地自然风光、人文表演、特色服务的“带路”中，在网络上实现对自然文化地标的建构，继而带火了一大批旅游景区，推动了对于旅游景区的宣传推广，如“新晋网红”的古都西安、“赛博朋克”的山城重庆、茶卡盐湖的天空之境等。根据《人民日报》对湖北一家旅行社的采访，有不少消费者带着社交视频到到旅行社询问相关的旅行产品，在旅行目的地的选择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如稻城亚丁景区、上山庄花海、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等贫困县景区也受到用户的追捧，社交视频在贫困县的文旅扶贫事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交视频在网络上实现对自然文化地标的建构，

带火了一大批热门旅游景区

四

社交化影像下的社会生活流变

1、用户生活方式的变迁

从社交视频用户的年龄结构来看，40岁以上的中老年用户群体占比达到15.1%，高于整体移动网络用户中同年龄段用户比重。到2018年12月，年龄超过50岁人群的移动互联网月均使用时间达到118小时，比去年上升21%，在主要泛娱乐行业的活跃渗透率达到54.2%，仅次于在线视频的比重（68.5%）。作为中老年群体精神娱乐的新形式，社交视频正在成为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刷视频”“发抖音”正在变得和广场舞一样必不可少。作为改革开放直接受益的一代，中老年群体经济条件更为宽裕，退休生活也使其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从长期工作的集体组织中的脱离，以及子女成家立业后的原生家庭结构的变动，使得中老年群体有着更为强烈的自我认同和社交表达的需求。中老年用户在社交视频使用中并不追求吸引用户流量或实现内容创业，而是更多地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消费和娱乐，在长期的陪伴之中“聊天解闷”，从而提升生活幸福感，这是主流话语形态下的传统媒体所无法满足的。

△社交视频成为中老年群体精神娱乐的新形式

从消费场景构成来看，吃饭和睡前是社交视频用户使用最多的两类场景， 中午吃饭休息、晚上到家休息以及睡觉前场景占比分别达到57.4%、56.6%和54.0%。另外在上下班的路上、等车或者等人的时段中，用户的社交视频使用也较为频繁，分别占到37.8%和33.6%。社交视频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已经深深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浏览社交视频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打发无聊的娱乐消遣，而是已经发展成为当下人们使用零碎空闲时间的一种相对固定的行动习惯。而几秒到十几秒的社交视频也更容易让用户忽略其使用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在社交视频平台的无限下拉浏览中形成一种使用的无意识，继而造成过度使用，对正常的工作学习以及休息时间造成侵占。企鹅智库的一项调查显示，近44%的女性用户和32%的男性用户表示看抖音和快手明显占用了睡觉的时间。

2、美好生活品质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民众美好生活需要调查（2019）》指出,利用视频、直播等形式记录生活的用户有着更好的生活体验。随着社交视频用户日均使用时长的增加，社交视频正在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抖音将自身定位为“记录美好生活”，快手则喊出了“记录世界记录你”的口号。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通过对视频内容积极的话题引导与严格的把关，构建传递快乐、创意与知识的公共领域。社交视频为用户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模板素材，并通过话题挑战的方式推动一轮又一轮影像生产的集体协作，如对于热播电视剧《都挺好》中主人公苏大强的吐槽挑战、《还珠格格》中紫薇挨打片段的集体模仿等等，在意义的解构与重构之中收获诙谐与幽默。社交视频也满足了社交时代用户对于生活片段记录与分享的需求，成为点滴生活的记录及重要事件的纪念。这些来自线下生活中家庭、邻里、亲朋间的真实关系的影像化定格，更能够唤起用户的情感共鸣。2019年新年前夕，一条题为“四世同堂”的社交视频成为媒体报道焦点，视频中一家四代依次入镜，并转身呼唤各自的妈妈，对于温暖朴素的中国式家庭亲情的展现，跨越文化与语言火到了国外，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模仿高潮。《纽约时报》对抖音海外版本TIK TOK的使用做出了这样的描述：“胸口的结放松了，脑袋里仿佛充满了氦气，嘴角向上蠕动，开始微笑”。在人们被现代工作制度所异化、职业倦怠明显、幸福感普遍缺失的当下，社交视频鼓励人们回到生活点滴的烟火气中，以一种孩童般的游戏行为，在碎片化传播中分享最为质朴的快乐和感动，从而带来美好生活的优化。

