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恩师郑克晟先生二三事

文丨杨勇

2022年12月25日，恩师郑克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天津溘然长逝，享年91岁。

噩耗传来，泪眼模糊，痛彻心扉。一时间，36年的师生际遇，先生慈爱的音容笑貌，高尚的品格风范，给我的教诲恩泽等等，都一起涌上心头……许多天以后，心情慢慢平复下来，才勉强写下这篇追忆恩师的文字。

▲作者与郑克晟先生（左）

我是1986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专业，成为郑先生的研究生。那时候，不知道别的导师对自己的研究生如何，只觉得先生对我们真是很好，不但学业上精心指导，上课、答疑、辅导读书等非常认真，而且极有耐心。我记得，因为四川口音，我分不清“嘉靖”和“嘉庆”，先生还专门替我纠正。先生发现我做资料卡片摘抄资料的版本信息不完整和字迹过于潦草的问题，专门指导我如何做卡片。先生说，如果你引用版本或信息来源不明确的资料，不但会给人不负责任的印象，还会降低文章的可信度，这是很严重的学术信誉问题。还提醒我，做事仔细，字迹过于潦草，今后自己都不认识，卡片就失去了价值。

先生和师母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我们。每年国庆、元旦，先生和师母都把我们叫到家里，做一大桌菜，让我们改善生活。那时候，同时在校的我们师兄弟有三个年级，一共7个能吃能喝的大小伙子，为了让我们吃好，先生、师母可是要忙活好几天。记忆最深的是先生烧的牛肉，非常好吃，现在想起来还口舌生津。有一年，临放暑假前，我爱人带着4岁的儿子来天津看我，先生和师母知道后，为了让我们省下住招待所的钱，安排我们一家三口住到家里……受到先生和师母的教诲关怀是全方位的，事例举不胜举。写下几件小事，略表寸心。

“弟子服其劳”之后

《论语》有云：“有事，弟子服其劳。”意思是长辈、师尊有什么事，晚辈、学生理应去做。这是传承千百年的孝亲、尊师的传统，应该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我一次为先生做件小事“服其劳”之后，却得到先生格外的报偿，甚至让我受益至今。

那是1988年初夏，先生的论著《明代政争探源》即将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原稿已发给印刷厂排版，需要有人到远在山东临沂的印厂取回纸样及时进行初校。而这时先生应邀到欧洲出席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时间冲突，无法分身。于是，先生准备让我去一趟临沂取纸样。我那时候学分基本修满，时间相对宽裕。再加上，在同届的师兄弟中我年纪最大，稍有一些社会阅历，先生可能觉得不容易出纰漏。我也很高兴，有机会为先生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实际地“弟子服其劳”，是作为学生应尽之责，深感荣幸。再者，在学校日复一日的“宿舍-图书馆-教室”三点一线的生活实在枯燥，有机会外出，何乐而不为？

第二天，先生和冯尔康先生带着我，与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林雄先生见了一次面。这位林编辑详细告诉了印刷厂的地址，并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给厂长。但后来先生对我的一番交代让我感到既敬佩又有压力。当时，国家每年给每个研究生都拨发了科研经费，我们经常到北京查资料都是使用自己名下的经费。我以为去山东理所应当使用这笔钱，而且，我是工作几年后考上研究生的，每月有“人民助学金”，比其他同学收入高不少。可是，先生说，山东之行所有的费用都由他出。我很诧异，想和先生解释、争辩。先生毫不通融，非常坚决地制止了我，并当场拿出一笔现金，要我事后“多退少补”，接着，先生说，去一趟山东不容易，一定要抽时间去曲阜，好好看看孔庙、孔府和孔林，认真了解一下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这样一来，我感到此行并不轻松，同时也充满期待。

