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 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胡适、梅贻琦之死·注释）

◎胡适、梅贻琦之死

就在梅贻琦病情暂时稳定，生命回光返照的日子，最后一次住进台大医院特一号病房的胡适也在医务人员紧急施救中挣脱了死神的召唤，重新站立起来。在住院的后期，胡适经常来到对面的特二号病房探望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聊一些公私事宜。其间，一生爱好为文立据的胡适深知梅氏病况和医治情形，预感到老友将不久于人世，在交谈中委婉地劝梅贻琦写一个遗嘱，不论公事、私事，皆立一字据，给自己也给后人一个明晰的交代。梅听罢并不作答，且有不悦之色。胡不便继续言说，此事遂不了了之。后虽经韩咏华和梅贻琦之弟、专门从美国赶到台湾的梅贻宝劝说，仍未奏效。

1961年12月5日上午，负责料理胡适病情的胡颂平一到医院，胡适便笑着说：“今早七时，我写了一封情书，是给对面的老朋友的情书。”言毕拿给胡颂平观看，内容如下：

恭贺

月涵老兄做清华校长整三十年的纪念日，

并祝

您早日完全恢复健康！

小弟弟适之

五十年十二月五日早晨七点

—入医院后第一次写字，

敬告老兄，我觉得很好了！

据胡颂平当天记载：“今天是梅贻琦做清华校长30年的纪念日，清华校友会有一个庆祝纪念会，同时给他发起募捐医药费，不让梅贻琦本人知道。查良钊送来祝寿募捐办法，先生捐了美元五百元。”[47]此时胡适经济并不宽裕，一次捐助五百美元，可见其与梅的深厚情谊以及士林盟主的风范。

十天之后的12月16日上午，蒋经国代表蒋介石专程到医院探望梅贻琦与胡适。在特二号病房，蒋氏详细询问了梅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叮嘱医务人员不惜一切代价延续梅的生命。此时胡适病情已得到控制且大有好转，蒋经国进入病房后做了简单询问，代表蒋介石预祝胡适70岁生日，并商定等胡出院后再专门设宴为其祝寿。

第二天，胡适在台大医院病房内接待来访者并度过了一个热闹的生日。夫人江冬秀专门在台北福州路26号临时住宅举行庆祝寿宴会，毛子水、杨亮功等40余人前往参加庆祝。此时没有人想到这竟是胡适最后一场生日庆宴。

1962年1月10日，胡适病愈出院，回到台北福州路26号临时住宅疗养，行前专门到梅贻琦房中探望，做了推心置腹的长谈，随后举家迁到南港学人宿舍居住。2月20日，胡重返台大医院复查身体，血压、心脏均正常无恙，临走前，顺便探望老友梅贻琦。面对两位老友恋恋不舍的情景，在场者为之感动的同时，都认为躺在病床上靠输血维持生命的梅一定走在胡之前。想不到世事无常，生死自有定数，谈笑风生的胡适竟先梅贻琦而去。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在南港蔡元培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选举新一届院士。胡适几位在海外的学生，或隔代门生如吴健雄、袁家骝、吴大猷、刘大中等四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皆从美国赶来助势，其中吴健雄—这位胡适早年在中国公学的学生、二战期间美国“曼哈顿计划”（研制原子弹）的参与者、普林斯顿研究院200多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研究员兼教授、杨振宁与李政道“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实验证明者、“全世界最前列的女性实验物理学家”，于前一日在台湾大学化学馆做了“对等律”演讲。吴氏先从空间与时间讲起，再谈起左右观念在自然律中是不存在的。后来讲杨振宁、李政道两人当时推翻物理学上基本的对等定律的时候，好像在一座漆黑的大房子之中，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出去，但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出去，于是吴氏本人怎样把它用实验证明出来。在这个证明过程中，吴健雄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反复琢磨，终于用实验证明了出来。最后，吴氏总结道：“科学不是静的，是动的，而是永远不停的在动的；要有勇气去怀疑已成立的学说，进而去求证。就是胡院长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两句话。”[48]当专门前去听讲的胡颂平回来向胡适报告吴的演讲内容与最后的总结，胡氏异常高兴和激动，在与吴的丈夫、当年的袁世凯大总统之孙袁家骝电话通话中，特别提及：“我已知道健雄今天演讲的成功，我特别高兴，请你替我贺贺健雄。”[49]正是怀揣这样一份激动与亢奋心情，身体状况不佳的胡适出席了第二天召开的院士选举会议。

