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智本社（ID:zhibenshe0-1）
责任编辑 | X博士
一考定终身，鸡娃现象不止；一房定终身，躺平主义盛行。鸡娃是一种内卷化，城市中产的父母与娃深陷教育焦虑之中；而躺平主义是对内卷化的一种消极反应，城市青年在表达一种不合作的态度。该如何理解这两类社会现象？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鸡娃、躺平与内卷。如今，城市中产的父母，给孩子报各类培训班，辅导作业，督促考试，用惩罚、鼓励及各种方式让孩子刻苦读书、努力拼搏。这就是鸡娃。不幸的是，我也是鸡娃父母的一份子（愧对孩子）。鸡娃行为，被认为是教育焦虑，更深层次说是代际的生存焦虑。古代的父母鸡娃不？农耕时代的生存极为残酷，鸡娃也更加残酷。在收成糟糕的年份，杀婴、弃婴颇为普遍。在收成好的年份，鸡娃的方式主要是棍棒、体罚与管教，旨在拔苗助长。《圣经》上说：“愚昧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仗可以远远赶除。”菲利普·阿利埃斯在1960年出版的《儿童的世纪》中指出，在16世纪之前，父母在情感上对他们的孩子漠不关心，部分原因是由于儿童死亡率很高。古代父母也是爱孩子的，但是教育方式和亲子关系显得冷酷无情。育儿是一个长周期投资，没有足够储蓄的家庭根本承担不起教育的成本与风险。迫于短期生存与生计，古代父母往往以成人的标准要求小孩，旨在催促孩子尽快进入宗教与伦理的稳定通道，快速成长成年，早日结婚生子与下地生产，以确保繁衍后代与养活家人。这就是人类残酷的鸡娃极简史。直到20世纪，人类才真正进入属于儿童的世纪。二战后，欧美世界的儿童开始踏入现代儿童教育的通道正常成长，一定的家庭储蓄支撑孩子享受天真与烂漫的童年。战后婴儿潮一批的孩子是最幸福的孩子，他们更少地遭受鸡娃的“祸害”。不过，从80年代开始，鸡娃现象在美国家庭也逐渐升温。儿童心理学家海姆·吉诺特在1969年出版的育儿经典《孩子，把你的手给我》中写道：“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时可以不打报告了”。此后几十年，“直升机育儿”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调查数据显示，在1976年，美国的父母平均每周花2个小时陪孩子，其中17分钟辅导孩子写作业。到2012年，美国父母平均每周花6.5个小时陪孩子，其中1个半小时辅导孩子写作业。美国父母的鸡娃倾向虽有所强化，但与如今中国的父母相比，那简直是弱爆了。在中国，很多城市家庭的父母每天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间超过1个小时。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培训班的接送。孩子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几乎都处于被“鸡娃”状态。美国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在其《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中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种现象。这两位教授认为，经济不平等是父母鸡娃的重要原因。收入不平等程度与父母鸡娃程度成正比。二战后到70年代，欧美世界的不平等程度走到历史低谷，那时的父母给予了孩子更加宽容的环境。从80年代开始，不平等程度迅速上升，美国家庭的鸡娃程度明显上升。美国最富裕10%家庭和最贫穷10%家庭的总收入比率从1974年的9.1上升到了2014年的18.9。最近30年热衷于鸡娃的美国父母，恰恰是在六七十年代享受了快乐与宽容童年的一群人。一、收入不平均不等于不公平，最近半个世纪高收入人群崛起，有知识与技术创新的结果。教育回报率的提升让更多家庭意识到教育的溢价，从而加大了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工资与仅受过高中教育的劳动者工资之比从80年代的1.5提升到现在的2。二、贫富差距扩大更多是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最近三十年，尤其是进入千禧年后，美国货币超发洗劫了中产家庭的财富，膨胀了富人的金融资产，扩大了贫富差距。同时，不公平的扭曲的全球化秩序促使大量工厂转移到海外，本土小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80年代以来，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变化，而最富有的1%的家庭的收入翻了一倍。第二点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在全球范围来看，竞争越不公平，阶级越固化，社会流动性越低，父母越努力鸡娃。