两天后，我从天津西站出发，乘火车沿津浦线到兖州，然后转乘长途汽车到临沂。与印刷厂的接洽很顺利。我去时，排字工人正在紧锣密鼓地检字排版。厂长告诉我，两天以后才能上机打纸样。于是，我决定趁这个空隙去曲阜。到了曲阜才知道，“三孔”面积太大，花了整整两天时间马不停蹄才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当时，“文革”“批林批孔”的余毒并没完全散尽，曲阜街上连介绍旅游景点的小册子都买不到，更不要说相关的书籍。因为怕回去被先生抽问，我只好带上笔记本，随走随记，把孔府的建筑格局和大成殿的陈设、匾额、楹联的内容一一抄下来。还按照景区门外的示意图，记下泮池、棂星门等标志性建筑的相关位置，又专门找到孔尚任的墓去凭吊一番。回到天津后，趁先生还没回来，我又到图书馆，翻阅孔子及以后衍圣公家族的资料，重点了解孔融、孔颖达等的生平及著述，还把孔尚任的《桃花扇》剧本看了一遍。

后来，向先生交差时，我把自己在曲阜看到的和书上读到的一股脑地向先生汇报。先生大概是觉得我算是没白跑一趟，听得很高兴，还不时地纠正我的错漏。他的谈兴也很浓，从北京国子监说到曲阜孔庙，从汉代“独尊儒术”说到历朝历代为孔子上各种尊号，从《桃花扇》说到“明末四公子”，从南明的政局、政争说到清初统治者对江南知识分子笼络的政策等等，时间跨度大，知识含量丰富，让我应接不暇，很多知识让我回味了很久。

其实，我心里明白，山东之行哪里是我为先生“服其劳”，根本就是先生出资，让我完整地经历了一回从实地到书本，再进行知识梳理、融会贯通的学习过程。从那以后，到任何地方，只要有文庙或县学、府学、贡院之类的景点、展览，我都乐于去看，还注意收集相关资料，慢慢积累了一些儒学相关知识，偶尔还能客串义务讲解，跟游客们分享一些常识。

我想，这样也算没辜负当年先生培养的一片苦心吧！

溯源之嘱

在准备学位论文时，我选择了探究明末最后一个“出将入相”的重臣杨嗣昌高调挂帅出征、却很快一败涂地的原因这个题目。当时，我以为自己从杨嗣昌身上找到了明王朝败亡的终极原因：救无可救。我的思路是，杨嗣昌在明末文臣中以“知兵”著称，先后出任山海兵备、山海永平巡抚、山西宣大总督等要冲之地的职务。同时，他既深得崇祯帝信任，被誉为“盐梅上将”，又与中官群体关系良好，而且初期还“无嫌于东林”。他出任督师后，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网”以静制动的战略，应该是最有能力收拾残局的“忠臣”“能臣”，最终却落得兵败身死的结局。当我把思路向先生汇报时，先生给予了肯定，但提醒我注意查询收集明末“党争”给杨嗣昌等明末将领的影响，包括之前的袁崇焕、熊廷弼等人的被掣肘、干扰、攻讦的相关史料，以便更深层次地勾画揭示明王朝“救无可救”的命运轨迹。可是，我在准备论文、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朝先生所指引的这一方向努力，非常困难。需要阅读大量的实录、方志、传记、文集、笔记等，从中搜寻“党争”的史料。于是自作聪明地来了一回“避实就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阅读杨嗣昌后人编纂的《杨文弱先生集》之上，并以之为基本资料，构建论文的基础框架。而且，在准备论文的过程中，还利用手里的资料写了一篇普及性的小文《崇祯帝倚为干城的杨嗣昌》，在《文史知识》上刊出。这也让我尝到了“避难就易”的甜头。后来，我的论文稿里基本上没有论述杨嗣昌在“党争”环境中被掣肘、干扰、攻讦、暗算以致最后一事无成的相关内容，没有更深层次地论证，直接得出了明王朝“救无可救”的结论。先生看了我的论文稿，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要求我在行文上改正“像写小册子”的写法，让文字更朴实、规范、准确一些。论文答辩时，得到傅贵九、汪茂和两位老师的大力鼓励，也就顺利过关了。估计当时先生在知道我毕业后就业选择新闻单位时，就不再指望我从学术上有所努力，也就没再督促。