24日上午8点20分，胡适出现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18位出席会议的院士全部到齐。9时，胡适宣布开会，选举开始。经过三轮投票，选出新一届院士7人。分别为：

数理组：任之恭、梅贻琦、程毓淮、柏实义。

生物组：李景均。

人文组：陈槃、何廉。

下午5时，胡又出席“中央研究院”举办的酒会，入席者达100余众。胡适满面含笑地登台致辞：“今天是中央研究院迁台十二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令人高兴的是海外四位院士也回国参加这次会议。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是在大陆上选出的，当时被提名的一五〇人，选出了八十一位。现在一部分是过去了，有的沦陷在大陆，只有廿多位在自由地区。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复时，只有十九位活着在台湾。……现在得了政府的帮助，及海外团体学会的帮助，始有今日的规模。设了七个研究所，召开了四次院士会议，选了三届院士。今天上午第五次院士会议，经过了三次投票，结果选出七位院士。二位在台湾，五位在海外。在台湾的是梅贻琦、陈槃，在海外的是任之恭、柏实义、程毓淮、李景均、何廉。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孤岛上，可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的困难，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50]

胡适讲罢，由凌鸿勋与李济分别讲话。李济先说“中央研究院”的任务是拟订“国家”学术方针和研究政府交议事件。为“国家”拟订学术方针是件任重道远的事，我们如何交代？接着旧事重提，谈到1961年11月6日，胡适出席“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开幕式上所做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并受到围攻，同时提到胡适的观点在某些地方与自己的看法也不一致。认为“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50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向外国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中文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总觉得它是舶来品……”[51]

对于李济的说法，接着讲话的吴大猷不以为然，劝大家不必悲观，吴说：“我们有了留学制度40年，为什么科学不能在国内生根，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环境。留学得了博士的，只是找到研究学问的入门，并没有受完足够的训练，如果立刻回国，就很难自行继续研究下去。我们要把基础栽培起来，绝对没有捷径。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天才，尚需八九年的训练才能成熟。一个国家更得加倍努力的时候，要20年才能有个标准。我觉得李济先生不必太悲观……”[52]

吴大猷言毕，胡适接着说：“我讚成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济先生太悲观了。”[53]胡适说此话，是缘于李济旧事重提，勾起了他的不快。胡氏想到自己的观点遭到社会上无聊之徒的“围剿”，如今连自己人也不讚成，有些恼火。随后的发言，虽是承接吴大猷所讲“不知哪位先生首先提出‘迎头赶上’”这句颇有些不自量力和投机意味的说法而来，但心中仍是冲“围剿”的旧事而借题发挥。胡适说道：“我们中央研究院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太空、迎头赶上的话……我们现在不要谈太空理论，是达不到的，今天连一个完全的物理系都没有，还谈什么太空？清华大学花了200万美元，添购设备，可是依旧没法聘到中年的物理人才来领导……”胡适说到此处，似有些伤感和动情，继之说道：“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54]

胡适所说的“围剿”，自是指以徐复观为盟主的一批所谓的“新儒家”和异己分子，对自己的思想观念和人身进行的攻击。按当时的情景推断，面对海内外云集而来的学界名流、门生故旧，此时的胡适心头在掠过徐复观以“耻辱”“脸厚心黑”“最下贱的中国人”等谩骂词语的同时，也一定不会忘记徐氏攻击自己为维持现有的官场和学术地位而采取的三大战略：

第一大战略是：以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来掩饰他为什么不懂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以讚颂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掩饰他为什么不懂西方人文科学方面的文化，因为他是志在自然科学。以忏悔少年走错了路的方法，来掩饰他为什么又不懂自然科学。

第二大战略是：以“无稽之谈”，“见机而作”的方式来谈自由民主。

第三大战略是：以院士作送居留美国或已入美国国籍的学人的人情，因而运用通信投票的魔术，提拔门下士，使中央研究院变为胡氏宗祠。[55]

