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 胜利的牺牲品（胡适出任院长·注释）

◎胡适出任院长

胡思杜自杀44天后的1957年11月4日，经台湾当局“中央研究院”选举，由蒋介石任命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大陆批胡运动与台湾政治集团的内部倾轧，阴差阳错地使渐入老境的胡适又得到了一次出头的机会。

1958年4月2日，68岁的胡适告别夫人江冬秀离开纽约办理私务，8日乘机独自一人飞抵台北，时已定居台北的胡祖望夫妇、孙子胡复，连同台湾当局要员等500多人到松山机场迎接，场面颇为壮观。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和各种提问，胡适在机场大厅做了简单的回答，特别强调：“我预定在国内期间，先把中央研究院的实际情形了解之后，才能对未来的计划作一个较为具体的打算。这次回国后第一桩事情，先和在台湾的院士们谈谈，举行院士会议，选举院士。我个人虽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我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在现代国家中实在占一个极重要的地位，中央研究院是国家最高的学术机构，必须迅速负起推广学术研究的任务。”[30]这个话，不是为应付媒体而泛泛的一谈，确是胡适主持“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一直坚守的理念和奋斗的目标。

4月10日上午9时，装扮一新的胡适来到南港史语所考古馆出席“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并发表演说。胡称自己几十年来与“中央研究院”一直保持亲切关系，不仅因为自己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也因为“中央研究院”是许多老朋友心血的结晶，自己对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云云。就职典礼结束后，旋即召开研究院第三次院士会议，以壮声势。为显示对学术界的尊重并给胡适装点面子，蒋介石偕“副总统”陈诚、张群等一干大员专程赶到南港，亲自出席院士会议并致辞。蒋介石认为，既然“中央研究院”为学术之最高机构，当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大任，认为“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均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31]蒋氏在讲到胡适“最令人敬佩者即为其个人之高尚品德”后，话锋一转，再度将学术研究与政治联系起来，谓：

今日大陆上“共匪”以仇恨与暴力，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发点，其目的在消灭我国家之传统历史与文化，而其重点则为毁灭我民族固有之伦理与道德，因此胡适先生之思想及其个人之德性，均不容于“共匪”，而必须予以“清算”，即为“共匪”摧毁我国伦常道德之一例……[32]

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的说辞，令身旁的胡适大为不快。特别是蒋不合时宜地提出“五四运动”与“打倒孔家店”有功有过，对胡适提倡的“五四价值”“自由主义”等说辞，于褒中暗含了讥讽、挖苦，而对胡适与台湾岛上的雷震等辈搞出的《自由中国》杂志，且传言胡在台要组建一个“反对党”等名堂极不讚成。这一说辞搞得参会者如芒在背，惶恐不安，胡适原本笑容可掬的脸阴沉下来。

此前的胡适尽管在美国生活并不舒心，九年后又因各种风云交错重返台湾从国民党手中谋得一个响当当的铁饭碗，但他并不认为这个饭碗是蒋介石所赏赐便要俯首听命，自轻自贱。待蒋介石讲完，梅贻琦向来宾做了一个简短的致辞后，已是闷气积胸、颇为恼怒的胡适在最后答谢词中，毫不客气地对蒋的言辞进行驳斥。据当时在场的“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青年才俊李亦园回忆说：

胡院长就职时蒋老总统特别亲自来了，来了之后还讲话，在他的讲话中不知为什么忽然说到共产党在大陆坐大可以说与五四运动的提倡自由主义不无关系，这样的说话对胡先生来说当然是非常尴尬的，因为五四运动跟他有密切的关系，他是重要的推动者。结果老总统讲完之后，胡先生站起来继续答话，他的答话让大家脸色都凝住了，他一开始就说：“总统你错了”，在当时那么威权的时代，他这样讲使全场的人脸色都变白了，气氛非常紧张，老总统却很有风度地主持完会议，只是在胡院长任内就未再来过南港了。这一件事，胡院长的表现可以说确实为中央研究院在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33]

关于这一场景，当时也在现场的石璋如的回忆稍有不同，石说：蒋介石那天讲了很久，场面热烈，胡院长一发言就说“总统你错了”，台下立即鼓掌。在座的学者们认为胡适是个有骨气、有担当的人，因为若不是胡适，在蒋介石面前“没有几个人敢说这句话的”。[34]

胡适所说的“总统你错了”，主要是指不应把学术研究与政治捆绑在一起，“反共抗俄”的所谓“使命”，也不应由“中央研究院”这样的研究机构来承担。胡适说道：“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35]

面对蒋介石指责五四运动提倡自由主义与打倒孔家店的问题，胡适自是耿耿于怀，并予以反驳。胡说：“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蒋介石一听其言，立即怫然变色，站起身便要走，坐在他旁边的一位随行官僚（一说张群，另一说陈诚），悄悄伸手拉住老蒋的衣角示意其坐下，蒋强按怒气勉强坐下，待典礼一结束便迅速离去。[36]

遥想当年，胡适在一篇名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曾向中国的少年读者宣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史（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37]这一点，胡适本人确是做到了。对于这一说法，世人有不同评论，如胡在美国的学生、史家唐德刚就说过，胡适不知不觉地被他的老师杜威这个糟老头子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唐氏之说或可再讨论，但至少胡在蒋介石集团之间大体是做到了。

