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贝姐

来源|雪贝财经

1870年6月21日，午后，北方盛夏。

天津英租界内，大不列颠驻华领事馆一位年轻助理箭步出门，将一份信函交给前来接应的黑衣雇工，这是一份发往伦敦的特急信函；6日之后，这份书信抵达上海，一个礼拜后被送达香港；未作片刻停留，信函被争夺秒寄往通向远东海底电报的终点处戴高乐角。

7月23日，电报由戴高乐角拍出，两天后，这份急电终于抵达伦敦。

这份特急信函内容就44个字：“法国领事馆、仁慈堂、法国的大会堂全在焚烧中。法国领事和所有修女以及另外几名法国人全被害死！”

一

天津教案至此震怒整个西方。47岁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受命紧急从首府保定出发，直奔天津为此事善后，忍痛处置国人20有余，终以个人一生令名为代价平息外方众怒，落下“卖国贼”骂名落寞离开。为此，湖南会馆将其官爵匾额“悉数击毁”，并开除其“名籍”。

接任者直隶总督李鸿章，正式进驻天津，一干就是25年。他上书中央，提出：“天下大势，首重畿辅。中原有事，则患在河防；中原无事，则患在海防。”

自此，天津的地位迅速升格，从晚清众多通商口岸之一升格为华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尤其在清帝国推出近代第一轮改革开放后，在其政治版图与经济版图上，天津就不再只是一个口岸，而与北京一起，构成了首都的一部分。

在天津担负起半个首都功能的同时，李鸿章仕途风顺，也从地方干部、疆臣之首，一举跻身中央领导行列，并且通过设立正四品“海关道”等职务，进行颇有野心的组织人事运作，成为最有实权的中央大臣之一。

在之后的数十年内，天津既是大清国改革开放的发动机，又几乎成为体制内改革者的大本营。当时的西方报纸甚至认为，中国外交是“北京讨论、天津决定”。

在晚清帝国改革的复杂天平上，帝辇之下的天津除了充任先锋之外，似乎还是一个平衡砝码：与北京相比，它更讲经济、更为务实，而与上海相比，它更讲政治、更有方向。

到了军阀统治的袁世凯时代，外贸方面，天津也已不再屈居上海之下，以天津为核心辐射华北、东北、西北的经济格局强势成型，天津脱离了对上海的贸易依赖，与上海、广州鼎足而立，成为北中国当仁不让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

当然，历史的年轮曾偏爱天津，但北京的光环终让她在现代史中落寞。

二

就像年轮渐隐，在年轻一代，天津是一座一直活在记忆中的历史城市。

在目前中国4个直辖市中，天津是最为尴尬的一个：论位置，北京之外，一片灯下黑；论发展，被深圳领先了一个时代；甚至连重庆这样的直辖新贵，GDP都能把天津甩在身后。

改革开放这40年来，天津的境遇就是：寻寻觅觅之后还是冷冷清清。

其实，她崛起甚早，在深圳还是渔村的民国时光里，天津已经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商贸物流中心。

建国前后，它又历经了直辖、河北省辖、又直辖的反复波折，但至少一直保持着北方经济重镇的排位。

直到改革开放，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引导了中国建国后最大的一次城市洗牌：东南沿海第一次走到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江苏、浙江、广东一下子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先锋队。

天津的起步并不晚。

它位列1984年中国第一批对外开放城市，那一年柳传志的联想刚刚成立。同年，以塘沽为核心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要知道，它比92年北京大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立，早了将近10年。

更值得夸耀的是：1994年滨海新区建立后，天津“双核”驱动的城市发展战略，甚至是中国最早尝试城市发展“双中心”的城市，这一战略构想建甚至比日后在中国大放异彩的“郑东新区”早了整整6年，河南在2000年才首次提出此概念。

贝姐平心而论，滨海新区这10年的建设，还是非常成功的。否则也不会把袁先生调到雄安，去参与“千年大计”。

三

啃麻花的天津人时常会问：我堂堂天津，基础好、起步早，为何在新千年后偏偏就掉了队？按照2017年的GDP数据，它甚至已被重庆超了1000亿。

最多被大家诟病的是帝都的虹吸效应，这口锅北京背了几十年也没啃声：你奈我何？

老调常谈：距离北京太近，使得北方的一流人才都聚集到了帝都。

但我们也要想一想，广州也曾是南方的首要重镇，它为何会被深圳这么轻易地赶超呢？

一线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有两点：城市创新能力和思想解放程度。

先说创新能力。

从研发投入强度、技术创新直接成果、等5个方面对城市创业能力做排名，数据统计自2016年底：

创新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存量领域竞争，只能是红海中的搏杀，最终很有可能会走到“价格战”的老路。

一旦创出新玩法，就像人生开了挂。

就拿服务业来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入产出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想象一下中石油和腾讯。由于边际效应几乎为零，腾讯一个虚拟的卡通人物产生的收益远大于一升汽油的效能。

北京在2014年重新自我定位时，可以放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唯一紧紧握在手里的，就是“科技创新中心”；看看这轮经济崛起中最闪亮的深圳，创新能力已经深入这个城市的骨髓。