尽管胡适一再表白对于别人的骂，自己从来不生气，但要做到心如止水，又谈何容易。因而当胡适对去年“二十五分钟的话”旧事重提后，当时在酒会现场的胡颂平说看到“先生讲到这里，声调有点激动”。接着对台湾“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特别是“监察院”“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讨论批评”进行了嘲讽。就在胡氏“大声疾呼的时候，突然把话煞住，也许感到（身体）不适了。急忙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此时，立在不远处的胡颂平看了下表，正是6点半，客人开始陆续散去，胡适仍站在原处含着笑容和一些人握手告别。当他正要转身和一位客人说话时，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便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凌鸿勋、钱思亮等连忙伸手来扶，但为时已晚。一代鸿学硕儒、儒林宗师、新文化运动的老祖，因突发心脏病而溘然长逝。[56]

噩耗传出，有人谓胡是被李济气死，更多的人则认为李济只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点燃了一根错误的引线。胡适真正的死因应该归于徐复观等辈狂勃的谩骂与围剿，徐复观才是真正导致胡适砰然倒地的天暴星和丧门神。[57]

胡适所说的挨了40年的骂，当是自五四运动开始算起，40个春秋的旧创新伤在悲苦交集中一起发作，导致其命赴黄泉。胡氏的突然卒亡，不禁令他的门生故旧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忆起走在前边的傅斯年。半年前的一天，胡适曾一反常态地让秘书王志维到里屋打开一个保险箱看自己的遗嘱，然后说：“我在中年的时候所耗去的精力比一般人多，所以我的写作比一般人发表的多。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的精力都透支啦。人终归要死的，像傅孟真先生那样一倒下去就完了，最痛快。像梅先生住在台大医院那么久，实在太苦。我很羡慕傅孟真先生那样的死。如果我将来病到像梅先生那种情形就自杀，你们千万不要救我。”[58]想不到这个话竟一语成谶。

当年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大厅被“气死”，如今胡适又死于“中央研究院”大厅，两位亦师亦友的学术文化巨人，竟都以这样的方式猝然倒下，难道是一种心灵呼应，或是上帝有意安排？傅斯年活着的时候曾不止一次说过：“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才有资格骂。”[59]现在，时常微笑着的胡适之已去，于九泉之下寂寞日久的傅斯年总算又有“开骂”的对象了吧。

胡适带着“朋友”式的微笑匆忙走了。台岛震动，世人同悲。蒋介石闻讯，当晚以哀惋之情亲笔泼墨挥毫，写下了意味深长的挽联：

胡适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

这副挽联确乎较为真切地概括、体现了胡适一生的功德与风范，是所有挽联中最优秀的杰作，其他一切皆不足与其齐肩并论。这个评价，除了缘于该联词句组合之妙及含义深远广博，当然还与出自蒋介石之手密切相连。此联出于介公之手就变得大为不同，后世研究者认为其情甚幽，其意甚深焉。该联在表彰胡适功德的同时，亦隐含了蒋对胡的成见与芥蒂，同时亦暗示讥讽胡适的隐私，特别是与多名女性在醋海情波中纠葛不清、隐而未显的风尘旧事。—只是无论如何诠释解读，都无法否定这副挽联在章法上匠心独出的杰构，以及介公对死者的尊敬哀悼之情。

胡适去世的第二天，宋美龄专程赴胡宅看望悲恸中哭得泪人一样的胡适夫人江冬秀，劝其节哀，保重身体，要好好地活下去云云。2月27日，蒋介石派专人送来亲笔手书的挽额“智德兼隆”四个大字以示哀悼之忱。3月1日，胡适的遗容公开瞻仰，蒋介石亲自前往吊唁。6月27日，蒋公颁布褒扬令，有“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沈潜道义，浚瀹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教育，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次甚宏”等讚语。

除以蒋介石、陈诚等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与政客纷纷致送挽词与挽幛以示哀悼，与胡适生息相依的“中央研究院”同人联合撰著祭文，对故院长一生非凡的功业给予充分褒奖与称誉，文曰：

