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 vs 反建制，一种内战后美国政治斗争的叙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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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喧嚣的美国大选已经告一段落，关注美国政治新闻动态的人们，将迎来短暂一阵间歇，至少不再像选情火热时被美国社会崩裂的声音充斥填满。在选战过程中，归属不同阵营的媒体充当着扬声器，把各种名词、概念推送至人们的知觉里，其中即包括“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名称。“建制派”包括了民主党派主流，也包括了共和党的一些成分，其跨度广泛，让人眼花撩啦。这一种状况的呈现，叠加在媒体常用的“自由派对保守派”的传统话语模式上，让人们更加看见了美国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川普与桑德斯，一左一右，本次选战中“反建制派”的标志性人物。

一组时髦的术语

“建制派（The Establishment，一定有冠词The）”与“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是一组自1950年代末开始流行起来的时髦术语。两者并没有特定的指代对象，通常还会随着时代变更其中的内涵。以维基百科里的定义来看，“建制派（The Establishment）”即粗略地指代“一种具有主导性的团体，他们掌握了控制一个组织或国家的权力，可甄选能进入精英层级或进入主导团体的人”。而“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则指代意图挑战这种团体及权力运作模式的人或群体。

时日境迁，“建制”与“反建制”的语意内涵也会变化，甚至支持“建制”与“反建制”的人身份也会切换。

贯穿在内战后美国历史中的建制与反建制斗争

建制与反建制的实践当然比要比指代他们的时髦术语被发明的时间更早，以及贯穿着人类权力争斗的历史。在美国内战之后，一个新的统一共和国构建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着这样的脉络。

废奴后自由人的公民权保障

一系列关于奴隶制、联邦是否该存续的问题，最终通过一场大战惨烈解决。战后奴隶制被废除了，代价是州退出联邦的权利在此阶段后被压制（Compromised），以及约百万美国人的伤亡。被解放的自由人在拥抱自由的路上，并非一帆风顺。被解放的自由人面临着极端穷困、粮食短缺的考验，以及公民权的落实障碍。

成千上万的自由人与战后的南方白人一同经受着，因为北军的战略打击而造成的经济萧条及饥荒。为此北方派驻军队在南方，并建立和掌管“自由人局”来应对。

而自由人又因为南方长期以来即以形成的种族歧视意识，而在经济机会和公民权利上受到建制性的压制，自由人的生计前景及实质上的自由岌岌可危。为此第十三、十四和第十五宪法修正案应运而生。第十三宪法修正案将奴隶制定为违宪，第十四宪法修正案确保了所有人平等地享有宪法确保的权利及确保了黑人也享有公民权，而第十五修正案禁止了以种族及肤色为由而剥夺投票权。

重建时代中投票的自由人

不过即使有这些修正案通过并成为权利法案的一部分，公义的确实着落仍然受到了现实政治纷争地阻拦。南方民主党人在与共和党人、南迁移民与自由人的政治斗争中慢慢地积累着自己的实力，唤起了本土人民的同情与支持。狂热的种族主义者成立了3K(Ku Klux Klan)党、白种联盟（White League）、红衬衫（Red Shirt）并对后者势力的政治活动聚集点和投票站点进行了暴力袭扰，袭击活动甚至延伸到北方人为了黑人自由人建立的学校。

循序渐进地，南方的本土势力在民意上，以及政府及非政府的社会建制机构上，排除了联邦政府施加的影响。在1876年重建结束以后，联邦政府在次年就撤出了驻军，结果南方本土势力迅速掌控了每一个南方州。随后本土势力即在投票资格上设置缴税额度，以及识字程度的门槛，将许多黑人以及穷困的白人排除在履行公民权利的机会之外。随后南方州分又纷纷通过了一系列后来被统称为“种族隔离法（Jim Crow Laws）”的法律，在地方政府机关、公立学校、公共场所及公共交通工具里划定出白人及黑人的使用范围，后者能享用的公共服务和设施通常比前者受到更少资助，以及维护状况更差。这种状况为后来的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写下了伏笔，直到1965年后才渐渐在民权法案（Civil Right Acts）的推动下逐渐终止。

