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断上路看别处，开始懂了为何我们总焦虑

欧美人和韩国人在此玩耍消费；日本人出于某种缘故已经消失在此行列；中国人在这里劳动、挣钱。

▲主播/夏忆 配乐/朴树 - The fear in my heart

文|祁十一

12月末，我去了琅勃拉邦旅行。

跨年结束回国后，听说“焦虑”成为中国跨年关键词。

我想起从万荣到琅勃拉邦的小巴司机，一路开怀的笑，好像他做着全世界最开心的工作、过着无忧无虑的人生。

想起万荣丛林中自由飞翔的小哥，带着游客在一棵树与一棵树之间飞越，每一次他都张开双臂、咧嘴微笑，仿佛感受着最自由最快乐的风。

想起清晨六点起床、拎着糯米饭去为僧人布施的七十岁阿婆，想起总是在笑、总是拿着相机记录人们笑脸的德国姑娘娜塔莉……

内心深处有所寄托、精神上有所信仰的人们，才会如此安于人生的每分每秒，不为没有得到的东西着急、焦虑，却为已拥有之物而感恩。

那似乎是匆忙而焦虑的我们所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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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从老挝中部小镇万荣开始。

抵达万荣已是傍晚。暮色之中，看到一群群欧美年轻人、韩国人穿行而过，闲适而放松的气息弥漫在整个镇子。人们步伐缓慢，神情平静舒缓，无所事事地游荡着。

这是一个山水极象桂林的小镇，南松河穿城而过。

附近秀丽起伏的山、清浅流淌的水，让这里成为一个户外运动发达、深受西方游客喜欢的地方。

除了西方面孔，镇上最多的是韩国人。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满大街都能听到“斯密达”。

没有看到一个日本人。但日本的丰田越野与皮卡，却是这个山地国家最常见的车。

也很少见到中国游客。倒是有中国人在此开餐馆，以及在城外的工地上修铁路。

这便是这样一个小镇上的世界各民族构成：

欧美人和韩国人在此玩耍消费；日本人出于某种缘故已经消失在此行列（至于何种缘故，在旅途末尾得到了一个日本人的解读），但他们的产品仍然掌控着此地的汽车市场；中国人在这里劳动、挣钱。

我们可真是一个勤劳的民族啊：在世界各地开餐馆、修公路、修铁路、修楼房，热衷于去任何一个有机会的地方输出劳力、挣辛苦钱。

正是这种品质，带来了这几十年中国的经济繁荣。

不过出现在这里的我，只是一个爱玩的人。

去了丛林中体验滑索，在高空中从一棵树滑向另一棵树。

最初的几次跳跃，都是在内心的恐惧之中站上跳台，又心里一横跳了下去，在空中滑行之时感到一阵畅快。

“有时候人生就是需要这样吧，什么也不想，横竖跳出来就是了。一旦突破心理恐惧与障碍，接下来的过程反倒轻松得多。”

一边玩着滑索，我竟莫名其妙地思考起人生。

▲暮色中的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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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荣到琅勃拉邦，又是7小时的车程，在群山之间穿行。

坐在小巴的副驾驶位，一路都能感受到司机小哥的轻松、快乐。到底是他很喜欢开车，还是很喜欢穿行在这美丽的风景之中，抑或他本身就是一个乐天快乐的人呢？

他的快乐本身，让我觉得很快乐。

后来一想，简单快乐似乎是这个国家的人们普遍的特征。

不管是汽车司机、旅馆老板、前台服务员、夜市摊主、早市咖啡摊小老板、国家博物馆的导游解说……

他们的样子就好像在说：

“我可真喜欢我的工作！”

“活着就是这样子的嘛，简简单单！”

或许是我接触到的多是旅游业从业者，每年能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的游客身上赚不少，这个行业的人不会不快乐。

又或许是全民信佛的缘故，每个老挝男子一生中都会出一次家，几天、几月、几年，甚至一生。

女子也对宗教虔诚，常去寺庙跪拜、祈祷。

拥有这般出世与谦卑之心，拥有信仰与敬畏，俗世之中才更心平气和、简单知足吧？

▲琅勃拉邦的僧人，布施结束时集体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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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琅勃拉邦去琅卡的路上，遇到德国姑娘娜塔莉和她男朋友恩尼柯，我们坐在同一辆小巴上。

她的笑容最先吸引我。看上去30多岁，却葆有一个小女孩般的笑容，单纯愉悦，似乎是被这个世界友好对待也友好对待周遭的人。

抵达琅卡后，我们各自前往旅馆。再次在桥上相遇时，便一起吃了晚饭。

那是一个电力供应不足的小镇，吃饭时电灯时明时灭，人们逐渐习以为常。窗外大雨哗哗而下，我们坐在温暖的屋里，烤着火盆，点着蜡烛，聊着天。

围坐一张桌子的，有35岁的娜塔莉，和她11年的男朋友恩尼柯，还有35岁的法国摄影师阿鲁，以及我，一个同样过了30岁的中国女子。

阿鲁是一个近年运气不佳的人。

一两年前出了车祸，伤到胸骨，影响到他作为电影摄像师的工作；几个月前又与女朋友分手；来老挝旅游，几乎每一段路都会遇到汽车抛锚。

我们本来坐同一辆来琅卡的小巴上，他却因为车站超售而成为多出来的一个，于是被转到下一辆车，行李却还在我们车上。

娜塔莉和恩尼柯到站后一直帮他守着行李，里面有他昂贵专业的照相机。

阿鲁一共搭了四辆车，才抵达琅卡：第二辆车同样满员，第三辆中途又坏掉了，于是等来第四辆。

“今天琅卡下雨，应该也是我的错。”