你在这几十年来的论战里，也只有一种不改不移的观念。你最敬爱中国古代的圣人，但你最不爱浮夸遥远的光荣。你也最看重中国近代的革命与进步，但你又最深知我们民族累积的弱点。你不断地用世界的水准衡量我们民族的内心和物理的生活，所以在你七十岁的病中，和在你的青年壮盛的时代一样，你都不怕逆着风向，挺身高呼，你要国人痛切觉悟我们东方老文明的衰朽，你要国人热诚赏识西方新文明的成就。

我们懂得你的用心：

你是要国人践孔子“知耻近乎勇”的格言，你是和手创民国的中山先生一样，要唤起这个知识、道德“都睡了觉”的民族。

我们懂得你的刺耳警心的言论，不是对国家尊严的伤害，而是一个再造文明、复兴民族的关键。

胡适的遗体入葬台北“中央研究院”在南港“学人山”专门为其兴建的墓园。出殡之日，台湾各界有30余万人为“我的朋友胡适之”自动执绋。国民党要人、学界名流、生前友好、同事前往送行者不计其数，整个送葬路上人山人海，车马难行，拥挤不堪，形成了无涯之海洋。其规模之大，盛况之隆，台岛前所未有，可谓备极哀荣。胡氏的小脚太太江冬秀抹着眼泪，从窗缝里看到如此壮观浩瀚、涌动不息的人潮，甚为感动，也颇觉荣幸，于悲恸中对她的长子胡祖望用原装的安徽腔说道：“祖望呵，做人做到你爸爸这分儿上，不容易哟！”[60]

胡适临死前的四个月，这位与胡氏同庚并于14岁订婚，以打麻将推牌九为一生之专业特长和奋斗目标的江冬秀，才携带一张笨重而有点破烂的旧床自美国赶到台湾陪伴病弱的丈夫生活。胡适临终前两天曾嘱咐秘书王志维替自己物色一所房子，并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61]王志维听罢，很是感动，第二天便开始想法联系。但房子没有找到，胡氏却驾鹤西去。王志维在帮助其家人清点遗物时，发现除了书籍、文稿、信件等，胡适生前留下的钱财只有135美元。

胡适的学生、原北大图书馆馆长、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子水代表治丧委员会为其撰写了墓志铭。金石名家王壮书丹。墓志文字平易又含义深长，朴素而又庄严，文情并茂，堪称逝者生前倡导的白话文的至高境界，铭曰：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

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立石

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胡适突然撒手归天，消息传到台大医院，梅贻琦深为悲痛。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经此刺激，梅贻琦病情加重，几度昏迷不醒。当月，其“教育部长”职务获准辞去。4月29日，梅氏在病榻上发表了最后一次对清华校友的讲话，诚朴谦逊一如往常，只是言语稍有错乱。5月4日，由微热到高烧不退，咳嗽转剧，任何抗生素都不能控制。19日，梅贻琦陷入昏迷状态，体温升至41℃。如此病况，国民党高层为之震动，蒋介石闻讯，指示陈诚、蒋经国等组织台大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延至上午10时50分，终告不治。梅贻琦溘然长逝，享年73岁。

是日中午，台北各电台首传噩耗，清华同学数百人闻讯，于惊骇、悲痛中急趋台大医院奔丧。特二号病房中阴沉暗淡，韩咏华方举哀室隅，梅的好友、台大教授查良钊则忙于奔走料理，力竭声嘶。清华校友环列榻前，默对遗体，缅想往日耳提面命之恩，益感此时人天遥隔之痛，无不掩面悲泣。

梅贻琦生前有一个随身携带的手提皮包，入住台大医院时放在床下一个较隐秘的地方，包里装的是什么珍贵东西没有人知道。梅去世后，秘书在料理后事的同时迅速将手提包封存，后来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当包打开，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里边装的全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睹物思人，在场者无不为之感动，有热泪盈眶者。此时韩咏华才顿悟，梅贻琦没有任何财产，所有的话都在病床上讲完了，所以也就无须写什么遗嘱了。

