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 山河崩裂（人生长恨水长东·注释）

◎人生长恨水长东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派系联合打压下，力不能支，乘“美龄”号专机飞离南京抵达杭州，发表“引退公告”，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此后，蒋躲在老家溪口母墓旁之“慈庵”，韬光养晦，并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暗中操纵军政大局，指挥军队继续与解放军对抗。

1月22日，驻守北平的傅作义正式宣布《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公告，北平城内25万余国民党军移出城外，开至指定地点听候解放军改编。整个平津战役国民党军队损失52万人，解放军伤亡3.9万人。

此前两日，即1月20日，中共中央电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电报中称：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犯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到了1月26日，延安电台广播说：“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66]有人感觉名单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例如军事方面的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政治方面的谷正纲、徐堪、俞大维、洪兰友、董显光、刘健群；党特方面的邓文仪、黄少谷、陈雪屏、贺衷寒、张道藩、蒋经国、郑彦棻、郑介民、叶秀峰；反动小党派方面的左舜生、陈启天、蒋匀田。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应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吹者胡适、于斌和叶青。”[67]从这条广播可以看出，此时的胡适由罪大恶极的“帮凶”，已晋升为重要“战犯”，而傅斯年似乎成为漏网之鱼。

眼看长江以北精华之地尽失，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决定立即派代表赴北平与中共进行谈判，展开旨在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的和平攻势。为加强社会各界力量的和谈砝码，李宗仁专门向已赴台湾的“漏网之鱼”傅斯年发电，希望傅能拿出翻江倒海的本领助自己一臂之力，尽快达到“和平之目的”。但此时的傅斯年对国共和谈已不抱任何希望，予以谢绝。在致李宗仁的信中，傅斯年以他一贯的作风和政治立场，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

德邻先生赐鉴：

前奉复电感佩之至，我公以民生为念，倡导和平，凡在国人，同声感荷，然共产党之行为，实不足以理喻。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今看共产党态度，下列数事至为明显：

1.分化敌人，彻底消灭中央政权，只与地方谈和，以实行其宰割之策，绝不以人民为念。

2.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

3.对多年掌兵符者，必尽量摧毁，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们读书人，不受共产党指挥者，彼亦一样看待也。

在此情形之下，中央倡导和平，忍辱负重，至矣尽矣，受其侮辱亦无以复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见谅于国人矣。乃共产党既如此，则和平运动恐须适可而止矣。盖如文伯、力子、介侯诸先生之办法，和平既不可得，所得乃下列之结果：

1.江南各省分崩离析，给共产党以扩张势力以方便，而人民亦不能减少痛苦。

2.合法政权既已大明，则权衡轻重，恐须即为下一步之准备，力子、文伯之谈和平，毫无办法，只是投降而已；偏偏共产党只受零星之降，不受具体之降，不知张、邵、甘诸公作何解也？

3.大江以南之局势，如不投降，尚有团结之望（至少不是公开之纷争），如走张邵路线，只有全部解体而已。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司徒大使实一糊涂人，傅泾波尤不可靠，彼等皆不足代表美国，今日希望以美国之助，与共产党取和乃绝不可能之事也。[68]

傅斯年这一与中国共产党决绝的强硬态度，并不是一时兴起的妄言，实与他一贯的政治主张相吻合，同时也是胡适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呼应。早在1947年1月15日，傅斯年应蒋介石之约共进午餐，席间蒋提出让胡适组党并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一并请傅帮助说服胡。傅斯年当场予以回绝，谓：“政府之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如皆在政府，转失效用；即如翁咏霓等，如不入党，不在政府，岂不更好？”又说：“自小者言，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如此谈了许久，蒋一直未放松，傅只好答应写信通知胡，详述其“这一番好意”。2月4日，傅斯年致信胡适说明原委，信中说：