过去，城市中产是打破阶级固化的重要力量。当中产父母意识到收入停滞不前时，发现阶级愈加固化时，焦虑逐渐蔓延到下一代，渴望强化密集教育、使用代际组合的方式进入社会的上升通道。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两位教授的研究发现，社会公平度越高的国家，如瑞典、挪威、芬兰、德国，父母对孩子的成长越宽容；社会公平度越低的国家，如土耳其、俄罗斯及其它国家，父母对孩子越严厉、越苛刻，鸡娃现象越严重【1】。美国、英国是居于中间层次的国家，但最近几十年，随着不公平程度加剧，鸡娃现象明显加强。社会制度越是平等的国家，父母越倾向于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想象力；社会制度越不平等的国家，父母更加关注孩子的勤奋品质和争胜能力。为什么？在一个公平度不足和阶级固化的社会里，抢占赛道是第一位的。只要占住了位置，就意味着掌握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财富的分配权，独立性、想象力、专业天赋都只能甘拜下风、被动服从。而鸡娃是抢占赛道最高效的手段。两位教授的研究发现，在英国，权威型教养方式对应的向上社会流动的可能性最高。权威型教养方式将提升阶层的可能性提高了13%。我在《教育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教育逐渐演变成为智力选拔竞赛，成为中产家庭向上阶层流动的最渴望的通道。在一个“行行出状元”的公平竞争的社会里，父母不会执着于让孩子拼命读书、考试和上大学。父母不敢让小孩放弃学业专心打球、专业唱歌，打球、唱歌亦或是其它领域，说明这些领域的上升通道太窄、太不稳定和公平度欠缺。唯有考试是相对公平、稳定与可预期的。一些大城市入户的条件提高到本科学历，如果不鸡娃、考不上本科，这些孩子将来在这些大城市竞争与生活的资格都不具备。反过来，拥有本科文凭，才能摸到进入大城市的门槛。如今这条道路越来越清晰，拼小学，拼重点高中，再拼重点大学，然后直通公共型企业、公共机构及大型机构。他们在大城市为下一代购买优质学位房，继续鸡娃、鸡娃、鸡娃，如此反复循环。拼教育拼的是智力、毅力和家庭资源，如今越来越向取决于家庭资源。如果算上学位房，父母为孩子投入了极高的教育成本。房价越高，房贷越重，教育成本越高，投资回报压力越大，教育焦虑越严重，鸡娃越流行。当今，城市中产家庭天天鸡娃，社会上却掀起躺平主义之风。谁是躺平一族？深圳的三和大神，还是全国各地的啃老族？其实，社会上流行的躺平主义，并不是指某个人或某些群体，而是泛指流行于城市青年群体中的一种社会心理。躺平，可能是佛系、丧文化的扩大化，带有自黑、颓废、悲观、无奈的情绪，表现为低欲望、无兴趣、逆传统与不合作，对精英主义、犬儒主义、功利主义表示不屑，暗藏着一种无声抗议与不合作的态度。躺平族中存在自我放弃的一群人，但是这群人不能完全代表躺平主义。从一种社会思潮或社会心理来看，躺平更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达。他们中不全是没有高学历、高竞争力的青年，有些人赚得不算太少，但买房无望，不想加班，不想为老板拼命，无力考虑结婚、生孩子和买房子；有些人可能已经有房子、家庭和孩子，他们曾经是奋斗者，如今不再努力赚钱，不再图谋晋升，不再有追求；有些人是对巨大社会惯性的一种暂时回避，不愿意被各种意识洗脑，不愿意被内卷化洪流席卷；有些人则试图建立一个小小的但属于自己的空间，做一个脆弱的但不被裹挟的独立个体。躺平主义流行，说明社会激励机制出了问题。什么样的社会激励机制就会出什么样的社会思潮。我们看过去美国两种典型的社会思潮：嬉皮士和雅皮士。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青年群体中流行一种社会思潮叫嬉皮士。这群年轻人反传统、反主流、反权威、反对一切束缚，他们追求绝对的自由、平等与博爱。与躺平族不同，嬉皮士善于用夸张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如奇装异服、行为怪诞、街头艺术、吸食大麻、听摇滚乐、跳摇摆舞、支持同性恋和群居村。美国社会对嬉皮士保持着宽容态度，也有人视嬉皮士为堕落、放荡与污秽的代名词。到了80年代，嬉皮士逐渐衰退，雅皮士兴起。与嬉皮士截然不同的是，雅皮士是一群积极上进、努力奋斗的城市中产。他们接受高等教育，追求新知识与新技能，注重自己的着装、行为与生活品质。嬉皮士文化是当时美国平权运动的一部分。这波平权运动冲击了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不同种族、宗教的人以及移民，如黑人、无宗教信仰人士和亚裔移民，在众多领域享有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和晋升通道。到了80年代，嬉皮士文化逐渐被主流社会吸收，青年人包括原来的嬉皮士在体育、唱歌、艺术、商业、金融、技术等领域获得一定成就，晋升到城市中产阶层，甚至跻身精英朋友圈。这就出现了雅皮士。