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铁军：人生重启，我在澳洲做职业画家
人生重启
2019年6月12日，忽然收到澳大利亚移民局的邮件，通知我尽快离境，以获得澳大利亚杰出人才移民的批准。于是我立刻订了往返机票离境，那天距离我的生日还有9天，至此，我已经在悉尼生活了5年半。
两天后的早上，在候机大厅等候飞往中国的飞机，喝咖啡时看着外面的停机坪，我心里充满了一种久违的轻松。
当飞机平稳地越过澳洲中部广袤的红土地时，我知道在未来很长时间里，我要在这里寻找生活的意义了。伴着机舱外姿态万千的云舒云卷，我的思绪也跟着翻腾起来。
对于任何一个中年人，移民都是人生中一个重大选择。来澳洲意味着我和妻子要放下国内良好的朋友圈和舒适生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重新开始一次人生，以前的生活将被翻篇而过。我是个心态乐观的人，对于未来会是什么样，似乎有点预期，但又完全没概念。
好不容易从高校辞职
我的生活可以说一直顺风顺水。1995年西安美院油画系毕业后，结束了包括美院附中在內长达8年的专业学习，开始大学艺术系老师的工作，教授素描和色彩两门课程。平时自己画些画，间歇也会带学生出去进行艺术采风和调研。大学老师的生活稳定且平静，可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而言显得太舒缓，我有很多富余的能量无处发挥。
2000年的一个机会，我到华商报社兼职做插画师，并慢慢喜欢上了报社里快节奏、充满变数又很具挑战性的工作。渐渐地，报社赋予了我更多重要责任，采纳我的建议，成立了一个全新的部门——美编部，不到30岁的我成为第一任美编部主任。之后也常往返于母报和位于其他省市的子报之间，工作越来越多，责任越来越重，难以兼顾学校工作，于是向学校提出辞去教师一职。
然而辞职似乎比入职都难。我向人事处递交了辞职申请报告后，一直没有得到回复，两个月后催问时，学校答复说以前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大家都想方设法进大学，还从来没人要求从大学辞职，所以要校党委开会研究。在半年等待和两次会后，学校终于通过研究决定批准我辞职。
1989年，上美院附中时，老师带队去外出春游，后边那个红衣少年就是作者。
成为一名新闻设计师
来澳洲之前，我在《华商报》工作了13年。在那里，我亲历了中国媒体发展的“黄金十年”，和报纸一起迅速成长，完善了人生里重要的个人发展。随着报纸年广告营收从几百万到成为年营收近40个亿的增长，《华商报》已经发展成为“七报五刊三网”以及多家公司的巨型传媒集团，我自己也从一个插图编辑到美术编辑、视觉设计部主任再到视觉总监；从设计一个版面到一个报纸的视觉定位再到集团报纸、杂志的整体视觉规划。我的工作也得到了单位内和行业内的广泛认可，获得了一系列国家级和省部级的报纸设计奖、全国视觉设计十大总监等一系列的荣誉；报纸和大学的讲座邀约也成为工作的一部分。
这些点点滴滴的工作最终汇聚到了2011年的某一天，这是一个对我而言值得记住的日子。那天，《人民日报》旗下有影响力的专业核心期刊《新闻战线》记者王向令联系我，要对我做一个专访，探讨报纸新闻设计对新闻信息传递的影响，文章标题为《设计影响传媒》，专访向全国读者展示了我在《华商报》设计实践方面的理念、思路和探索。这对一个媒体的设计总监而言，算是最高的职业认可了。
2008年，华商报社工作时，在昆明参加新闻设计年会，和两位好友合影，左一为时任都市时报80后总编周智琛，右一为香港星岛日报视觉总监黄树伟。
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攻读油画硕士学位
我是个容易有危机感的人，即使在媒体工作非常顺利且异常繁忙的时候，我仍想给自己找一些学习和充电的机会。
最终我挑战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考研任务。备考时，我把繁忙工作之余的所有可能的时间都用来复习，一次性通过了全国研究生招生统一考试，2004年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油画艺术研究专业全日制的研究生。