适之先生：

不大不小之病三个星期，发烧到39.8，而蛋肿得可怕，过旧历年即呻吟最甚时也。老天开这个玩笑，真恶作剧。昨晚出医院，传染期已过（入院原为避染他人），血压较平常为低（热病后之现象），仍在头晕。

病发作在1月15日，是日中午蒋先生约去吃饭（前约一次，因他约未去），座中无他人。他问我意见，我说了好些，大致为：（一）政府非振作不可，何必待各党派来再“一新天下耳目”，许多事自己可做也。他问我何事，我说了几件。（二）宋[子文]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三）实施宪政必须积极，此时尽可无多虑，云云。他似乎并不以为然。

接下来，傅斯年叙述了与蒋的谈话内容，以及傅替胡适拒绝到政府做官的详情。最后陈述道：

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不过，假如先生问我的意见，我可以说：

一、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他们得势，中国必亡于苏联。

二、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

三、但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四、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政府之主体在行政院，其他院长是清中季以后的大学士，对宋尚无决心，其他实看不出光明来。

五、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又假如司法院长是章行严（杜月笙之秘书），定不糟极！

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最多只是办报，但办报亦须三思，有实力而后可。今日斗争尖锐强烈化，如《独立译论》之free lancer（自由作家），亦不了也。[69]

胡适听从了傅的劝告，没有加入内阁成为纯粹的国民党官僚，但办报的理想亦未实现。

就在胡傅二人为国民政府前途与自己该在何方用力，以帮助政府摆脱困境而焦虑犹豫之际，1947年，胡适借赴南京选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间隙，于10月21日受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邀请共进午餐，这位满身充溢着书呆子气味的司徒大使，竟对众人说出了“中国一两个月后就得崩塌”的丧气话。此举惹得胡适大为不快，当晚在日记里斥骂道：“此老今年七十一，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他信用一个庸妄人傅泾波，最不可解。”[70]此时，美国政府一些政客抛弃国民党政府的呼声甚嚣尘上，而作为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不但拿不出相应的办法力挽狂澜，反而以丧门星的角色，只知道拿针扎轮胎—泄气，自然引起胡适等拥蒋政府者的厌恶。而司徒大使本人确也不是一位精明的外交家，从后来落了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在毛泽东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声明中灰头土脸夹着皮包溜回美国，即可见出其人无胆无识与政治眼光的缺乏和短视。或许，正是这样的糊涂大使与一群“庸妄人”，如司徒的助手傅泾波之流占据了中美沟通的位子，加之国民党本身的腐化堕落，才最终酿成了不可收拾之败局。

面对国民党内部倾轧与大举溃败，在台湾的傅斯年将窝在肚子里发酵了几年的怒火，借给李宗仁写信之机，一股脑地发泄出来，既怪罪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糊涂”与其助手傅泾波“不可靠”，又迁怒于国民党军政大员的虚妄无能，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半壁万里，举棋中儿戏失之”，则是因为“不能言和而妄言和，不曾备战而云备战”，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残局。他在为国民党败局表示“不堪回首”或不愿回首之际，决定把全部精力投入台湾大学的建设上，以在精神上得到一点寄托和安慰。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占领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

这年的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71]当天，中共中央军委一声令下，百万大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总长达一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达三个半月，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轰然崩溃。4月23日，国民党统治了22年的“首都”失守，崩溃中的国民政府南迁广州。24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南京解放。

8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对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三人进行了点名抨击与唾骂：“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72]

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正在广州与国民党军政大员策划阻止解放军前进的蒋介石闻之痛心疾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共匪已于十月一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73]晚上，蒋氏以沉痛的心情独自步入黄埔公园的屋顶纳凉，心中“忧虑党国，不知何以为计”[74]。

10月8日，蒋介石接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电称：“粤省西北与湘、黔军事，已趋劣势，请毅然复任总统，长驻西南。”[75]