1959年，作为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学界领袖的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对蒋氏为谋求连任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党章“国法”于不顾，欲强行“修宪”的做法更是大加声讨。按1948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每届总统任期六年，连任不得超过两次。当年拟定《宪法》的张君劢等人考虑到一个没有限期的总统，等同于王朝世袭，因而特别加以限制。跑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仍以“中华民国正朔”自居，因而当年这部“宪法”仍然发生效力。1954年蒋介石获得连任，到1959年年底已是五年，眼看大限已至，下次选举应该自动退选，但蒋介石与国民党内部一部分拍马溜须者竟置“宪法”于不顾，公然支持蒋介石参选，并欲修改“宪法”。为此，胡适在1960年2月20日公开发表声明，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次连任“总统”，并拒绝即将召开的“国大”主席团主席之职。对于胡氏的“犯上”举动，蒋介石大不痛快，其子蒋经国更是异常恼怒，甚至有“收拾”胡的打算，只是忌惮胡适所具有的儒林盟主地位和非凡的国际影响而迟迟不敢动手。

端坐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椅子上的老胡适，在强烈呼吁并制止蒋介石连任“总统”的同时，并未忘掉作为一个“中研院”院长的职责和使命。1958年4月11日，胡适主持了台湾“中研院”新院士选举，从34位候选人中选出14位新院士，其中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等3位来自海外当时在国际科学界风头正健的现代物理学家。6月16日，胡适离台飞美，除了料理几件因匆忙赴台而未顾及的如搬家等私事，另在纽约以“中央研究院”新科院长的名义，带病召开了一次海外院士会议。入会者有萧公权、陈省身、汪敬熙、吴宪、吴大猷、杨振宁、蒋廷黻、吴健雄、李政道、李书华等16人。会上，各位院士发言热烈，献计献策，身体欠佳的胡适受会场气氛感染，热血沸腾，在总结中表示决不辜负众位寄予的殷切期望，回台后要甩开膀子大干一番实事和大事云云。

1959年2月1日，台湾“中央研究院”与“教育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组织章程》，并宣布成立以胡适为主席、梅贻琦为副主席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规定今后固定每年2月至8月间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并成立负责常务工作的中心组“执行委员会”，设执行秘书长一人。由此，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系统工程开始步入正轨。

在一系列改革的同时，胡适决定对“中央研究院”逐渐形成的一些官僚与衙门作风实施改革整顿。当然，这个整顿并不是像许多执政者宣传的那样“大刀阔斧”地吹翻几个头领，或几匹骡马加驴子，而是细流涓滴，从自身和身边的小事做起，一点一滴开始改革。1959年6月2日，胡适看到以“中央研究院”名义发给各院士的公文稿，措辞生硬，衙门风味很重，感到很不舒服，遂对秘书胡颂平说：“这班院士都是我的老朋友，我想在这稿子上添上‘吾兄’两字却无法添入。他们都是学术界的人士，也不惯看这样的公文。这样的公文连一点人情味也没有，而且我们的中央研究院不是机关，尽量避免用公文。”[38]指示以后院部文件，尽量改用私函，由胡适自己签名发出。同时又关照胡颂平代他回复的一般信件，提到胡适名字时，一律用“胡适之先生”，不可用“胡院长”，并认为称呼“院长”，带有严重的官僚气味，不能给人以亲切感，于公于私皆无益处。而对于“中央研究院”内部人员的考绩，胡适认为不要动不动就来个全院专家联合评判，应主要依靠各所所长平时注意了解各人的研究能力和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也不必限于“已发表的著作”。研究人员的著作，也不必“转请专家审阅”，而应以各所所长以及具体部门主持人的考语为主。这样既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真才实学，又尽量使每个人的成果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胡适搞的这些改革动作，得到院内成员特别是年青一代科研人员的普遍欢迎，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一项优秀规则传之后世。

必须提及的是，胡适的“考据癖”是伴随其终生的，即使有李敖之流公开跳出来泼妇骂街般地叫嚣指斥胡适，谓胡氏是一个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居然“花极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在东方‘学术’的考证上、辨伪上，而美其名曰‘打鬼’、曰‘偷关漏税的思想方法训练’，这是不能教人心服的！他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自己笔下的那种‘开倒车的学术’，宁肯牺牲四五十条的‘漫游的感想’来换取《白话文学史》的上卷，毫不考虑两部著作对世道人心孰轻孰重，这是他的大懵懂！”[39]尽管“大懵懂”，但胡适就是痴心不改，正道直行，以一介书生的本色，于繁杂的公务之余，窝在书房对研究了大半辈子的神会和尚继续穷究细研。1960年2月9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演讲他的新作《禅宗史的假历史与真历史》。20日，出席“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3月10日夜，所著《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刘澄集》终于脱稿。正是这部耗费了胡适大量心血的著作，使其在脱稿的当夜即心脏病复发，延至19日，病情加重，不得不入住台大医学院诊治，直至4月5日小痊出院。