读研的那三年里我精力充沛，妻子也同时远赴欧洲留学深造。我披星戴月，每天开着我的富康车奔跑在报社和学校之间，白天交大读书，夜里编辑部上夜班，每天只睡6个小时。室友曾描述过一个我在宿舍午休的场景：“正在打呼噜呢，电话铃响，他立刻坐起来，没有丝毫梦中惊醒后睡意朦胧的样子，口齿清醒地接电话和安排工作；扔下电话后，两分钟不到鼾声就又起来了。”
现在想起来，能完成这段学业，多亏了报社领导给予我特殊的时间上的方便，感谢刘东明和王艺桦两位当时的总编辑和总经理的惜才和关爱，也感谢我的导师对我的理解，这是我三十多年时光里重要的一段历程。
学习期间赴欧洲体悟纯正艺术味道
读研期间，我两次前往欧洲，开阔艺术视野。特别是2004年那次，一到欧洲，我几乎把自己所有时间都淹没在各种博物馆里，卢浮宫、奥塞、蓬皮杜、梵高博物馆、皇家安特卫普美术馆和鲁本斯旧居等等。我在这些艺术宝库中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营养，每次都是开门就进去，一直到关门才出来。这些体验给了我很多关于艺术最直观的感受：好的作品看起来也是很简单，都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那些以前出现在书里的奇怪的现代作品同样能给人带来冲击和感动。在看完梵高博物馆后，第一次体会了压抑情绪让人在两小时后都不想讲话的感觉。画家并不都是像梵高一样的生前很艰辛，也有鲁本斯这样的成功外交家画家……
2004年，读研间隙，我第一次到欧洲领略原汁原味的欧洲艺术。
求学时导师的教导像远方的灯塔
回忆起上学的那段经历，就想起我的研究生导师刘爱民教授。1991年我从美院附中考进了美院油画系，就选择了刘老师主持的第三工作室，工作室研究的落脚点是塞尚，从这个现代艺术的原点上向后看传统，向前看当代，以此进行学习和探索。
刘老师艺术造诣高且内敛，大隐于市。他的教导对我的艺术观和生活态度都有极大启发，他说要在建立独立个性和完善人格的基础上学习艺术，做艺术要“厚积薄发”，先“掌握”然后才能“恣肆”。他还说：“艺术上各村有各村的高招”，鼓励大家以更宽的视野去理解和学习不同的甚至不理解的东西。学习要以极大的勇气打入，再以更大的勇气跳出来。这些话，到今天还时时回响在耳畔，每当我在艺术上感到迷茫或困惑时，这些都能给我启发、信心和鼓励。
放下国内无压力生活 移民澳洲从零开始
媒体工作对我是一个重要的塑造，我在每天的新闻事件中成长，从单纯的“傻白甜”成为一个社会的观察者、亲历者。在这里，一个“散漫”的学艺术的人被磨练得守时而高效，“拖延症”被调教成重要工作不过夜，不善言辞被修理到与大家高效交换意见、协调工作。在这一天天充实的工作中，我以为我将为“百年华商”梦想一直工作下去。
然而，2013年底，因为报社的一些变化和一个来澳洲工作的契机，我必须做出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 — 离开报社，放下国内的一切。我心里激烈地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拿到签证的时候，我眼里充满了五味杂陈的泪。无论我对以前的一切有多么不舍，我都得为了自己的选择，而与过去挥别。
在这个过程中妻子一直是我坚定的支持者，对她而言，这个放弃同样艰难。
妻子陈璟先后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西安外国语大学以及比利时具有600年历史的世界名校 — 鲁汶天主教大学。她也曾就职于华商报社，是国内最早一批国际新闻编译，而她的主业是大学英语系专业课教师。教学之余，她还为学校做大量外事工作，配合国际专家进行教育研究和调研。1998年她参加了第二届亚洲国际教育研讨会并在大会担任翻译。后来参与比利时教育部与中国教育部的合作项目、参与NGO组织 Plan International的中国机构Plan China 进行教育研究和试验，积累了丰富的新课标研究经验。也因为此，在比利时留学时，她很有幸得到了时任国际教育心理学会主席、在学界享有盛名的Prof. Erik De Corte直接的学术指导，参加了他的科研项目在中国的落地研究。
陈璟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拿到了副教授职称。她作为陕西省高考命题组成员，多次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英语试卷命题工作，是十多个教学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她有自己的教学、科研团队，作为第一批国内新课标培训师，从事了数十次的国家级、省级骨干英语教师培训，桃李满天下。
