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流浪在东欧: 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知道为什么而活？

什么样的人才会逆流而行？

逆流的人们，又在追寻着什么？

▲ 主播/苏维  配乐/Justin Timberlake：Five Hundred Miles

曹然的逆流之路是从大学开始的。

在此之前，她在一条通往体面生活的道路上走得很稳当。学习优异，高考考进复旦新闻学院广告系。

但一年后，她从广告系转去了历史系。

大部分想要转系的学生，都是从冷门专业，转去经济、金融、计算机这样的热门院系。

很多人不理解。

她却在边缘小路上走得很远，尤其对东欧巴尔干地区的过往与现在，深深着迷。

本科毕业后，去英国继续读研，专攻巴尔干半岛的历史。学业结束，直接奔去科索沃呆了半年，一边实地探访，一边在NGO实习。

去年，在北京的国际组织工作四年后，她又一次辞职去了巴尔干，旅行，造访故人，也寻找今后的路。

人生的道路并非对谁都清晰明确。而这世界的有趣之处，正是总有人选择少有人走的小路，去看看另外的风景。

文|曹然

1

1

1

我想，或许这些年一直在追逐一个神话。一个出自巴尔干平原，至今还活在很多人心里的神话。

在此之前，那片土地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读到这个神话是在从广告系转到历史系之后，那是一段非常迷茫和混乱的时期。

在旁人看来，从有名的广告系毕业、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可能是自然的选择。但这样的路径一直和我格格不入。

或许我一直有种无意识的焦虑，希望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找到一些永恒的东西，从而能缓解对时间流逝的恐惧。

在历史系，我开始接触南斯拉夫地区的历史。

这里是有名的“巴尔干火药桶”，民族与宗教差异导致这里常年战火纷飞、局势不稳。

战争中也有着和平地区所难以想像的神话。到现在我也不能忘记初看库斯图里卡电影《地下》的震撼。

1941年德军入侵南斯拉夫王国时，人们为躲避空袭进入地下防空洞。日复一日，他们生产军火、严阵以待，但进攻迟迟没有到来。

他们索性继续地下的生活，寻欢作乐、坠入爱河，忘却了时间。在这里演奏音乐，狂野奔放，婚礼上照旧朝天射击。

50年后，他们意外重返地上，发现战争仍在继续。他们徘徊在迷宫般的地下甬道中，哀号：“没有南斯拉夫了？这是什么意思？我要回南斯拉夫去……”

这种似乎是宿命的悲剧循环立刻吸引了我，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循环与命运？

我亦注意到了科索沃神话。

1389年，塞尔维亚军队被土耳其人击败，此后，塞尔维亚逐渐被土耳其统治。

但这场发生在科索沃平原上的战争逐渐成为了塞尔维亚民族认同的核心。

按照东正教传统的解释，战败的塞尔维亚拉萨尔大公失去了地上的国，但得到了“天上的国”——永恒的道德高地。

▲贝尔格莱德圣萨瓦大教堂里，纪念拉萨尔大公殉难场面的圣像。图/曹然

600年来，每到战役纪念日，成千上万塞族人来到科索沃平原，高歌、起舞、痛饮。

在被异族占领、统治期间，这里也成了寄托他们独立、复兴愿望的神话之地。

600年前的事件至今仍然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我前所未见的。

后来，当我一次次地前往南斯拉夫地区、在科索沃平原上游荡，才亲眼目睹神话、战争、难以化解的民族矛盾之下，这片土地上人们的隔阂与伤痕。

1

2

1

本科毕业后，我去了英国念研究生，研究前南斯拉夫历史。2011年毕业后，又去了科索沃一家关注少数民族权益的NGO实习了六个月。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会研究一个距离中国很遥远的地方，又为什么会去科索沃？我冠冕堂皇地讲了很多学术兴趣。

但是我知道，首先吸引我的与其说是学术价值，不如说是内心对于永恒的一种难解的向往，哪怕是巴尔干半岛悲剧的永恒。

这是一种内在的审美需求，一种精神内核。

虽然终究没有任何办法对抗时间的流逝，人人在世上皆是浮萍；但有这样恒久的存在，多少是种慰藉。

在科索沃民族权力机构实习的半年，生活并不轻松。我如愿以偿目睹了神话背后普通人所付出的代价。

很多中国人知道贝尔格莱德，知道南斯拉夫，是因为一场北约的轰炸。当时的背景，便是科索沃战争。

1999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揭竿而起，要求独立；塞尔维亚则派部队去镇压。整个过程非常残酷，犯下了很多反人类的罪行。支持科索沃独立的北约开始介入，轰炸贝尔格莱德和周边、南方的一些重镇。

