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母亲，造就了柳传志、任正非、马云、王石？
如今功成名就的大佬们往往向世人展示自己果敢、智慧、刚强的一面，殊不知，企业家精神在母亲的怀抱里便已开始培养。大佬们的妈妈，有着普通母亲的温柔善良、勤俭持家，更有着普通母亲没有的宽广胸怀、不凡眼界，母亲节来临，一起来看看大佬们和妈妈的故事吧！
马云：我母亲打不到车,你们该坐下来喝杯茶
2014年2月，打车软件价格战正酣，马云在“来往”上写道：“几天前，我妈和我说她在路上打出租车，很久没有车停下来。她说她们这个年龄的人不会用手机打车软件，不仅不能享受到‘竞争红利优惠’，连起码的打车服务业没有了。我父亲说要不是我公司参与这个竞争以及看到很多年轻人喜欢，他早骂上门来了！”
“我觉得市场竞争的原则是要让市场受惠，让用户受益。不怕烧钱，更不怕竞争，但最怕伤害用户的利益，特别是老人孩子的利益。”
“这事还真得认真思考和对待。打车软件的朋友们，你们还想打多久啊？建议你们坐下来喝杯茶，商量一下，下一步如何干的更智慧点，呵呵，竞争千万不能伤及别人。”
“两个蛮汉打架，街上看热闹的人多，绝对不要认为别人在看比赛，别人是在看笑话。”
一年后的情人节，滴滴快的合并，不知现在的马妈妈打车还顺利不？
任正非的母亲：“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
在任正非《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他这样讲述与妈妈之间的故事：
几年前一个普通的早上，妈妈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
我身在伊朗，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待6.5个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晚了10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妈妈打一个电话。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她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
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妈妈溘然去世。
柳传志：我和大家共享联想股份是因为妈妈
▲ 柳传志与母亲
妈妈特别善良，困难时期，所有人家都陷入饥饿之中，吃饭时，妈妈总是默默地把饭分成几份，自己留最少的一份，尽量把有营养的和多的留给父亲和孩子们，特别是我。因为我那时马上就要考大学了，总觉着吃不饱。
记得父亲到香港开辟一片事业，家里为照顾父亲请了一个阿姨。每天早晨，为了让阿姨休息好，母亲会先起来把荷包蛋煎好。过年过节，要先给阿姨、司机、大夫包好红包。所以，我们是从爸爸身上学到正直、求实、诚信，在妈妈身上学到善良。联系到联想，我是主要创始人，但和大家共同分享联想的股份，我在其中只占2%左右的股份，我觉着这和妈妈对我的影响分不开。
妈妈公私分得清楚，随着事业逐渐做大，爸爸有时因工作允许想带妈妈到国外去走走，妈妈却总要问清是不是经过对方允许、费用是不是公司出，如果公司出，妈妈决不会去。这对于我很有触动。我在香港办公司时，她一度担心我爱钱财，后来看我对这方面根本不在意，看我和香港人都是公事公办，才放心。
2008年，爸爸和妈妈都走了。我和弟弟妹妹在妈妈的住所用一个房间作纪念室，摆满了妈妈曾用过的东西、父母及家人在各时期的照片，每每在房间里驻足，看着妈妈慈爱的目光，我便会感到妈妈还在身边，对于她的孩子们，还在给予，给得很多很多。