直到2019年，和同门孙卫国教授在日本京都相聚，他认真地帮我梳理了先生从《明代政争探源》到《明清史探实》，再到《明清政争与人物探实》等几部论著构建的探索，分析明代“党争”源流、表现、影响、危害等学术体系的脉络，并以此重新建构起解读明王朝200多年历史的一套方法和理论体系。后来，在仔细读了先生的相关著作后发现，先生的著述中大多数时候是使用“政争”这个概念，因为从明初起，朝堂之上即一直有南北政争的暗流涌动。而所谓“党争”，有实有名大概出现在万历、天启间，此时“东林党”“阉党”的名号才见诸官员们的口中、笔下。我这才知道，构思论文时，先生提醒我注意“党争”给杨嗣昌等造成掣肘和影响，实际上是希望我的论文能更深地揭示明王朝败亡的久远、深刻的原因，从而提升论文的学术水平。是我自己错失了这个机会，同时也就错失了成为先生优秀学生的机会。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先生已经把我领到门口，是我自己“过而不入”，辜负先生的苦心，愧对先生的培养，悔之晚矣！

临别赠言

1989年7月，我们毕业。在离校转党组织关系前，历史系当时的党总支书记召集应届毕业的学生党员开会，希望我们每个人按照学校党委的要求，写一份书面思想汇报。我去和先生告别时，本想告完别就离开，先生见我有情绪，就把我留下来。先生没有直接说我的情绪问题，而是跟我讲起了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先生原话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意思是，当你对一个问题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料，没有完全研究透彻的时候，一定不要急着写文章，不要急着发言。让它放在那里，继续收集资料、继续思考研究。他还说，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叙事来看，往往会出现后世的研究者比历史当事人对同一段历史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的现象，其重要原因是后世之人比当事人受到的局限和干扰更少，更有可能冷静客观地看待、分析所获得的材料。因此，可能得出更接近真相的结论。先生这番开导的话和南开大学党组织的安排，很快被事实证明了是有远见的、科学的和富有最大善意的。回到家乡工作后，有关部门对进入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应届毕业生党员的政治表现进行了复查，我毫无悬念地顺利通过。

在先生身边学习三年，不过一千天左右，但对于我的人生却是一次脱胎换骨般的机遇。虽然我不是先生最好的学生之一，但受到的教导，感受到的慈爱，不比其他同门的师兄弟们少。工作后有一段时间，经常出差到北京，只要时间允许，我总会绕道天津去看先生，与其说是看先生，不如说是到先生那里接受心灵的洗涤：简简单单、平平淡淡地和先生聊一聊天，感觉如沐春风，如饮甘露，告辞时精神焕然一新。

▲作者与郑克晟先生（中）与其夫人傅同钦（左）合影

先生之于我，是学业的老师。虽然我没有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但先生教导、训练的思维、做事的方法及先生要求的朴实文风，始终帮助我事业上一步一个台阶地成长。

先生之于我，是人生的导师。这不仅仅是教育范畴内的定位。在毕业后的人生道路上，遇到什么坎坷和难题，只要向先生求教，老人家总会给我讲清道理，每每都有豁然开朗的感受。

先生之于我，生活中像慈父。不论在校和毕业后，他的一直关心爱护都伴随着我，老人家的关爱，还延伸到我儿子身上，给他祖父般的疼爱、关心和帮助。

先生之于我，精神上像牧师。有什么委屈、不平、不安、负疚，找机会给先生“告解”一下，就会获得心理上的宽慰和平静。

如今先生远行了，没有了精神上的倚靠，只能独行。还好，有留在记忆里永难磨灭的教诲和恩惠，像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一直在我身边。因此，在我的心里，先生永远活着！

（作者系原《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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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若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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