比如篮球教练菲尔·杰克逊、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他们年轻时都是叛逆的嬉皮士，后来成为各自领域的精英。蒙代尔在60年代被业界称为“疯子经济学家”，他在芝加哥大学时经常饮酒、抽烟和打牌，把教员休息室弄得像矿区的酒吧。但如今说到蒙代尔，很多人会尊称其为“欧元之父”。进入千禧年后，雅皮士文化在美国也很快消失了。只有在华尔街金融圈，我们还能看到那些西装革履的年轻精英，但已没有了雅皮士的味道。这是为什么？最近20年欧美世界的中产阶级在萎缩和下沉。我们知道有一个“大象曲线”。这个曲线反映了1988年到2008年不同收入阶层人的实际收入变化。结果显示，这20年处于75%到85%的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最低，实际收入累积所得接近于零。他们多数是欧美国家的中产阶级。而富人收入增长最多，他们多数来自全球性富豪及贫穷的亚洲国家中上阶层；其次收入增长较大的是中下阶层的人群。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的中产阶级进一步萎缩，富人的资产尤其是金融资产更加膨胀。中产阶级萎缩和下沉的主要原因是遭受不公平的制度冲击，主要是货币超发洗劫财富，以及扭曲的全球化秩序打击工资收入。中产阶级面临的问题说明阶层晋升的通道越来越窄，晋升的难度越来越大，社会阶级更加固化。2008年金融危机击穿了数百万中产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雅皮士思潮彻底沦落。取而代之的是福利民粹主义和特朗普主义。福利民粹主义在美国底层民众中流行，民主党的媒体力量为他们发声，民主党的进步派将他们揽入票仓，主要是黑人、少数裔、移民者、低收入者。美国本土工人、小企业主、商业经营者、中产阶级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他们在2016年支持特朗普上台来表达他们的主张以及捍卫他们的利益。这就是2008年以来美国两大社会思潮。最近20年，社会制度不公和阶级固化的倾向愈加严重，底层民众与中产阶级都无力从经济领域改变现状，但是他们没有躺平，而是使用选票工具与新闻权力进行博弈。全球货币超发与全球化秩序扭曲，加重收入分化与阶级固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与前两大社会思潮不同的是，躺平主义是一种消极的、佛系的思潮。躺平，是对高压生存、通道固化一种被动的反馈，亦或是暂时的主动的回避。躺平族中有教育竞赛的失意者，他们没能通过考试进入到名校通道及对应的社会阶层；也有教育竞赛的胜者，但是教育竞赛和安逸通道扼杀一切兴趣、乐趣、责任、渴望与梦想，他们累了厌倦了只想躺下。当然，前者是大多数。一考定终身，将多数人隔离在存量争夺的海洋里；一房定终身，让多数人望洋兴叹、望房绝望。从一考定终身到一房定终身，这两次通道的关闭对个人的惩罚浩荡。与攻占华尔街的福利民粹主义和占领国会大厦的特朗普主义相比，躺平主义似乎更加和谐与稳定，但又更加无奈与悲情。有些人指责躺平族为无能、懦弱、没担当、找借口、缺乏责任心与“废柴”。这种指责在忽视规则的前提下似乎占据了道义上的正确。如果我身边的亲人“未富先躺”，我不会指责他，不会过度干涉他的自由选择，但可能会鼓励他去改变与努力。但是，一旦把规则纳入进来，这种指责便骂错了对象，这种鼓励显得无力。当一种社会思潮一旦兴起，我们的关注点不应该是个人。在一场一千米的赛跑中，一位选手光腿跑，一位则开跑车。然后光腿选手退赛了，观众在台上骂他为懦夫，他的朋友鼓励他跑下去。但是这位选手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也没有对裁判和赛事主办方表达一声抗议，只是默默地走回跟更衣室。但这又是另一种抗议。一考定终身，鸡娃现象不止；一房定终身，躺平主义盛行。鸡娃和躺平是内卷化社会的两大现象。鸡娃是一种内卷化，父母与娃都深陷内卷之中；而躺平主义是一种消极的回避，他们试图在内卷化社会中做一个渺小而独立的自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内卷化是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过程，即“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在18世纪之前，人类一直处于阶级固化、存量斗争的社会形态之中。这是一段残酷的杀婴、弃婴与鸡娃史，也是一段躺平即死亡的内卷史。我曾在《内卷化焦虑》中指出，内卷化是人被锁定在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制度环境中争夺存量。在人类社会千万年里，内卷化是无解之题。边际理论告诉我们，改变边际递减的唯一方法是改变技术水平。新技术、新知识源自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思想。但是，在万古长夜中，人类任何可能突破的想法、欲望、观念，均被一整套制度（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及法律习俗）锁定。