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南巡特稿记者陈锡添：有两段话没敢写｜解放思想大讨论
1992年3月26日陈锡添发表于《深圳特区报》
羊城晚报记者 唐珩 温建敏
提到小平南巡，就不得不提那篇引发转载狂潮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有人把该文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起列为中国改革开放重要关头最重要的两篇文章。
18日，这篇通讯的作者陈锡添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71岁的陈锡添，因此文名动天下，但依然保持着报人本色；虽然多次接受各类媒体的访问，但回忆起作为深圳唯一的文字记者跟随采访邓小平南巡，他仍然不时激动。在他看来，20年后重忆小平南方谈话，其最大意义仍然是“改革开放是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
谈采访：对社长和老婆都保密
羊城晚报：您是什么时候接到任务要采访邓小平南巡的？
陈锡添：1992年1月18日傍晚，5点钟左右才通知我。当时李灏书记（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对我说：这个消息绝密，邓小平同志19日早上9点坐火车到深圳，连社长和老婆你都不能告诉。明天早上8点钟你就准时到门口坐我们的车到火车站，你是唯一的文字记者。
羊城晚报：接到任务的当晚您做了什么准备工作？当时采访是如何进行的？
陈锡添：没有做什么特别准备，当时邓公说是来度假的。我们就住在邓公所住的迎宾馆，除了每天不能上他的车，别的时候都在一起。
邓公到国贸讲话的时候，我们还怂恿李灏书记揣了个录音机录小平同志的讲话，结果他不会用，带子是空的，什么都没录上。
主要还是靠用笔记录。小平是一路走一路谈，虽然是闲聊，但他说的都是重要的话。
刚开始我以为一定要采访和报道的，但很快就有人告诉我，这次没有报道任务。后来，我才知道是小平的意见，说“不接见、不题词、不报道”。
但我们当时不去管能不能报道，每天都把小平同志的讲话全部整理成大事记，我和当时深圳市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住一个房间，我起草，他修改。
忆小平：他很幽默，也有童真
羊城晚报：您当时连续5天都和小平同志在一起，他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方面、哪件事？
陈锡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睿智，虽然已经88岁高龄，但他的思维很清晰，讲话逻辑性很强。他讲话声音不大，但我们听得很清楚。
他讲得很慢，扳着指头一条一条地讲，没有丝毫犹豫。他只是耳朵听不清楚，别人跟他说话时，有时要毛毛（小平的女儿）凑着耳朵重复。
他的讲话针对性太强了。
当时有人攻击深圳姓“资”，他就说深圳姓“社”不姓“资”。在国贸的讲话，当时他坐在椅子上，看着地图听完李灏汇报，就开始谈了。
邓公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很朴素、很平凡的老人家形象。在参观过程中他很幽默，也有童真。但我除了要描绘他这样的形象，同时也要传达他伟大的一面。他在南巡过程中的讲话精神，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高潮。
谈名作：没有一个市领导审稿
羊城晚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稿的？那篇通讯是3月26日才发表的，中间间隔了两个月。
陈锡添：其实，上海的《文汇报》早就约我写稿，被我回绝了。3月中旬，中国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鼓励我把整个过程写出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邓林（小平女儿）的爱人。我在他安排的宾馆里住了3天，构思写作，并重新采访一些当事人，把当时采访中不了解的事情写清楚。
3月22日中午，我提起笔就开始写，一气呵成。
25日，我和社长把稿子拿给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广慧，他说：“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只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就行了。”
羊城晚报：这么重要的稿件，居然不用领导审，跟当时深圳的环境有没有关系呢？
陈锡添：肯定是有关系的。这条稿子放在别的地方，估计是出不来的，但在当时的深圳，是“敢想敢闯敢干”的氛围，宣传部长杨广慧是从中央下来的，他同意发表，我的政治责任就小了，我只对事实负责就可以了。
羊城晚报：据说您在稿件发表前一晚睡不着觉？
陈锡添：是啊，这么重要的稿子，这么大的领导，我只是一个副省级城市党报的副总编辑，随便一个差池，乌纱帽就被撸掉了。同时，想到这篇稿子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我又很兴奋。
羊城晚报：有没有想过这篇文章的影响会大到这样的地步？
陈锡添：说实在话，我知道这篇文章有一定影响力，但没想到这么大，大大小小的国内报纸都发了，当天《羊城晚报》就转载了，羊城晚报是国内最有名的报纸之一啊。后来，《文汇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转载了，国外美联社、共同社、路透社等通讯社以及《泰晤士报》等国外影响力很大的报纸都全文翻译刊登。这篇通讯出来后，《深圳特区报》的发行量以每月一万份的数量增长。
说遗憾：小平两段讲话没敢上
羊城晚报：这条长篇通讯有什么遗憾吗？
陈锡添：说到遗憾，老人家的讲话有两段没敢写上，一是小平说“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我把它删掉了。
还有一段话是，小平同志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这些我没敢写。
谈深圳：要稳步探索政体改革
羊城晚报：您不仅是小平南巡的见证人，也是深圳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小平南巡前后的深圳有什么变化？
陈锡添：在1992年小平南巡后，深圳是飞速发展的。体制摆脱束缚后产生的能量是惊人的，你看现在深圳经济总量发展得多快啊。
羊城晚报：有人说深圳的改革精神正在减弱，几年前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帖一度引起热议。您觉得深圳在发展中是否有一些需要反思的地方呢？
陈锡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深圳应该有一定危机感。深圳毕竟就2000平方公里，地方有限，而且后来优势也不明显了。所以，深圳必须要在产业升级、高科技、创新方面下很大的工夫。它跟广州、上海不同，它没有人家大，所以要发动脑筋。我觉得深圳应该努力向香港学习，尽量发展深港一体化。小平南巡时曾说过，要在内地造几个香港。现在我们国内若干发达城市，在经济方面拉近了与香港的差距，可是社会管理、法治、人的素质、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我们还要向香港学习。
小平要求人们“敢闯、敢试、敢冒、敢干”，这个应该继续贯彻下去。一个是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更重要的是利用深圳精神推进法制建设，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争当排头兵。现在经济还要继续发展，但政体改革较为滞后，应该在适合国情的情况下稳步探索，才能保持发展的后劲。比如，在民主建设上，差额选举方面深圳能不能做些尝试呢？
“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
“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
本文原刊于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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