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河 | 知识分子妄想症：西方知识分子的红色中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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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为什么失明？什么才是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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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左翼思潮影响下，红色中国在不少西方知识分子（特别是法国知识分子）那里变成“美好新世界”，他们在那里看到人类的未来与希望。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与他的终身伴侣、著名作家西蒙·波伏娃一起，于1955年来华访问，参加国庆大典，广泛结交各界朋友——在北京与茅盾等知名作家会面时，由于双方都没读过对方的作品，所以大家只好谈美食——，足迹遍至中国城乡，并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回国之后，萨特曾几次接受记者采访，充分表达了他的中国观。波伏娃则专门出版了《长征》一书，肯定新中国的成就，记录中国之行。

此书标志着西方重新美化中国形象的开端。之前，很多西方人还活在马尔罗《人的状况》一书的黑暗地狱里。波伏娃认为红色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只有在中国文化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的“启蒙文化”，中国当局的专政及其国有化经济形式——农村合作化运动，是建立在人民意愿基础上的，也适应中国农村现实。最让她感动的是，中国生活在未来中。

1958年9月，英国经济学专家在一系列统计数字基础上提出预言：“以这样的增长速度，用不了十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三位工业强国，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同年，尼尔伦夫妇访问中国，正赶上大跃进，他们将自己的观感写成作品《美丽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 ），这源自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爱丽儿的赞叹：“啊，多么令人惊奇！这里有这么多的好人！人类多美好！啊，美好新世界……”《美好新世界》也是1932年A.赫胥黎的乌托邦同名小说。他们坚信当时的中国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美好新世界”，那么多“体格健壮、天真烂漫的中国青年”，尽管大饥荒已经步步逼近。

法国大革=命，曾经是中国革=命的榜样，在毛时代，法国人特别是众多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却将中国当作学习的榜样。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巴黎的游行队伍里，学生、工人与知识分子，经常看到有人挥动着“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革=命”在戴高乐政府的镇压下失败，更让人们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左派知识分子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上唯一一次成功的，没有“变修”的革=命。或许源于对西方革=命的普遍失望，在他们看来，苏联革=命早已变修，斯大林不过是个红色沙皇。法共也变修了，“五月风暴”期间反对暴动。只有中国，在毛的领导下，不断革=命，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彻底的文化大革=命。

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发表了系列歌颂中国文=革和毛的文章，认为文=革实现了人人平等的社会，是西方革=命向往已久，又似乎永远没有希望抵达的乌托邦。“五月风暴”原想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最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预言，事实令人失望。革=命反而只有在前资本主义的中国才成功。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失望使他们认为，“毛主义”才是真正的革=命哲学。最有吸引力的是，毛本身就是诗人，诗人治理是西方自柏拉图时代就有的古代理想。

法国左翼激进知识分子将当时的中国当作最终否定西方资本主义的绝对他者。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写了一本书《中国人民》，认为中国体现着政治革=命与前卫艺术的精神——文=革的确具有一定的“行为艺术”风格——。这些理论家们，最为欠缺的是“中国知识”，只有克里斯蒂娃获得过中国语言与文学的学士学位，其他人的知识与经验背景，基本与中国毫无关系，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的现实差距可谓天壤之别。似乎中国的现实越不好，特别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到60年代末的文=革，在他们眼里的中国形象反而越美好。

或许，这应该追溯至西方当时的背景，如果正处于感到缺憾的时期，容易否定自身现存秩序并推崇异己。像所有旅行者一样，人们在差异中倾向寻找新奇，因短暂体验而美好，但那并非现实，更无法长期“生活”。如果让他们生活于此一月，而非被刻意安排在特定的宾馆和路线，估计看法会大不一样。1972年，年近60的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受中国政府邀请拍摄大型纪录片《中国》。他想尽一切办法让摄影机突破规定随意游荡，因而拍下为当局不满的真实一面。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的美好中国形象，首先表现为进步乌托邦。激进的朝圣者们，发现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既不属于传统的中国又不属于现代西方，既不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又不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中国道路”解决了人类的自由与幸福的大问题，“到处是一片繁荣幸福的景象”。在西方的“新中国迷”眼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那里有高尚淳朴的人民，平等自由的社会，智慧与权威兼并的领袖，尽管不富足，但幸福。