1961年1月28日，台北“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时台海危机已趋平缓，台岛内的科技经济在美国的大力援助、扶持下，已摆脱了战后阴影开始复苏，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正因这诸多的缘由，胡适在致开幕词时兴致勃勃，充满乐观与信心地说道：“这是一个起点，一个有希望的起点。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有一亿一千万台币用在‘长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的开山工作上面，我们至少可以说科学已开始得到‘重视’，开始得到‘资助’了。我们当然不可感到满足，我们至少应该感觉我们的责任之大。我们应该感觉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五个字的意义。”又说：“两年的工作，只做了一点探路的工作，开路的工作。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想想这条‘远路’的蓝图了。”这是胡适晚年精神最好，内心充满希望与梦想，体力也呈回光返照状最为充沛的时期。自此之后，便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这年的2月25日夜，胡适心脏病复发，急送台大医院救治。4月22日，病情好转并出院，迁居台北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疗养，6月25日回到南港“中央研究院”上班。可惜好景不长，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大闹水泻。9月3日，胡适在致好友李书华信中带有哀惋之情地说：“我是2月25日夜抬上汽车，抬进台大医院的急救处的。我在医院住了56天，出院后就在台北借房子住了两个月（因为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到七月初又因肠炎，大闹水泻，泻的水分干了，影响心脏，血压低到74，半天上不去。……总之我们都老了，机件都不够完好了。”[40]此时的胡适自觉已到了衰老不堪的岁月，说不定哪一天就倏忽登了鬼录，遂写信召在纽约的夫人江冬秀赴台。10月，江冬秀从美国抵达台北，一家人始得团聚，孤苦伶仃三年有半的老胡适精神上算是稍添一些慰藉。

就胡适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而言，“麻将明星”江冬秀带来的慰藉，如同雪中的一点炭火，与茫茫雪原比起来仍十分微弱，胡适心中的大孤独与大悲凉仍不能融解消除，这种孤独与悲凉除了蒋氏政权施加的政治压力，还有一帮号称文化“斗士”和“新儒家”的人物，或明或暗地不断向胡氏掷出匕首、投枪加冷箭，企图对胡予以毁灭性打击。对于胡的处境和“新儒家”的阴谋，时在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任教的梁实秋曾经提及：“誉之所至，谤亦随之。胡先生到台湾来，不久就出现了《胡适与国运》匿名小册（后来匿名者显露了真姓名），胡先生夷然处之，不予理会。胡先生兴奋的说，大陆上印出了三百万字清算胡适思想，言外之意《胡适与国运》太不成比例了。……胡先生决意来台定居，医生的意见也不能左右他，不欢迎他的人只好写写《胡适与国运》罢了。”[41]书生出身的梁氏对胡的处境未免太过于乐观，既然对方剑锋已经出鞘，哪里有弄一点《胡适与国运》就善罢甘休的道理？大规模的反扑与打击很快接踵而至。

这年11月6日，进入衰朽之年的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署之邀，强撑病体出席“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开幕式上做了《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英文演讲，此为胡适生前关于中西文化、科学比较的最后一次重要发言。主旨是颂扬西方的科技文明，批判中国的古老文化，其中说道：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42]又说：“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这种知识上的革命是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文明虽然无疑的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优越的精神文明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实在太少。在积极的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绝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乃是高度精神的。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够发达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精神。”[43]

意想不到的是，这篇大约25分钟的演讲由徐元高译成中文在媒体披露后，立即引起港台两地知识分子激烈的论争，并受到早已虎视眈眈、号称东方文明捍卫者如徐复观、叶青等辈的“围剿”。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叫廖维藩的“立法委员”，经过一番密谋，在台湾“立法院”对胡适演讲中的观点提出质询，把胡的演讲与现实政治搅在了一起，引导媒体掀起风浪，而蓄势待发者趁机炮制一连串檄文嗖嗖射出，如同带响的锋镝直赴胡适的命门。在四面合围与阵阵喊杀声中，心力交瘁的胡适心脏病骤发倒地不起，于11月26日凌晨，急送台大医院开始了生命中最后一轮抢救。

刚刚离开阎王爷那安放着油锅与老虎凳的宫殿回到阳界，躺在台大医院病床上长吁一口气的胡适，懵懵懂懂又挨了一记闷棍。原籍湖北浠水，早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秘书，逃台后出任私立台湾东海大学教授的徐复观，在群丑起舞中再度跳将出来，挥舞冰冷的狼牙大棒，声色俱厉地指斥胡适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是一个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44]

此前，号称“新儒家”“献身于民主的斗士”“敢于向权势挑战的人文自由主义者”的一代文棍徐复观，见一系列匿名小册子不能将胡适击倒在地，让其口吐白沫，眼珠乱翻，与阴曹地府的阎王爷握手言欢，就索性摘下面具，借胡适演讲事件之机，亲自披挂上阵，向胡适射出了锐利的锋镝。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中，徐复观指斥道：“今天在报上看到胡博士在亚东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如此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汁，来维持早经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又说：大概在四年前，他在台中省立农学院向学生讲演，大意是说吃鸦片烟、包小脚，即是中国文化。这次当着许多外地人面前，更变本加厉地说：

科学和技术，并不是唯物的，它们具有很高的理想和精神的价值。它们确实代表着真的理想和灵性。

在东方文明中，灵性不多。在那种忍受着残酷、无人性的规定，如相沿一千多年的妇女缠足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按：以上大概是骂中国的）在那种容忍阶级制度达数千年之久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在那种把人生看为痛苦，没有价值，崇拜贫穷和行乞，把疾病归之于神的作为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按：以上大概是指印度教及佛教而言）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开始承认在那种古老的文明中，很少有灵性，或者没有。那种古老文明是属于一个人类体力衰弱，头脑迟钝，感到自己无力相抗衡的时代。