在这个决定之后，她也要和我一起迎接挑战。
2014年，到澳洲生活的第一年，东逛逛西看看，一切都很新鲜。
温和表面下一颗倔强、喜爱挑战的心
很多人好奇地问过我，你们两人离开很好的工作、熟悉的环境、离开父母去一个陌生的国家，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在当时有答案，但现在好像模糊了。也许是在我温和表面下隐藏着一颗倔强、喜欢挑战和好奇的心。每个人的人生都只有一次，但再一次从零开始也许可以体验两次人生。偌大一个西方世界，应该去经历一下。
刚到澳洲的第一年，对新环境的兴奋一直持续着，睁大眼睛到处看。第二年才真的开始感受到一些压力，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一个一个冒出来。以前在国内有大量的亲朋好友形成的广阔的人脉，在悉尼变为人生地不熟，充满未知和不确定。如何融入这个环境，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下去，移民到底会让生活变得更轻松，还是更艰辛？
登陆澳洲 初步安顿下来
我和陈璟从小基本没受过什么苦，很多困难始于登陆的一瞬间，始于看到澳洲蓝得扎眼的天空和美丽且陌生的大地时。
最初我们没想那么多，不过亲朋好友却为我们操碎了心。妻子的一个闺蜜怕我们生活遇到困难，专门把她们家一字千金的百年老店秘密配方给了我们。这些百年老店配方的西安美食，在万一我们生存成问题时，一定能让我们过上不错的生活。刚来时也有过做别的事情的设想，但转念一想，那样的话，以前多年的努力得来的经验就全都浪费了。
我出生在艺术世家，外公早年在上海艺专求学，是刘海粟最早的一批学生，父亲是外公的学生，我5岁时就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画画，后来上学和工作中，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几十年里没间断过。如果去做别的事情，短期内注定无缘再画画了，这样真的是太可惜。
我自己对在澳洲的工作有两个愿望：不想坐办公室，国内工作的十多年坐烦了；想从事一个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值的工作。对我而言最理想的是专门画画，但那时觉得遥不可及。
简便安顿下来后，我开始了澳洲的第一份工作——在悉尼一家杂志社做平面设计。
歪打正着开始画水彩，重新回归绘画道路
来澳洲不久，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在悉尼教中文很有名的吕崇伟老师，他正在为自己的中文系列教材找插画师和装帧设计师，预计有一百多幅插图，我和吕老师见面交流了想法后，他决定由我来做。
考虑到便利性，我打算用水彩画这些插画。去Kmart买来水彩颜料，后来了解到Burwood有专业画材店，专程去买了一根单支专业级别的水彩画颜料。令我吃惊的是，专业颜料的色彩非常浓艳美丽，有极强的染色力和与油画媲美的耐久度及耐晒度。专业水彩颜料如此好的色彩宽度，令我立刻更新了以前对水彩和水粉颜料的固有印象。当然，这支好颜料的价格在Kmart可以买5盒12色的普通颜料。就这样，我开始了画水彩画。
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每年我都给汽车杂志社画特别版的台历。就这样，除了上班做平面设计，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我都在画画。不上班的日子常常一天画10多个小时，真的是废寝忘食。画的越多越发现专业水彩更多的表现可能性，越发现越想去探索。我查阅大量资料去研究维多利亚时期的水彩，学习透纳、佐恩、萨金特、还有怀斯这些在历史上闪光的跨界或专门的水彩画大师；了解多元的美国水彩、闪耀东方风格的日本水彩、当代的英国水彩、独特的印度水彩，当然还有继承优良传统的俄罗斯、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水彩。随着探索的深入，我越来越被水彩独特的魅力征服。
工作的原因，2014年作者画了一些悉尼的小风景，印制成了台历很受欢迎，在此后连续做了5年。
进入水彩的世界，寻求内心的宁静