其意义背景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流行的“孔教乌托邦”形象，最为著名的当然是莱布尼兹对中国文化的推崇。那个时代的中国形象的道德政治意义也大于经济或物质文明的意义。当时，伏尔泰与沃尔夫对中国的想象与利用方式，与20世纪60-70年代相仿。无论两世纪前还是文=革时，西方推崇的中国，其实是他们想象的道德理想国，而非现实国度。他们看到了主义或臆想的真理，他们看到了文=革狂热的所谓理想，看不到人们疯狂所造成的巨大破坏。

1970年，埃德加·斯诺最后一次访华，毛谈到中国革=命时，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斯诺不了解这个歇后语意思（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回到西方后报道说毛是一个感到孤独的、谦逊的老人，像和尚打着一把破伞，行走在茫茫世间。索斯伯里到中国后，从翻译中得知斯诺的理解和毛意思完全相反，他很感慨说，“中国实际比看上去复杂得多，你自己觉得开始懂了，也许才触及其最表层的意义。理解中国就像剥洋葱，一层下还有一层。”

随着信息越来越公开，直到文=革后期，西方知识分子才普遍看到乌托邦背后的黑暗与疯狂。经济上，大饥荒证据消解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神话，文=革真相的暴露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文=革中，毛思想已然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放置四海而皆准，甚至有神力。民众相信可以使聋子变聪，哑巴说话，瞎子复明，得病读两段毛语录就好。

当年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实际行动受到当局严密的控制与精心策划的“蒙蔽”，只让你看到希望你看到的东西，信息极其有限。就算是中国老百姓，要想了解当时的现实，也不容易。比如大饥荒时，广州等城市的学校当局让年轻人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乞丐是不可能存在的。眼见并不一定为实，要有冷静的眼和严谨分析的脑。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永远在重复两个原型：香格里拉或人间地狱。在卡尔维诺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有两个作为比希巴城自身的投影的城市，一天上一地下，前者有“最崇高的德行与情感”，而后者则是“一切低劣无用事物的贮藏所”，一个可怕地狱。西方知识分子的中国形象，是他们自身的投影。世界是他们的幻象，他们也是他们的幻象。他们自始至终活在一个自我意识的牢笼里，反反复复的妄想症发作，以对真理的激情抓住了假象。“世界是由梦幻的质料构成的”，或许莎士比亚的话稍为让这些知识分子妄想症患者心感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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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法国三十年的时间内，萨特一直在捍卫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正当性。在1972年出版的《为知识分子辩护》里，他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介入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就是介入与己无关的事务的人，他们以人和社会的整体观念（如今，此种观念已经不再可能，似乎显得抽象而荒谬。——笔者注。）的名义，挑战一切现有的真理以及受其影响的行为”。在他的眼里，知识分子在投身学术研究和参与政治活动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萨特的激进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法国并非个案，哲学家阿尔都塞及其信徒们也在宣扬类似的学说。在他们的熏陶下，加上中国“文=革”的影响，法国青年学生当中流行一种到工厂、农村学习，帮助工人和农民认识异化、反对压迫的热潮。

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法国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激进的工人运动渐趋消退，最具说服力的例子莫过于他们拒绝革=命的幻想，拒绝加入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1956年波匈事件以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报告，已让法国知识分子动摇了左翼信仰，而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法文版的1974年出版更是在他们当中掀起了一股皈依民主制度或自由主义的风潮。有鉴于此，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把巴黎斥为“欧洲反动的首都”。

在政治环境与智识氛围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法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如何介入社会的问题。米歇尔·福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对萨特的批判，据说为法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介入模式树立了新的标杆。