阿鲁在讲完他的坏运气后，补充了一句。

听上去挺惨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笑得不行。或许就像导演韦斯·安德森所说：近处的悲剧，远处便是喜剧。

阿鲁依然很丧地坐在那里，呆呆地，像是一个面对捉摸不定乱发脾气的老天爷的无措小孩。

昏暗的灯火之下，我却感到娜塔莉和恩尼柯具有温暖的力量。他们的友善与帮助，让阿鲁不必陷入更糟糕的境地，也是我们能够在这寒冷雨夜相聚一堂的推动因素。

娜塔莉是科隆一家医院的妇产科护士，专门护理早产儿。给我看那些几乎只有手掌大的早产儿照片时，她的眼神和语气里都是疼惜。她喜欢她的工作。

恩尼柯是福特的汽车工程师，却像茨威格笔下旧世界的人，友善，些许忧郁与沧桑，至今不用智能手机，不那么适应这个越来越快速与虚拟的世界，也不想适应，更喜欢活在真实世界中。

“在德国，随便走进一家餐厅，都会看到人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却不说话，都埋头在刷手机。”他说。——原来全世界都一样。

忧郁的他，或许需要像娜塔莉这样阳光的人，照亮心中幽暗的部分吧。

▲ 琅勃拉邦附近小镇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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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琅勃拉邦城市中心的普西山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日本人。一家四口，家庭出行。

“但即使这样的家庭，也可能是长住在泰国或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日本人。”

在返回中国的汽车上，坐我旁边的日本人野田说。

“现在我出来旅行，别人都会问我是不是韩国人，在二十年前，这简真不可想像，那时候在世界各地都是四处旅行的日本人。”

二十年前，野田也是这些四处旅行的年轻人之一。

那时候，他来过中国的大理，还去了墨西哥和南美许多国家。如今，他在东京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工作，仍会不时出门旅行。

但现在的日本，却进入了“低欲望社会”。“一到放假，问我们公司的年轻人干嘛，都说呆在家里，哪儿也不去。”野田说，“不买房，不买车，不谈恋爱，休息时最常做的事就是呆在家里玩游戏。”

这也导致了日本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下降。如今，日本已开始进入人口负增长。

“日本政府已经在不断加大开放程度，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旅游和移民，才能平衡日本国内的状况。”

看着满大街的韩国人，还有很少见的中国旅行者（尤其是自助旅行的年轻人），我也止不住会想：再过五年、十年，韩国和中国是否也会变得像日本一样？

野田的观察是：再过几年，韩国很大可能会和日本一样。中国，还在发展的进程之中。

于我，韩国不敢说，可中国的情况却甚是复杂。

除了向老挝输出劳力、承接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国在老挝的另一痕迹便是华为、ViVo手机的广告牌、拓展中的市场。

只要走出国门，常常会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最高程度是文化与政治输出力，唐宋时期的中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最近半个世纪的美国，莫不如此。

往下一层，是资本与商品输出力，过去二三十年的日韩便是如此，当前的中国，正开始走上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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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路会怎样暂不去说，至少眼下国内的道路修得甚好。——在从琅勃拉邦一路坐汽车，经过磨憨口岸抵达景洪时，对此很是感慨。

老挝的道路十分糟糕，没有铁路，没有高速公路，平滑的水泥路都没有几条，大多是坑坑洼洼、石子铺就的路，旅行起来十分辛苦。

而从磨憨口岸一出来，似乎就进入了一个有着天壤之别的发达国家：

我立刻用滴滴打了一个顺风车，十分钟后坐上了崭新的私人小汽车，走上了宽敞平稳的高速公路，两个半小时后就抵达了180公里外的景洪。

那里高楼林立，道路干净整洁，汽车开过不会有漫天灰尘。

可是晚上去夜市时，看到那清冷的街上，了无生趣的商品、了无生趣的地摊、了无生趣的摆摊人，我却开始怀念琅勃拉邦吵吵闹闹、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的夜市。

在那里，商贩们坐在地上，面前的棉毛毯、手工艺品、土特产堆得满山满谷，与游客们讨价还价，与一同摆摊的人们喝酒唱歌，好不热闹。

夜市旁边就是寺庙和国家博物馆，念经的声音、梵乐之音不时响起，穿着橙红色僧袍的僧人们在庙里走动。

那是有血有肉、有灵有魂的人间。

我们，是一个物质愈加发达、建筑高耸、道路畅通的国家，却多少透着精神信仰的苍白。

或许，那是我们一切焦虑的根源。

祁十一，好好虚度时光签约作者。生于四川，求学上海，北京工作，喜欢大理。四处晃荡，记录人的故事与命运。

公众号“她途”（girlstravel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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