5月23日上午举行公祭，宋美龄亲到梅夫人寓所慰问，蒋介石特颁“勋昭作育”挽额，以旌逝者高风亮节之风范，同时遣当局秘书长张群代表致祭。一时间，陈诚、五院院长、各部部长、大学校长，以及各界首长、中外学者亲临致祭者达千余人。新竹清华大学师生则于正午12时恭祭。按照计划，逝者遗体将移入新竹清华校园专设的灵堂供师生、好友与各界人士凭吊。当安葬灵车由台大医院驶入新竹县时，数万民众与身穿制服的各校学生，配以自己组织的乐队肃列道路两旁，向缓缓驶来的一生献身教育的伟大学人遗体默致哀悼。

梅贻琦遗体下葬地选在新竹清华校园西南区十八尖山之麓，此地倚山面水，居高临下，俯视全校，远眺大陆。为纪念梅氏对中国教育事业特别是清华创业的贡献，台湾当局于这年夏季在新竹清华研究所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清华大学并招收本科生。同时在校园内为梅贻琦修建了墓园，取名“梅园”。园内建有墓碑两座，一座正面镌刻蒋介石题赠的挽额“勋昭作育”四字，背面是“褒扬令”。另一座正面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背面是蒋梦麟题撰的碑文。墓的左侧建有“梅亭”，园内植有各种名贵花木，其中有杏梅287株，梅花241株，名花草木构成了壮美秀丽的“梅林”，以志世人缅怀纪念。

注释

[1]袁随善《怀念梅贻琦老校长》，载《清华校友通讯》，（复）20期，1989年10月。

[2]《北总布胡同三号—童年琐忆》，载《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另，据悉梁从诫先生于2010年10月28日，因病于北京世纪坛医院逝世。特此悼念—作者附记。

[3]《回忆梅贻琦座谈会》，吴泽霖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李书华《悼梅月涵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5][38]韩咏华《我与梅贻琦》，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6]《回忆梅贻琦座谈会》，韩咏华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7][18]《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8]沈刚如《献身大学教育的梅贻琦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9]叶企孙第三次审讯材料（1968年9月4日），载《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10]《回忆梅贻琦座谈会》，陈岱孙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1][22][24]《梅贻琦传稿》，赵赓飏著，台北：邦信文化公司1989年出版。

[12]蔡麟笔《为百世师为天下法》，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14]《回忆梅贻琦座谈会》，何介人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5][31]张起钧《临难不苟的梅贻琦先生》，载《梅校长月涵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刊》，台湾清华大学1965年5月印行。

[16]叶公超《梅贻琦：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载台北《传记文学》，第6卷第5期，1965年5月。

[17]《冯友兰自述》，第104页，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9]黄延复《梅贻琦、陈寅恪“解放”前夕为何要“出走”？》，载“新浪网”黄延复博客，2009年5月12日。

[20]北京大学档案馆档案。全宗号（七），目录号第一号，案卷号1231。

[21]《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一—一九四六），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23]林从敏《追忆校长梅贻琦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25]《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1931年12月4日。

[26]《陈寅恪之史学》，第82页注，李玉梅著，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

[27]严信民《听听章伯钧的狂言：“我说就是要和共产党争天下”！》，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3日。

[28]《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梁怡、李向前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

[29]《我的父亲陈序经》，陈其津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3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32][33][41]黄延复《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4][35][40]赵赓飏《协助清华在台复校琐忆—为纪念梅校长逝世二十周年作》，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6]叶公超《忆梅校长》，载《梅校长月涵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刊》，台湾清华大学1965年印行。

[37]吴泽霖《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载《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八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

[38]方钜成、姜桂侬《忆梅校长在伦敦二三事》，载《清华校友通讯》，（复）13期，1986年4月。

[42]浦薛凤《梅故校长精神永在》，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3]梅祖彦《天南地北坐春风—怀念先父梅贻琦校长》，载《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宗璞、熊秉明主编，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44]李鹤龄《关于前校长梅贻琦的几件事》，载《清华校友通讯》，（复）6期，1982年10月。