这种文明（科学，技术）具有高度的理想，和真实的精神……这是对科学与技术的现代文明所作的真诚讚颂。……（以上是根据十一月七日《征信新闻报》）

徐氏在列举了胡适这段演讲词之后，对每句话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痛批，并借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古老方法反击道：“胡博士对罗尔纲以概括方式论断历史中的某一阶段的某一特定问题，而装腔作势的责备他所用的方法不科学（见中央研究院所印的《师门五年记》）。但胡博士却能用几句骂街的话，便断定了中印两大民族几千年的文化，这是那里来的飞天蜈蚣式的科学方式呢？在你写的《古代中国哲学史》及《胡适文存》中，谈到中国文化方面的，有一篇与原典对照而能言之成理的文章吗？对于印度的东西，更是一窍不通。胡博士到底从那一门科学得到了这种启示而敢作这种大胆的论断呢？”又说：“只要是做过深入调查、研究的人类学家，便会承认那怕是极原始性的民族，也有很有价值的心灵活动。这是人类学在当前的一大进步，也可以说是一大倾向。胡博士凭着什么调查研究，而能断定在中印两大文化中，只有极少的心灵，乃至根本没有呢？胡博士的母亲，是不曾读过洋书的，在胡博士的了解中，他两老有没有心灵呢？”

对这一由“灵性”而牵涉到的印度文化与佛教问题，徐复观讥讽道：“这里面的道理，不必向胡博士说，因为假使他对西方的文化史稍有常识，便不会说出这种话来。不过有一点，我倒非常佩服他是识时势的俊杰，他只骂由印度出来的宗教，决不骂天主教、基督教。假使印度也有一天强盛起来了呢？胡博士可以点头微笑的说‘我那时已墓有宿草了’。”

最后，徐氏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棒喝道：“中国印度文化，在万分中，有一分好的没有呢？胡博士几次代表我们政府出席国际学术性的会议，假定有一分好的，胡博士何妨便讲那一分，以顾点国家的体面，并增进西方友人一点知见，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假定连一分好的也没有，则胡博士何必顶着中国的招牌去出席呢？因为你虽然在洋人面前骂自己的文化骂得爽心快意，但洋人依然认为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骂尽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外国人心目中，只能看作是一个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同时，这次参加亚东科教会的，只是与印度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客人；七十一岁的老人，何以不懂事到既居于地主的地位，竟无知无识的骂起客人的祖宗来了？……据我的观察，那是有不得已的隐衷的。说穿了，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45]

徐复观的进攻檄文发表之后，港台为之震动，在倒胡派一片叫好欢呼之际，也引来了拥胡派的迅速反击。1962年1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发表了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对徐派大加讨伐。徐复观见状，遂纠集郑学稼、胡秋原等对胡适进行又一轮狂轰滥刺，同时又与“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如李敖等辈，展开了一场所谓的“中西文化论战”，港台《自由报》《自立晚报》《中华杂志》《世界评论》等报刊纷纷加入这场以谩骂为主调的“笔仗”之中。一时间，学坛报界硝烟四起，鸡飞狗跳，四邻为之瞩目。躺在病床上的胡适面对乱棍飞击，精神饱受刺激，但他对徐的讨伐保持了缄默，而对主动讨情示好的李敖也没有迎合。1962年1月5日，胡适的助手胡颂平对徐复观的文章做了摘录，并做了一个短评。胡颂平说：“这种谩骂的口吻，编者就没有让先生知道；因又想起徐复观在1958年4月22日给先生的信，也附录于此，可以对照看看。”徐致胡信的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道席：

此次得瞻风采，不减当年，真国家之福！谨奉上拙文录一册，内《政治与学术之间》，或者稍补民生理论在此方面之间隙。至《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一文，乃疏导汉宋之争，并作上文之具体补充，敬乞教正。此外则不值得寓目也。五四运动之伟大历史贡献，将永垂不朽。然四十年之岁月，不仅先生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即国人对世界文化之感染，亦未尝无若干进步。

在短评中，胡颂平为胡适做了如下辩护：“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凡偶得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者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区区之忱。想可蒙先生谅察也。”[46]

胡颂平之所以摘录徐致胡的信函，除因对徐氏前后判若两人的面目在心中引起的震撼，自然也有不知今昔何昔、“人为何物”的感慨。

1962年1月10日，胡适病愈出院，暂住福州街疗养。老年胡适的生命已迈入衰朽之坎，即将灯熄香灭，万事皆休。

在夕阳西下、余晖残照的生命尽处，给予胡适心灵慰藉的，已不是国民党政权表面上对其恩誉并隆的礼遇，更不是他追寻了大半辈子一直放心不下的那个“天外来客”神会和尚，而是入住台大医院期间的病友—梅贻琦。世人没有想到，两位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大学校长、教育家，在各自奔波忙碌了几十个年头，足迹踏遍千山万水，历尽九九八十一难之后，于人生的晚年，竟有这样的机缘得以在台湾孤岛的医院里相聚，并有难得的空闲抛弃一切杂务，执手言谈，话古论今，忆往事，思未来，以淡泊、宁静的心境参悟现实人生，并相互抚慰着对方心灵的悲伤与苦痛。如此人生际遇，实在是胡梅二人预想不到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只是由于梅贻琦不善张扬和沉闷寡言的禀性，在时人和后世研究者眼里，梅氏于奔往“田横之岛”的路途中，离开北平出走南京再至海外，似乎比胡适当年的逃离又多了几分神秘色彩，而其中的内情和谜团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几十年后才逐渐浮出水面并变得清晰起来，梅氏辽阔的胸襟与恪尽职守的处世风范，也才让更多的国人仰慕追思，永怀缱绻。