10月10日，正是国民党的“双十节”，作为基督信徒的蒋介石于晨4时起床，早课完毕，仍感六神无主，不能自制，遂以《圣经》卜问国民党前途与自己的命运。一番凝神默祷之后，蒋氏闭着眼睛按住《圣经》随手翻开一页，而后用手指点在某处。查看内容，“得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一节之启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76]。《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一节原文为：“彼得伸手扶她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

因了这条卜文，蒋介石神情为之一振，心中默诵：“感谢上帝，使我中华民国得由忠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转危为安，重生复兴也。”[77]

10月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再迁重庆，蒋介石随之出山，在台湾与四川之间布置、指挥战事，并在大陆度过了最后一个生日—63岁诞辰。

11月，桂系将领白崇禧指挥的子弟部队大部被歼，李宗仁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与靠山被摧毁，遂于11月20日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后流亡美国。

11月30日，重庆陷落，蒋介石偕蒋经国乘机逃往成都。12月7日，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南按：3月孙科辞职，何应钦继任；5月何辞职，6月阎接任），率领包括“中央研究院”在内的“国民政府”各机构从成都逃往台湾，“政府”迁台声明当天对外发表。

12月10日下午2时，一代枭雄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在瑟瑟寒风中，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逃往台湾。此时解放军攻城的炮声正紧，为了逃命，蒋氏父子都来不及细细看一眼大陆河山。此时的蒋介石没有想到，此一去，再也不能回到故国家园了。正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注释

[1]《陈布雷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出版。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后，第二天，即11月14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做了如下报道：《陈布雷昨日心脏病逝世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中央社讯】陈布雷氏于昨（十三）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办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噩耗传来，各方人士对陈氏学问事业之成就，公忠体国之精神，无不同深景仰。当兹国步艰难之时，失此硕彦，尤为可惜。陈氏遗体于昨日下午5时移入中国殡仪馆。蒋总统夫妇亲往吊唁。陈夫人已自沪赶返。中央党部已成立治丧委员会，筹备丧事，定明日大殓。

四天之后，即18日，经国民党高层授意，陈布雷之死以“以死报国”的标题羞羞答答地报道出来，众人皆知陈氏乃自杀身亡。

关于陈布雷何以自杀，众说纷纭，或许从陈布雷的部下唐纵日记中能寻出点滴线索。1945年7月24日，唐氏日记载：“上午往见陈主任，彼满面愁容，为国忧惶！为政府威望日落而惧，为参政会纠劾孔祥熙、盛世才案处理困难所苦！”7月26日又载：“昨日在黄山与陈主任相谈甚久。余谓抗战八年，发生许多严重问题，这些严重问题的来源，一则由于历史的积病，一则由于人为不贰。……这些问题，如果没有革命精神，是不会有决心的，无论制度、人事、理论莫不如此。布雷先生有感，喟然曰：‘我对不起领袖，这些事领袖多交给我做，可是我都打消了！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想改，可是改不过来，也许是身体的关系，也许是性格的关系！’”（《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唐纵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2][64][75]《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洪卜仁《黄金怎样从厦门密运台湾》，载《厦门商报·台商周刊》，2007年6月。

[4]《我的父亲》，蒋经国著，台北：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出版。

[5][8][9][10]《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那志良著，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

[6][7]2005年12月4日，作者采访李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记录。据说，当年那位劝李济的学生后来曾对人说：“没想到，阴差阳错，这个事李老师做对了”云云。对于此言，要探讨的地方恐怕很多，假如有先见之明，学者们知道南京解放后仍安然无恙，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论，这批文物则无须转移。如果不能预测南京城陷之后的状况，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论述的角度就有多种，其间的是是非非就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并为世人所广泛接受了。

[11][12]巫宝三《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14][17]陈槃《师门识录》，载《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印行。