[45]据梅祖彦说：“我在军队服务时间较久，学业因而耽误了三年。不过在服务的后期，被派调到美国的军事基地工作，服务结束后得到机会在美国继续学业。1949年我在父亲的母校吴斯特理工学院（即伍斯特理工学院）本院毕业，这件事父亲后来还算满意。”又说：“我回到北京后不久父亲即长住台湾，从那以后没有再给我写过信，但从母亲由美国来信中知道父亲得悉我回到清华母校任教后感到欣慰，以我的新环境中的适应情况很为关心。”梅祖彦由美国回到大陆后，一直在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任教授，为中国著名水力机械专家。先后担任过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流体工程分会副理事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第三届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西南联大校友会会长、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于2003年5月27日，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46]赵赓飏《琐事忆梅师》，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7][48][50][51][52][53][54][61]《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49]《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胡适对吴健雄这位女弟子的成就极为推崇并感到自豪，在吴健雄即将偕夫赴台的2月19日，胡适曾对媒体记者专门谈起吴的经历与成就。胡说：“吴健雄是我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她的成绩特别好，在我班上得了一百分。我离开中国公学后不久，她再进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之后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再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所完成博士学位。指导她研究工作的教授是诺贝尔奖金的物理学权威恩尼斯·劳伦斯博士。”又说：“记得在1958年，李政道、杨振宁两位青年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金时，国内许多人，为了吴健雄博士在这份最高荣誉中没有份，而感觉十分不公平。这种感觉，在美国科学界人士中，也是一样的。因为李杨两人都是研究理论物理的，他们以一支粉笔，一块黑板，构想、推理出了震惊世界的学说，推翻了物理学上基本的对等定律。但是如果没有吴健雄博士利用美国国家标准局的设备，埋头进行试验，终获证明的话，对今后科学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李杨定律，将仍旧只是一个推理。”（原载台湾《中央日报》《新生报》，转引自《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胡适不懂物理学，但这个话大体不差。为了弥补诺奖委员会对吴氏学术成果的不公，1958年吴健雄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75年又出任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女性会长，同年获得美国总统福特在白宫授予的国家科学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科学荣誉……胡适所言与吴健雄的师生关系，确实也不同寻常。1936年10月30日，时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给原中国公学的学生、时刚到美国进修的吴健雄写了一封信，授以治学的秘籍：“凡治学问，功力之外，还需要天才。龟兔之喻，是勉励中人以下之语，也是警惕天才之语。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定可无敌于一世。仅有功力，可无大过，而未必有大成功。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做一个博学的人。”又说：“凡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极渊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约，故能有大成功。”年轻的才女吴健雄正是遵照胡适当年的要求与期望去做了，故后来有成为一个伟大学人的成功。1959年5月1日，吴健雄写信给胡适，说她一生中受她的父亲和胡适两人的影响最大，并把1936年胡适给自己的信翻印后寄赠胡适作为纪念，感谢胡对自己的“诱导奖掖，竭尽鼓励”。胡适去世后，此信专门陈列于台北南港胡适纪念馆供后人瞻仰参观。（胡明《晚年的胡适与台湾中研院》，载《胡适研究》，第二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另据《日记的胡适》一书说，胡适的“龟兔赛跑与人的聪明”的想法，源于1958年前后，理由是胡适日记有载：1958年12月24日，胡适在一个会议的午餐上，当着陈诚等人的面发表过一个演讲，说：“凡是历史上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夫的。能够如此，无论是做什么学问，做什么事情，就都可以无敌于天下。我曾告诉我的学生们，如果没有兔子的天才，就应该学习乌龟的功夫。万不得已学乌龟的功夫，总比学睡觉的兔子好得多。绝顶聪明的人，多数都是走乌龟的路。”据这本书的作者说：“那年他（胡适）第一次谈及此，却是因为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对胡适大夸爱子，胡适听了不以为然。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1958年1月16日。潜山余协中来访。他是用Refugee Act [难民法案]来美国居留的，现住Cambridge [剑桥]。他说起他的儿子余英时，说Harvard[哈佛]的朋友都说他了不得的聪明，说他的前途未可限量。我对协中说：我常常为我的青年朋友讲那个乌龟和兔子赛跑的寓言，我常说：凡在历史上有学术上大贡献的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如朱子，如顾亭林，如戴东原，如钱大昕，皆是这样的，单靠天才，是不够的。’”（《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他们》，李伶伶、王一心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从李王二人著述看，所云胡适至迟在1958年才萌生“龟兔赛跑与人的聪明”的想法是不对的，从胡给吴健雄的信中的时间即可见出。另，从胡适日记推理当时的现场，余英时那个浅薄的父亲足以代表多数中国人的思维：投机钻营，得过且过，小富即安，有一小成就即沾沾自喜，自吹自擂，目空一切，等等……而这一切恰是胡适所鄙视和深恶痛绝的。胡在日记中把余的来路用Refugee Act [难民法案]特别标出，可见此用意和对余氏的总体评价。事实上，余英时走出哈佛，除了勉强做了一个人民教师，在胡适研究领域敲敲打打搞了一辈子，并没有过人的成就可言。至于在大陆出版的《重寻胡适历程》等图书使用煽情的“在没有胡适之的日子，我们读余英时”等广告语，更是荒唐可笑。余氏之著述，只不过是一包资料的堆砌罢了，并无什么新意和成就可言——这就让后人不得不反思胡适当年所言和对吴健雄所说的那些话的启迪作用。如果没有阔大的胸襟、渊博的学识、高明的眼光，仅仅为了取得个难民身份加入个美国籍，或在学校考试中得了个前几名就沾沾自喜，不知自己姓余，姓吴，还是姓胡，哪里会产生什么“前途不可限量”的人物？类似的事不只是余协中及其儿子身上见得，即在胡适的家乡，也同样地验证着这个道理。