李开复：40年前，母亲把选择权交给了我
▲ 李开复和母亲在一起
我在同龄人中，学东西算是很快的，当其他同龄的孩子还躺在父母怀抱里时，我已经会背“九九乘法表”和古诗词了——这主要得益于母亲的教诲。
小时候，我一直渴望长大。刚去幼儿园没多久我就腻了，我跑回家，跟家里人说：“我不上幼儿园了行不行，我要上小学。”母亲确信我不是一时冲动，她笑着说：“好吧，我明天去学校问问。”
小学入学试题对我来说易如反掌，我轻松地考完回家了。放榜那天，母亲陪我去学校，一下子就看到“李开复”三个字在第一名的位置闪闪发亮。母亲激动地像个孩子一样叫起来：“哎呀，第一个就是李开复，你考上了！”
那一刻，母亲脸上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即便是过了几十年我也不会忘记。这件事让我懂得，只要大胆尝试、积极进取，就有机会成功。感谢我的母亲，早在40年前，母亲就把选择权交给了我，去实现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尝试和跨越，让我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俞敏洪被妈妈逼着参加三次高考，终于走进北大
我能够上大学，成为老师，是因为我妈。从小我妈就说在农村一辈子太苦了，最后能够当个先生最好。先生在农村人的嘴里就是老师的意思。
1978年，中国迎来了第一次高考，结果我英语才考了33分，我死心了，回到农村种地，但我妈却不死心，听说家乡的一所中学缺英语老师，拼命求校长，硬是把我塞进学校去当了代课老师，那一年我16岁，勉强能够背完26个英语字母，哪里能教学生？但学生还是很喜欢我。我决定第二次参加高考，结果又落榜了。决定考第三次，也是我妈起了重要作用。我本来打算放弃高考了，但我妈听说县政府正在办一个高考英语补习班，就拼命在城里请人帮忙，一个农村妇女，在城里哪有什么关系啊，可她硬是找到了补习班的班主任，把老师感动得要死，后来不得不收下了我。
从城里回来那天晚上，下了大暴雨，我妈在回家的路上几次摔进沟里，我在家里等着我妈，看到我妈浑身是泥的狼狈样子，我明白这次只有一条路了。在拼命了一年以后，终于走进了北京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妈一高兴，把家里的两头猪全给宰了，让全村人足足吃了两天。
开办新东方以后，我在经济上变得宽裕了一些，就把我妈接来了北京。老太太闲不住，经常会到新东方来转转，老太太热心，总是帮助别人排忧解难，赢得了很多人的敬重，大家都热情地叫她阿婆。
潘石屹：我的母亲很抠门
早在潘石屹12岁时，妈妈就因病瘫痪。1995年，潘石屹把妈妈从老家甘肃天水接到北京，细心的张欣事先在家里准备好轮椅；厕所的坐便器是感应式自动冲水的，水龙头和烘干机也都是感应式的……
没过多久，潘石屹发现，妈妈很不喜欢感应式水龙头和坐便器，嫌太浪费水。潘石屹急忙解释说，这些都是节水型的。但潘妈妈还是不满意，生气地说：“冲厕所用洗菜的水、洗衣服的水都行，干净的水白白流走太心疼！”
潘石屹知道水在妈妈心目中意味着什么。潘石屹的老家干旱少雨，经常发生旱灾，小时候有一年发生严重旱灾，为了让全家人都活下来，潘妈妈不得不忍痛把刚出生3个月的女儿送给别人。为了让妈妈安心，他把感应式水龙头和坐便器全部拆除，换上手动的。
2007年秋，潘石屹和张欣从美国出差归来，见冰箱里只有辣椒面和胡椒面，张欣不安地问潘石屹：“是不是咱们给妈妈的生活费太少了？”潘石屹纳闷地说：“我每月都给妈妈5000多元，作为生活费应该足够了。我也奇怪，妈妈连菜都舍不得吃，她存钱干什么?”