[15]俞大綵《忆孟真》，载台北《联合报》副刊，1997年3月26、27日。

[16]陶希圣《傅孟真先生》，载台湾《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

[18]北京大学档案馆档案。全宗号（七），目录号第一号，案卷号1231。函中的石志仁，字树德，时任平津铁路局局长。实斋，当指华北“剿总”副秘书长焦实斋。黄澂，字敏功，乃陈雪屏在西南联大时的门生，时为国民党青年部头目之一。

[19]《胡适杂忆》，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0]季羡林《为胡适说几句话》，载《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出版。

[21]《沈卫威讲胡适》，沈卫威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此为青年学者沈卫威访问北大教授邓广铭的记录，这个说法与下列两家基本一个格调。如学者石原皋说：“蒋介石送三张飞机票，要他们立刻走，思杜虽无法阻止父母亲走，但他却坚决留下来不走，他不留念美国的生活，宁愿留在祖国做些事情。”（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又，胡思杜的本家胡应华说：“胡适的二儿子胡思杜解放前和胡适在北平一起生活，他思想进步，蒋介石接胡适时，要求他也一起走，接胡适的飞机也给他留了座位，但他坚持不走，留下来迎接解放。”（胡应华《我对胡适家庭的一段回忆》，载《天涯读书周刊》，总第76期，2008年）

到了1989年，随着思想开放和实事求是精神的提倡，一些教授、学者的思想，也从太虚空里的妄念中渐渐摆脱出来，与时俱进地试着说点老老实实的真话。如前所述的邓广铭，就对胡思杜留守北平之事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说辞。云：“胡思杜在美虽然读完大学，但因不认真学习，所以学无所长。胡先生对他一直很不满意。当他跟随胡先生回国后，虽和他的父母同住，并且也有人想为他介绍到某大学去教书，胡先生却坚决反对，并说：‘不能让他指靠我胡适之吃饭。要为他找工作，必须待他自己学有所成，能够独立谋生之后。’还说：‘他这个人，凡和他初次见面的人，都可以听到他漫谈希腊、罗马，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使人莫测高深。但你如第二次、第三次和他见面，他仍然是向你漫谈这些东西，即无条理，又无系统。’据当时情况看，他之所以不肯把胡思杜带走，是因为南下后，前途未卜，他不愿意把这个包袱背走；并不是胡思杜接受了新思想，不愿随行。”（《胡适与北京大学》，邓广铭口述、苏敏整理（1989年），载《百年国士》，王大鹏编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就从常理上分析，邓广铭此次口述除了说胡思杜随胡适回国这一点有误外，其他事实与论断较之上述石、胡等辈诸说，当更为可信。

[22][25]《致傅斯年》，载《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23][27][28][29]《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蒋天枢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24][32]《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26][52]《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六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

[30]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载台北《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卜汝克临，即布鲁克林（Brooklyn）。韵卿师母，指杨步伟，字韵卿。

[31]赵元任、杨步伟《忆寅恪》，载《谈陈寅恪》，俞大维等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33]陈寅恪《致郑天挺》，载《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徐高阮（1914—1969），字芸书，浙江杭县人。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颇受陈寅恪赏识。后参与政治，加入共产党，一度出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5年被国民政府逮捕送至南京宪兵总部关押。出狱后因与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李葆华等领导以及清华大学蒋南翔等之间存在尖锐意见分歧，被开除党籍，彻底绝了从政之路。抗战军兴后，徐先后在沪江大学和西南联大受业于陈寅恪、傅斯年等大师，在学术上多有创见发明，深得陈寅恪器重。1948年3月10日，陈寅恪曾为徐著作《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一篇，文中追述徐氏校注此书的经由，并推许其“不独能恢复杨（南按：东魏杨衒之）记之旧观，兼可推明古人治学之方法。他日读裴、刘、郦三家之书者，寅恪知其必取之以相参证无疑也”。陈把徐氏之作与前三家并列，可见对徐的推崇与期待已超出常人。惜后因种种原因，徐终未成为陈的助手。1949年，徐赴台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有《山涛论》等著作问世。