△抖音美好生活类挑战赛案例播放量TOP3

3、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支持

全网的海量社交视频汇集了全国各地亿万人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作为一个巨大的民族志资料池，展现出当前各个社会阶层真实的生活状态，也为具有鲜明特征的社会群体寻求社会支持与身份认同提供了廉价且易得的媒介。农民工群体一方面是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主力军，另一方面面临话语权缺失、身份认同困难等现实问题。社交视频为农民工群体搭建起一个比真实生活更为理想化的媒介场域，使其能够有渠道和自主权实现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调查资料显示，城市外来务工群体，在闲暇时往往更喜欢看来自乡村的社交视频内容。脱离于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与文化语境，使农民工群体与故乡长期处于一种割裂状态。社交视频中来自乡村相似环境的生活记录往往为农民工群体所更为熟悉，通过观看可以在心理上填补物理空间的空缺，保持一种跨地域的血缘或地缘关系维系，从而获得一种归属性的情感支持。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在社交视频中自由展现社会现实交往中难以呈现的生活状态，从而在网络社交空间中寻求关注和理解。在基于同样身份以及相似经验的相互参照之下，农民工群体在互联网广阔的职业群体空间得到自身价值认同，实现相应的情感交流和支持。

4、城乡关系的话语嬗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我国传统农村社会正处于发展转型期，但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将长期存在。这既造成了城镇与乡村之间突出的发展失衡问题，也导致两个空间在话语表达的权力地位上的长期割裂，乡村社会的图景轮廓处于城市精英话语的建构之中。大众对于农村社会的认知，来源于以城市为中心的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中，长期的失语使其在媒体自上而下的审视中不断被解构与嘲弄，在报道中被贴上艰苦、落后、“土味”的标签。社交视频的出现赋予了乡村新的话语工具，也使其拥有了自我言说的充分能力，进而从城市叙事所营造的景观社会中摆脱，实现在网络话语空间中重新出场。来自河北保定的焊工耿帅放弃打工后回乡，成为村子里为数不多的“留守青年”，耿帅在家中做起社交视频，凭借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制造出一系列没有使用价值的发明，凭借着丰富的创意吸引来超过300万的粉丝，甚至引来《华盛顿邮报》的关注与报道，将其誉为“无用爱迪生”。

△华盛顿邮报追踪报道中国“无用爱迪生”、网络红人耿帅

在社交视频中，人们发现了中国乡村这个广大平行世界所具有的更为丰富立体的形象。在农民群体的自我表达中，一个生活安逸、不受拘束，平凡生活中充满创意与乐趣的乡村图景逐渐清晰。在移动网络技术及智能手机的普及下，社交视频作为一种简单易学、上手快速的信息传播媒介，使得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一些偏远贫困地区对互联网的媒介接触更大程度上摆脱经济条件以及硬件设备的依赖，从而有效弥合城市与乡村间信息化程度的差距。相比数千元的电子计算机，如今农村居民可以使用千元左右的智能手机，获取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信息资讯。社交视频使得农村居民以一种更为经济的方式以及平等的姿态参与到网络信息的创造与共享之中。农村居民可以及时跟进社会热点和发展趋势，通过互联网络的广泛深入接触实现在政策知晓、生产指导、知识获得、生活优化、权益维护等方面的调整，同城市居民在第一时间共享信息网络使用的普惠成果，有力改善了以往信息获取中所存在的滞后、错位等问题，从而推动城乡信息化建设的协同发展。

五

结语

新媒介形态的产生会对社会组织、生产以及个人生活带来影响，并在传播实践中不断重塑社会系统。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进行审视，社交视频作为一种全新的影像形态，在中国的独特社会语境下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元的意义与功能。在社会知识的传播上，社交视频实现了知识传播由“精英化”向“平民化”的转变，鼓励更多人参与到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中，并将知识的学习还原到日常生活的常态之中；在平台经济的发展上，社交视频推动一个全新的平台经济产业快速生长成型，并在此基础上催生出社交视频博主这一新的社会职业阶层，依托其关系消费的核心逻辑实现平行产业的有效联动；在社会生活的变迁中，社交视频使用正在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提升个人幸福感、优化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而作为一种全新的话语工具，社交视频也成为了农民工群体寻求社会支持的重要媒介，在城乡二元话语体系中重新书写着陌生而熟悉的乡村图景。

△社交视频正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鼓励更多用户参与到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中

从本质来看，社交视频鲜明的社交逻辑与全民参与的准入门槛，推动其由技术操作的进一步开放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流变之上，从而在社会结构的多个维度实现一种话语的平等以及信息的普惠。与此同时也应清楚地看到，社交视频所带来的冲击，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作为一种碎片化的阅听形式，社交视频正在潜移默化中消解着人们深度阅读能力，网络文化消费越来越趋向于视觉的满足与感官的刺激，所衍生的社会文化肤浅化、庸俗化问题堪忧；仅仅通过点击屏幕的“手指运动”就可以轻易得到快乐的满足，社交视频更容易让人们沉浸在一种视觉符号堆砌的乌托邦中。在无限下拉阅读中陷入上瘾式的无意识中，更模糊了机器与人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界限。只有当我们将其置入社会结构功能的体系进行综合考察，才更有可能把握互联网逻辑下新兴媒体形态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在数字冲击中保持理智的头脑与冷静的认知。

作者介绍

陈欣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电视摄影系主任、硕士生导师；

翁旭东，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当代传播》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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