福柯曾经也是萨特的一位崇拜者。但是，1968年5月风暴让他走向了批判萨特的立场。福柯表示，在革=命希望已经彻底落空的年代，知识分子不能再盲从萨特，宣称自己掌握普世真理，并固执地以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自居。福柯不无嘲讽地说：知识分子在过去宣称，他们要向那些不懂真理的人诉说真理，要为不能诉说真理的人宣扬良心和优雅。然而，最近的事情让他们恍然大悟，民众在认知时并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民众比他们知道得更完善，更清楚，也更好；民众同样能够铿锵有力地诉说真理。只不过，有一种体系在禁锢、阻碍和否定他们的知识和话语。（……）事实上，知识分子就是此种权力体系的一部分，他们自命为良心和民众话语之代理人的观念也是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

福柯宣称萨特代表的“普世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universal）已经过时，强调知识分子的使命不再是革=命斗争，而是权力—知识的批判。有鉴于此，福柯全身心投入监狱史、疯癫史、性史、知识考古学以及生物政治学的研究，深入批判家庭、两性、学校、监狱甚至人脑里存在的真理和体系，揭露其压迫的本质，试图为正在从事具体社会斗争的普通民众提供专业的知识工具。这就是福柯提出的“专业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spécifique）的职责所在。

在笔者看来，福柯对萨特的批评有一定道理。知识分子容易将自以为是的理论或观念看成是普世的真理到处宣扬，强行推向——直接过渡至——现实，无意中剥夺“大众”的思想权与实践权，这极易导致悲剧或灾难。知识分子在现实和民众面前的谦卑是自知之明，也是真诚的表现。启蒙只是中性词，如果他人愿意改变或受启蒙，那是他人自由意志的选择，与所谓的启蒙者无关，别动不动就作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区分。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有时所谓精英明知道是伪真理，但为了不可告人之目的而强说成普世真理并强行让民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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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群众专政”被认为是法律的创新。和萨特等法国著名左翼思想家一样，福柯在60年代颇为欣赏“毛主义”，在与另一位“毛主义”者维克多辩论时，福柯对中国的执法形式十分赞赏，他说：在中国“国家机器并不执法”，其作用仅在于“教育群众，给群众以政治的训练，开阔群众的政治视野，丰富群众的政治经验，以至于群众自己就可决定：‘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者‘我们必须杀死他’。”他还曾说：“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宣战为的是夺取政权……任何战争都以胜利为目标，没人为正义而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很可能对刚刚被它击败的那些阶级实行暴力的、专制的、甚至是血腥的专政。在我看来，这是无可非议的。”

文=革中，和不少人一样，遇罗克的死刑判决就是由群众讨论的。1970年1月9日，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通告，“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在此，我们看到了福柯与其所批判的萨特重蹈覆辙，对文=革的无知，比萨特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福柯颇为自信又无意识地成为自己所批判的对象。不能否认福柯是优秀的思想家，但其理论有着明显的二元对立框架，有时难免流于宏大普遍而缺乏对微观个体的具体关照，容易激发热情却不易让人（包括他自己）冷静。不像康德、胡塞尔等德国哲学家擅长严谨的逻辑论证，他更多是一种（反抗）姿态呈现和给出“答案”。作为一种世界观哲学，并不那么细致的考虑人的心理与理智活动，而偏向宏观的对世界给出说法，因而（这类世界观哲学）如何真正的过渡到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去，是个难题。若理论强行过渡至现实，剥夺“大众”的思想权与实践权，往往导致灾难，文=革就是其中的典型。

理想的法律当然是民意的汇集，通过复杂规则程序变成法条。所谓法治，相关人员只要查清事实，理性地按照已有法律办事即可。文=革中，没有法治，而以所谓“群众专政”直接改造社会，注定容易受操纵而混乱。当年工人体育馆近十万人叫喊打倒遇罗克，这能代表整体民意吗？所谓“群众”，从来是个幻觉，那被掩盖或遮蔽的声音可以发出吗？

对于中国，特别是文=革，置身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西方知识分子难以把握，除了自身的有限性，以及对身处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感到不满而好于想象乌托邦外，根本上或许在于，那个复杂而吊诡的时代特别是文=革已经超越人类的历史经验或认知底线，世所罕见，因而哪怕是杰出的思想家，遭遇当时的中国，都会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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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精神病院呢？福柯不是精神病医生，没有实践经验，容易想象。《疯癫与文明》更像寓言作品。福柯的所有作品，基本依赖的是有限的档案资料，但他的言说却像是掌握着普遍历史和真理。当一个思想者只喜好于故纸堆（和新闻）里进行知识考古（和诠释），又试图抓住权力或专制的实质，或许正是丧失了对现实权力普遍残酷的洞察之表现，其所得出的结论自然可疑或至少不够严谨周全。