▲ 内战中从塞尔维亚科索沃逃出来的难民。

历经战火后，科索沃独立，成为一个新生的阿尔巴尼亚国家，塞尔维亚人成了弱势群体，但他们却不愿离开。留在科索沃的5%的塞族人主要住在北边，靠近塞尔维亚边境的地方。

当初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科索沃这么一个贫苦落后的小地方，会给整个巴尔干地区带来这么大的灾难？

这里GDP落后，没有工业，各方面都没有特别之处。但为什么我认识的所有塞尔维亚人，都对这里念念不忘，不愿放弃科索沃？

于是一次又一次，我造访塞族人在科索沃北部的飞地，认识了几个当地草根NGO的年轻人，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当时我们都是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对这个年龄的人而言，应该找工作，去更大的城市，开始自己的事业，开拓人生的方向。

但在这个地方，他们路径完全不一样。这些年轻人很有朝气，对未来很有憧憬，也很有趣，平时都把自己的生活过的有声有色——有很多朋友，玩乐队，做地下戏剧、演舞台剧，努力在凋敝的环境下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有趣。

但他们绝对不会离开科索沃。

哪怕没有正式的工作，靠着欧盟、联合国的资金，吃了上顿没下顿，不可能也拒绝融入科索沃的主流生活。

我甚至碰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当时带着我在北边的城市找路。他跟我说，在他父亲去世之前，他和父亲承诺过，绝对不会离开科索沃。

一辈子，到他死，到他下一辈，也绝对不会离开科索沃。

这让我非常震撼，并且思考：这个世界上，究竟是什么让每个人的选择如此不同？

如果是我面对这样的生活环境，欧洲离得这么近，我可能就去法国德国读书，然后找个体面的工作，去打工也可以。

但他们说，我去那边干什么？他们不需要我们，但是科索沃需要我们。我们这些人如果走了，这个民族、祖先留给我们的地方就这样放弃了。

生在这里，根在这里，他们自己的家庭，整个民族的根，都在科索沃。如果他们离开了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和祖先交代。

民族的认同，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有一个富足稳定的生活更重要。

1

3

1

历史系毕业生米洛什便是塞族年轻人的典型。

他英语流利，但和所有科索沃北岸年轻人一样，也过着半失业的生活。他曾就职于一家致力于社区安全的NGO，但该组织因为缺乏资金难以为继。

他家人在塞族政府工作，一年前开始工资就开始断断续续。迫于欧盟压力，贝尔格莱德正在逐渐切断对这里的财政支持。

矿场、工厂和公司纷纷关闭或迁走，经济几乎陷于瘫痪。失业率达到惊人的77%。

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米洛什全家却从未考虑过离开科索沃。

“这里的生活就是一场战斗，我决定战斗至死。

即使别处有最好的工作机会、最好的薪水，我也完全不考虑。

如果我们想离开，早在1999年就走了，或者2004年发生针对塞族的暴乱的时候也该离开了。

但我永远不会离开科索沃，离开就意味着失败，意味着我们的圣地、我们最古老的修道院和历史遗迹不再属于我们。”

我们经常在山顶教堂看日落。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城区。城市如同千疮百孔的口腔，敞开了无数黑洞洞的窗口和没封顶的烂尾楼。

但米洛什喜欢在这里看日落，这样的景致让他感到城市仍在掌握之中。暮色中，分不清哪里是阿族聚居区，哪里是塞族区，苍茫一片。

他那年才26岁，我一直以为他把历史和神话看得比现实更重。“不是这样的。”他纠正我，“是我相信的未来和他们不同。”

对于当时26岁的我，神话让这些人付出的代价沉重得难以承受。

神话仍然熠熠生辉，但可能只是难以捉摸的集体记忆而已。

它无法给这些年轻人一个“正常的生活”：与他们所受的教育相匹配的工作和收入，还有未来无限的可能。——当时的我觉得，这些才是可以接受的人生。

于是我逃回了北京，一头扎进了想象中“正常的生活”，消融在大城市的人海里，为了所谓职业发展，在国际组织疲于奔命。

最后一次和米洛什告别的时候，他不愿接近城市里靠近阿族区域的桥头，挥手告别。戴着画家帽和鲜艳的围巾，他和欧洲最时髦城市的年轻人别无二致。

但他属于这里，如树木扎根一样自然。没有犹豫，没有疑惑。虽然没有人知道等待科索沃的是什么。

1

4

1

北京，在国际组织的四年里，我以为自己会忘却科索沃的一切，与现实和解，让身心成为一个统一的世俗存在。

但是我做不到。2016年底，辞职重回巴尔干半岛。

巴尔干没有变。与国内的日新月异相比，这里是时间之外。也正因此，每当来到这里，我得以离开中国社会滚滚向前的时间车轮，在一段距离之外审视、回望走过的道路。

我又遇见了一些新的人。艺术家、轰炸博物馆念念不忘战争罪行的讲解员、向沙特富人卖别墅的波黑学生……

越是接触更多人，我就越想了解每一个人在特定的国家、城市，甚至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他个人的选择。