2015年年底，因为申请永居的关系，必须要通过雅思考试。我完整地经历了“烤鸭”这个过程，考试的压力让我有些焦躁不安。但每当我拿起画笔画画，一切外面的喧嚣都不见了，绘画成为我缓解压力的一个法宝。
雅思成绩终于出来了，虽然总分超了0.5，但单科有一门差0.5。还得再进一次“烤炉” ，我也就再一次用画画来舒缓当时的压力。那段时间我平静地创作了大量作品，它们后来相继为我带来了丰硕的收获。这段令人焦虑的时间里，水彩画为我打开了一片天地。
此后的几年，我继续精力饱满地创作了大量作品。我一边画，一边等着那石沉大海的永居签证。
Facebook上无心插柳
每个人的职业发展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契机，从这个角度而言，Facebook算是我的一个福地。原本去FB是为了练习英语，却无心插柳柳成荫。妻子是英语老师，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体验：家人就是家人，难以完成教学关系。于是她就把我“推”给了FB，让我没事去那里看留言跟人互动练习英语，于是我就时不时发自己的水彩作品上去，抱着一个“求互动”以练习英语的心态。
第一次去Circular Quay时，碰到有原住民在那里跳舞，裸露着上身，脸上涂满颜色，随着号角在激烈地舞动，非常震撼。很难想象在一个大都会的核心有这样的场景，当时也很感慨于澳洲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保护。征得同意后，我拍了很多照片。后来就根据素材画了两幅土著长者的肖像，后来才知道我画的这位长者就是著名的原住民长老Uncle Max。
我把画好的肖像发到FB，瞬间看到反响。原住民画家Vickie非常喜欢，便把我当时极其有限的FB翻了个底朝天；然后，她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呼朋唤友前来“围观”，一口气把我tag给了一堆艺术家，其中包括Jandamarra、 Don Milner等后来成为好朋友的画家。刹那间，在一个特定的范围里，我的出现好像是“天降奇兵”，连国际职业拳击羽量级排名第二的原住民拳击手Paul Fleming也主动找我称兄道弟。
这些原住民朋友也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Jandamarra是著名的原住民画家，作品多次入选Archibald和Sulman等澳洲的重要展览，我和他因原住民肖像发展出很好的友谊。在我申请杰出人才移民时，他给了我巨大的帮助，为我写了具有说服力的推荐信。作为原住民，Jandamarra已经“现代化”了，和我们身边的现代人没有两样；如果一定要找出特质，那就是他热爱自己的原住民身份、热爱红土地文化，把这些文化印迹融入创作并以此为豪。
住在墨尔本的70岁的荷兰人Harry是我在FB认识的忘年交，他的家族从事艺术品相关工作。他常给我的画认真地留言，评论很专业，一来二去我们成了好朋友。Harry是一个纯手工艺术画框制作大师，也是一位有着很高艺术鉴赏力和见地的评论者。他的爸爸做名画修复和拍卖，Harry从小耳濡目染见多识广，学习并掌握古典画框的制作技法。他的客户来自全球，都是博物馆、大收藏家和艺术投资者。一次，他在我作品下评论：“希望有一天我能亲手为你做个画框”，我看到后有点不敢相信。过了段时间Harry来悉尼，带来了他专门为我的《锡克族老人》做的画框。那是一个新哥特式的框，粗犷中带着规矩，华丽中浸透着内敛。
我和Harry聊天的话题很宽广，从历史与哲学到绘画与艺术。跟他的每一次交流都有收获，最近他正帮我筹划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举办我的第一个欧洲个展。
收获第一个国际赛金奖
永居申请还是没有消息，催律师朋友帮忙问，移民局给的答复永远是一样的：有一小部分申请可能会延期审理。买彩票一次也不中的我俩，这次遇到小概率事件。
时间已经来到2016年，作品数量的积累暗示了时间的流淌。这年我开始投送作品参加一些国际水彩展，各种收获很快到来，远超我预期。