权力的真正恐怖之处并非对所谓正常人与精神病人的区分——当人丧失自知力与判断力，区分是必须的，这是安全问题，而非文化问题——，而在于让正常人相互为敌，你死我活，比如文=革，纳粹大屠杀，前苏联大清洗。想想当年缘何那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想）要离开纳粹德国和前苏联，你就知道真正的精神病院其实是一个已经丧失理性，极权肆意横行的国度。

如果稍为对医学意义的精神病院有所了解，你就知道，置身其中的疯子并不急于逃离，往往显得无关紧要，甚至享受其中。因为，精神病本身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防御机制，对于真正的精神病人，或许只有置身精神病院，才是安全和自由的。而在现实错乱的国度（巨大精神病院）里，无法逃离的人们只有被迫被折磨为疯子，丧失基本的安全与自由。

在政治上，福柯表现不成熟不稳定，总是左冲右突，明显呈现出听凭某种类似的青春期激情支配或机会主义的迹象，或许很难谈得上深入了解现实和责任。1978年伊朗革=命发生，当年冬季，福柯以意大利某报通讯员的身份两次前赴伊朗。他沉醉于革=命的“狂欢”与“集体意志”的暴力表达，并赞扬其政治领袖是“政治上的教士”（柏拉图的“哲人王”？），认为这场革=命反映了一种健全的，“充满斗争和牺牲的宗教”。

和萨特与支持纳粹并终生不见真正反省的海德格尔一样，当一个思想者试图从理念世界跨入（介入）实践世界特别是政治领域，常常会以为自己已经掌握整个世界或政治的本质，结果肯定是危险而荒谬的。当一个人丧失对现实的感受力与判断力，根本不可能有真正伟大的思想。人并非上帝，毕竟是有限的，思想者也如此。认识你自己，或反思自身的有限性，以及现实的复杂性，无论何时都需一再提醒。一个人的思想活动源于自我认知与期许。

福柯终生声称自己是尼采的忠实信徒。“我渐渐明白了迄今为止的每一种伟大哲学的真正面目：那就是其作者的亲身告白，以及一种不由自主的、不自觉的回忆录。”尼采在《超越善恶》中如是说，这当然是没错的。问题是，这只是“伟大哲学”的根基，而非思想的时空覆盖面或本质所在。只有将我消融于芸芸众生，或言每一个人都是我，时空消失，永恒轮回，方能超越善恶，把握真理。

不妨将这一类知识分子称为激情型思想者，他们更多听凭激情和欲望来写作和行事，更少付置于实证调研、理性思考和严谨逻辑论证，宏大意图，试图以一本书，一个理论和主义来终结人类世界的所有本质问题，因而往往流于泛泛而谈，简而言之。但因为其中充满着生命的激情与欲望，在这个日渐无趣乏味平庸的世界，总是容易引起或引诱起众多年轻人——心理意义而言——近乎狂热的追捧，甚至顶礼膜拜，相信很多人年轻时特别是反叛期都难免迷过尼采，一如上世纪中叶很多知识分子迷过马克思与革=命。人们总是迷恋于肥皂泡的美好，而宁愿忍受或无视它必然而至的破灭。因为破灭在未来，而此刻，激情让人们感觉到自身——而非整个人类，或无我的——存在。

我们看到，这类激情型思想家普遍患上知识分子妄想症，固着于头脑中的形而上观念，往往未能抵达“伟大哲学”的经验根基，却一再试图言说普遍“真理”。尽管有些人如尼采意识到这个根基或直接经验之重要性，但因为时空的吊诡，个体的有限性，特别是疾病、疯狂与死亡过早过重的侵袭，生命的经验和思想来不及充分充实和展开，往往留下一声叹息。（知识分子妄想症为笔者所创。——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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