种族隔离法背景下的设施使用隔离

促进民权法案生成的过程，即是一个绵延漫长的富有反建制色彩的运动。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燃起，应对地方政府级别及私人化的将黑人二等公民化的压迫，民权运动的群体逐渐失去对循序渐进改变的耐心，开始诉诸联邦层级的力量去解决地方政府及私人化机构的压迫。1964年的民权法案使得在公众场所、职场及学校内的针对种族与信仰背景的歧视行为非法。1968年的民权法案则在以促进融合的名义下，禁止以种族及信仰等理由向特定的人拒绝销售或出租住所。

民权运动剪影

采用扩大联邦层级的权力，去干预到私人基于产权去行使区别对待的权利，在今天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们看来无异于干预个人自然权利的暴政。然而，在一个社会处在撕裂的边缘，以及有人滥用自由意志去践踏他人尊严，并把这种践踏形成一种建制性罪恶（Institutional Sin）的时候，哪怕是为未来新的斗争埋下了伏笔，民权运动的成果无疑还是起到了缓解社会冲突压力的作用。

城市贫穷与进步主义

并不仅仅是黑人才成为了被歧视的对象。从殖民地时期以来，美国作为一个以新教徒为主要人口的地域，犹太人与天主教徒也是被投射怨气的靶子。

在内战后，美国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里引进了大量的东欧与南欧移民，其中即有大量信仰罗马天主教及犹太民族背景的族群。由于天主教与新教的历史纷争，使得天主教徒在与新教社会融合时产生种种摩擦。又因为天主教徒在宗教实践上忠诚于教宗及梵蒂冈，天主教徒能否履行作为美利坚共和国公民的忠诚心屡受质疑。而犹太人，因为其无论是犹太教还是世俗群体对基督文化及相关价值稀释的可能性，长时期以来备受欧美文化的主流族群戒备，甚至形成约定俗成的歧视实践。

接纳新移民的美国

反天主教的漫画

以上两大族群，在涌入美国的时候，多在东岸的大城市落脚，成为城市新兴劳工的主要力量。多数这样的新移民属于贫困阶层，又因为歧视的客观存在，他们在聚落上形成了与新教群体分隔隔离的聚居区。属于旧社群的围绕于教会组织的福利资源未必能达到这些群体，使得城市伴随着新移民的涌入，迅速成为了积累贫困、道德败坏及犯罪的地方。进步主义运动，一个范畴庞大到包含了反对官僚与资本勾结腐败、劳工权益保障、城市社会工作的兴起、移民及妇女获得投票权的运动，即在这个背景下慢慢地展开。

庞大的铁路公司，以及相关的银行，在通过腐败的裙带关系里获得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的特许下可以笼络大片土地，推高地价牟利，期间甚至伴随着借用联邦军队充当打手去与原住民争夺土地。钢铁与石油工业，借助政府的帮助，维持住能让劳工在恶劣的条件下超长时间劳动的局面。对于一个基督信仰是大部分人公民宗教的国度而言，差不多是出现了雇主有时间去教堂侍奉，工人甚至没时间礼拜与兼顾家庭的状况，相当黑色幽默。以基督信仰的视角来看，低下阶层缺乏接受教会的牧养，以及家庭在工作的重压下面临被解构，这直接造成了尤其是城市贫民区里道德败坏及犯罪率的飙升。需要改革的呼声渐渐浮出水面。

纽约，小意大利的昔与今

官商勾结盛行的“镀金时代”

由此而来，进步主义的一系列改革应运而生。女性基督徒为了捍卫家庭作为社会的一种基础组织结构，跃身投入了政治活动，进而演进成妇女争取投票权的运动。为了改善劳工工作环境与减少工时，除了欧洲逃亡来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外，基督教群体也成为推动的力量。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活动家如简·亚当斯（Jane Addams），开始在芝加哥推动在市政府层面加大税收并增加公共支付的社会福利资源，也建立起了胡尔会馆（Hull House）这样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而为了打破巨型托拉斯企业的垄断造成的威胁，西奥多·罗斯福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开辟的道路下开始对牛肉、钢铁和石油的各类托拉斯进行“分解爆破”。