2016年3月我第一次投递作品参加国际展，《Uncle Max》从700多幅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品中成功突围，入选加拿大国际水彩双年展。加拿大是我的福地，2017年，我的另一幅原住民作品《乌鲁鲁热风》荣获了2017加拿大国际水彩画协会国际奖第一名，这也是我的第一个国际水彩金奖，给了我继续坚持水彩的莫大的力量，我也在这些比赛和活动中，结识了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朋友。
作品《乌鲁鲁热风》赢得了国际水彩画协会IWS加拿大国际水彩比赛第一名
不期而至的专业期刊专访
2017年的一封邮件，现在想起来，仍然能令我激动。那天，我收到一封署名Jannie的邮件，她是The Art of Watercolour——水彩界最公认专业期刊的艺术总监。她看到社交媒体上很多我的作品，被它们的专业性表达和多元性主题打动，希望对我进行采访，准备做一个2—3页的专题报道。
法国的The Art of Watercolour是同时以英语和法语出版的季刊，在近四十个国家发行。它和美国的Watercolour Artist是全球最权威的两个水彩专业期刊。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敢大意，认真地以书面形式回答了记者的所有提问，完成后与精心挑选的十幅作品发回编辑部。媒体工作经验告诉我，记者采访的稿件被枪毙的不计其数，真正采用的是极少数，因此忐忑地等待着杂志的反馈。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杂志社回复了，说因为内容非常充实，他们商量后，决定扩展为6个页面的专题。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法国寄送的杂志。令我意外惊喜的是，我的作品《寻找》还成为该期杂志的封面大图。那期杂志有一个特别策划 ——Meeting Our International Artists，包括10位不同国家的水彩画家和作品，我的专访文章作为专题的主打。专题用六个版面加一个封面来展示我对肖像画的理念和艺术实践，标题为《Understanding Our Uniqueness》。
能登上这本杂志的封面是对水彩画家艺术高度的一个标定，过刊的封面曾经有Joseph、Elena Bazanova、Mary White、刘云生、Alvaro、 Rukiye Garip, Dylan、关维兴 等世界最棒的水彩艺术家的佳作。登上这本杂志对画家而言是重要也难得的肯定。这件事给了我启发，只要作品好，一定会被人发现。这更坚定了我在水彩艺术探索上的信心和方向。
2017年，专业水彩期刊The Art Of Watercolor发表了我的专访文章，封面也选用了我的作品。
英语是一个路障，越过就柳暗花明
我深知语言直接影响一个人在国外的生活状态，所以就强迫自己多看YouTube的英语节目，去西人教堂接触英语环境，虽然当时什么也听不懂。后来因为要考雅思，我又去语言学校和雅思班专门学习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每天坐在火车上拿着笔记本复习，晚上睡觉时戴着耳机泛听；半年的学习时间里从未有过迟到早退，年龄小的同学叫我“学霸大叔”。当然我也配得上这个称呼，在最后一次考试中我考了全班第二名，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另外能作为“学霸”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家教：我妻子是英语专业，所以那段时间，我把她随时当成字典。这些当时的“苦难”后来都变成了我的财富，让我有能力去和世界各国的画家同行交流，能参加国际艺术活动，信心满满地用英语做workshop和做示范讲解，并且很受欢迎。
国际最大水彩节代表澳洲画家登台示范
一天，我看到全球最大的水彩盛事意大利法布里亚诺水彩节在澳大利亚招展，就赶着截止日期投送了作品《饱经沧桑的脸》。不久后收到了Wyn的邮件，她是法布里亚诺水彩节澳洲画家团队和作品征集的负责人。邮件一方面通知我入选，更重要的是跟我沟通，希望我能做澳洲画家代表。她说组委会看到我的作品非常喜欢，这让我非常意外，我在澳洲艺术圈毫无根基，竟能够得到这样的认可和机会。在欣然接受后没几天，信息又变了——意大利的主办方看了我的作品，想给我安排一个45分钟的示范表演，Wyn希望我能够接受，因为这是主办方第一次邀请澳洲画家在国际舞台上作示范。机会一个接一个来得如此突然，我当时虽然对自己的英语信心不足，但是对画画还是有把握的，就一口答应下来。