2008年7月的一个凌晨，潘妈妈安详地闭上双眼。在整理妈妈的遗物时，潘石屹发现一个小本子，上面详细地记录着谁家的老人无人照顾；谁家的老人生病了无钱医治；谁家的孩子要上学买不起钢笔、作业本……原来，潘妈妈把儿子给的生活费全都寄给了家乡需要帮助的人，明白了妈妈的一番苦心，潘石屹失声痛哭。
王石：13岁时让我远行，一点不担心我登珠峰
▲ 王石在珠峰
我名字中的“石”，是母亲的姓。我母亲是辽宁义县人，锡伯族人。锡伯族是一个著名的铁血民族，身为8个子女的母亲，她对儿女的管教向来很有气魄。
我读小学时，就被母亲委派带着弟弟、妹妹，千里迢迢从郑州到东北去看姥姥。我至今印象深刻：在郑州火车站，父母把我们三个送上火车，拜托一下列车员，告诉他们这些孩子在哪儿下，转身就走了。我当时也就13岁，带着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摇摇晃晃就踏上去姥姥家的旅途。
等我们一路晃到锦州小站，两天时间过去了，距离姥姥家还有十几公里的野路，我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仅仅凭着上一次来过的记忆，还要赶时间，因为如果天黑了就麻烦了。当时没有电话之类的通讯工具，本来应该下午三四点就到姥姥家的，结果三个孩子一直走到深夜12点。
我姥姥在家急得不行，唯恐村外的豺狼把外孙们给劫了去。这次行程实在要命，一到姥姥家，我就困了，一口气睡了两整天。这次以后，母亲每个暑假还是放心地让我们自己回姥姥家，每次都是大孩子带小孩子。
后来我登珠峰，家里人都很担心，唯独母亲表现得非同一般。当时央视的记者采访她，问她是否担心我的安危，老太太泰然回答：“不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当兵、读大学、开公司、登珠峰，每一个阶段都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从来没有被这些困难打倒过，母亲以她一贯的坚强告诉我，人只要不被困难打倒，就一定能打倒困难。
这就是大佬们的妈妈，平凡中自有不凡，每个成功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母亲，她们用自己的品格和智慧铸就了大佬的个性，为他们埋下成功的基因。
文|莫言
我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5岁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艰难的岁月。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
这是一个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的画面，是我人生记忆的起点，也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我用耳朵、鼻子、眼睛、身体来把握生活，来感受事物。储存在我脑海里的记忆，都是这样的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有形状的立体记忆，活生生的综合性形象。这种感受生活和记忆事物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小说的面貌和特质。
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更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她一边捶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泣而是歌唱，这一细节，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它所包含的意义。
我母亲没读过书，不认识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述。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我在母亲生前，一直想跟她谈谈这个问题，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几个女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惧。那时候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父亲被人诬陷，家里存粮无多，母亲旧病复发，无钱医治。我总是担心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每当我下工归来时，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只有听到母亲的回答时，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
有一次下工回来已是傍晚，母亲没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急忙跑到牛栏、磨房、厕所里去寻找，都没有母亲的踪影。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地大声哭起来。这时，母亲从外边走了进来。母亲对我的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她追问我为什么哭。我含糊其词，不敢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对我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
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使我陡然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希望。多少年后，当我回忆起母亲这句话时，心中更是充满了感动，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现在，尽管母亲已经被阎王爷叫去了，但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我曾经从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画面：以色列重炮轰击贝鲁特后，滚滚的硝烟尚未散去，一个面容憔悴、身上沾满泥土的老太太便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箱子里盛着几根碧绿的黄瓜和几根碧绿的芹菜。她站在路边叫卖蔬菜。当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她时，她高高地举起拳头，嗓音嘶哑但异常坚定地说：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即使吃这里的沙土，我们也能活下去！
老太太的话让我感到惊心动魄，女人、母亲、土地、生命，这些伟大的概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使我感到了一种不可消灭的精神力量，这种即使吃着沙土也要活下去的信念，正是人类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根本保证。这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也正是文学的灵魂。
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我看到了许多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的情景，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一群孩子围着村里的粮食保管员学狗叫。保管员说，谁学得最像，豆饼就赏赐给谁。我也是那些学狗叫的孩子中的一个。大家都学得很像。保管员便把那块豆饼远远地掷了出去，孩子们蜂拥而上抢夺那块豆饼。
这情景被我父亲看到眼里。回家后，父亲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也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对我说：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何必为了一块豆饼而学狗叫呢？人应该有骨气！他们的话，当时并不能说服我，因为我知道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并不一样！但我也感到了他们的话里有一种尊严，这是人的尊严，也是人的风度。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
我的母亲教育我，人要忍受苦难，不屈不挠地活下去；我的父亲和爷爷又教育我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他们的教育，尽管我当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但也使我获得了一种面临重大事件时做出判断的价值标准。
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使我认识到了人性的最低标准，使我看透了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许多年后，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这些体验，就成了我的宝贵资源，我的小说里之所以有那么多严酷的现实描写和对人性的黑暗毫不留情的剖析，是与过去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的。
当然，在揭示社会黑暗和剖析人性残忍时，我也没有忘记人性中高贵的有尊严的一面，因为我的父母、祖父母和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不堕落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