注释

[1]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

[2]郭沫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的开幕词》，转引自李权兴《胡适与唐山》，载“学说连线”网站，2008年11月5日。

[3]载《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

[4]《胡适之先生的几封信》，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年5月。

[5]自20世纪80年代始，学术界开始反思批胡运动并重新评价胡适对中国文化与学术的贡献，如当年批胡的干将蔡尚思说：“解放后批胡适，三年多出了200多篇批判文章，好像北京加各地出了20多本书。有的连他对白话文的贡献也否定。我也写了一篇，顾颉刚也写了一篇，这个是事实，‘左’了。”（张德旺《胡适研究访谈录—蔡尚思谈胡适》［1982年4月12日上午于复旦大学蔡宅］，载《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6]要说沈从文所言胡适不敢搞中国文化史似符合事实，因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精神的或可翻一些古书旧籍加上西洋的观念来叙述一番，但物质就没有那么容易，特别是远古与上古时代的物质文化，到了胡适时代非依赖地下出土物不可，而胡适对考古和古文字则是地道的外行，因而搞一部像样的文化史确是胡适很难胜任的。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迟迟没有写出来，确有其事并曾遭到一些人的误解，甚至遭到胡适对立面的嘲讽。由北京大学转往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黄侃老夫子，在课堂上谈到胡氏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尽管有这样的误解与讽刺，但成为“太监”的真正的原因，自是与胡适社会活动太多没有写作时间有关，绝非沈从文说的被冯友兰吓倒。相反，胡适压根就没把冯氏的著作放在眼里，且有恶评。1930年，冯友兰把新创作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寄赠胡适请教，胡于3月20日回信说：“承你寄赠《中国哲学史讲义》一八三页，多谢多谢。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将来如有所见，当写出奉告，以酬远道寄赠的厚意。”（《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杜春和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很显然，这是胡适所说的面子话，他对冯的著作压根就没有看上，证据可从1950年1月5日胡适日记中找到：“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史》]，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几年后的1955年1月24日，胡适又在日记中谈到冯友兰：“旧历乙未元旦。……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国历史评论》]要我写此书英译本（by Derk Bodde）［德克·博德译］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即是他（冯）自己很得意的‘正统派’观点（见自序二）。‘正统派’观点是什么？他自己并未明说，但此书分两篇，上篇必须以孔子开始，力主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力主孔子‘以能继文王周公之业为职志’，‘上继往圣，下开来学’。下篇必须叫做‘经学时代’，也是此意。（但更不通！）陈寅恪（审查报告二）说的比他清楚：‘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即所谓‘正统派’观点也。”（《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这个日记当是胡的内心真实写照，如果对冯著有所敬仰，想来是不会在私下作如是说的。

[7]《访问沈从文同志记录》，转引自陈村《沈从文在1960年的谈话：胡适实际上很浅薄》。陈村注：下文来源于《“鲁迅传”创作组访谈记录》。鲁迅传创作组整理。制作者：上海市电影局，天马电影制片厂。1960.6。原书为手工刻钢板蜡纸的油印本。目录4页。正文201页。日期1960.4.24。原文标点极不清晰。原文错讹如“见介，冯有兰，毛文水，邦闲，回文系，全只，张竹霖，一顶桥”等亦照录。陈村。2004.6.26。（南按：为方便读者阅读，在引用本文时已将部分错误改正，有的虽知原文有误，但鉴于这是一篇发言记录，本不置一驳，因而对像罗家伦掌燕京大学等不实之语未加改动—事实上罗氏未掌过燕大。另外，判断不准或原文不清的保留原样未动。）

[8]后来沈从文不承认他与张兆和的婚事曾借助于胡适的力量，针对外界传闻，沈说：“有人说我和内人结合是胡适作的媒，没这事。当时我对兆和有好感。她那时是校花，学习好，长得好，运动也特别好，跑得快、跳得高。我也没说什么，就是写信，一天一封，她不回信。有一天她找了胡适，胡适说：沈从文我了解，他是个君子，是个好人。胡适说：大学师生恋爱结合的事，在西方很平常。沈从文给你写信，是诚心实意的，他是个诚实的人，至于你接受不接受，那是你的自由，你适当时候回答就是了。所以说，胡适不是我的媒人，说他多少帮了一点也可以。”（张德旺《胡适研究访谈录—沈从文谈胡适》［1982年4月7日下午，与陈铁健在沈宅］，载《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9]《胡适手稿》，第九集，下册，卷三，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1970年印行。由该文所说“去年（1954）”中国大陆决定展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第523页）推断，此文写作时间应为1955年。

[10]阿忆《水木清华九十年》之八（电视专题片解说词），凤凰卫视2001年播出。

[11][24]《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12][19]《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在《大公报》发表的三文中，蔡尚思的文章通篇大话加空话，确有一点神经病人在说话演唱的味道，蔡后来称自己这篇文章确实是“左”了。顾颉刚反对胡的两点，原文如下：“一九二六年以后，我做什么，他就反对什么。例如《周易》的《系辞传》里有‘观象制器’之说，说古代各种工具的创造都是圣人们看了六十四卦象而做出来的。有如涣卦上巽下坎，巽为木，坎为水，圣人看了这卦中木在水上，就造出船来了。我认为这种唯心的观点太不对了，船当然是看了木头入水不沉而想出来的，和涣卦有什么关系。这种思想和汉朝的京房一派很相同，说不定是他们的玩意儿。胡适见了这篇文章，就写信来反对我，说观象制器是易学里的重要学说，不该推翻。我为了《老子》书里说‘绝仁弃义’明是反对儒家的提倡仁义，说‘不尚贤’明是反对墨家的弊病已经给人看破的时候。胡适看了又来反对我，维持老子为孔子师的传统说法。我本是跟着他走的，想不到结果他竟变成反对我。固然我所说的未必对，可是他自身却‘宁可信而过，不可疑而过’了，这一个根本态度的转变真使我伸出了舌头缩不进去。钱玄同先生曾在一九三六年对我说：‘真想不到，适之的思想会如此的退步！’”