2018年5月3日，在意大利著名的文艺复兴名城法布里亚诺，水彩节盛大开幕。随后紧接着我的肖像示范就开始了。示范在一个容纳600名观众的剧场里进行，舞台中央大屏幕上直播作画过程：舞台旁边有乐队现场演奏，乐曲极具现代迷幻风格，带人进入一个异常奇特的艺术体验环境，非常享受。我走到舞台边的工作台前，抬头看了一眼舞台下面黑压压座无虚席却鸦雀无声的观众席，给手机设置了每15分钟提醒一次来把握进度。法布里亚诺主席和Wyn分别做了介绍之后，随着主持人示意开始，我提起画笔，所有的注意力立刻下意识地集中到了面前的水彩纸。我如平日画画一样，很快沉浸在绘画中，时而画，时而停下来观察，时而调整，每一笔用笔，都屏住呼吸。这个过程里，只听得到音乐，听不到人声。觉得差不多可以结束时，我看了一下时间，马上就到45分钟。我签好名字放下笔，长出一口气。刹时，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那一刻，慢热的我竟有些激动，忽然理解了“掌声响起来”对于一名“表演者”是何等的嘉奖。这幅示范作品现被收藏于法布里亚诺水彩博物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不断在街上遇到不认识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和爱好者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和感谢。这真是一段美好的经历，这种积极的情绪鼓励和影响我了很长时间。
2017年5月，在意大利Fabriano水彩节上做水彩肖像示范
活跃在国际水彩舞台
澳洲每年专门的水彩展并不多，所以对我而言，参加更多高水平的国际展是我该走的道路。我一天接着一天不知疲倦地画，如果哪天没画就会觉得心里有惴惴的负疚感。
随着时间推移，日复一日的付出慢慢结出了果实，我在国际水彩舞台有了越来越多的亮相和收获，获得了包括美国国家水彩画协会最高奖金奖、加拿大国际水彩展览第一名、丹尼史密斯Top 3、印度国际水彩画协会第二名、国际水彩画协会厄瓜多尔双年展第二名、第一届国际奥林匹克水彩展（网展部分）Top3、国际水彩画协会阿尔巴尼亚双年展肖像Top10肖像画家等等很多奖项。近两年受邀参加了美国、俄罗斯、韩国、香港、马来西亚、阿尔巴尼亚等一系列大师邀请展，作品在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土耳其、捷克、斯洛文尼亚、印度、韩国、墨西哥、厄瓜多尔、保加利亚等国进行展出。
此外，从2016年开始我在悉尼也举办了三次水彩个展，第四次个展2020年12月13日在墨尔本举办。
2019年年底，我作为联合策展人，组织并参加了包括4个国家和地区8位画家的“Diversity” 悉尼8人大型国际水彩展。
几年下来，我与一些国际上的水彩组织也建立了多维的联系，成为一些大型国际画会的签字会员、大师会员，受邀在大型国际水彩画组织中承担组织工作，担任国际画展的评委等。
2019年5月，在Live in Art 成功举办了我的个展“Identity”
在传统中探索不同的可能性
我是个喜欢尝试挑战的人，总感到有一股力量在策动着我去尝试水彩的种种可能性。长期以来，水彩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小画种，像轻音乐，好看但不深刻，甚至连画价都不能太高，但是我不认同这种固有的认识。我认为水彩一样可以有角度地回应当代社会现象，一样可以作为有力量的媒介去表现社会和表达自我，一样可以深刻与严肃，这便是激励我用水彩去创作“We Are the World”系列的一个动机。近两年，我专注于大幅面水彩画的创作，进行了大量的尝试，积累了一些经验，也画了一批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作品。2020年初，保加利亚国际水彩画协会主席、著名水彩画家Selma撰文探讨水彩艺术在当代的发展，以及当前世界水彩艺术的“Golden Age”现状。她在文章中回顾了近些年在大幅水彩画创作方面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列举了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的画家，包括刘云生、柳毅、Anna Ivanova, Ali Abbas, Prafull Sawant等等，我也有幸名列其中。能以这样的形式和这几位我非常敬重的良师益友一起出现，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耀，更是鞭策。