在胡适死去几十年后的今天，前往安徽绩溪上庄村访问的胡适研究者往往会从当地老少爷们儿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宁要一个胡卓林，不要十个胡适之。”胡卓林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经商致富，每年都要带几个乡人出外就业，且乡人到上海谋事，在他那里一宿两餐受到招待，有困难亦可得到帮助。胡适声名虽大，直接资助和提携的乡人是没有的。

据胡适侄女婿程治平的儿子程法德查考，现在胡适的近族、亲戚和姻亲，除了他夫人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是一位有成就的数学家外，其他无一特殊人物。胡的一个表弟冯致远（舅父之子）一生从事教学，已作古。胡适同父异母兄弟的三个侄孙，一个是中学教师，两个农民。与胡家亲近的侄女婿程治平，则是一个小生意人，已作古。今有一胡明编了几本胡适的集子，勉强算是胡家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化人。

由上述事例联想到1943年5月10日胡适在日记中所载的一段：“二月吴健雄女士信上说：……你的讲演最动人，最有力量。……譬如说，我听到了你那次在苏州女中的演讲，受到的影响很深。后来的升学和出洋，都是从那一点出发的。虽然我是一个毫无成就的人，至少你给我的鼓励，使我满足我自己的求知欲，得到人生的真正快乐。……”胡适又记：今天我写信给她说：“……我曾说，‘无心插柳，尚可成阴；有意栽花，当然要发。’我一生到处撒花种子，即使绝大多数都撒在石头上了，其中有一粒撒在膏腴的土地里，长出了一个吴健雄，我也可以百分快慰了。”（《胡适日记全编》（七），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这个话，透露出胡适从心坎里感到自豪的同时，是否也暗含着对自己故乡、家庭中的子女和后辈培养方面不能如意的无奈？

[55]徐复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载香港《民主评论》，第12卷第24期，1961年12月。

[56]台大医院魏火曜医师对胡适死因的诊断是：“先生久患心肌阻塞症，因兴奋过度，心肌阻塞导致心室震颤。心脏失去了输送血液的功能，心跳越来越快弱，终告不治。”（《香港时报》，2月26日）

[57]胡适去世后，徐复观也写了一篇《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的悼文，其中写道：“我深切了解在真正的自由民主未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除非一个人的良心丧尽，把悲剧当喜剧来演奏。……正因为他是悲剧性的书生，所以也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58]王志维《记胡适先生去世前的谈话片断》，载《百年国士》，王大鹏编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

[59]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60]《胡适杂忆》，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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