改变制度与思想需要靠信息与教育，但是古代掌握信息与教育主导权的统治者不会给民众觉醒的机会。这就是一个无解之题。中世纪的欧洲阶级固化、等级制度森严，中间没有任何晋升通道，农民和农奴永远在城邦最底层中内卷。从13世纪开始，一系列外部力量，如13世纪的蒙古骑兵西征、14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15世纪末开始的意大利战争、16世纪的宗教改革，逐渐冲垮了欧洲的城邦体系。到了15、16世纪，西欧迎来了史上空前的宽松环境。接下来才有但丁、威廉三世、约翰·洛克、艾萨克·牛顿、亚当·斯密，思想启蒙、自由交易与近代科学迅速瓦解了延续千年的内卷化制度。人类从存量争夺转为增量创造，从阶级固化转为社会流动。西欧为人类打开了“天窗”，其中存在诸多偶然因素的交集。它不是教育的结果，更像是人的意识、观念逐渐演化的结果。教育，是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新制度的源泉，是打开内卷化社会的关键钥匙。但是，这个教育，必须是培养人的教育，而不是筛选人的教育。古代中国也是阶级固化的等级社会，但与中世纪欧洲不同是，其中存在阶级晋升的通道，那就是文官系统。如何才能走入文官赛道？那就是科举考试。古代中国也有教育，但是这种教育并不是培养人，而是筛选人。科举考试筛选出最高智力、最忠于皇权的一批人进入文官系统，然后文官系统将皇权统治输送到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可见，科举筛选出来的“智者”，如翁同龢，反而加强了社会的内卷化。有人拿出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的信号传递模型，认定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劳动力市场筛选人。在斯宾塞的模型里，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它纯粹是为了向雇主“示意”或“发出信号”表明自己是能力高的人。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在供求上存在匹配关系，但是这不会扭曲教育的本质。因为市场自发秩序不是简单的筛选人、匹配人，而是通过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激发人的各种天赋，创造纷繁的价值和多元化的社会。如果人为地扭曲教育的本质，将教育变成筛选人的工具，而不是培养的园地，那么不可能出现边际递增，社会永远内卷于存量斗争中。因为边际递增源自曲线右移，而曲线右移的唯一动力是源自教育的新知识、新技术与新制度。教育正如运动，运动的目的是强健身体，而不是比赛。只有运动能力出色的才进入专业比赛的通道，力大无穷的投铅球，健步如飞的跑短跑。人的神经元在7岁之前基本发育完成，神经元决定了人的智力水平。如果小孩过早地承担考试压力和生活压力，会对其智力发育造成伤害。芬兰、挪威、瑞典和德国对7岁之前的小孩给予相对宽容的环境。小学和中学主要培养的是独立的思维能力，以及激发不同类型的天赋。中学后，各自根据自己的天赋从事不同的职业，只有一部分高智力的人进入大学深造，从事科学及学术研究。比如，德国父母不执着于孩子上大学，不少孩子上产业技术学校，然后成为一名产业工人。德国的产业工人，逻辑思维好，技术功底扎实，工作时间不长，工资收入不低。但是，假如规定100米赛跑在13秒以内的人，或者拥有本科文凭的人，才能进入城市生活，那么运动和教育会变成筛选人的竞赛。这两条赛道就会变得越来越拥挤，鸡娃现象越来越严重。而这场竞赛的多数失意者，在高不可攀的房价下，在没有其它选择时，容易自发地萌生躺平主义心理。可见，筛选人的教育，边际曲线难以右移，社会内卷于存量斗争，同时躺平主义流行；培养人的教育，创造新知识、新技术与新制度，打破阶级固化，创造财富增量，促进社会流动。所以，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激发人的独立的思维和自由的思想，而不是筛选人。人类在12-16世纪期间的意识与观念演化，其实是遵循了教育的本质。人文主义核心思想是主张人“做回自己”，人不是上帝的附庸、国王的工具和意识的奴隶。这是教育培养人的源头。“鸡娃”则走了相反的道路，进入了考试竞赛、智力筛选的内卷通道之中。而躺平主义是被动地消极地无意识地触及到了这个源头。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一个富有争议的哲学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我每天晚上“鸡娃”时，每当看到“躺平”一词时，容易想起这句话。点击查看硬核财经猛料：和6000个EMBA老板聊完之后，我的录音放在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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