“杰出人才”移民获批
因为之前的永居申请杳无音讯，这种不确定性带来不安全感。虽然我们都尽量保持乐观，但那种惴惴感一直隐隐地存在，时不时出来“提醒”一下我们。从法布里亚诺回来，律师朋友建议我申请杰出人才移民。这个类型的签证全澳洲每年只有200个名额，她列举的几名成功获批的案例都是中国的羽毛球世界冠军。虽然看起来很难，但律师说我符合条件，我就配合着提交了资料。
艺术上的这些成绩，让我在澳洲生活具有了说服力，成为申请澳洲杰出人才移民的重要条件，我也在妻子的“逼迫”下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考过了雅思，再加上好友Jandamarra 给移民局写的推荐信“希望澳洲政府不要错过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天时地利人和，2019年6月17日，我收到了移民局的批签信，成为澳大利亚杰出人才移民。
移民就像一场重生，而还能从事喜欢的工作更是幸运。
心中的世间万象——We Are the World
相较于世界的博大，每个人都很渺小，无论我们拥有多少；相对于宇宙的丰富，思想都很局限，尽管我们想使自己更宽广。
孩提时，喜欢看农村的夜空，满天的星斗让我第一次有了一种很孤独的感觉，尽管转身回屋就能见到疼爱我的父母。
中学时，某一天忽然对生死有了意识，拉着刚去世的爷爷冰凉的手，知道了每个人都会离去，虽然那时才刚开始萌发对女孩的朦胧好感。
大学是荷尔蒙主导的年龄段，开心和美好是生活的主旋律，熟视无睹生活的全貌。
工作后，开始自己养活自己，开心、单纯地过了八九年大学老师生活，一切还好。
在媒体工作，看到了更真实全面的社会，才知道生活除了诗和远方，还有更多艰辛、不堪甚至苦难。
际遇变化，来到澳洲这个移民国家，接触到了不同民族、种族、生活背景、文化和信仰的人；又因为去各国参加展览，看到地球角角落落的人各自的生存状态。
从惊叹人生的多样性，到感慨多样性背后人类的共性——我们都难免生老病死，我们都有喜怒哀乐。我开始着手一个长期的项目“We Are the World”，通过作品表达世界是由其中生活的每一个生命共同构成的。我尝试用作品探讨个人身份认同，2019年举办肖像个展Identity；我关注多样性，2019年底策展Diversity。
这几年的肖像作品映照着我在澳洲生活以来的思想变化。生活在澳洲，有机会体会和感受差异与包容，多文化、跨文化的社会特点也让我生活的意义得以扩展，学着理解和接受生活本来的面目。世界很不完美，有很多压力、不解、贫穷、敌视甚至杀戮，这就是以人类能力所经营的世界的现状。
我试图去画我能看到的、能体会和理解到的世界。我很喜欢法国《水彩艺术》期刊上我专访文章的标题《Understanding Our Uniqueness》（理解我们的独特性）。
是的，世界的大小取决于我们的认知能力，宇宙的真相受制于我们的思维边界，不是吗？
希望我能用绘画去表达更多对自己、对世界以及宇宙的理解。
2018年11月，我的作品在第一届上海世界首届水彩画大展上展出，我的父母专程到上海看展。
作者简介：
晁铁军
1972年生于陕西，先后毕业于西安美院和西安交大，硕士，有国际声誉的水彩画家，现居悉尼；IWS大师会员、GAWA签字会员、NWS会员。近年来他活跃在世界水彩界，探索这一传统画种在当代视角下的各种可能性，参加了世界各地的重要国际水彩大赛和邀请展 ，包括中国大陆、港、台、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捷克、阿尔巴尼亚、瑞士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幅作品入选重要国际水彩展，获得一、二、三等各种大奖数次；接受国际顶级水彩杂志《The Art of Watercolor》专访；应邀广泛参加国际范围的水彩推广和教授，担任国际大赛评委。
作者：晁铁军
编辑：唐培良
来源：《澳洲新艺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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