亚当斯与芝加哥胡尔会馆

西奥多·“泰迪”·罗斯福，泰迪小熊的名字的来源，因为敢于得罪大型托拉斯企业采取法律手段解体托拉斯，赢得了“托拉斯爆破手”的赞誉。

改革过程中多有伴随着联邦政府或地方政府权限的扩张，这依然是当今是许多古典自由主义者视为危险的趋势，因为扩大的中央集权很容易被腐败分子投机、篡夺和利用，用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能触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压迫工具。然而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利用这些可想象到的手段，去打破裙带资本-官僚、本土传统主义者构成的错综复杂的阻力网络，实现个人公民权的落实、尊严和福祉的提升，以及确保公义的落实，实然成为了反建制势力的斗争主题。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脉的运动与民权运动合流的景象，在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再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执政里。而在约翰·F·肯尼迪，即第一位天主信仰的美国总统，以及积极推动民权改革的国家领袖身上看到达到高潮成就的标志。

肯尼迪，俗称JFK，在1963年于国会着力推进民权的改革，称民权问题不但是能拷问宪法与法治的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

二十一世纪后的反建制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旧时的进步主义的主导话语就被从保障移民、劳工的个人福祉、尊严和家庭被渐渐置换成了现在的性别平等、多元文化主义、性别多元主义及环保主义。但这些内容几乎依附在一个后嬉皮时代形成的庞大媒体和娱乐工业里输出，几乎沦为当前民主党与相关裙带资本用来向社会灌输“公民生活应该是怎样的”主要内容。过往在早期进步主义斗争中，联邦政府体系被膨胀已经形成实然。而有野心的机会主义者，已经看到这里出现了可以寻租套利的空间。借助政府以保护劳工、弱势群体的理由而构筑市场壁垒的机会出现了。在这个趋势下，为了建立保障各类弱势群体及少数族裔的机制，联邦政府下辖的官僚体系越发膨胀，公民自由也备受压缩，在被滥用的政治正确的保驾护航下社会中产生了逆向歧视，而国家债务越发推高至接近崩溃的边缘。

Liberal Tyranny，即“自由派的暴政”，是近几年时局下的新鲜词汇。

由此而来，形成了许多亲近古典自由主义的人熟悉的主题，即反对联邦政府膨胀，反对裙带资本依附政府建立市场壁垒，反对中央银行体系对货币的操纵，为了下一代的安全和繁荣的机会，要削减国家债务，以及反对左翼文化潮流对信仰和道德的挤兑，从而使得法治意识与家庭的制度得以保存。

主张小政府、减税的茶党运动

总结

在这个叙事的线条里，对于这些情境中的美国人而言，自由是什么？恐怕答案就是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可以不被迫为奴，可以自由的践行信仰与感受到身为人的尊严。无论怎么看，这些斗争的导向，都不完全指向后来世俗的犹太学者，如伯林、诺奇克与罗斯巴德那些人所归纳出的和倾向的基于产权的消极自由。当然建国时的宪法与权利法案，具有奠基于洛克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理论的特征，使得美国在法律实践上倾向确保基于产权的消极自由。但总体而言，在美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中，人们对良心的追随更像是最显性的因素，也许不得不否认，美国是“一个有上主所临在的国度（One Nation Under God）”。

作者介绍

梁晓阳，圆道智库特约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 香港浸会学院联合国际学院社会工作系，曾在香港观塘基督教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实习。在暨南大学暑假学校中跟随过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历史教授Thomas W. Burkman教授过美国历史，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哲学教授Irene A. Wolf教授过哲学导论。因从小热爱美国文化而对美国历史有着极大兴趣。后来则受在普华会计事务所的大学同学影响，接触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知识。目前在广州一家原创家具设计公司担当品牌工作，未来计划前往美国或澳洲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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