沈尹默批胡文章的标题是《胡适这个人》。开头说：“胡适这个人，我在北京大学和他共事一二年后，就把他的性格看得很明白了。他是个两面人：一方面自高自大，唯我独尊；一方面却很能够低声下气，趋炎附势的。所以我从头起就没有像社会上一般人士那样的重视他。”接下来，沈氏列举胡氏为人的卑劣之处：“胡适到北大时，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时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评议会，继之便组织教务处，教务长一职，蔡先生本来属意于胡适，但那时理科有很多教授很不讚成，有人扬言：万一胡适当选，我要闹一闹。我听见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说：他年青，学校方面应该爱护他，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结果马寅初当选了教务长。但胡适因此对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说：尹默！我向来对于举办任何事情都是欢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这次不让我当第一任北大教务长，我是很不高兴的。……一言以蔽之，他是个头等喜欢出风头的人物。所以他到了北京，被研究系一勾引，便鬼混到一起去了，什么学问也好，政治也好，在他都不过是借来作为出风头的工具而已。刚才听到颉刚说他的考证方法是从胡博士那里得来的，起初胡博士对颉刚疑古精神还嫌不够，但后来又反对他的疑古作品，他弄得莫名其妙。其实这种心理是很容易了解的，胡适的专长，被人一学会，他就不足为奇了，便要打击别人一下，才能显出他别具神通，还是一种出风头的技能。再就这一点深入研究一下，这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客们的伎俩，完全一样。……还可以说一两件发笑的事，如果不是我亲自看见听见的，绝不会相信。一件是陈仲恕对我讲的，他说他震于胡适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礼堂公开讲演，他也去听讲，听了好一阵，觉得有点耳熟，仔细想一下，记得是在颜习斋书里看见过，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后来知道胡博士过于忙碌，讲演期到了，讲稿还没有准备好，就到琉璃厂书店去顺便买了一本颜习斋的著作，在洋车上，翻了一翻，便把这一场公开讲演对付过去了。另外一件，是我因事到他家里去，他那时同张慰慈住在一起，他们书房里有一张大的少有的书桌，桌子中间，一本一本的翻开来覆着的书堆得像一座小坟山一样，乍一看不免使我有点惊讶，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了，这是胡博士著书的成绩，他实在没有时间细细读书，只好临时翻检，用剪报的方法去采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说胡博士是翻书著书。”正是这诸多颇为“神奇”的例证，才激怒了胡适并谓沈“是一个小人”和“下流的扯谎”。

就沈尹默本人的性格以及在北大的为人为学看，令人诟病的地方亦是多多。1922年胡适从丁文江、秦景阳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几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权史，连胡适本人也不免为其利用，此案例在胡适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沈、马等人引进旁系，“往往有利用（如吴虞）或借重（如王国维）之心”。（《胡适的日记》，第392～393页，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查看这些日记，或许能从另一个侧面透视两派争斗的一些真相。

[13]1980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大的变化，海峡两岸开始来往，罗尔纲从台湾友人处知道胡适曾于1958年底出版《师门五年记》的事。当时的感慨如何，不得而知，只知他又开始提笔追忆当年跟随胡适生活、治学的“辱教”之事。1995年，北京三联书店将罗尔纲新写的追忆文章与原书合并，以《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为名结集出版。其后，罗尔纲继续写胡适琐记，惜书稿未能完成，于1997年5月25日去世。1998年，三联书店将罗氏未完稿加以收集整理，出版了《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在这个版本中，罗尔纲增补了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是《1961年何勇仁说他读了我攻击胡适的〈坦白状〉》，文章说：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1961年8月16日夜谱记胡适给何勇仁信事说：夜里，有给何勇仁的信。

义夫先生：

上月廿三日蒙先生远来看我，得畅谈半个上午，至今感谢。

那天因是星期日，有不速之客来打扰，想能得先生的谅解。

那天我们谈及贵县姓罗的学生，大概就是罗尔纲。先生读了他的《坦白状》，想必也是这样猜想吧？

《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请先生便中饬人送到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师大对面），至感。

我大概月底出国二十天，不及面辞了。敬祝

先生安好。

弟胡适敬上五十·八·十六夜

“尔纲按：我于1961年并没有写什么《坦白状》来批判胡适。我们以前知道当胡适于1961年11月心脏病复发入医院，围剿立刻起来了，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逝世时还没有停止。现在读了这封信，知道当1961年就已经有人假造我写的什么《坦白状》来气胡适哩！”