[34][36]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35]载《申报》，1948年12月15日。

[37]王昊《文人南渡》，载《历史学家茶座》，总第八辑，2007年6月出版。

[38][62][63][67][70]《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9][40][41][47]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七），目录号第一号，案卷号1231。

[42][43]《申报》，1948年12月17日。

[44][46]《申报》，1948年12月18日。

[45]胡适《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载《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一览》，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印行。北京大学乃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所国立大学，原为京师大学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立，为戊戌变法的一大“新政”。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光绪帝有意维新图强，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举办京师大学堂，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此诏不仅表达了光绪皇帝变法的决心，也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1912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

关于北京大学在国际高等学府中的座次问题，1960年6月5日，胡适在出席台北师范大学建校14周年的演讲中，有过这样一段话：“1936年，我曾代表北京大学参加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纪念，有五百多个世界各地的著名学术机构和大学的代表都去道贺。在一次按照代表们所代表学校成立年代为先后的排队游行中，埃及的一个大学排在第一，但在历史上这个大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可怀疑的。实际可考的，应该是排在第二的义大利（意大利）佛罗伦斯大学，才真正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北京大学是排到第五百五十几名。”（胡适《教师的模范》，载台北《新生报》，1960年6月6日）

[48]《齐如山回忆录》，齐如山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49]《申报》，1948年12月22日。

[50]《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1949年1月29日条。

[51]《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1948年12月27日条。

[53]《申报》，1948年12月19日。

[54]《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55]《蒋总统传》，董显光著，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年出版。

[56]《大公报》1946年7月17日第二版，标题为《胡适明日由京返沪：附志其致毛泽东之一电》，文前有编者按：“胡适博士去年八月在纽约曾有一电致毛泽东，特附志于次，以见其对国事之主张。”

[57]鲁迅《灯下漫笔》，载《鲁迅杂文全集·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58]《关于重庆谈判》，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59]陶诗原意大略为：“种桑长江边”，寓意东晋偏安江南。据傅斯年门生逯钦立释，西晋初，人们率以桑为晋之祥瑞。傅咸《桑树赋序》云：“世祖（司马炎）为中垒将，于直庐种桑一株。迄今三十余年，其茂盛不衰。”又赋云：“惟皇晋之基命，爰于斯而发祥。”诗本此义而申言东晋。“三年望当采”，喻刘裕立晋恭帝既已三年，似可做出成绩。黄文焕曰：“刘裕以戊午年十二月，立琅琊王德文，是为恭帝。庚申二年而裕逼禅矣。帝之年号虽止二年，而初立则在戊午，是已三年也。望当采者，既经三年，或可以自修内治，奏成绩也。长江边岂种桑之地，为裕所立，而无以防裕，势终受制。”“柯叶”以下六句，和傅曰：“柯叶枝条，盖指司马休之之事。休之拒守荆州，而道赐发宣城，楚之据长社。迨刘裕克江陵，奔亡相继，而晋祚始斩，故以春蚕无食，寒衣无待况之。其必作于元熙以后无疑也。”

[60]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存傅斯年档案。

[61]《“九一八”一年了！》，载《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65]《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

[66]这天宣布的战犯名单如下：

蒋介石　李宗仁　陈　诚　白崇禧　何应钦

顾祝同　陈果夫　陈立夫　孔祥熙　宋子文

张　群　翁文灏　孙　科　吴铁城　王云五

戴传贤　吴鼎昌　熊式辉　张厉生　朱家骅

王世杰　顾维钧　宋美龄　吴国桢　刘　峙

程　潜　薛　岳　卫立煌　余汉谋　胡宗南

傅作义　阎锡山　周至柔　王叔铭　杜聿明

汤恩伯　孙立人　马鸿逵　马步芳　陶希圣

曾　琦　张君劢等。

[68]《致李宗仁书》，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69]《胡适往来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71][7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51、14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73][74][76][77]《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总编纂，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197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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