最难忘的，是在波黑首都巴尼亚卢卡迷路时邂逅的萨沙，他的遭遇让我看到了战争与杀戮之下人性的复杂与不可测、个体的伤痕与救赎。

▲ 1992年，照片中的女主人公Gordana Burazor在萨拉热窝被疏散：“这不是一个母亲因为儿子要被送走而落泪的故事……我其实和孩子一起在巴士上……我强忍住眼泪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要离开挚爱的祖国，她已被愚蠢的战争蹂躏得破碎不堪。”

萨沙本是萨拉热窝的塞族人。1992年波黑战争前夕，母亲把他送到了更安全的巴尼亚卢卡的叔叔家，一去就是两年。

两年里，他不知道母亲是否还活着，过得怎么样——彼时说到这里，四十多岁的大男人，在我面前眼泪刷刷流下来。

萨拉热窝被围城的两年间，死了大概五千名平民：很多平民是在街上过马路时被狙击手打死，也有被饿死的，以及生病死在医院的。

在民族情绪的煽动下，许多原本和睦相处的邻居因民族、宗教之异反目为仇，互相残杀。

▲ 照片拍摄于1992年波黑战争期间萨拉热窝有名的狙击点，人们想从街道的一边去往另一边只能用跑，隐藏着的塞尔维亚狙击手随时可能对他们开枪。这条街上每天回响着狙击子弹划破空气的声音，亡魂不计其数。摄影师Tom Stoddart说：“我对战争大片式的作品完全没有兴趣，我在意的是记录人们在战争阴影下的生活。”

两年过去，他觉得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

但是1995年战争快要结束时，他突然收到一封母亲的信。信中，母亲描述了过去两年生活的艰苦：冬天把所有家具都劈了取暖；所有电器在黑市变卖，只为换点吃的。

最终她决定，无论如何，就算要死，也要在死之前见儿子一面。于是她收拾了两个随身包裹，准备穿越萨拉热窝周围丛山峻岭、埋着地雷的封锁线。

母亲奇迹般走出了死亡之地，一路徒步、搭乘顺风车，抵达了巴尼亚卢卡。

当他在公交站等待母亲时，看到一个男人大喊他的名字，向他跑过来。仔细看才发现，那是他妈妈。

整整两年，母亲已经憔悴得认不出来了：头发剪得很短，穿着男人衣服，完全认不出是他母亲。

他母亲2013年去世。一直到去世前，她都不愿意向儿子提及那两年经历了什么。

▲ 萨沙

在母亲去世以后，萨莎回到萨拉热窝探访当时的邻居。有个邻居告诉他，有一天只有他母亲一个人在家，一个穆族邻居拿着冲锋枪对着他家一阵扫射。

那个邻居震惊之余，破门而入，发现他母亲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整个人惊吓过度晕了过去。好在子弹奇迹般地没有打到他母亲，他母亲半小时左右才恢复知觉。

对于经历过萨拉热窝两年围城的人来说，这种遭遇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描述的。尤其是这样对待你的并不是外来的敌人，而是曾经非常亲密的老邻居。

▲ 2012年，波黑首都萨拉热窝的主干道上摆放着11,541把红色空椅，每把椅子代表了一名波黑战争的遇难者，以此纪念萨拉热窝被围、波黑战争开始20周年。

后来，萨沙成了艺术家。他最主要的作品是一系列纸做的面具，有迷幻的、俏皮的、神秘的。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面具这种形式来表达。他说，人与人之间在戴上面具以后更真实。他以前在萨拉热窝居住时，与各族邻居朝夕相处，直到战争爆发，才发现人性的另一面。

另一方面，他的创作灵感源于他母亲。直到母亲去世，他都没办法让他母亲原原本本倾吐出来那两年的遭遇，没能说出她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

表达感情，就是这么难的一件事。所以他做面具，觉得人可能带上面具更能吐露内心。

他说：我相信遮蔽更有助于揭露，人有了面具更能坦露自己。

▲ 萨沙的面具作品。

1

4

1

走过战乱之后的巴尔干半岛，看到饱受战争创伤的人们，对于活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些释然。所谓“活在当下”，真的不是一句空话。

拼命奔跑的同时，我们往往忘了当下的生活也在拼命流逝，一去不回头。

但我们是否完全把握住了当下？明天，明天的明天可能永远不会来临，黯然回首最珍贵的事物却早已远去。

所期望的未来即使存在，那通向它的道路也唯有充盈的当下。享受它。不要无视它。它会把人带到应到的地方。世间万物皆有其因果。

如今我已再次告别巴尔干。对这片土地与人，我不再感到悲伤与同情。他们不需要这些。我会踏上新的旅程，但一切都是源于这里。

本期作者|曹然     编辑|祁十一

-END-

推荐阅读：

▼ 点击"阅读原文"，开启唐七餐桌美学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