再看思想解放。

天津市民普遍思想都有点小富即安。更关键的是，相对于北京的国际化，上海的外商加总部经济，天津目前还处于严重依赖国有经济的窘境。

看看这张图就知道了，2017年的企业20强中，只有融创一家民营企业，还是搞房地产的，其余几乎是清一色的国企。

渤海钢铁重组的影子还没散尽，计划经济的惯性使得天津和东北一样，很难跳出固有思维的框架去拥抱新世界。

四

回到这轮二线城市的抢人大战。

十九大之后，很多省委一哥壮着胆子，确实撸了袖子：山东和浙江先后召开了“干部思想解放大会”，天津前一段的城市发展“头脑风暴”还请来了柳传志和马云。

措辞之严厉，反省之深刻，都远超外界的预期。

经济强省这样的你追我赶，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

如果你是天津老佛爷，面对现在“帝都、雄安两头堵”的情况，你会怎么做？

户籍开闸，是一招险棋，但不得不走，毕竟，留给她的时间确实不多了。

一：雄安新区定位首都副中心，是疏解首付非核心功能核心承载地，最新的方案有一个关键数字：城市人口空载在500万人。这个数据很讲究，按照《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500万刚刚达到新增“特大城市”的下限。

天津城六区总面积仅173平方公里，居住人口超过960万。

未来雄安新区距离首都更近，距离第二机场更近，生态质量更优，通勤手段更多元，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还更低。自首都分流出来的人才和事业单位更多。

吃瓜群众，要你你怎么选？

二：天津常住人口流入规模递减，房地产发展规模被限制，这也是中长期内的天津父母官的心头痛。

一座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规模，最根本和驱动力是城市化人口的住房需求，至2015年年末，天津常住人口总量为1546.95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是500.35万人，与2010年末相比增加了199.91万人，占常住人口增量比重为80.19%。

与北上广深相比，天津近年来人才吸附则呈下降趋势，以2013年为拐点，天津常住人口的流入规模在不断减少。从2017年数据来看，天津本地人口占比高达68%（外地人口总量498万），还是处于本土力量主导城市发展的阶段。

天津房地产供求的动态平衡，取决于新增人口的动态变化。过去几年，市场的泡沫化膨胀和投机性需求让一些父母官误判了市场的走向。

可能是最近如梦初醒，拍拍脑门：老子今天终于看穿了一切。

三：强二线城市都追到家门口了。天津是直辖市，从来都被划入一线城市序列，但房地产，她最多算二线，在诸多二线城市强势崛起中，她狼狈不堪。

杭州、武汉、南京甚至西安、长沙，虽经济总量暂时比不上天津，但发展势头产业结构和发展质量却已在快速赶超。

五

再看这一轮开闸背后的天津房产投资机会。

与北京类似，天津也是“中心城区＋外围＋郊区”的结构，改善型住房和学区房还是集中在城六区。

尤其是和平区，几乎囊括了天津市最好的中小学资源。

本地人在滨海新区工作还好说，让他们在那买房，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看一下天津这十年房价的曲线，和北京相比似乎有越拉越大的趋势。

对天津来说，接下来几年里房价大概率的走势会如何呢？

影响因素有两个：京沪深会不会解除限购？天津会不会跨越式大发展？

一线城市的需求外溢，是目前天津户口申请者的主力军。

吃瓜群众对天津迈进一线的期待，则主要吸引着潜在的城市进入者。

尤其是第二点：人们的预期对任何资产价格的影响都是决定性的。

杭州开了个G20，就急不可耐地声称挤进了“北上深杭”；九省通衢的武汉，也叫嚷着10年内要超越芝加哥；如果天津这次通过引进人才，真的憋出个超级大招，未来5-10年，房价翻个两三倍，不是没有可能。 

由此，京沪深真正解除限购前的这5-10年，就是天津跨越发展的黄金期。

当然，贝姐不是让你加杠杆去炒房。

近期全国普遍的首套房利率提高，相当于给楼市定向加息，但2015年启动的这轮大牛市，目前还是没有熄火的意思。ZF的决心似乎也很明显：2017年以来分城施策的“制度化调控”，已经取代了之前的“任性调控”，如何去除房地产的“金融化”属性、降低贷款杠杆也进一步提上了日程。

毕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可是三大攻坚战的首要目标。

六

回到30万天津户籍的申请者。

任何合作都要两厢情愿，真心实意。

不要政府想着招揽才人，你却只想弄张房票。

买的没有卖的精，城市主政者当然知道你的心思。

出来混，大家都不傻。

你就是个本科学历，怎么可能填个表就能落户到津门渡口、天子脚下？

成功之路的关键还是苦修内功：要练真手艺，不弄假把式！

自己牛了，看哪儿的房票就都风轻云淡了。

对于城市而言，也是一样的道理：防污治霾、营商环境、创新驱动，哪一个都不是动动嘴皮子、耍耍花架子就能解决了的。

我们不要忘了，招来的最高端人才一定有着最挑剔的眼光。

希望十年后再谈论起天津时，它能够实现电影《霍元甲》中“津门第一”的豪情壮志，而不再是那个只有狗不理和大麻花的二线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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