岳南按：罗尔纲直到去世，在他所写的“琐记”文章中，没有一篇提到《两个人生》，更没有提及他写此文的心理反应，只是以自嘲的方式把胡思杜拎出来作为批胡样板为自己解脱。

而在如上这篇短文中，更是替自己撇清，其意似是故意给世人制造一种错觉：罗尔纲未曾讲过批胡的话，也未写过批胡文章，一切都是别有用心的人为气胡适而捏造的。但事实是，罗氏的批胡文章白纸黑字已成为抹不掉的历史的一分子，胡适向何勇仁提到“《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请先生便中饬人送到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这个“第二辑”就包括罗尔纲的雄文《两个人生》，此点，想来罗尔纲是知道的。令人费解的是，罗氏直到去世也未写过一篇为此感到羞愧和歉意的文章，确实令活着的人如作者发出一种白云苍狗，“人为何物”的感慨。

[14]《欧阳哲生讲胡适》，第19页，欧阳哲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15]《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16]鲁迅《华盖集·导师》，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7]《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18]曹聚仁在20世纪50年代曾数次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回大陆，并写了一系列文章。1957年，曹在《谈右派》一文中说：“记者离开北京那天，反右派运动正在开头，一位朋友以沉重口吻问我：‘你看，将来的演变，该是怎样？’我说我也说不出来。”又说：“记者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来：他觉得一般知识分子虽说经过了社会革命的大关，但意识形态上还是和新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所谓‘过不惯’。依孔夫子的说法，即是‘或勉强而行之’；他们在下意识中，依然恋恋于旧社会的生活。这一回，毛主席的演讲，就像经过了心理家使用了催眠术，把他们下意识中的境界显露出来了。凡是下意识中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过不惯的，那就是右派的灵魂。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在下意识中，还潜伏着一种不安的情绪吗？或者，记者不妨再补充说几句：过去八年中，经过了若干回大运动，许多民主人士，都是保护着过关的，这回却要自己来过关了。”（《北行小语—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曹聚仁著，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以下引文同）

1958年2月13日，曹聚仁在北京写了一篇叫作《右派分子的终局》的文章，内称：“记者昨天（十二日）下午到了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知道右派分子的终局。人代会罢免了右派分子几位巨头，如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黄绍雄这些人的部长职位，该是最大的新闻，也是一般读者所关心的大事。但他们这些人的究竟如何呢？记者先前曾再三报道政府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置，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非常温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国务会议罢免他们的前夕，周总理曾邀请罗、章、章三氏谈话，把政府将罢免他们职位的决定告诉他们，他们同意这样的决定。不过他们三人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章伯钧完全服从政府的判处，罗隆基服了一半，章乃器依然不承认他是反党、反政府、反人民的。”又说：“上月底毛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先后两次，乃集思广益之意。第一次，毛氏发言达二小时之久，邀请费孝通氏参加。席上，毛氏宣称将召集右派分子会议（可能有一千人与会）。一方面，对右派分子表示感谢，因为右派分子，帮助政府提高了警觉，一方面也愿意帮助右派分子求进步云。席上费氏起立发言，自谓：第一感想，当然是酸甜苦辣，五味俱来；第二感想，还是十分兴奋，因为毛主席鼓励他的进步云云。记者的报道，或许可以替一般读者解消一些疑问了吧，反右运动，便是这么结束了。”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曹氏又加补一文《再记右派分子的结局》，说：这些右派分子“并无‘造反’的野心，章、罗诸氏，最多也不过想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或‘副总理’，辅君行其道。（章乃器氏说他烧了灰，也没有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的痕迹，此语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至于艾青、丁玲、冯雪峰诸人的意思，也不过是想取文联主席地位而代之，或者高居文化部的领导地位，满足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野心而已。说明白一点，乃是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另一方面看，正是反社会主义的，因而是反党、反政府的。在解放初期，若干中共领导文化工作的人士，实在因为这个局面太大了，太繁重了，忙不过来，于是大学教授以及教育文化界的实际工作，都落在民盟、九三学社的民主人士肩上。民盟、九三学社的领导人士，忽然自负以天下之重，觉得今后乾坤重担都在他们身上，于是以影子内阁的领袖自居，也是势所必然。而他们都在私生活上欠检点，予人以口实，便垮下来了。……戏曲界知名之士吴祖光氏，他也曾有取剧协领导地位而代之的野心，他也在私人生活上翻了筋斗。他搜藏了很丰富的淫书淫画，已见之于公开文件。他欣然就道，到东北黑龙江地区参加农场的劳动生活。海外论客，或许对于农场的劳动生活，看作是地狱生活；事实上，记者亲身所见，那的确是使身心愉快的修养。佛家所谓‘苦修行’，庶几近之”。又说：“至于全国各大学学生，不知稼穑之艰难，不知天之高地之厚，信口胡言，乱说一阵的颇有其人。北京有个有名的大学，列为右派分子的学生，至少五六百人，多至千余人，那是不足为异的……中共的政治措施，很多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但他们毕竟做了，行通了，我们又该刮目相看了。”

再后来，曹氏又以《海外人士注意的右派分子》为题发表一文，谓：这些右派分子“一部分是劳动教养。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文艺界朋友，在北大荒国家农场锻炼自己。说起北大荒，一些海外论客就跳起来了，且慢，记者是心甘情愿想到北大荒去的，那儿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说接近天堂了”。

对于曹聚仁自称与鲁迅的交谊以及在撰写《鲁迅评传》中的妄言自不必再论，仅此论述知识分子劳改的北大荒为人间“天堂”，便可知胡适称其为一个“妄人”，已是十分地高抬他了。胡氏尝谓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无德、无才、无行等“三无”人员，在曹氏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彻底的体现。曾与曹聚仁合办创恳出版社和《热风》半月刊的老友徐訏说曹“住在自由之地，却引诱别人跳火坑，真是老鸨的作为”。噫！

[20]《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21]《胡适年谱》，耿云志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2][23][25]《沈卫威讲胡适》，沈卫威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26]《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十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

[27]《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3日。

[28]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9]《西方的没落》（缩译本），［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另，关于胡适藏书的数量、类别、保存情况与分割经过大体如下：

抗战前，胡适的藏书没有登记、编目，也没有钤记，大多数都在书架上，置满了约40个大书架，其中不少是线装书、外文书和平装书，多是胡适在北平购置的，其中有一部分是珍贵的善本书。另外，有着“考据癖”的胡适特别注意资料的收集与珍藏，其日记、书信、档案、照片等也具有相当规模，都放置在书橱中。1937年，日寇进逼甚烈，胡适认为北平危险难保，遂决定在城陷之前将藏书（包括文件、书信、日记等）打包装箱，运往天津，保存在浙江兴业银行仓库。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在关注中国战事的同时，一直担心他的藏书毁于战火，幸而藏书没有遇难，并于抗战胜利后完好无损地迁入北平东厂胡同一号胡适的新家。

据邓广铭回忆说，胡适的藏书、信件等一直存放于后院五大间书库之内。1948年底，胡适南飞之后，北京大学派遣图书馆管理人员郭松年等到胡家，与胡思杜一起把胡适书库中所藏的一切手稿、文件、书籍全部装箱，共装了102箱（木箱乃抗战前运往天津时的旧箱），全部运往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存放。整个过程，邓广铭是亲眼目睹的，书库清理之干净，“连一张纸都没有留下”，甚至把邓广铭放在胡家的书也一并装箱运走了。后来，胡思杜写信向在美国的胡适说明了藏书与信件、档案等装箱和保存的情况，胡适才于1957年6月4日的遗嘱中，明确表示把这“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当然，这个时候胡适并不知道中国大陆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与他的藏书被分割的事实与内幕。

当1954年“批判胡适运动”展开时，为准备批胡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从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取走了大部分胡适的书信、文件和日记。很快，中宣部资料室以黎澍为代表的秀才们，根据这些“大内珍品”，编选了《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胡适日记选》《胡适书信选》等小册子，以“胡适思想讨论会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的名义编印出版，内部发行，供全国各地批判应用。这是当局射向胡适最早、最有力的集束炮弹。

当此之时，北大红楼已成为中宣部的办公处，中宣部图书馆就在松公府北大图书馆书库的楼上，搬运胡适书籍与书信等极其方便，而中宣部搬走后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字据。何以如此？据邓广铭猜测：“这很可能是因当时北大图书馆的负责人认为继续保存胡适的这些东西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必须甩掉而后快，所以当中宣部提取时，也不要求办任何手续。”（《往事堪回首》，马嘶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出版）

到了1958年，中宣部资料室撤销，负责人黎澍调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黎氏深知手中掌握的这批胡适书信资料的爆炸力和杀伤力的巨大，遂顺手牵羊，把这批珍贵的资料一同带往近代史研究所，成了近史所的镇库之宝。

眼看近史所弄走了一批胡适家藏的“宝贝”，其他的学术机构纷纷提出要分一杯羹。于是，1962年下半年，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召集会议，决定对胡适的藏书和书信、文件等进行切割分配。其中的105种善本古籍交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收藏；尚存的1924件胡适书信和文件等交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剩余的书籍继续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自此，胡适留在北大的图书就“身首三处”了。

胡适直到死，对大陆上发生的这一切都不知晓（当然不包括最后一次分割），而大陆民众同样不知胡适曾留下遗嘱并提到了他留在北平的藏书。直到1987年，北大图书馆的沈乃文偶然在台湾《传记文学》上看到有关胡适遗嘱的消息，才得知胡已把他的藏书、文件交付于北大之事。1993年，新上任的北大图书馆馆长林被甸，开始遵照胡适遗嘱向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索要被分割的图书、书信等。结果几年下来，直到1999年林氏离开北大图书馆，此事仍是梦中之影。其中，还生出另一个枝节，据社科院近史所对林被甸的答复，近史所馆藏的胡适个人资料，“并非来自北大，亦非由文化部分配”，而是当年该所奉上级命令进驻东厂胡同一号院，也就是胡适的居所时，在胡氏的办公室发现了他未及整理搬运的大批书信、文件，这些东西由近史所整理并保存，应算近史所固有。此外，近史所的收藏中，有一批文件来自王重民的捐赠和向历史博物馆征集得来，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北大图书馆。

针对胡适的遗嘱，社科院近史所认为：这一遗嘱的法律效力值得怀疑，遗嘱如何解释也需进一步商讨。总的来说，北大图书馆无真凭实据和理由索要这批东西。事情就此不了了之。

[30]胡明《晚年的胡适与台湾中研院》，载《胡适研究》，第二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31][32][35]台北《联合报》，1958年4月11日。

[33]李亦园《本院耆老话当年》，转引自《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34]《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36]吕实强《如歌的行板—回顾平生八十年》，转引自《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37]此文作于胡适自注“十九，十一，二十七晨二时，将离开江南的前一日”。初版收入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初版《胡适文选》。

[38][40][46]《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39]李敖《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引自《教育与脸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

[41]《胡适先生二三事》，载《梁实秋散文》，第三集，梁实秋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

[42]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2期，1961年12月。

[43]《胡适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44][45]徐复观《中国人的耻辱 东方人的耻辱》，载香港《民主评论》，第12卷第24期。196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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